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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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Ｇ�嘉时，军　机处的台阶上下，窗外廊边，常有人“藉回事画稿为名，探听消　息，折稿未达于宫廷，新闻早传于街市，广为谈说，信口批评。”〔2〕　自恃有特权的旗人就更肆行无忌，先是泄秘，而后就是议论和托　请、干请。如果“具题”之事不合袓制或者侵犯了旗人的利益，后　续的活动也许就会更热闹些。
旗下政治在满清人关后并没有因统治者的汉化进程而融人汉　人政治传统之中，由于旗人隔离与半隔离的生活状态，和他们所　恃的政治特权，使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政治传统和习惯，清初
「1：康熙八年八月初六日上谕。
〔2〕《湥�仁宗实录》，卷76，軎庆五年^一月丙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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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政务，“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满官”，后来隔　离的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即使与汉官交契融洽的满员，也仍旧有　自己的旗下圏子，也必须遵行那个圈子的规矩和惯例。
满清入关之后，旗人生活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圏子呢？　一想到　这个问题，对清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浮现出一幅手铃鸟笼，无事　泡茶肆酒楼戏苑的“八旗子弟行乐图”。显然，这并不是八旗生活　的全部，但却是很惹眼的一种象征。八旗兵曾是何等的耀眼，仅　仅十几万人马，从山海关打到云南，无坚不摧，攻无不克，其晓　勇善战，世所罕及。但是天下初定，满载饱掠的子女玉帛的八旗　将士，在清廷厚饷饫粮的喂养下，居然汉化或者说腐化得比他们　的主子还要快。八旗兵无师自通地将往日的骁勇用在了醇酒妇人　上，用在琴棋书画上，几年之内，战斗力锐减，顺治七年　（冗^^））；当国者便不得不聱告八旗说：“曙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嬸　戏，耽娱丝竹。违者即拿送法司治罪但是没有用，八旗将士　仍旧“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2〕毫无起色。及到康熙朝平定　三藩收复台湾之时，八旗兵巳大不济事，朝廷不得不依靠绿营充　当主力，害得康熙老着脸皮自我解嘲道：“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　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满洲兵从主战沦为“助战”，　据说仍然观望不前，“诸将皆闭营全拥诸妇女逸乐而已。？4：1
当八旗勋旧抱怨颀治帝汉化太快时，顺治也在指责八旗人等　的“习汉书，人汉俗”，顺治以后的一连串满清“圣主’’、“英主”　及不圣不英之主无不以为八旗的腐化是由于汉化的缘故。将板子　都打在汉文化的屁股上，当然并不全是冤枉，/^旗子弟确大有人　热衷于诗书经史、琴棋书画、清玩清供，也有人因效慕汉俗而邯
〔1〕《湥�世祖实录》，卷48，顺治七年三月戊寅。　〔2〕《清世祖实录》，卷106，順治十四年正月甲子。
1《洧圣祖实录》，畚85’康熙十八年十月辛未。　〔4〕昭链：《啸亭杂录）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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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学步，甚至连姓名也汉化掉了，比如将钮祜禄氏改为郎姓，再　取上些漂亮的汉字意思的名字，什么甘露珠、嘉木灿之类。至于　沉溺于八股制艺，头顶高头讲章者，更是车载斗量。因此而荒疏　了骑射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只会张嘴说别人的满清皇帝，自己也　挡不住汉文化的诱惑，汉化得比谁都厉害，康熙的经史功夫，雍　正的书法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至于乾隆就更了不得，光炮制的　诗词就成千累万，巡幸四海，到处舞文弄墨，至今各地的断碑残　石，犹有遗文，自家拼命附庸风雅，偏要“奴才”们恪守旧俗，怎　么可能呢？况且，旗人汉化也不是没有好处的，旗人吸收了处于　较螅�形态的汉文化，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层　次，有些人的文学造诣，居然达到了令汉族士大夫也叹为观止的　地步，曹雪序还可以说是汉军旗，自身有汉文化的基因，但是纳　兰性德的词，太清的诗，足可独步一时，袁才子：“近日满洲风雅，　远胜汉人？1〕之语，怕也是由衷之言。更何况，通过吸收汉文化，　旗人也相应地提螅�了政治水平和行政能力，乃至权谋智术，为维　持少数民族统治奠定了人才之基。同样是少数民族政权，元朝的　蒙古人始终要靠翻译，而满人官吏却可直接“牧民、满清长达280　余年的统治，不为无因。事实上，低层次文化的少数民族在置身　螅�层次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时候，妄想抗拒高层次文化的诱惑　是不可能的，即便强调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必须以吸收和　学习为前提。
客观地说，导致八旗腐化丧失战斗力乃至族群活力的最主要　原因，其实是满请皇帝自己，是他们对旗人无限制迁就的豢养政　策。旗兵在未人关之前的皇太极时代，随着战争进程胜众负寡，　抢掠日多，俘获日众，于是渐渐将名下的田地交予俘掠的奴隶耕　种，自己则化为专事战争的“职业军人人关以后，掠俘陡然增
广1　1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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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再加上清初旗人的屬地，从而使得旗人不事生产有了更丰厚　的物质基础1皇帝也就顺坡下驴，禁止和限制旗人从事生产或别　谋他业，以优厚的饷粮豢养旗人。八旗前锋、亲军、护军、领催、　工匠长每月饷银四两，工匠每月饷银三两，每年各支米四十八石；　步兵领催每月领饷二两，步兵每月领饷一两半，每年各支米二十　四石；炮手每月领饷二两，每年支米三十六石。7岁以上的旗丁都　领全份，7岁以下的“养育兵”，也领半份。旗人的女孩一落生还　要给脂粉银。至于宗室就更是优待，无论黄带子还是红带子，到　了　18岁没有爵位的，一律金给四品顶带，妻子儿女也按品食侓。　如此优厚而稳定的粮饷，再加上清初车载斗量的掠获，大量的囲　地，使得八旗将士的生活水平一下子就翻升了几个台阶，即使是　普通的兵丁也是如此。生活水平一旦上去了，就很难下来。他们　不再屑于关外粗朴的衣食和风俗，他们讲穿、讲吃、讲玩、讲规　矩，渐渐的旗人会吃会玩和礼数多，就连汉族缙绅世家也瞠乎其　后，稳定的粮饷和朝廷的恩顾使得他们花起钱没有多少顾忌，当　值和不当值的旗员，都没什么事可做，应尽的职守也尽量地玩忽，　掠来的财货花光了，就卖地，園来的地也卖差不多了，还照样赌　博、逛戏园子、斗鸡、斗鹌鹑、斗蟋蟀。任凭生&日增，任凭坐　吃山空。从清朝的所谓“盛世”起，八旗生计问题就叫得满天响，　其实，比起汉人的贫民来，八旗生计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八旗　贫丁有的也确有饥寒之虞，但主要是他们败家子作风造成的，禄　米关下来，先去变钱花掉，待到无米下锅，再花几倍的钱买回　^或賒回〉。八旗子弟的这种生活方式，不管朝廷怎样三令五申，让　他们节俭，也不管皇帝如何慈心大动，屡加赏赐，甚至为他们赎　回典当出去的田地，他们还是依然我故，雍正有时一月之间开赏　数次，每次三、四十万两，但不到10天，旗人老爷的口袋又是空　空如洗。
旗人变成了名符其实的“闲人”，旗下政治也就变成了　“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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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式和非正式的旗人政治渠道的政治操作，都要考虑“闲　人”的利益0无论何种政治举措，都不能触犯或改变旗下闲人的　生活状况和特权地位。清初旗人跑马圈地，实质上是战争这种特　殊的非常时期的掠夺行为，作为战胜者的一方，在战争进行期间　圈地虽然已属不当，但于情势上讲，在那个时代也还说得过去。怛　是一旦天下已定，作为统治者的一方，再允许有这种掠夺性的行　为，显然极不利于社会秩序的重建，无疑等于自挖墙角。清初诸　帝当然也明白此理，屡下决心要结束圈地，伹却屡屡下令再圏。可　笑的是每次圏地都声称“以后无复再圏民地，庶满汉两便/’每次　都食言而肥。虽然康熙中叶，圏地在康熙的“乾纲独断”下得以　停止，佢变相的圈地一“〃带地1投充，直到乾隆时仍有所闻。政策　的反复与执行不力，背后无疑有八旗之下闲人政治的影响。有关　“逃人法”的问题也是如此，由于掠来的大量汉人取奴不断从旗下　庄园中逃亡，影响到旗人奢侈的“生计”，在湥С跫甘�年中，政府　曾不遗余力地缉捕逃人，并立专项刑律“逃人法”和专门的缉捕　机关，由于“逃人”是旗下的劳动力，他们不愿“财产”蒙受损　失；所以“逃人法”是薄惩逃人，重治窝主，逃亡的农奴仅仅挨　鞭子，而窝主要砍头，还要连坐四邻，殃及地方官。结果搅得海　内嚣然，乃至激起民变，汉官每每抗疏诤谏，供皇帝就是不听，甚　至公然“护短”要治言事者之罪：“凡章奏中再有千涉逃人者，定　置重罪，决不轻恕广。〕凡事一涉及满人利益，纵然是不言而喻的　秕政，明显地不利于满清王朝长远利益，旗下也会哓哓不休，迫　使秉政者作出违心决策，或者尽量拖延对秕政的纠正。
到了晚清，旗下闲人积习积重难返，愈发加重了暮气和菹气，　旗员的政治能力日见其萎；旗下闲人政治的内容也变得愈发无聊，　对其他问题的关注都变得无可无不可，充其量发点牢颍�，说些怪
〔1〕《湥�世祖实录》，卷90，顒治十二年三月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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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祺祥政变，西太后不合祖制的“太后垂帘’’，也只引起一点小　小的骚动，至于旗下死活看不上眼的“洋务”，同文馆的设立，选　派八旗子弟就学，旗下虽一度哗然，但所傲的也就是发出些“孔　门弟子鬼谷先生”的怪话可是一旦涉及八旗的“铁杆庄稼”　^　朝廷豢养的粮与饷，事情就怎么都议不下去，让旗人自谋生计的　议题总是胎死腹中，漕运改海也议了很长时间，直到太平天国时　期河运中断，才勉强改成，但河漕机构却撤不了，无非是牵扯到　旗丁的生计。旗旗下闲人政治已然堕落到单纯的“铁杆庄稼”的　维护剂的地步，只要不危及这根铁杆庄稼，纵然也有一肚皮不满，　都可以将就，诸事好商量，
清朝的豢养政策和旗下的用人生活方式与闲人政治，互为因　果，搅成一团，不改革旗人惟有死路一条，而自身又丧失了改革　的能力和勇气，宁可苟且倫安，得过且过下去。一旦外部的压力　迫使他们非改不可的时候，不起眼的旗下闲人政治居然会回光返　照地发出巨大的能量，即使不足以毁掉改革本身，也会造成巨大　的麻烦。
三、晚清政治变局：枝强干弱的走向
虽然中国封建时代中期以后，由于追求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　政治霈要，政治格局上的强干弱枝，内重外轻就成为普遍的现象。　但明清对这种趋向的强化还是令人瞩目。其特点是，在机构设置　上。中央繁复而地方粗简；在权力分配上，中央权重而地方权轻。　清代的督抚虽巳从派出官员向地方行政官员转化，但作为一省或　数省的最螅�长官，其厲员却寥寥无几，办事只好依靠自家聘请的　幕僚。其余像三司、学政道、府、县（州〉各级地方官员，虽有　僚佐厲员，但却均嫌粗简，真正办事，还要借助非正式行政系统　的“师爷”体系。至于权力分配就更是不平衡，所有称得上箅个　12
事儿的地方事务，无论军政、财政、民政、刑政统统要由中央来　裁决决断，县令以上的人事升迁调酝，也均由中央定夺。再加上　督、抚、布、按、学五大员职权交错，相互牵制，均有单独上奏　之权，地方政府除了秉承皇帝的意旨办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自　主权。所以，有清一朝，地方官员以缺乏能臣闻名，即使贵为封　鼴大吏，也普遍缺乏开拓精神，绝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但求无　过的庸庸碌碌之辈，一事当前，不论缓急，先以请旨为上，“一切　事宜必得圣明指示，方有裨益。”。〕清代中前期虽也曾出现过一些　近乎能臣的督抚，像汤斌、鄂尔泰、田文镜、陶澍等，但也只有　陶澍一人算是有点开拓性，但所办的两件大事，漕粮海运与盐政　的废引改票，办得时候重重阻碍不说，实际也都没办完。乾慕时　文名远播的洪亮吉在那篇因而得罪远成的奏折中说到夕在外督抚　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　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若久远者，以为过　忧，事兴事革，以为生事广〔2〕鲁迅先生曾论及乾隆，说乾隆自命　为英主，所以手下不需要贤臣和能臣，只得意那些不好也不坏的　中才。事实上，清代政治制度所强调的，正是乾隆老儿所想的。　清代中前期政治格局的另一个特点是满人权重而汉人权轻。　中央机构中高级官员的满缺汉缺从表面上看似乎相当，但重要及　要害的权力都攀握在满人手里。地方督抚也同样满多汉少，康熙　三十年全国总督5名，全系旗籍，全国18省巡抚，汉人8名，满　人9名，另1名民族待考。嘉道间，由于满人总体索质下降较快，　汉人督抚比例有所提高，大体上也是旗鼓相当。
请代中前期内重外轻政治格局的另一种体现是督抚任期很　短，调动频繁，而且即使贵为封礓大吏，只要惹恼了皇帝，罢官
〔1　：‘《康熙朝汉文朱批谕旨》，第一辑。
〔2〕《湥АＪ凤酙卷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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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职掉脑袋也就是弹指间的事。乾隆朝的“红员”陈宏谋任督抚　达31年，却经历了　12个省，先后调动21次，平均约15年一　任。〔1〕别的人命运也不比陈好多少，只有极个別皇帝特别赏识的，　才能干得稍微长些。这种情况对于督抚任职当然不利，他们对任　所“民风土俗不暇周悉，厲吏尚未徧识，历官之日少，奔驰之日　多彡’〃〕糊涂的，连布政使和按察使是谁都弄不清。但是，督抚至　少无从培育地方势力，使中央权力不致受到威胁。一言以蔽之，即　无尾大不掉之虞。
嘉道时节，清朝已进人暮岁，国家机器已经老化的不堪敷用，　在围剿五省白莲教起义中，属于地方武装的团练，开始崭露头角，　而汉族的封建大吏如陶澍与林则徐之辈，挟经世致用的学风，渐　渐取得了炫人的事功，在朝臣中的分量开始加增，朝中的大事都　不得不托付给他们〖像漕运改海、盐政改革，河工以及后来的禁　烟等等〉。
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规模侵人中国的时候，已经统治中国　近二百年的满清王朝，雪上加霜，既要而对那种&已有之王朝末　世的内部离心与反叛，又要应付来自西方势力的挑战。在这风雨　飙摇，朝不保夕的情景下，清王朝开始全然不顾多年的政治惯例　和忌讳，哪怕是饮鸩止渴，他们也只好装作甘之若始。
五代十国以后，封建王朝最忌讳的“兵为将有”的现象不仅　出现了，而且还要依这类“私兵”为干城。倒霉的咸丰，在太平　天国农民起义的冲击下丢掉了大半个中国，在洋兵的进袭中，仓　皇北顾，拱手让出了京城。八旗兵和绿营兵一溃I1里，一败涂地，　连招架之功都没有，据统计，仅仅、从咸丰六年到咸丰六年这段时　间里，八旗骁骑校等正六品以上武&死亡260人，绝大多数是阵
〔1〕《潼史稿夂卷30八
〔2〕王先谦：《东华录》道光朝丨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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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和因退缩而掉头（处分〗的，其中副都统以上高级官员36人。　而绿营就更惨，在这6年中，仅游击正三品以上将领死亡就达204　人，其中提镇大员有101人，占约一半^。在与英法联军的战斗　中，作为满清王朝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也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　振，清王朝可以依赖的现成武装力量，，可以说已经瓦解了。占了　京城的洋人倒可以用出卖主权“攘”出去，可咄咄逼人的太平军　怎么办？遍地烽火的大小起义军怎么办？所以不难理解尽管朝廷　也认为湘军的崛起“非国家之福”，尽管；^胡、曾、李、左诸人有　…百个不放心，尽管朝廷发生了政变，新人取代了旧人〈肃顺之　头可以砍，肃顺信任的曾胡诸臣却非得重用不可，只要当权者头　脑还是清醒的〗，满清朝廷还是像挤牙膏似的将地方军政大权一点　点放给了湘淮军诸将。
清朝原有的八旗与绿营，是“兵为国有”的兵制，后来作为　补充的乡勇团练，随用随招，事毕谴散，虽说出了不少麻烦。但　也难成气侯。而湘淮军则是典型的“兵为将有”的兵制，从表面　上看虽与明代的“戚家军”并无不同，但戚家军之于明是局部问　题，而湘淮在晚清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事实上成了　“国军”，支　撑着晚清残局。湘淮军与“戚家军”最本质的不同在于它的近代　色彩，它所装备的洋枪洋炮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是最多的，而且　部分地引人“洋操？部分地吸收了西洋军制的特点（以淮军为　甚I
武器与兵制上的近代气息和“兵为将有”的灵活性使得湘淮　军不仅战胜了太平军和捻军，更重要的是令他们自己变成了　“天　之骄子”，虽赶不上五代十国时的骄兵悍将，却&每每因不听招呼　令朝廷头疼不已。咸丰十年。江南大营溃散，太平军兵锋横扫江
：〗―」参见何瑜：【晚清中央集权体制变化原因再析I《清史研究、1992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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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财陚之地，咸丰前后十余道严旨，催曾国藩“迅拨劲旅驰往救　援”，但曾国藩推三阻四，就是不动一兵一卒。眼睁睁坐视江南　“糜烂”。如果说天下大乱之时尚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来　推搪的话，那天下已定之后，湘淮军的巨头们依然推三拿四，拥　兵自重々同冶四年十月，朝廷欲调李鸿章赴陕镇压回民起义，李　鸿章居然提出身在陕甘不离江督之任（时署两江总督）的荒唐条　件，拒不听调。
最令中央政府难受的是，湘淮军兴起之后，由于勇营兵制的　缘故，中央欲想控制也无从下手，兵为将有，将去兵亡，“兵部惟　知绿营兵数，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兵自募，饷自筹，械自　购，每逢战事，“朝廷皆拱手而待之督抚；〔】〕
历代军阀的共同逻辑就是，有兵方有土，有土便有财，有财　才能更好地养兵，形成不大不小的一个怪圏0当然，湘淮军这些　“准军阀”们也不例外。到了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的时候，湘军将　领和曾国藩幕中策士，就一批批地袍笏登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坐上封疆大吏的位置，曾国藩一路提携荐举，3年之内，便有3人　任总督〈两江、闽浙、两广〕，9人先后任七省巡抚（粤、陕、苏、　赣、皖、浙、鄂在淮军与左系湘军后来居上的情形下，曾、左、　李门生弟子，将佐幕僚任督抚者比比皆是，昔日的书生与士棍化　为今日的红顶要员0更要命的是从此以后的督抚，大都拥有可供　自家支配的兵权、财权及用人权。无论走到哪里上任，均以麾下　精兵随之，到了任上，昔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是一任督抚　―任臣，要害部门都得换上自己的人。
太平天国以后，清朝地方督抚权力膨胀得异常迅速，原来中　央集权系统的中心型权力结构，在骄兵悍将的武力面前被破坏了。　原来与督抚并无统属关系的布、按两司，实际上已经变成督抚的
〔1〕康有为：《康南海文集》，《裁行省　16
属下，只有听命之份，没有监察牵制之权。原来，督抚也有一定　的人事权，文官道府以下，武官副将以下，督抚有一定比例的题　奏权，但具体名单要由布政使提出，吏部批准。在实际上，即使　像知县这样最基层的正印官，也大多由上边委派，可见其权力有　限。然而，在同治以后，中央用人权被大大地侵夺了，司道以下　的官员的任免调补，几乎都由督抚说了算，不仅吏部无由置喙，皇　帝也不好干涉。
地方势力的坐大，兵权是前提，财权才是根本，地方如果没　有属于自己的财源，显然是无法与中央抗衡的，就像未断乳的婴　儿一样，很容易被人制于死地。当初，如果清朝中央政府在湘军　初起之时，能及时以充足饷源供应之而不是让它的统帅把持地方　自筹军饷，那么待到大乱释平。地方势力的坐大恐怕不会那么容　易。然而，那个时候的清廷，是不大能够有此远见的，即使有此　见识，恐怕也无实行之人才。
清朝中前期，財政管理一如其他行政体系一般，实行高度中　央集权制，各省每年的赋税收人，除一部分省份需按规定额数协　济他省和极少量地留存地方外，均得上缴户部。在多数情况下，地　方“一丝一粒，无不陆续解送京师”，以致省府州县“无纤毫余剩　可以动支广〔1〕即使是地方留存的库储，要想动用，非层层报批而　后方可领支，即便遭逢紧急情况（如灾情与军情）也需如此。地　方宫只有可能为自家携私房，但却无由为地方事务留取经费，因　为事实上，地方政府无财权可言。这种体制是缺乏效率和灵活性　的，但清朝政治体系的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地方权力的过大，以威　胁政权的稳定’所以也无可厚非6
然而太平军军兴以来，遍地烽火，地方官员守土有责，丢了　城池要掉脑袋，在经制兵不中用的情况下，编练团练乡勇也要想
〔1〕《清圣袓实录》，卷2糾，康照四十八年十一月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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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住城池，于是各省纷纷截留上解之款。仗打得乱七八糟，中　央信息不灵，情况不明，自然也就不好控制，结果日常的解协款　制度无法正常运行，火烧眉毛顾眼前，不得不把不定额的解款制　度，改为定额的摊派。这样，地方就可以在交完定额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