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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尤侵华将军的自白 作者:尼兰詹-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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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我们得到了答复。军长电告说，我的建议都已提交国防部长和陆军参议长（他们两位那天都到了提斯浦尔），但是建议已被拒绝了。大概根据森将军的意见，陆军参谋长发布命令，要我们坚守原地，并且击退可能来自河岸一线的中国任何攻击。作一次战术上重新组织力量的最后机会已被放过了。
我试图同军长通一次电话，但未能找到他。起初，我以为他一定还在忙于陪同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可是一直等到很晚还未接通电话，我开始猜测，由于未能使我们部队的唯一明智的行动方针获得批准，所以他现在回避同我谈话。
同时，达尔维一直在电话中，要求批准他的旅“尽可能快地”从克节朗河撤退。他说，他再也不能维持前沿阵地部队的口粮了。我告诉他，暂且放下电话，因为我也正在找军长通话，讨论同样的问题。当时，我不愿告诉他军部的来电，因为他的语气非常烦躁和激动。由于木已成舟，再与比吉谈，有无成功的可能，对此我是信心不大的。但是，在放弃我的意见之前，我决心再与比吉摊一次牌。
我继续给比吉打电话，直到那天深夜和18日上午都未成功。事实上，我完全没有机会与比吉谈话了。最后一次接触是15日，我在他的军部同他谈话；我已有几个星期未看到他或未同他谈话了。当然，现在我知道原因了，他一直在患重病，17日在大官们回德里后的当夜，他的肺病情况危急。这显然是多日积累的。自从那次在哈东山口患病，比吉没有正视他的病情，18日克里希纳·梅农派一位特别军医到提斯普尔给比吉进行检查后，比吉被撤回德里去了。军部擅自决定不通知我这些情况。
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比吉列入病号名单，当他不在期间，军的指挥任务应该自然而然地移交给我——至少直到新的更有资格的将级军官被委派代替他。我当然继续指挥我的师，但是起码应该有一位将级军官，能负责在军一级作出作战的决定。实际情况是处于无人状态。尤其是，的确莫明其妙，军长作为伤病员撤回德里，却故意隐瞒着我和我的师。
面临着即将对敌作战的前夕，一个军继续由一位卧床不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病危的人所指挥，可见我们已经达到十分荒谬可笑的境地。我听说，国防部长坚持这种安排，陆军参谋长予以默认。看来陆军再也没有它自己的意志了。
10月18日，来自克节朗河前线的消息甚至更坏了。第七旅防区报告，看见成群的中国士兵，沿着塔格拉山坡的小路在作记号——就像为进行一次夜战在作准备工作。然后，当夜来自第四近卫军联队防区的报告说，在他们和他们左边的第九旁遮普联队之间，有一群中国士兵过了克节朗河，并且在我们这边的河岸进入杜鹃花丛林中不见了。那一夜，两营的巡逻队都试图寻找他们，但是树林太浓密，不能进行侦查活动。
从兼则马尼防区来的另一份报告指出，发观有许多中国人，跨过连接兼则马尼到第一号桥的小路，正在占领阵地（该处是第四近卫军部队的驻地）。我决定亲自调查这一报告，因为该地区位于我的师部直接负责的中心防区以内（按照我最近对达旺——克节朗河前线的重新部署）。
在此有必要描述一下，在我的防区以内现有道路的地理形势。几百年来，印藏贸易路线的主要骡马道，是从达旺攀登娘江河谷经过萨客地、郭桑曲登、吉米塘、仲昆桥和兼则马尼（均在印度）②，向北到西藏的勒村、冬卡尔宗和错那宗。另一条平行道，只是羊肠小道，不适于驮畜通行，是从伦坡向北经过色拉姆，越过哈东山口到第一号桥。这就是唯一的“给养线”，以供应克节朗河防区的两个营（第四近卫军联队和第九旁遮普联队），以及第七旅防区的交通线（虽然还存在一条可供选择但是行走艰难的路线，即越过嘎坡第一山口到章多和扯冬）。连接克节朗河前线和娘江河主要路线的唯一东西向的道路，是连接第一号桥到兼则马尼的羊肠小道。这条小道穿过塔格拉山脊较低的东南山坡，然后进到兼则马尼。就是这条道路，据报告说已被中国部队所占领。
我下令派两个侦察巡逻队，一个从第四近卫军联队的第一号桥向北，另一个从阿萨姆联队在兼则马尼的哨所向南，这样从相反的两头沿这条小道巡逻侦察。我命令他们沿着小道在半路上会合，并且报告是否发现敌人或敌人的任何行动。然后我决定次日亲自去兼则马尼，在那里作出第一手的形势分析。几天以前，我已派人去叫第五阿萨姆联队的指挥官拉坦·辛格中校，从他的查道营部来见我；那天傍晚，他到达吉米塘我的师部。我想带着他和我一块去兼则马尼，给他一个机会去检查他在兼则马尼的哨所，并且向士兵发军饷。另外也注意看看他们在供应上的安排情况。
次日，即10月19日上午8点钟，我率领少数警卫动身去兼则马尼，带着拉坦·辛格。卡尔茵在前一天已到我们师部，但我还没有时间与他谈话。所以我请他伴随我们一行走一段路，以便我在路上利用机会和他讨论他的防区在战术上变更部署的问题。我也需要他的建议，选择一个阵地为在兼则马尼以南建立一个排的重追击炮阵地，以支持那个哨所，便于应付一旦发生的战争。
兼则马尼在吉米塘以北大约6…7英里。我们在仲昆桥附近半路上的哨所与卡尔茵·辛格分手。拉坦·辛格和我继续去兼则马尼。在那里指挥哨所的青年指挥官，带着我们围绕环形防线走了一圈。从几个观察点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军队在通向塔格拉山顶的高坡上走来走去。青年军官在他的环形防线外边，建立了几个观察哨所，从这些哨所可以获得更为详细的报告。在过去的三、四天内，报告异乎寻常的不断增加，都是关于中国军事行动的。也是从这个防区，发现一个戴红帽子骑马的中国人，在中国部队中走来走去，显然是在监督他们的活动。就我所见，中国人已不掩饰他们的行动了。我回想起来，这种不顾安全，摆出一副傲慢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在战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他们一定知道了，他们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夺取或摧毁我们的哨所。
刚一过午，我派出向南沿羊肠小道去第一号桥的巡逻队回来了。巡逻队长说，当他们走到大约一半的途中，一小队中国人包围了他们，而且他们用枪瞄准印度的士兵，用印地语告诉他们，回到兼则马尼去，因为现在他们进入了中国的领土。巡逻队长说，他看到背后还有中国的部队在杜鹃花丛林中掠过。因此，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已返回哨所作了报告。他没有同从第一号桥出发的巡逻队接上头，大概那一个巡逻队也被中国人赶回去了。
当然，我早预料到这种情况会发生，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惊人的形势。负责哨所的青年指挥官，虽然是一个勇敢的军官，也明显地被这些情况吓得有些发抖；所以我决定在兼则马尼哨所过夜，倒不是为了战术上的目的，而更多的是为了恢复一点信心。我毕竟还同我的师部保持着联系，而且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距离只有两小时的路程。所以我们安顿下来喝杯热甜茶，勤务兵给我铺好了床准备过夜。
然而，天刚刚擦黑，吉米塘来了电报说，刚刚接到军部的重要通知，他们觉得，通过无线电发给我不安全，请我立即回去。当然，我没有选择，便告诉拉坦·辛格留下过夜，我自己立即动身回吉米塘。
译者注：
①我军从来没有戴红帽子的，作者肯定是搞错了。
②兼则马尼等地均是我国领土。
第七章 军区司令继续干涉
当我回到吉米塘，天已很晚，我发现来迎接我的是，从后方指挥部来的我的几位高级参谋官，他们碰巧从提斯浦尔飞来。莫伊特拉上校是我的高级军医官，他已来吉米塘一两天了，正在筹划从古米塘到提斯浦尔快速撤运伤病员的问题。我们急需为战场伤病员准备房间。我确信，不用几天我们就要开始接收战场伤病员。卡尔茵·辛格旅长仍在那里，面色是严肃的，但具有一种温和而不气馁的神态。撒古尔·辛格中校是我的高级军需官；还有其他一两位军官。连同两位直升飞机驾驶员威廉士和塞加尔，他们是一群愉快的人。
使我无限惊奇的是，处在这样的逆境之中，这些优秀的军官们，能够如此临危不惧。他们知道，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势将任凭顽强的、物质上优越的敌人所摆布。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极端的困难——压低标准的定量供应；没有足够的冬季抵御刺骨的寒风；一个荒无人烟而又危险叵测的地带；只有最低限度的一点点医疗设备；而且远在千里之外，长期不能与家人亲友相聚。但他们仍然经常是偷快的、积极的并且次心在逆境中尽力而为。有这样一些朋友为我服务，我感到很幸运和欣慰。
我可以在此提一句，我的后方指挥部的军官们，常常到前线去视察，以便直接提供帮助；这同军区或军部的高级军官们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他们最喜欢坚持他们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要求，并向远在战地的人们索取报告。
我的高级作战参谋（一号参谋）曼诺哈尔·辛格中校打断了我的休息时间，交给我一份军部来的电报，这就是把我从吉米塘“召回”的原因。电报是前晚从提斯捕尔发来的。我逐字引述于下（但是避免了军用缩写字）：
继续我们172020的02120①，在章勒地区要执行以下部署。甲从10月6日起，派一个连占领章勒并增援现在驻地的部队。乙命令一个连到第五号桥，参看我们上面所引电报，现将全部布置在第五号桥北岸地区。任务（1）加强巡逻以控制第五号桥与章勒阵地之间的地区。（2）如可能，作如此布置，与章勒连队处于互相火力支援的距离以内。（3）肃清第五号桥与章勒之间的敌人入侵。丙立即增派一个加强连（第三连）掩护第五号桥的南岸。该连先带三天干粮。如果没有轻工兵，动用一个排的兵力帮助该连背运给养。答复收到。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军部非但不批准我从克节朗河疏散部队，现在反倒拿士兵当儿戏，像走棋子一样把我的连和排推向前进。提斯浦尔命令我集结差不多一个营的兵力到从最远的“前哨基地”，那是一块无关紧要的地区，离开我们的基地有四天的路程，位于有争议的领土内，而且受到中国占有高地的控制。我无法保证那个前哨基地的给养，除了士兵携带能够作战半个小时的袋装弹药以外，我是无法接济他们弹药的。这简直是发疯。我决定不执行这些指示，除非考尔将军直接给我下命令。
我向军部打电话，但我只能叫到一个中校接电话（他的姓名已忘记了）。他不能够（不愿意）告诉我军长在何处；也不能找参议长卡·卡·辛格准将来按电话。他通知我，找不到任何一位高级军官。我说好啦，在我未能与高级军官通话以前，我拒绝按电示行动，我就这样结束了对话。
我回到办公室，情绪很坏。坦率地说，比吉·考尔发来这样一份无益的、不得要领的命令，使我惊异。他曾看过地形，他知道章勒离扯冬有四天的路程，而且与第七旅的作战阵地无法配合；即使作为一个和平时期的哨所，在那些条件下，也是毫无办法维持的。怎么能够把500人的部队部署到那里？一个排（在正常情况下是30人），怎么能够给他们搬运维持8天一个周期的给养？军部难道没有人具有一点最起码的后勤工作的常识吗？
在一小时之内，第二个电报随即发来了。这一次在时间次序和安全保密两个方面分别升级为“火速”与“绝密”。
第一“从军长到第四步兵师总指挥。如果对防守章勒不遵照所颁发的命令，参符本部所发172020的02120和182150的02l30电报，那么不执行和不贯彻这些命令的军官将予撤职”。第二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守住章勒。遵照命令着手建立章勒的防务。复电告知收到。
读了第二个电报，此刻我才认清，写这些电报的主使者不是考尔将浑，而是森将军。我认出他那大声威吓的口气。第二电中的威胁性质，第一电中指明向我和我的一号参谋官所发出的不切实际、不符合战术的指示——都带有森的一贯作风的气味，这些我们早就领教了。考尔一定是为了某种原因不在提斯浦尔，在他缺席期间，军区司令接管了军部。不论是什么情况，我决定不遵从这些命令。如果森要撤我的职，就听他的便。
我打电话给达尔维。如前所述，我不愿意过早地告诉他关于10月17日“上级司令部”的决定——命令克节朗河—线的第七旅仍留原处，这只能增加他的忧虑。我曾指望上边有人——国防部长、陆军参谋长，任何人——能及时理解克节朗河的部署，在战术上既不是可以防守的阵地，在给养上又不是能够维持供应的战线。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命令坚持不变。我必须说，对此、我主要责怪比吉——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在亲自侦察和从我手中得到给养储备的统计数字、掌握实际情况之后，应该坚持把部队撤回来。但他没有这样做。（后来我得知）在新德里的会议上，比吉向总理提出了三种可拱选择的方案：第一，向中国人发动进攻；第二，推迟进攻，但要坚守克节朗河的阵地；第三，撤退到后面的高地。这样摆出三种方案，显然意味着这三种行动方针都是可行的。政府、尼赫鲁或者梅农，或者任何人势必选择中间路线，折衷办法。对我来说，这是一粒要吞下的苦药丸——是被我自己的军长以及我们所有的上级拆了台。现在最苦的药丸是我不得不把这一切困难转交我的下级——约翰·达尔维。
正如我所预料，我一同达尔维通上电话，他就开始列举他的一切苦处——他的指挥部的许多问题，后勤供应的无数困难，迫在眉睫的中国进攻。这一切我全知道。我也晓得，要求第七旅从那注定要失败的河岸线打出去是多么的不合情理；因为在那河岸线上，他们完全没有可能抵抗中国的攻击。但是我毫无办法减轻他的负担。我曾堆备抗拒命令不再派部队前进；如果我认为是精明的话，我也能够主动地重新安排我的部队。但这是不能由我选择的，我不能违反命令放弃一条防线：那将是严重的玩忽职守。所以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对达尔维坚决，并且保证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论他的处境如何，他必须坚持战斗——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即使这意味着一定打败仗。我尽可能温和而又坚定地把这些传达给他——并且挂上了电话。
从那以后，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我不提出辞职，而宁可被迫把自己的部队置于如此无望的危境之中。事实上，我曾想过辞职，倒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在那以前的几天：当时情况在我看来是明显了，我基于敌我双方后勒情况的事实提出的建议被驳回了，而德里虚假的政治姿态却受到赞同支持，看来陆军最高当局不愿意或者无力加以抑制了。后来我曾想过辞职，倒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在那以前的几天：当时情况在我看来是明显了，我基于敌我双方后勒情况的事实提出的建议被驳回了，而德里虚假的政治姿态却受到赞同支持，看来陆军最高当局不愿意或者无力加以抑制了。后来我抛弃了辞职的想法，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危机的时候，战场上的指挥官是不应当辞职或是丢下他们的部队和岗位的；只有在和平地区或是在参谋机构，如果指挥官认为给他们的命令显然是不合理而且可能导致灾难，从道义上说，他们有自由辞职。第二，我深信，我若辞职，对于提斯浦尔和德里的妄图虚张声势，也起不到抑制的作用——的确它可能对我们的部队更为有害。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不是“辞退”类型的人；我宁愿继续反对我所不同意的政策，也不退却溜掉。
我召集师部现有人员开了一个短会，然后提前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那是一个严寒的夜晚，我很久不能入睡，因为过去几周的事件继续在我的脑中萦回。到那时，我已深信中国即将发动攻击，可能就在次日上午。一切迹象都指向这一发展趋势。回想起来，真痛心，正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提供了敌人所需要的一切挑衅，至少在克节朗河前线是如此。
我回想比吉所说，关于10月11日在德里举行的会议，总理和国防部长出席了，参加会议的有全体陆军高级军官和外交部与国防部的秘书们。在比吉作了汇报以后，唯一应该讨论的问题，是现在应如何使第七旅从它的河岸线暴露的阵地上解脱出来，并且在战术上适当的地点建立阵地。事实不是这样，总理选择了折衷的路线——而这是军长绝不应当向他提供的路线。在与会的军界高级官员中或是其它各界的官员们，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勇气或聪明才智，对于这一致命的决定提出疑问。
至于把部队调到章勒，“使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是要由森负责的一件危险的蠢事。他亲自下令占据章勒，这是在河的那一边难以防守的阵地，而且没有战术上的价值。我自己的印象是，森要在令人生畏的比吉·考尔到达现场以前，他要作出一些作战的姿态。（虽然考尔的职位比森低，可是他的名望和他在尼赫鲁面前的显著地位，总有一种使森感到气馁的力量，森在考尔的面前就显出一付毫无掩饰的献媚相。）所以，内于他是小人物，就急忙把部队赶到章勒，通过他自己私下采取的行动，为自己争取好的评分。由于比吉（显然的）不在军部，森大概觉得这正是他表现自己的机会了。
在我的头脑以，有一百次了，我企图想清楚：一旦中国发动攻击，我将如何控制战局。在自己的头脑里，我必须对此十分明确，即使我不能让我的下属军官了解我的思想——由于我发现自己的处境独特。在公开场合，我不得不附和森所发起的并且通过内阁大力推行的虚构计划。一旦成为命令，它就奇迹般地转化为军事战略：在第四步兵师的指挥下，第七步兵旅将在克节朗河一线的阵地上一决雌雄，并且牵制住中国人，直到印度陆军聚集力量发动自己的反攻，把敌人赶出印度。我知道不会有这样的“战斗”。因为一旦中国进攻，我们的部队还击，在大约半小时内我们的弹药就会用完。此后，第七旅和在我三个防区的其他部队都会成为那么多的“难民”：如果我的部队不落入敌人手中的话，我的作战任务就真正成为“撤退难民”。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有任何指挥官曾经面临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任务。
就连“撤退难民”也很成问题。我们的部队处在荒凉而遥远的高地，只有几条狭窄小道，根本谈不上是道路。很快就要下大雪。部队只带有一两天的口粮——要想获得食品，到最近的居民点，也要5天到7天的路程——而且那里还不一定在印度的领土内。没有可靠的地图指示我们能够通过的地区，没有标明准确的海拔高度，也没有其他基本的地形资料。
我将试图解释说明我脑海中的“撤退难民”计划。我想可分为不同的五组，需要区别对待：
第一，在遥远的西部，在章勒和第五号桥有两个连完全靠他们自己。如果克节朗河哨所和基地同时受到攻击，这些部队不可能回到章多。只有一点可能性，他们绕过章多向北，并且走向嘎坡第一山口和不丹，经过布莱亭向南；但是我未曾要求对这条可能的路线进行侦察，因为那是违反官方政策的。
第二，扯冬、第三号桥和第四号桥各组（拉加普特联队和阿萨姆联队），第七旅旅部，第九廓尔喀联队和在章多的部队。一旦这些人的弹药用完，因而成为失去战斗力的人群，他们有可能全部走向章多，然后到嘎坡第一山口，最后向南到不丹，经过布莱亭到塔希岗宗，最后到印度。
第三，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各组（第四近卫军联队和旁遮普联队）和在哈东山口、色基姆及伦坡的部队。这批人要在哈东山脊进行抵抗，然后经过伦坡退却到娘江河谷；如果他们能完全摆脱敌人，一旦到达吉米塘的主要道路，他们才是比较安全的。
第四，在兼则马尼、仲昆桥、布罗昆桑和吉米塘以南所部署的部队（布罗昆桑是吉米塘以北约一英里左右的一个小哨所，这里从大路岔出一条去伦坡的小路）。如果兼则马尼的主要部队能在炮火之下越过那段危险的小道和兼则马尼与仲昆桥之间的桥，那么这一组部队会有一条容易的通道回来（小道是从仲昆桥的东岸横穿到西岸）。我的计划是把这一组（加上以上三个组中任何一组）沿卢姆拉路线带回到达旺，因为我相信中国人不会同时攻打达旺和克节朗河线。
第五，达旺的驻军。这一支部队既能打第一仗，又能在弹药用完时进行恰当的军事撤退。当然，政治上的约束处不允许预先计划甚至提出“撤退”两个字的。然而，我确信卡尔茵·辛格（或者是他的继任人，第62步兵旅的指挥官）会很好地掌根局势，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拥有一定的人力物力。
我自己对未来“战斗”情况的预测是这样：中国人突然而又猛烈地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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