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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尤侵华将军的自白 作者:尼兰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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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但是，出于比吉·考尔的典型作风，他的电报不是以告诫的语调结尾，而是要求为了作战提供进攻性的空中文援。这样一来，整个电报给人留下酌印象是，仍然考虑进行作战。我觉得我势必要向比吉·考尔作更多的工作，劝阻他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戏剧性的态度。
考尔已经决定，就在当天去视察克节朗河，以便亲自估计形势。我们能动用的全部运输工具，就是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它是一架双座（包括驾驶员）的飞机。然而，印度空军的年轻人，颇愿在每次航程中，载两个乘客；所以，我们决定运送随行人员到色基姆，每次运两人。比吉和我第一批飞行，其他随后，在一个上午全部到了哈东山口，然后各自随时下山走到克节朗河上第九旁遮普联队的驻地。
当考尔和我在吉米塘商谈的时候，把第七旅调到克节朗河的行动，正以尽可能办到的最高效率进行着。第九旁遮普联队，排列着队形，面对着中国人，沿着扯冬和第一号桥与第二号桥之间的河流前进；在河的北岸，每个地方都驻有中国人。如前所述，武器和迫击炮的交火已经发生，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可怕的大规模的对抗。同时，达尔维旅长已于10月4日率领侦察组从伦坡出发，该组包括两个营长——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马·斯·李克中校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的布·斯·阿鲁瓦里阿中校——以及大约30位军官和士兵。为了隐蔽行军，避免被克节朗河北岸的中国军队所发觉，他们走西南路去扯冬。这意味着，要越过困难的高达15000英尺的嘎坡山口到章多，然后沿着山脊下到扯冬地区的河岸线。
为使读者头脑中能够形成一个清楚的画面，现在我必须谈谈一般的地形。娘江河西岸地区，一直到不丹边境和边境那边，是一片崎岖的山脉和山谷的复杂地形。较低的山坡直下到河岸边，覆盖着大面积的杜鹃花属的灌木丛，有的地方像森林一样的稠密和广阔。在高坡上，生长着松树和黄杉，能提供很好的掩护。在山的南坡大约15000英尺的高度，在山的北坡大约13000英尺的高度，由于得不到直接的阳光照射，树林就不生长了。即使盛夏季节，在山脊北边的阴影中，山坡和山谷也覆盖着一层层的冰雪。
娘江河谷以西地区，是平均约12000英尺的高地，完全没有居民。只有在夏季，小群的门巴牧羊人，从达旺辖区偶然进入这里山区放牧。在短短的夏季期间，他们过着一种游牧的生活，不注意国家的或其他障碍，冒失地不辨道路进入西藏去寻找合适的牧场——正如来自北方的放牧人毫不犹豫地走到塔格拉山脊以南地区一样。他们在多年四处放牧的过程中，在河岸方便的地点或者在悬崖的空地上，已经建造了一些小棚屋。地图上的名称，诸如色基姆、扯冬或章勒，就代表这类地方；但他们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村庄”。当我们进入这个地区进行作战准备时，即10月初，多数放牧人已经撤回到他们在娘江河谷或者达旺地区的村庄。因为这是一个季节性小群放牧人的基地，伦拨是唯一的地方，那里有几家人住下来过冬。
大约在上午11时，考尔和我在色基姆一个放牧人遗弃的小棚屋旁停下了。我们凝望着前面足有4000英尺的高地，我们必须越过它到达哈东山口，我因而产生一些忧虑。考尔从大平原上他的办公桌旁，径直来到这些高地，我担心他能否适应。我的忧虑，很快得到了证实：我们刚爬了还不到三、四百英尺，他就开始吃力地喘气，显然出现了困难。我们横越一片沼泽地，两脚陷入接近冰冻的没膝深的淤泥中。这是一种非常累人的经历，考尔显得精疲力竭了。幸好，不久我们碰到一群坐在路旁的门巴搬运夫，他们正是由克节朗河第九旁遮普联队哨所返回的途中。在他们中间，我认出古玛尔的一个“特务”，他是吉米塘的情报局办公处雇用的。他是一个身材矮小却很结实的山里人，他立即同意把军长背上山，由他另一个门巴同事背上军长的“背包”。还必须说服比吉，接受这种有失尊严的解决办法，但实在别无选择了。我们开始上路。比吉随身携带氧气筒，我们每走一段路，就得停下来，让他吸一点氧气。
大约下午3点钟，我们到达哈东山口。我们跨过克节朗河谷，第一次看到我们对面的塔格拉山岳。从山坡到山顶，大约四分之三的地段都覆盖着森林，所以我们看不见任何中国的阵地，而几天前我在空中侦察时已了望到了。然而，还是有些行动迹象的，一条条新踏出的骡子足迹也泄露了秘密。
到下午4点钟，正当东方天际开始暗下来的时候，我们到达位于第一号桥的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哨所。在这里的士兵们，戴着树枝和蕨类植物编成的帽子，沿着山坡在杜鹃花灌木丛中挖简易掩蔽洞。在这个地点，河水约有20码宽，水流很急，且有露出地面的岩层。这里的所谓“桥”，也和其他地方的一样，仅仅是用砍伐的树干架在河中岩石上。又密又高的杜鹃花灌木丛林一直铺到河岸，能见度是很有限的。空间是狭窄的，整个说来，它是一个战术上很坏的阵地。对岸最近的中国阵地，清晰可见；而且我们看见他们的部队，正在为他们建设营地而忙碌地工作着。我们听说，有时他们隔河向我们的人员打招呼，常常用印地语表示友好致意。当晚那里似乎可以确信没有什么紧张的气氛。
稍稍休息之后，军长召开了一次小会，还向米斯拉中校询问了情况。他又发了一个密电给德里，内容大意如同上次的电报，警告陆军总部，过去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兵力和作战能力。
米斯拉中校，把我们领到一个掩蔽洞，军长和我在接近冰点的寒冷中，度过了一个不舒服的夜晚。第二天一早，吃了印度大饼和茶的早餐之后，我们动身去扯冬。
我们沿着河的南岸步行，米斯拉中校作我们的向导。河谷在多数地点不超过100到200码宽，像在第一号桥差不多，覆盖着密密的杜鹃花灌木丛。我们穿过“丛林”新辟的一条小道，在中午到达扯冬。在那里，达尔维旅长，另外两位指挥官和旅的军官们，都来迎接我们。扯冬哨所有大约30名阿萨姆步枪队的士兵，由一个廓尔喀二级准尉指挥。第九旁遮普联队派来加强原扯冬哨所的连队，在扯冬以西大约一英里的地方，建立了营地。第七旅的主力部队，今天成批地陆续到来。
在此提一句关于后勤的情况也是必要的。第七旅在达旺的几匹骡子，最远只能走到达旺以西距离10英里的卢姆拉。过了卢姆拉的小路太窄也太陡，大队骡子不能行走。至于行军的速度，沿着这些山中羊肠小道，就是最强壮的部队，一天也超不过10英里。当地的搬运夫，在三天行军之后，能够运送15到20公斤的“有用的”物资（就是说，除了他们自己的毯子和口粮之外，还能背的东西）。从“边境修路组织”来的搬运夫，由于不习惯当地的条件，在三天之后，每人只能运送5到8公斤。我已说过，章多证明不能作为一个战术上的空投区，充其量能够作为一个应急的空投区，伦坡只能接受有限的空投。
在达旺的前沿，很备建立四个直升飞机场。在色基姆、伦坡和章多的机场，只能接受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而吉米搪可降落米…4型飞机（较大的俄国直升飞机，能载6人）。而且雨季还未结束，每天都有大雨。在一万英尺以上的高地，已经开始下雪。在克节朗河谷的部分地区和章多，都下了小雪到中雪。
回到原题，谈谈扯冬哨所：约翰·达尔维旅长和奉调而来的两位营的指挥官、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阿鲁瓦里阿中校和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李克中校，那天早就来到了。后者，甚至经过艰苦跋涉之后，身体情况良好，还在忙于计划安排，准备接待他们陆续分批到达的部队。他们似乎信绪很好，但我颇为约翰·达尔维担心。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一个愉快的人；而现在看来，他拉长了脸，忧心忡忡，情绪低落。我知道他有很多事要妥善处理，我完全同情他。在9月8日，当他就要动身去欢度好不容易轮到的休假时，突然被留下来，应付他的旅所在地区的这场危机。我知道，他有迫切的家庭问题等待他休假时去处理，这就加重了他的精神负担。我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讲了一句话。我试图使他放心，我对他说，现在考尔将军已来到现场，最后他会向最高当局就我们的形势作一正确的汇报，并且会停止关于向中国发动进攻的这一切骗人的愚蠢行动。我认为我略微减轻了达尔维肩负的忧虑重担。
我们所在的阿萨姆步枪队的哨所，由一个大椭圆形石墙围着，还有一些浅挖的战壕。哨所本部的兵力是，一个低级指挥官和大约30名士兵的一排人。看样子，他们是愉快的，但有一点慌乱。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意识到在战术上地形对他们不利，他们处于被对面山坡上的中国土兵所俯视的地位。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和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以妒忌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骡队从容不迫地卸货，然后返回上面的山腰。他们有机动锯伐树做床铺，他们的战壕选点很好，每一战壕前面部有正规的射击场地。他们看样于是友好的，他们间或向我们喊话，要我们派政治官员去和他们谈判。当然，我们不予置理（我们在达旺的政治官员，曾经警告我们的人员，不得同中国人进行任何商谈）。
中国的士兵看来是健康和愉快的，都穿着在下雪条件下作战的服装。他们的骡子运输队能够直达前沿哨所，他们的车棚离后方只有7英里，就在塔格拉山脊的正北。他们自然不像我们那样担心后勤的供应。在塔格拉山上，他们的纵深阵地，俯视和控制着从章多到兼则马尼长达15英里的、贯穿河谷全部长度的我方阵地，因为克节朗河以南的山脊，比塔格拉山脊既低下又不陡。人们不难想像，这是一个严重不利的条件。
对比之下，我们是把第七步兵旅赶进了局限的营地，有些穿着最单薄的夏装，供给最低微的口粮，携带不超过半小时战斗用的弹药。而我们宣扬的目标是，不久要进攻和击退驻扎在比我们更高的山脊上、准备得很充分的中国旅！
很快，考尔认真举行了多次讨论会，有些会就在中国人的鼻子底下召开的。中国人得意扬扬地挥动他们的枪炮和装备，向我们炫耀。有一次，正当这种讨论会进行时，他们甚至向我们营地发射了一阵自动炮火。
我能看得出来，考尔尽力作出一副勇敢的姿态。但是，我知道他已亲自来到这些遥远的高地——无论在地上还是从空中，他是第一个高级将官做到了这一点——地形的严酷实际使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他狂妄地对扯冬哨所的军官们讲话，宣布政府特别选派他来控制局势，并且把中国人从印度的领土上赶出去。那天的其余时间，考尔用来研究地面形势，他沿着横跨扯冬哨所的连绵的山谷，上上下下、走来走去地要寻找观察地点。
稍晚，达尔维向考尔简单介绍了该旅后勤情况的严重程度，强调指出，此刻他的部队只有不足三天的口粮，他们手中的轻武器只有一袋子弹（就是说，每人有50发子弹，大概够打半小时的硬仗）。考尔立即草拟电报给军区和陆军总部，强调说明后勤供应短缺的情况，并且指出，空投给养和弹药，迄今证明是不成功的。他还通报说，严重缺乏搬运夫。然而，他又是以习惯的模棱两可的说法作结束——他说，虽然中国人远占优势，而且能够把第七旅从阵地上赶出去；但是他，考尔将军，正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把中国人驱逐出去！这种陈述真实地反映了他自己对于目前形势的态度。同时，他是既晓得我们战略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毕竟他是一位很聪明的人——而又情不自禁地要“讨好”最高当局。究竟陆军总部或者政府内阁会从这些电报中得到什么印象。我一想就不寒而栗。然而，达尔经从考尔的电报中，似乎得到一些安慰；他抱有希望地认为，考尔给陆军总部的信息是取消作战计划的开端。
考尔和我回到我们的地堡，已是深夜。但是，如果我认为我将得到一点非常需要的睡眠，那就错了。考尔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局势的各种可能性。不管我怎样解释，我们的所谓“计划”是如何产生的，也不顾我怎样地劝告，我们应该从河岸上那些战术上不利的暴露的阵地撤回来，考尔却继续唠唠叨叨地反复讲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已对该“计划”着了迷，现在正把全部信心都寄托于“计划”，以摆脱他们面对议会和公众舆论的困境。然后，他重复地表明他的决心，要派一个营过河去占据塔格拉山脊的一个阵地。（那天早些时候，我们看见远在对面山坡上面，有一个孤零零的小茅屋，是在嘎坡山口一拥错山脊顶峰线下面的某处。此处在我们的示意图中标记为僧崇＇Sinjang＇——或者像有些人拼写为“Tseng Jong”。）
我猜测比吉·考尔想作出一个“姿态”，去安抚德里当局，而派部队去到河的那一边，似乎是一个答案；但是，我企图劝阻他，不要采取这一步骤。我说，到现在中国人或多或少地接受克节朗河作为事实上的边界，达尔维在那天傍晚也指出了这一点。我确信，如果现在我们派大批部队过河去，中国人一定会有强烈的反应。我们谈到深夜，虽然我极为需要一点睡眠——不像比吉，他似乎是那样一种人，能够只需极少的睡眠。最后我劝他，首先只派一小股部队，比如说一支有限的巡逻队，试探渡过克节朗河，并观察中国的反应。说到这里，我睡着了。但是比吉不时地继续唤醒我，要讨论他那兴奋不安的脑子所想到的种种方案措施。我认为他是通霄未眠。
在此，我愿说明一点。考尔在他的书中，企图为他决定派部队过克节朗河作辩解说，不管怎么样，这一行动是9月28日达尔维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说，派一营部队去塔格拉山脊，他仅仅是批准一项预先计划好的行动。这是不公平的！他明知道，我们两人都十分明确地和一再地告诉他，在我们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真正想到过这类的行动；我们也说明，那个所谓的“计划”，事实上是在森将军的强迫下，仅仅是一纸虚假的编造。我们还明确地指出，在当时派部队过克节朗河，十之**会导致大灾难。然而，考尔觉得，他必须吹牛皮，从而表示不辜负克里希纳·梅农和尼赫鲁先生对他的信任。我的印象是，他希望对塔格拉山脊作一次象征性的进攻，然后脱身而去（就某种意义来说，我认为他的确脱身而去，但是第七旅却没有能够逃脱）。
10月8日，匆匆吃过早饭之后，考尔又同军官们和熟悉地形的低级指挥官举行一次调论会。他特别倚重莫哈比尔·普拉沙德上尉，这是第一锡克联队的军官，他原先曾偕同阿萨姆步枪队的一个排在扯冬建立哨所。考尔最后决定，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乔杜里少校带领50人渡过克节朗河，进行一次强大的“巡逻”，并在憎崇建立存身之地。
乔杜里少校带领着他的部队很快就开拔了。我们注视着他过了河，并开始上山。到下午，我们得到他的报告说，他已在僧崇安置下来而没有遭到反对。考尔立即拟电向军区和陆军总部发报，把这一行动通知他们，并且另派一个通讯员把消息带到第一号桥电台（从那里通过无线电中转到吉米塘和在提斯浦尔的军部）。
我惟恐考尔由于他的军事“成功”太兴奋，便又把他拉到—边，企图劝阻他，改变他关于继续留在克节朗河谷的决定。我要他批准第七旅撤回到哈东山口，在那里我们能够占据更多的战术上可以设防的据点。考尔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第七旅在河谷下面占据的阵地，是不合战术要求的，是危险的；但是他说，他觉得在此情况下，他的唯一选择是向前推进到塔格拉山脊，而不是后撤。在我继续同他争辩之后，有一会，他同我的主张非常接近，把第七旅调回到哈东山口和章多去，我甚至把这个消息转告了达尔维。然而，过了一会，考尔收回他的决定，重申他决定留在河岸线，并且在一两天内，派一个营进占塔格拉山脊。
在10月8日余下的时间里，考尔同达尔维围绕着我们的哨所走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他强烈批评达尔维，不应选择这样暴露的阵地作为防御工事。达尔维企图指出，不是他选择了这些阵地，甚至到现在还是他在要求撤回到南部更高的山坡上，建立较好的阵地。但是到了那时，他们两人的争辩已成了循环的论证，双方似乎都已放弃客观冷静的估计。
当达尔维把比吉对他的批评告诉我后，我尽力规劝比吉。说来也奇怪，比吉同意我的看法——选择扯冬这个不合战术要求的地点，可以说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较好的阵地位于南方。但是，又一次使人恼怒的是，不论他多么不赞成现在暴露的占领线，他还是不采取向后撤的决定。我把同比吉谈话的大意，传达给达尔维，而且我尽力使他放心，以提高他的信心。我说，我确信，考尔最后会同意把第七旅调回到哈东山口和章多高地——然而，最终我未能使比吉这样做。
这时第四军的“马戏班子”开始零零散散的来到了——卡·卡·辛格准将、拉加瓦德准将、二号参谋官和其他人。颇不容易为他们分配掩蔽洞子，但是最终我们全部进到洞里，挤作一团去休息、度过我们在扯冬的第三个夜晚。
9日，我们过了一个安静的日子。比吉·考尔还在为他的“成功”而得意洋洋——中国人对于他的僧崇行动一直还来作出反应；而且他急于想在第二天，跟着再派拉加普持联队的一个营去僧崇。我们去看望指挥官李克上校和他的士兵们，他们全部沿河岸在我们的下面露营。李克没有多少作战的经验，但似乎有信心而且很果断。但是，对于向塔格拉发动进攻是否可取，他也不能不抱有相当大的怀疑。他的一营兵力是，仅有大约400人——大约相当于半个营的兵力，而更使人担忧的是，他的士兵如同在僧崇的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哨所一样，只带着一袋子弹，没有弹药补充的储备。他们没有中型机枪，只有很少的三英寸迫击炮弹药，而且到明天，他们只有两天的口粮了。当然，我们已经安排，把更多的补充供应，由脚夫背上去，送到僧崇下面，过了木桥到他未来的营地，但脚夫是一个不可靠的因素。总之，供应线决定于空投区的情况和天气。所以整个后勤上一系列的问题是值得怀疑的。
考尔决定，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于第二天早晨过河去（10月10日，政府提出的“预定日期”），并且在塔格拉山脊建立阵地。这是考尔用以讨好梅农和尼赫鲁的“姿态”。
我必须谈谈关于我在扯冬哨所会见的指挥官们，因为尽管对于普遍的缺乏准备，我们都感到令人痛苦的忧虑，但是他们执行任务的那种冷静而有信心的态度，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已经提到过李克，旁遮普联队的米斯拉是第一流的领导人才，并为我们全体人员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7日那一天，他自告奋勇，为我们一伙人作向导，从第一号桥把我们引到扯冬，然后，他步行回到自己的哨所去。此后，他每天到我们驻地走一趟，在夜间再返回他的营部去。此外，他的部队士气是好的，这主要归功于他。
另一位指挥官是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阿鲁瓦里阿，他的身材高而瘦，看样子像是一个坚决的锡充军官。从他到达之时起，他就不遗余力地忙于安顿他的部队。这些部队还穿着夏装，因而他选择离我们南边有几百码的地方，建立一个隐蔽的凹形防御工事，让他们全体下去，进入阵地。他的部队有很多人染上了肺水肿和肺炎，必须撤到伦坡去，有些死在路上（撤离重病号的唯一办法，是沿着小道，由人半背半扶，或者用树枝临时扎成的担架，运上陡坡，送到哈东山口）。但是，他没有为这些不幸的意外事情所惊扰，也没有太大地影响部队的士气。
当然，部队没有任何挖掘壕沟的工具，因而掘进岩石地面是办不到的。部队所建立的阵地，是边界式的圈地——就是从河谷取石头筑起矮墙。我们到几个营地转了一圈，我所能说的是，不论高级司令部干了什么蠢事，把这些营置于何等危险的境地，但这些营都尽了最大的职责，功劳应当归于这些指挥官和下级军官。
即使在扯冬举行的多次会议和非正式的讨论中，这些指挥官从未对供应短缺的情况“抱怨”。他们倾听，表示坚定的意见，不管有多少困难，总是准备在绝对的逆境中尽力而为，我对他们全体抱有最崇高的敬意。
下午，我抽空洗了一次澡。部队其他人员，如同士兵们通常做的那样，到河边去洗澡，用河里冰冷的水冲洗。我不要那么吃苦。阿萨姆联队的厨房给我烧了一桶热水，我彻底洗了一次海绵擦身浴。我们不得已，一直是穿着皮靴和衣而睡，不曾带来任何换洗的衣物，即使在这样的冷天，能匆匆擦洗一次、也是好事。
在吃了一顿罐头土豆和大饼的午餐（官兵们一日三餐的食品都一样）并且喝了一怀热茶之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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