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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军-第3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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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司令说的很是。”司徒均肯定道。
龙谦微笑着对蓝心治说，“心治长进不少啊。能看到这个问题很不错。关键是军队，如果我们还能打出几个山东大捷，我就没这么多的顾虑了。可是不行啊，山东一战，把我们的家底打光了！老宋（宋晋国）给我的报告我压下了，没有批转各位。说实话，这个仗，我们也打不起了。”他转向了海军总司令方时俊，“时俊，你的潜艇还剩多少？”
方时俊摇摇头，没有说话。战前成军的潜艇部队在收获了令世界瞩目的战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已经战沉7艘，因故障沉默2艘，因基地被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封锁，得不到维修补充的潜艇部队实际上已经失去战斗力了。
“海军打的好！时俊指挥的也好！另外就是航空兵，山东战役展示了飞机的巨大威力，应该不会再有人反对发展航空了。但空军也精疲力竭了，情况我基本清楚，航空兵主力调出战场休整是正确的。”龙谦将目光转向商凤春中将，“战后，我们要大力发展空军，这是第一位的，陆军要让一让了。”他停了片刻，“这次召你们来，除了讨论战争的收尾问题，还想就国防战略进行一次研讨。总的想法是抓住欧战的机会，在发展经济，增强国家总体实力的大前提下加速发展我们的军备。我们究竟需要多少个师？如果我们加入欧战该如何办？部队现有的编组方式是否适应现代战争？各兵种的比例是否恰当？都要讨论。在此之前，我还想让你们几位司令官去趟山东，实地考察一下战场，对你们管军治军是有好处的。哦，对了，这次从西南调的第2师，从东南调的18师，从卫戍区调的第1师，都打的不错。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反映出我们在训练及装备使用上的不足。你们去山东后要注意多收集失败的战例，大部分时候，失败才是真正的财富。提醒你们吧，就火力的密度而言，山东战役是国防军成军以来最强的，但比起欧战战场就小巫见大巫了。不要沾沾自喜！好了，刚才大家提了好些好的建议，我很满意。蒙山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国家最值得信赖的终极力量。难得我们这些老战友聚在一起，我已经安排欧阳准备晚宴，我们这些老兄弟好好喝一杯，不醉不归！”
很少与老上司聚会的司令官们兴奋起来。（未完待续。。）
第五节杨度
中国人可以等，日本人却等不起。昌邑、高密两个包围圈里的日军更等不起。即便是暂时安全的猬集于胶州湾南翼的日本第9和第11师团（11师团已接替第9师团的防线）的耗费也够日本喝一壶的。
勤政殿会议前，朱尔典就催促中国尽快表态。站在英国的立场，他们不愿意日本被严重削弱。毕竟日本与英国有着盟约，而且在这场与德国人的生死对决中，日本已经站到了英国一方，而中国尚在摇摆之中。
11月3日，受到林权助催促的朱尔典和芮恩施再次拜会了唐绍仪，希望中日双方尽快展开正式的谈判。朱尔典说，日本登陆部队没有任何行动足以表示了日本对于和平的诚意，希望中方注意到这一点。
唐绍仪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同意用和谈的方式结束战争，但如何结束？山东战场上两军尚严重对峙着呢。其次，战争的责任问题必须澄清，这是一场日本公然违背公理正义的侵略战争，不讲清这一点，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第三，战争的善后问题。山东战役进行了一个多月了，造成了中**民巨大伤亡和财产损失，这笔账必须清算。
“既然是日方求和，总应该有个章程吧？”唐绍仪现在可以挺起腰杆了，外交并无神秘，前方的仗打赢了，谈判就变得容易的多。
俄国拒绝了调停，他们对日本遭受失败感到快意。尽管现在大家都是协约国的战友了。但日俄之战的仇恨并未消除，廓索维茨自然没有加入到以朱尔典为首的调停小团队来。朱尔典看了看坐在另一边的芮恩施，希望芮恩施先说话。
“具体的条件可以直接与日本谈。”芮恩施是接到布莱恩国务卿的指示参加调停的，美国政府对于日本惨败乐观其成，假手削弱日本是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可惜这场战争对于实力强大的日本海军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那好吧。难道日本不派一个代表团来吗？”唐绍仪终于表态愿意与日本正式接触了。
被龙谦批评后，方声远迅速组织了外交、财政、民政、工业、交通等部门研究了谈判要点。特别征求了参议院杨度议员的意见，
对于龙谦在勤政殿会议的“发难”，方声远感到委屈，因为龙谦并未通知勤政殿会议要他汇报谈判的方案。有些突然袭击的味道。之前只是说要研究。还召回了各大军区的司令官们。方声远以为龙谦像原先一样，会用一次颇为“自由”的会议来充分讨论，然后形成集中的意见，谁知道他突然便问政府系统呢？近一年来。方声远感到龙谦有了很大的变化。自己这位倾心追随的“主公”变得莫测高深。越来越有玩弄权术的倾向了。但冷静想，外交部是自己管辖的部门，对于战后问题。至少外交部应当牵头研究一个意见。反对军人干政，政府又不主动作为，确实有些说不过去。总不能让军队出面跟日本谈善后问题吧？想到这点，方声远又舒服了一些。
妻子赵陶对于政治有些天赋，曾经私下对他说过，就蒙山军建军建政而言，其实你的功绩并不突出。就算在龙谦率军南下后镇守山东的功劳，也不好说你就比方时俊和叶延冰大。之所以在建国后坐上了现在的位子，主要是因为他手里严重缺少出色的文官，北洋系有，但不太好用，而且也不被军队系统所认可，至少你还算蒙山军出身嘛。其实方时俊完全可以弃武从文的，此人却去搞什么海军，便宜你了。
方声远承认妻子看得很准。的确，在建国之前，自己没有太值得夸耀的功绩。因此政府也就没有资格跟总统叫板，只能屈从于总统的威压了。
现在龙谦让政府主导与日本的善后谈判也不是坏事。建国后几年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鼓舞了方声远的信心，他更希望就此与日本缔结长久的和平。战争对经济的摧残太严重了，好在这次山东的精华地域并未受到影响，破坏有限。但根据民政部和财政部的估计，战前追加的预算是肯定突破了，导致了今年的财政赤字加大。这是没办法的事，好在战争打赢了，至少可以从日本人那里捞回一些损失。
日本会是什么态度？方声远找来了杨度咨询。此人对于国际局势有些独到的研究，尤其是对日本。方声远认为杨皙子大才槃槃，可以重用。曾有意让其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杨度也曾对他表示过愿意承担一些实际性工作。但龙谦却对此人不那么有兴趣，说此人是战国策士一类的人物，空谈误国，甚至比不上端方之流。所以曾在宪法制定及司法部“帮忙”的杨度一直没有获得实际的权力。留在国会系统，虽然清要，但却没有什么实权。
杨度分析了大隈重信内阁下台的原因，认为山县有朋为代表的藩阀势力迫于压力的让步很勉强，按照他的理解，山县有朋在这次日本政局巨变中的表现似乎不那么正常。其中究竟有什么猫腻，他也说不清楚。杨度肯定地说，西园寺虽然是元老之一，但其威望根本不能与日本陆军的代表人物山县有朋相抗衡，根本不能与伊藤博文相比。据说伊藤病体沉重，伊藤退出政坛，怕是无人可制山县了。
杨度认为西园寺内阁的上台对于限制日本军部势力有作用的，对中日和平是有利的，所以我国应当促成西园寺内阁的稳定执政，因而不应在战后问题上过于逼迫日本，从而导致军部势力的反弹。
杨度对方声远说，纵观各国政治，特别是东方各国，军方与文官系统的斗争是普遍的。军方主战却是祸国，文官主和却是爱国。中国孱弱已久，好不容易获得建设良机，绝不应穷兵黩武。打仗牺牲的是下级官兵，获利的是高级将领。比如封国柱将军立此大功，怕是要升元帅了吧？这就给那些追随总统的大将们一个提示，要想升官，非打仗不可。但扪心自问，我国的国力真到了纵横亚洲无敌的地步了吗？如果逼得狠了，必然导致日本政局的再次巨变。对我国并非好事。全面分析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我不敢说我国已经压倒了日本。至少在工业基础和国民素质上有差距。
方声远认为杨度的看法是对的。
方声远在勤政殿会议后动作很快，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由外交部统稿，拿出了一个和谈纲要。包括用庚子赔款尾款抵扣战争赔款、收回汉口、广州、沙市三处租界（上述三地日资全部没收）、日本公开向中国道歉等三大内容。但没有涉及公开惩办战争罪犯。
核心是赔款。
庚子赔款日本占比为7。73％。合计白银为3880两，自1902起，十三年间。以海关银和盐税为抵押，业已偿还1190万两，尚余2690万两，按照华元汇率（跟日元大致相当），大致是2700万元。汉口等三地日资尚无准确数字，估计最高不过300万元，合计为3000万。
跟预计的战费支出至少有5000万以上的差距。
这个数字是方声远定的，曾遭到周学熙和段祺瑞的质疑，认为这样太便宜日本了。但方声远问及日本的财政是否可以承受8000万元或者更多的赔款？周学熙反问，当初日本在马关逼迫我国在割让台湾等地外赔偿两亿两白银，日本在内的列强在辛丑年逼迫我国赔偿三亿两白银，何尝考虑过我国的支付能力？
方声远认为，收回三地租界，免除每年约104万华元的庚子赔款也可以了，逼得太紧，导致日本的强烈反弹，就像当年日俄战争，一分钱拿不到，我们岂不太亏？
方声远实在是不想让战争继续下去了。
11月3日晚，方声远照例先让秘书打电话给海晏堂，然后带了唐绍仪去向龙谦汇报政府的正式意见。
一般人认为，总统和总理都居住在西苑，应该是日日见面才是。总理要面见总统，哪里需要先电话请示嘛。错！实际情况是，他们这些位居最高层的大员们彼此来往极少，除了重要的公务外，一般公务上的意见交流都是通过公文和电话进行的，更不要说是私事了。海晏堂作为总统临时官邸，很少有人因私事拜谒。可以随意进入海晏堂“串门”的人极少，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这类人不是以官职划分的，而是与龙谦的私交。在1914年，龙谦就任总统的第五个年头，可以不经通报进入海晏堂的只有陈超、陈娴、欧阳中、李文秀、大卫、张远哲等数人。陈超、陈娴不必说了，欧阳中是总统办公厅主任，算是日日见面的“大总管”，李文秀是鲁山遗孀，已迁居山东老家，平时不来北京。美国人大卫。狄文身份最为特殊，半公半私，一度时间还兼着振华的英文教师。如今大半时间在美国打理华美机械的商务，很少见面了。只有一个《中华报》记者张远哲特殊，1909年龙谦进京后认识了张远哲，成了朋友，特意交代办公厅，张记者前来不需通报。其余人便如王明远、司徒均、江云这样的绝对心腹，来海晏堂汇报请示工作也是需要提前约定的。去年东南军区司令官叶延冰上将来京，还被警卫挡了驾，搞得叶上将很不高兴，但事后龙谦也未给连襟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这一套制度建立的始作俑者正是欧阳中。其中利弊龙谦是清楚的，他算是明白了之前所不懂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什么是“孤家寡人”了，总统不是皇帝，但绝大多数国人眼中，他这个总统就是皇帝。只要他“金口”一开，没有办不成的事。所以建国后来海晏堂找他的老部下极多，搞得他不胜其烦。叙旧呢没有时间，私事相求又不能轻易答应，于是只好指示欧阳中把好门禁。不愿意见的人就被欧阳中挡驾了。为了不使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见怪，龙谦只好定期不定期地请一些人来海晏堂吃饭，每次聚会都颇费一番脑筋。总体上，龙谦请蒙山军体系外的客人多，请那些位子低的老部下多，反而如部长师长以上的大员极少。宴席简单，以叙旧为主，而且，这类私人性质的宴请向来是他自掏腰包。除非公务，比如请来访的外国政要如美国副国务卿兰辛，才走总统名下的招待费。
官员们承认，共和国建国后的官场风气与晚清有着天壤之别。这跟龙谦的“不近人情”多少有些关系。
步行去往海晏堂的路上，唐绍仪对方声远说，感觉到我们这个意见力度小了些，怕不能令总统满意。方声远说，总统常讲要实事求是。你觉得山东一战能捞回更多的好处吗？少川兄，说实话，能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阿弥陀佛了。
果然，方案递交海晏堂，立即遭到了龙谦的反对，“如果是底线，未尝不可。但收回汉口等三地租界的意义不大，不如将目光对准天津及中国驻屯军下手，赔款的重要性不如解决肘腋之患。”龙谦轻声说，“鸣皋，考虑到国防安全，天津至山海关铁路要彻底掌控才行。即便有了京沈新线，也不能完全替代这条铁路。当然，庚子尾款是绝对不给了，再给，我们就是满清政府了。至于谈判，说个通俗的话，所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至少我们当然要将口开的大一些。庚子尾款取消，台湾收回，租界取缔，日资企业全部没收冲抵战费，撤走中国驻屯军，惩办侵略军那些残害百姓的部队主官，这些就是我的条件。”
方声远想了想，“总统，我咨询了杨皙子日本问题，我是担心日本军部势力反弹，中日间陷于长期战争啊。我国海防极弱，如果日本海军攻击上海杭州，将东南毁于战火，是不是得不偿失？”龙谦谈及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俗话，令他放心不少。至少龙谦并没有因胜利失去理智，但他还是担心日本不能接受撤离中国驻屯军，收回天津日租界的要求。
“那样我就跟德国结盟了。”龙谦冷笑一声，“我说过现在时局特殊，英国人绝不会看着我们倒向德奥的。欧战德国虽然没有击败法国，但占据了上风。在这种局势下，英法俄如何愿意看到在亚洲出现一个大敌？你放心，英国人心里有数着呢。”龙谦想了下，“日本没有派谈判专员来华吗？”
“没有。”唐绍仪答道。
“那就让顾维钧出面。部长助理对他的大使已经够给他们面子了。”（未完待续。。）
第六节战火重燃
11月5日上午10时，在英国大使馆，中日间就山东战争的谈判正式举行。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部长助理顾维钧，日方首席代表为驻华大使林权助。
顾维钧根据日本并未派出有分量的官员来华（或到第三国）的情况判断，日方对和谈并无诚意。或者日本高层对于和谈解决战争问题尚有重大分歧。
顾维钧就此向唐绍仪和方声远汇报，建议不必抛出中方的底牌。反正我军占着优势呢。
情况印证了顾维钧的判断。林权助大使的态度完全不似战败方，倒像是胜利者。竟然在开放包围圈，允许日军被围部队撤出山东的前提下要求中方赔偿日本战费2亿日元。
顾维钧虽然年轻，但却在外交上有着过人的天赋，而且其留学美国名校的经历也让其具备了足够的学识，当即冷冷回应林权助，“如果日方如此惫懒，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说罢对参与谈判的芮恩施和朱尔典点点头，“两位大使先生已经看到了日方的诚意。我认为还是用战争解决剩余的一点麻烦吧。”
顾维钧带着助手扬长而去，整个过程不足40分钟就结束了。
林权助之所以表现出这副嘴脸，的确接到了外务省不准任何让步的指示。而外务省又受到了军部及舆论的巨大压力。
随着大隈重信内阁的倒台，派遣军在华遭受惨重失败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引发包括东京在内的许多城市的骚乱。日本国民无论如何想不到曾打败俄国的陆军竟然败给了早已被帝国打趴下的支那！对于虽然税负沉重但变得心高气傲的日本人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在东京，激愤的民众用石块袭击了大隈重信和寺内正毅的宅邸，砸碎了几十块玻璃，与赶来维护秩序的警察发生了冲突，造成一人重伤。这一幕曾在日俄战争中发生过，当时俄国海参崴分舰队突然出现在东京湾海面，愤怒的民众也曾用石块砸碎了第2舰队司令官上村彦之丞中将住宅的所有玻璃。在日本人看来，寺内正毅大将是废物、是混蛋、是罪魁祸首！昔日的光环与荣耀不再了，被明治维新以来蒸蒸日上的国势搞得头昏脑涨的日本人完全不能接受败于中国的现实。而进一步的消息传来，新上台的西园寺内阁竟然向卑劣无能的支那人求和更激怒了日本人。骚乱在日本激进势力的纵容下不断发酵。不仅是已经黯然下台的大隈重信，连位高权重的西园寺公望也被冠上了国贼了的名号了。
中国大使馆也受到了攻击。好在东京警方在首相的严令下做了充分的防备，没有造成更大的外交风波。但留学日本或以其他目的留居日本的中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早稻田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殴身亡。
林权助接到了外务省的指示。但中国外交部因信息传递迟缓尚未得到日本朝野的最新动向。导致了11月5日在英国使馆举行的第一次会谈无疾而终。
西园寺内阁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前线局势崩坏如斯。不对中国人做出让步如何能解救被围的两个老牌师团？要知道第3和第6师团可是明治建军第一批成立的部队，象征着陆军的荣誉，如果连这样的部队都被全歼。陆军就被剥的剩下最后一条裤衩了。但如果做出让步，必然导致国内民愤的沸腾，主和的西园寺内阁就很难支撑下去了。
其实这正是山县有朋希望看到的。
军部也做出了反应。参谋总长长谷川好道被赶下了台，代之以上原勇作大将。或许是找不到代替寺内正毅做替罪羊的人，应负很大责任的前线总司令寺内正毅并未被撤换。
历来主张扩张陆军编制的上原大将越过陆军省对派遣军下达了一道模棱两可的命令：派遣军在援军抵达后应以积极之姿态争取局势之好转。一反常态，参谋本部的这道命令不仅下给了寺内正毅，而且下给了在战场的各师团。
这是日本人的一大特色。似乎将话说明白就显示不出其身份地位来。
抵达胶州湾并接管第9师团防线的第11师团算得上一支新锐，早就被国内不准进攻的指示搞得万分恼火，既然参谋本部有积极行动之指示，第11师团也就不再理会寺内和大西的警告了。就在顾维钧和林权助不称为谈判告终的第二天，第11师团的两个步兵旅团（第10和第22）分别向华军第6师17旅及第1师2旅据守的阵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企图撕开华军的阻击线，西进救出被合围在高密的第3师团。
沉寂了近十日的战场重新沸腾起来。
中央军区迅速做出了反应，按照预案，东线部队顽强抗击第11师团的猛攻，合围第3师团的经过加强的第18、14两师共计5个旅（含军区学兵旅）对被围之敌展开了攻击。总参直属重炮团、中央军区重炮一团都被部署于高密方向，正在高密视察的封国柱上将亲自指挥了攻击，主攻部队是柴守业的18师，集中兵力从南面猛烈进攻据守高密城的第18联队，在绝对优势的炮兵及战斗工兵支援下，53旅157团的第一次攻击就撕开了18联队的防线，两个小时后突破城垣，总结经验的炮兵集中轰击了157团正面约400米的阵地，残破的城墙被轰塌，将护城河基本填平了，日军第一线火力点基本被打哑，专门训练用于战地突破的战斗工兵用**包和华军特有的爆破筒连续清除日军大力修建的地堡工事，进展之顺利连柴守业少将也未曾料到，他在53旅旅部给蹲守师部督战的封上将打电话。“部队业已突破城垣，正向纵深发展。建议52旅转入进攻并请命令14师予以牵制。”
封国柱大喜，当即下令52旅从东，14师从北投入进攻，留下他珍爱的学兵旅固守西面阵地，严防日军残敌向西突围。
在对第3师团的歼灭战打响的同时，封国柱命令北线部队也展开对第6师团的攻击。方案早已制定，北线的攻击目标是有限的，目的是震慑日军，打消日军的蠢动。国防部及总参谋部的全盘计划里。第3及第6师团被列为了“人质”。既然日军不甘心失败，那就拿第3师团开刀吧。
但攻入城内的157团开始遇到阻力，日军再次展现了其特有的顽强，在29旅团一个大队的紧急增援下。18联队开始反击攻入突破口的华军。被围的日军并没有坐等覆灭。他们将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屋都改造为坚固的阵地，激烈而残酷的巷战开始了。最先突入的157团3营9连在一个小时内便损失了三个连长——连长阵亡后两任代理连长先后阵亡。
最激烈的战斗不在高密。也不在昌邑，而在胶州湾胶县以东。在德州战役中立下大功，建国前获得“德州团”参加了开国阅兵的17旅50团承受了沉重压力，日军新锐第10旅团集中兵力企图突破50团阵地，山东战役中最血腥的阵地阻击战爆发了。
第6师以善守出名，他们在构筑阵地方面有着独特的技巧，50团在青岛攻坚未曾出力，在青岛防御中被瞿鸿翔留作了总预备队。突破第9师团包围时50团作为先锋团跟第9师团血战两日，率先建立了与第1师的联系，然后便作为17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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