特工秘闻-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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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
　　　　倭寇对我民族的凌侵，侮蔑备至；赤匪蔓延数省，民不聊生。攘外安内，实为
目前国家至迫切之要求。……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复兴中国革命的因素，是集中革命分子，凝成革命力量，
巩固革命政权；从现在的生存上的需要，是发展国家资本，充实民生，建设国防，
收回失地，报复国仇；从将来的国际形势的演变，是积极备战，准备应战，适应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力求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自由。
　　　　但是，在过去、现在、将来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之复兴中国革命的要求，只是意
识着还不够，必须有行动，而行动的精神，又必然是铁与血。……
　　　　这个刊物所有各期的内容，也就不外是这个范围以内的东西，撰稿人也大多是
复兴社的上层骨干分子。但是它一直并不公开标榜实行法西斯主义，而只是愈来愈
多地介绍法西斯的理论和德意法西斯统治的各种情况。直到1934年7　月在我主编的
时候，我还在答读者问的通讯中说：“我们还不能肯定法西斯制度之是否适宜于中
国，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是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但是我们应该研
究法西斯主义，可以作为借镜。”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毕竟还不敢公然承认我们主张
实行法西斯主义，还是觉得抱着三民主义这块招牌较能迷惑视听；同时我们也实在
对于法西斯主义还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说也说不出个名堂来。并且蒋介石
虽然在实际上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三民主义来实行，但是他在口头上自始至终都不谈
法西斯这个名词，开口闭口也还是三民主义，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这个名
词了。
　　　　在《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衷寒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出资，
在上海创办了《前途》月刊。这是一个“理论性”的大型刊物，与《中国革命》周
刊相呼应，同为复兴社的主要喉舌，由复兴社骨干分子大学教授刘炳黎主编，复兴
社分子大学教授孙伯赛、茹春浦、倪文亚、张云伏等共襄其事。最初面目尚不鲜明，
在其发刊词中所表示的态度，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将传统的个人本位的残骸，
迅速地葬送了去；将集团主义的新兴势力，严肃地建立起来；为民族的存亡而斗争，
为正义的存亡而斗争。”因此徐懋庸及其他一些较进步的教授，也在最初几期中发
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撰稿人多数是复兴社分子，他们对世界和中国前途的观察，显
然都是有着一致的看法和倾向的，但都有意识地说得不太露骨，只是从资产阶级的
一般观点出发，还没有明显地摆出封建法西斯的面目来。这是因为上海当时是全国
文化的中心，为上层知识分子汇集之地，他们不能不首先采取试探的态度和渐进的
方针。直到该刊第六期，贺衷寒才露面，开始刊载了他的文章，接着，蒋介石的训
话也就老是在该刊占着第一篇的地位了；同时关于法西斯的译述，也逐期增多。其
他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论著，也逐渐更多地表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显著倾
向。其撰稿人除蒋介石、贺衷寒、邓文仪、萧作霖等人外绝大多数都是大学教授和
作家，其中还有少数是名教授、名作家、名艺术家，并且将近半数是复兴社分子。
　　　　因此，这个刊物在当时的上海文化界也颇有一定地位。
　　　　此外，大型日报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有由贺衷寒主
办、初在南昌发行、后迁汉口的《扫荡报）。期刊有由刘健群主办、张佛千主编、
于1933年8　月在北平创刊的《老实话》。这是一个小报型的周刊，没有什么理论性
的论著文章，专门刊登对共产党与其他较进步的党派和人物造谣诽谤。耸人听闻的
报道以及一些内幕秘闻之类的社会新闻，借以迎合一般有闲阶级和中下层知识分子
的趣味，发行量颇大。此外，还有由蒋坚忍主办、在杭州发行的《人民周报》和由
我主办、在南昌发行的《青年与战争》周刊，都是先后创刊的复兴社重要刊物。《
青年与战争》周刊最初每期只刊载一些关于“剿共”的宣传鼓动性的短文，其后改
为大型的理论指导性刊物，内容与《中国革命》周刊差不多，到1934年7　月合并于
《中国革命》周刊。
　　　　其他先先后后、直接间接与复兴社有关系的各地报刊，也很不少。有由复兴社
分子主办的，如黄雍在福州主办的《南方日报》和开封的《河南晚报》；有由复兴
社分子参加合办的，有由复兴社分子担任编辑的，有为复兴社地方组织所运用的，
计有杭州的《国民新闻报），青岛的《新青岛报》，汉口的《新中华日报》，南京
的《中华周报》、《国际译报》、《中国与苏俄》月刊、《际周报》，上海的《新
社会》半月刊、《思想》月刊、《民族文艺》月刊，天津的《现代社会》周刊，西
安的（西北评论》半月刊，长沙的《乐群》周刊，还有其后我在南京主办的《内外
杂志》，等等。各地组织和会社员个人还办了许多小型报刊。各军校政训处和各级
部队政训处也办有不少大小型报刊，如中央军校政训处发行的《黄埔月刊》，连同
各级军队特别党部和各省市国民军训委员会及其他有关机关团体所办的各种定期刊
物在内，估计至少在100　种以上。
　　　　图书出版机构，有最早由邓文仪主办的拔提书店。这个书店总店在南京，并在
汉口、南昌、长沙、贵阳等地设有分店。1932年它发行过由汪漫挥主编的一种文艺
月刊和由程拂浪主编的一种关于国际问题译述的月刊。它所出版的书籍约有二三十
种。它的主要业务，是大量出版蒋介石言论集、蒋介石传记及其他为蒋介石个人作
宣传的小册子。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于上海环龙路50号设立了一个中国文化书局，出版了一
部国联秘书厅编辑、内外通讯社翻译的《国际联盟军备年鉴》（1933年的）及《青
年丛书》、《军事丛书》、《名著丛书》等共约20种，此外还出版了内外通讯社编
译的《内外类编》小册子共40余种。“内外通讯社”是南昌中国文化学会总会所设
立、由吴寿彭主持的一个编译机构，主要是编译有关国内外大事和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动态的专文专论。这个书局设立仅半年之久，即随着中国文化学会的被取
消而停闭了。此外还有刘炳黎在上海筹办的前途书店，也出版了《民族革命文选》
及其他几部书，但终于没有正式办起来。复兴社在出版事业方面，较之CC团是远远
不及的。
　　　　复兴社的各种报刊，遍布全国各地，对于散布法西斯毒素确实起了一些作用。
　　　　但是复兴社本来就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可为依据，总社又没有一套全面的计划和
集中领导，而只任凭各个报刊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而许多报刊又都是任由主编人
胡乱发表言论，而且翻来覆去，总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内”和“绝对拥护一个党、
一个领袖”这一套滥调。因此，这些报刊的宣传效果越来越小，连那些编辑者和撰
稿人也都不免有点不大起劲了。到了前面所提到的1933年12月25日在南昌成立中国
文化学会以后，复兴社的法西斯宣传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的经过是这样的：最初是我认为有必要开展一个全面的新的
文化运动，以转移风气，振作人心，而首先应从革新生活作起，并先由复兴社组织
的会社员带头作榜样。因此，我写了十几条意见和邓文仪商量，经邓拿去给蒋介石
看了，蒋大以为然，说这不仅可行之于复兴社的会社员，并应推行于全国。于是他
就拿去搞起所谓“新生活运动”来了。但是我们仍然决定成立一个中国文化学会来
搞我们自己的一套。经邓文仪、贺衷寒、吴寿彭和我及其他几个在南昌的复兴社高
级骨干商讨决定，并征得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那些号称“专家学者”的人同意参加
发起，便起草通过了缘起，筹备成立。虽然列名发起的几十人中知名之士很少，号
召力太弱，但是我们决定先成立起来再说。成立会奉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
任理事长，我任书记长，并在南昌戴家巷14号把牌子挂了起来。首先第一件事，就
是提出和宣传“我们的主张”。这个“主张”除了标榜“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
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之外，
还列举了十几条细目，但是它的中心内容在于“引起全国人民对于革命领袖及革命
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根据三民主义指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谬误，辟除
阶级斗争与自由竞争之主张”。为了推动各省市成立二十会，大家认为上海最重要，
如不能在上海打开一个局面，造成声势，将很难在全国各地吸弓！文化界人士参加，
普遍展开运动，因此决定由我去上海会同刘炳黎等筹备成立上海分会。
　　　　我于1934年2　月到上海，即与刘炳黎、孙伯赛、倪文亚等及复兴社上海市组织
的负责人共同商讨进行，首先征得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和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
大学校长黎照寰、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等参加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设于环龙
路76号），并通过全体筹备委员及文化教育界中原有复兴社分子，广泛展开征求会
员的活动。不及一月，即征得约七八百人人会，其中半数以上为各大专学校学生，
大学教授也约有百余人，余为中小学校长、教员、机关职员及少数作家和报刊编辑、
记者，随即举行了成立大会，选出吴铁城等20余人为理事，组织理事会，并推吴铁
城、刘炳黎、萧作霖为常务理事。这样，在上海的局面算是初步打开了。同时我即
将《青年与战争》周刊移沪发行，《中国革命》周刊也迁沪由我负责主办；又将我
与左曙萍合办、在南京出版的（流露》文艺月刊改为《中国文学》月刊移沪发行，
撰稿人有赵景深、宗白华、段可情、高植、张天翼、徐仲年、陈梦家、庄心在、汪
漫锋、王一心、陆印泉等，此外，还办了一个《文化情报》周刊。加上原在上海发
行的《前途》月刊，我们共有五个刊物集中于上海。我们在上海展开了这样一个局
面，对各地文化学会分会的筹备，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杭州就紧接着成立
了文化学会浙江分会。
　　　　文化学会浙江分会成立后，组织了一个“文化前卫队”，这个组织还举行过宣
誓典礼，请文化学会总会和上海分会分别派员去监誓和观礼。当即由我一人同时代
表总会和上海分会前往参加。我买了一把剑、一把大刀带去，剑作为总会授予，刀
则作为上海分会的赠礼，用意是以刀和剑象征铁和血和“文化前卫”的精神。宣誓
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会场布置得很庄严。所谓“文化前卫队”的队员约有三四百
人，都是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国立艺专学校的学生，还有部分中央航空学校与浙
江警官学校的学生，以及少数高中学生。他们都穿着整齐的学生制服，排成一个营
横队站着，他们的队长赵龙文（浙江警官学校校长）站在营横队前方正中的营长位
置。参加观礼的人大多是大中学生，约共有千余人，围拥在这个营横队的队后和左
右两边。典礼开始，首先是举行宣誓，全队肃立，赵龙文领头举着右手宣读誓词，
他念一句，全队跟着念一句，我被请站在主席台正前监誓。然后由浙江分会常务理
事蒋坚忍（中央航空学校政训处长）代表分会授旗，队长赵龙文按照军队仪节正步
走到主席台前受旗，两手向右前伸举旗正步走回原位置，将旗转给跑步到前面来的
护旗兵接着，照样正步走回营横队的排头举旗肃立。接着举行阅兵式，蒋坚忍等在
主席台上的10余人，陪同我下台从营横队的排头走到排尾进行了检阅。接着由我代
表总会授剑和代表上海分会赠刀，我和蒋坚忍等讲话，最后由赵龙文答词，于是奏
乐礼成。当时在主席台上的还有浙江省的一些重要人物。这个由警官学校校长任队
长的所谓“文化前卫队”，这个完全按照陆军仪式进行的所谓宣誓典礼，又加上授
剑赠刀这一个突出的节目，总合起来，便明明白白是“警察前卫的刀剑文化”，实
在是表征法西斯文化运动精神实质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特写镜头。当时中国文化学会
和复兴社把这个活剧认为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创举和大事，一时传为“美谈”。
　　　　上海分会于成立后，除了继续征求会员和有时开开座谈会，并曾举行过几次讲
演会外，因为要集中力量对CC团的文化建设协会进行某些争夺的活动，还没有计划
到怎样来具体实行“我们的主张”。我和刘炳黎认为首先还得有一个文化统制的思
想运动，才能顺利展开我们的文化运动。因此，经过分会理事并在会员中进行了一
些讨论以后，组织了一套专论，于《前途》月刊二卷八期出了一个文化统制专号，
有吴铁城等所写的文章。这些文章的题目有《统制真诠》、《人类统治思想的演进
与三民主义的使命》、《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统制》、《我国文化统制的历史观》、
《三民主义的统制阶段》、《文化统制的根本意义与民族前途》、《统制文化以救
亡图存》、《统制文化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统制的目标及方法》、《文化统
制与文艺自由》、《中国新文艺运动及其统制政策》、《教育统制的性质和条件》、
《文化统制宜先于经济统制》等等。所有这些文章的“微言大义”，总不出我和刘
炳黎这两个主要发起人所举的要旨。我在文中说：“我们要将文化限制于人类共同
生活和社会演进的范围之内，就是文化统制。文化统制不在成立一个统制机关，要
在于建立一个共同的信念。以复兴民族、夺回民族生存权的抗争精神，为今日中国
文化的基本精神。”刘炳黎在他的文章中说：“惟有把自然统制于人力之下，惟有
把由人力向自然开辟所得来的文化控制于民族精神之下，以民族精神为最高指挥，
民族政治组织及其领袖为最高指挥之执行者或代表，文化为手段或工具，前者统制
后者，把人力即民族精神力或精神作用加于自然开辟的过程之上，即自然被统制于
文化，文化被统制于民族精神，则国家的一切，无论政治、伦理、道德、学术思想，
可上轨道，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文化统制。”这个专号，虽遭到一些进步报刊的抨
击，但也是中国文化学会活动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各地分会及与复兴社有关的各地
报刊，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专号出版以后，我们曾陆续收到数以百计的来函来
稿，即我个人也接到好几十封这种来信，以致不暇作答。当时我和刘炳黎都认为这
个文化统制的思想运动，是会开展得下去而将收到极大效果的。可是这时中国文化
学会却因受到CC团的借故进攻而奉令取消了，从而我们的所谓“中国文化运动”也
整个都顿成泡影了。
　　　　在中国文化学会存在的短短八九个月期间，是复兴社法西斯宣传活动的高潮时
期，各地组织的宣传活动都活跃起来，使会社员大大增长了一些“精神作用”，对
社会也起了一些较深的影响。
　　　　复兴社特务体系的活动的几个方面复兴社组织也有一个“政治纲领”，只记得
大意是：绝对拥护蒋介石为全国唯一领袖，实行中央集权制；收复失地，保持领土
主权之绝对完整；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平均地权，促进农业发展；实行统制
经济，发展国家资本；整顿国防，实行征兵制，厉行国民军事训练；彻底澄清吏治
；普及平民教育；彻底消灭共产党，安定社会，等等。其实只有“绝对拥护蒋介石”
　　　　和“彻底消灭共产党”这两条是其真正的根本所在，复兴社的一切活动，都本
乎此。
　　　　法西斯是对内统制和对外扩张一个总体性的特务行动体系，蒋介石既不可能有
对外扩张的条件，而只有对内统制的野心，因此他的法西斯特务活动的矛头也只是
对内的，但也是总体性的，不论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经济机构
和文化教育机关、一切社会团体和社会事业机关以及陆海空军部队中，都有着它的
各种不同方式的特务活动。以复兴社组织为核心的这个特务体系，还只是其总体的
重要部分之一，而主要范围是被划定于军事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
　　　　关于军事方面，其活动对象首先就是陆海空军部队。以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为总
机关，于各级部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都设有政训处，派驻政工人员，中级
以上的政工人员多数都是复兴社分子。其主要活动除进行反共的宣传鼓动外，便是
侦察、监视各部队长、各级军官和学生的思想行动，不仅对于非嫡系部队和杂牌队
伍如此，即对嫡系部队的部队长也不例外。蒋介石不许复兴社吸收带兵官参加组织，
黄埔学生出身的带兵官，尤其是师长以上的非经特许也不能参加，只有少数如胡宗
南、黄杰和桂永清等是例外。其他也还有极少数的团旅长参加了组织，则或者是没
有被他知道或者是派在非嫡系部队负有特殊使命的。他不许拿握实力的部队长参与
政治特务，而使政治特务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起监视作用，以为牵制，可是事实上
却正相反：黄埔学生中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并不愿参加复兴社组织，对政训工作及其
人员都很轻视；而政训人员绝大多数也都不愿干这一行，把政训工作叫作“卖膏药”，
认为没有出息，尤其是其中的黄埔学生，更认为是倒了霉。他们只是把政训工作当
作桥梁，希图借此同各部队长拉上关系，能转人带兵。因此，他们在所派驻的各嫡
系部队中，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非但不去监视，反而趋附逢迎，尽力献殷勤讨欢喜，
希望能博取部队长的信任，转人带兵。被派到非嫡系部队的政工人员也一样，他们
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势，作为依附投靠或要挟敲诈的本钱。非嫡系的部队长对他们不
能不有所顾忌，有些也就乐得满足他们的欲望，给予军职，以拉拢他们；大多数则
是采取送钱收买的办法。一般政工人员都乐意被派到非嫡系部队去，因为既可得到
上级的特别重视，又可有机会捞官捞钱，比派到嫡系部队去要好得多。1936年我在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任设计委员，经常同他们许多人接触。凡是被派在嫡系部队的政
训处长，一般都是愁眉苦脸或大发牢骚；而被派在非嫡系部队的政训处长，却大都
笑逐颜开，非常活跃，请客送礼，大肆活动，甚至狂嫖滥赌，挥霍无度。他们不仅
和部队长的关系拉得很好，甚至有已被完全收买过去而跑到南京来为他们的新主子
进行活动的。当时派在梁冠英部队的政训处长王汝伴（其后曾任三青团河南支团干
事长）就是这样的，他还拉我和梁冠英认识，并且到处为梁冠英活动。事实上政训
人员对所有各级部队所起的统制作用都非常微弱，甚至还相反地起了一些离间作用。
　　　　这一点，政训机构的总头子贺衷寒自己也很清楚。他曾对我说：“部队政治工
作要就只有实行党代表制，像现在这个样子就还不如不要，这样干下去没有什么好
处。”
　　　　因此，后来到了抗战时期，曾将师政治部主任一律兼任副师长，但是仍然没有
什么效果。但在宣传反共和领袖独裁，以及进行对共产党的间谍活动方面，政训人
员的罪恶活动所起的破坏作用则是很大的。
　　　　各级部队中的政训处不仅在各部队内部厉行防制共产党的活动和影响，而且在
驻防所在地，更是假借部队的威力，对当地社会实行军事管制，首先就是清查共产
党。他们可以自行制订各种法令条例付诸实施，而且一律以“军法从事”。他们的
所作所为，往往连他们的部队长也不知道。至于当地政府及警察司法机关，则更不
能不听从他们的命令；只要说是对付共产党，他们就有着无上的威权。各军事学校
政训处的主要对象是学生，以侦察和监视学生的思想行动为其中心工作，专司其事
的就是派在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凡是被他们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思想不稳的学生，
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闭、开除处分，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当时部队和
各军事机关、各军事学校的各级军官和学生，对政训人员别的一切都不怕，就只怕
他们给戴“红帽子”，而他们却有的就是“红帽子”，可以随便加到任何一个人头
上去的。因此，一般军官和学生虽都瞧不起他们，却也不敢得罪他们，因为“红帽
子”是谁也顶当不起的。
　　　　政训系统的首要头子们——贺衷寒居首位，还有曾扩情、刘咏尧、袁守谦、邓
文仪、蒋坚忍等，都是复兴社的高级骨干，复兴社组织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