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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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要考　虑在两者之间的权衡和抉择6在道德准则与政治现实发生冲突的　时候，只要与自己利害无直接相关，士人们更倾向于情绪化地把　天平倒向前者。特别是道德评价的标准斤斤于儒家伦理原则时，常　常会使政治局面闹得纷乱不堪，难免会有“空言误国”的危险。明　代中晚期围绕所谓“移宫”、“红丸”、“梃击”三大案展开的廷争　与党议，本质上均厲对国家政事有害无益的“道德纷争”。
当然，慊学，尤其是西汉董仲舒以后融合了法、道、墨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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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的儒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政治倾向，经世致用的　学风虽然时断时续，但一直是一部分士人的旗帜，不论政治领域　道德氛围多么浓重，道德评价的大棒如何横飞，总有人会想出办　法来躲过政治运作的道德陷阱，达成实际的政治目的I最有效的　办法就是凭借…疏的道德口号与理论，给其政治操作（或变革）戴　上一顶保险的大帽，借古人之口行现实之实。在我们以后的议论　中，还会提这种现象在近代的表现。
士人传统的政治角色，是中国进人近代以后，在急剧变动的　政治格局中参与政治的最初身份，而恰恰是在他们艰难的角色变　换申，中国走进了溲长而多难的近代化进程。
二、西学的萌芽与书院的悄变
如果宏观地鸟瞰中国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几十年的中国　学界，不能不令人沮丧，士林的大多数不是沉缅于考据词章之学；　即营营于八股制艺。留意一下士人的书斋，摆的不是“清供”　“清　玩”，就是“高头讲章”和“新科利器”。但是，如果小心地把镜　头对准牛国的某些通商口岸，比如上海和广州，就会发现那里的　学界还是出现某些相当新奇的变化：西学从正门挤了进来，也从　侧门湳了进来6
严格地说，西方近代科学（包括社会与人文学科）是从鸦片　战争以后才传人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于明末清初在中国士林掀起　的一小股“西学热”，其内涵只能说是准近代的，作为其主体的天　文学还是托勒密体系的，毫无“新”气可言。然而就是这种档次　的西学也很快化为一现的昙花，像徐光启、李之藻这样深通西学　的士大夫在“康乾盛世”不复存在，除了康熙帝留下了少许研究　西学的笔记而外，到李善兰之前，中国士人没有一本有关西学的　译著问世。　40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指洋文，笔者
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数理启校�代数学，翻译公文。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讲求化学，天文測箅，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天文测箅，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1〕
其他洋务学堂大同小异；不过由于专业不同有所偏重而已。课　程中数理化分量很重（即中国所谓格致》，机械制造、工程测量的　比重也不少。正是由于洋务学堂的教育，中国引人阿拉伯数字，化　学元素符号和近代的工程图。只是奇怪的是，各学堂对算学（数
1：1〕《同文馆麵名录&光绪十三、十九、二十二年刊，“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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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的进入中国，有正门和俩门之分。属于　正门的，就是中国的洋务机构、企业和学校，从这个渠道介绍进　来的西学，占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段时间内译介西学主要　部分。洋务学堂主要通过课堂讲授和讲义的印发来传授西学。从　1861年以来。各地陆陆续续办了一些洋务学堂，比较有名的像北　京的同文馆、福州的船政学堂、上海的广方言馆、天津的北洋水　师学堂等等，到甲午之前，总计大大小小有近三十余座。这些洋　务学堂虽然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教“正学”〈即国学、但毕竞传授　了一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语言文宇，甚至还有西方地理历史、法　律以及粗浅的经济学知识。我们从同文馆的课程设置可略见一斑　（学制八年〉：
年　年年束年年‘参　首　二三四五六七八
注
学）都格外重视，课程比重奇高，似乎超出了实际需要，这可能　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有关。
与此同时，洋务机构附设的翻译馆（所）则幵始将西方自然　科学以及少量的社会科学知识译介到国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江　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和同文馆附设的印书处。江南制造总　局翻译馆由中国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主持，著名新学者徐寿、华　蘅芳、徐建寅、李善兰、赵元益、贾步纬、刘彝程等均参与其中　主持译事。人员最多时中外人士曾达四五十人，颇具规模。从1868　年创办到1880年时，平均每年译书11种，售书逾万。其中主要　是自然科学的书籍，最初翻译的代数书，以甲乙丙取代X丫2，以　汉字“一二三四五”取代阿拉伯数字，列出箅式，今天的数学家　是不会看谨的，比如“四甲”即表示渐渐地才西化起来，　变成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全球通用式。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诸同人　筚路蓝缕的开山之功，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安家落户奠定　了基础。戊戌时期叱咤风云的康有为、梁启超、潭嗣同等人牵强　附会在社会、政治现象上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名词，大多源于他们　的译著。康有为曾经购买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三千余册。更为难　能可责的是，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也翻译了一些反映、介绍西方先　进政治法律知识的书籍，最著名的是《佐治刍言》，该书是卢梭政　治思想的阐发，以宣传自由、平等思想为宗旨，认为人人均有自　主之权，国家应以人民为根本，国家政治应以满足人民心愿为出　发点。此书自1385年翻译出版后，一再重版。康有为、梁启超、　章太炎等人都仔细读过。显然，这本书对维新派思想的形成，产　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同文馆的印书处也翻译了近30部西书，但由于他们译书主要　供教学之用，因而在社会上影响不大。
西学通过的侧门是教会，主要是一部分新教教会。在甲午战　争之前，教会也开办了一些学校，但层次大都很低，教学内容神　42
学又占绝大比重，一点极粗浅的数理常识只能起到点缀作用。所　以在这一时期，作为译介西学的中介“侧门”主要是一些新教差　会办的书馆和报馆。英国传教麦都思1843年在上海兴办的“墨海　书馆”，堪称是中国版图上最早译介出版西学的文化机构。墨海书　馆的工作得到了寄居上海的一些狂人和畸人的帮助，王韬和李善　兰等人参与书馆译事：在江浙一带，墨海书馆的科学仪器和所译　之西书在士林中颇有名气，可以说，继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　人之后，墨海书馆的工作再一次引发了士林中人对西学的兴趣。光　大这个事业的是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人办的广学会和《万　国公报》。广学会的译介以神学和粗浅的自然科学常识为主，后者　虽然比起江南制造总局译介的西学程度要浅；但却比较通俗易晓，　因而有一定影响。比较难能的是他们还译了些西方史地与政事方　面著述，比如李提摩太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介绍西方各国资本　主义发展的近况，一出台就在洋务围中引起巨大反响，到了戊戌　时期，该书行销达百万册以上，显然对推动变法有积极的作用。此　外，《万国公报》第三四0卷刊载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　堂解》—文’在中国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三权分立、代议制度　和选举制度，堪称当时介绍西方制度最有代表性的文章々
当然，这些新教传教士的工作，存在着与神学掺合的毛病，有　时难免把西学搞得变了味，但他们的译介之功，毕竟是不能抹煞　的。
西学的初步输人，在中国士子中出现了　…小批箱通西学的人　物，徐寿、李善兰、王韬等等，再加上留过学的严复、马良、容　闳、伍廷芳等，人数虽少，但毕竟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新人”。还　涌现了一批像康有为和他的万木草堂众弟子这样半通不通的“西　学通”。而且在沿海通商大埠，还有不少知晓只言片语的洋泾浜英　语，了解只鳞半爪洋学知识的士人。徐河的《清稗类钞》中，记　载过一些考试时用阿拉伯数字掺人试卷，文章中出现卢梭字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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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闻。这些只有几滴西学水的士人，也许只是出于好奇，但也说　明在戊戌变法之前，西学毕竟在中国有了一点痕迹。
在西学进人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书院也在悄然地发生了一些　变化。中国的书院与一般官方和私家的学校不同，它们实际上是　某种学术研究院，具有不拘一格的自由讲学和讨论气氛。有清以　来，汉化的统治者有心也有意将书院变成了预备科考的进修所，在　他们的授意下，书院逐渐变成了半官方的，由地方官支持。肆业　其中者，每月均有津贴〖月饷、每月考试，内容与科考相衔接，　无非是四书文与试帖诗，优者有奖银。这祥一来，书院的读书与　研习就染上了强烈的制艺气味，有的时候，书院士子们更热衷的　并非“圣贤原典”，而是最近高中的试卷，即所谓“新科利器”，由　此去研究揣摩考官的喜好与时下的流行风气，士子一旦中举，即　为肆业。但是书院毕竟不同于官学，千余年自由讲学的传统，尽　管被压制，还是剩有孑遗，书院民办的性质也未由官方插手而根　本改变，这样，在急剧变化的情势面前，书院教育体系多少保持　了一点弹性。
书院的变化是从鸦片战争前夕开始的，由于感受到了王朝末　世的气息，一批士大夫再一次开始痛慨乾嘉朴学专事考据学风，更　不屑于帖括制艺之术，开始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开此风气者，既　有学者如包世臣、徐松、魏源、张穆、姚莹等人，也有名重一时　的封鼉大史，陶澍、阮元、贺长龄、林则徐等人，风气所及，既　波及到在朝的部分有志之士，也影响到书院的山长与士子。1824　年，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在广州创设学海堂书院，这位编寨过　《畴人传》（即自然科学学者传记）的名臣，将经世学风带进了书　院，学海堂开始讲授经诂实学而不课八股々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之后，脱离现实的考据学风　进一步受到抨击，讲求实学进一步在相当一部分有志之士中流行，　研究边匿史地，探求河工、漕运、农政等实务，留心天文算学和　44
西方情势。风气所被，一些讲求实学的书院先后兴办，以三鼎甲　人翰林，放过学政，当过考官，名符其实的儒臣张之洞在四川创　立尊经书院（“？丨），在广州创立广雅书院（巧目？），在武昌创立　两湖书院（仏卯）。一个比一个实学色彩浓，到了张之洞大办洋务　的两湖时代，两湖书院的实学已经幵始由传统的天文算学等向地　理、测量化学、博物学、史略学这样的西学过渡，这个书院，培　养出了诸如黄兴、杨锐、唐才常、傅慈祥这样的著名时代先锐。与　此同时，国内其他的书院也或多或少地出现7—些变化。严修19　世纪80年代初在天津问津书院就读，不仅实学，于西学也有问津：　“公平日于代数、几何致力最深，至是乃益贯通。”〔1〕光绪干五年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上任后发现他昔日的得意门生周　锡恩掌教黄州经古书院，课士题目有“显微镜、千里镜、气球、蚊　子船等课；时务有拿破仑汉武帝合论、合林考、唐律与西律比较、　倡论中国宜改用金本位策广结果受到张之洞的激赏。〔2〕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大致同一时期，一些通商大埠还衍生出　了书院的变种……格致书院。上海最先兴办。此后厦门〈1875八　宁波（”日‘）随后效行。格致书院在教学内容上，无异于西学学　堂，但体制上却与中国传统的书院相同，由山长总其事，月课自　修，有探讨有讲评。
上海的格致书院创建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巧？〗一1914、前　后约四十余年。在上海格致书院的早期，书院不仅仅是所西学堂，　还兼有编译馆和博物馆之用，发行《格致汇编I向社会介绍西学　知识，介绍西方最新科技成就。设专室陈列西方科学仪器和器物，　并加以演示，不仅陈列有天文仪器、地球仪、电报机、铁器汽机、　化学试管和照相机，而且还有西方的日用品。吸引各界人士前来
〔1〕（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笫24页，
〔2〕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笫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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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格致书院的兴办虽然传教士傅兰雅起了很大作用，但设计　规划却是由徐寿、王韬操办。虽然在西学尚十分幼稚的情形下，以　书院这种形式来传播西学并不一定合适（刚知西学六80，何谈研　究、但书院来去自由的形式，却给当时羞于以夷变夏的士人一个　接触、了解西学的机会，至少他们可以借此机会走马观花式的扫　视一下自己前所未闻的新鲜事，而这种机会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很　多的。
一边拼命科考，一边拼命钻研西学，还一边拼命上书皇帝的　康有为以一介监生的身份在1891年办的万木萆堂，比当时中国任　何一处书院都富于书院的传统。草堂的轉育形式是极端复古式的，　自由讲授，自由讨论，着重自修，八股试粘在此没有一点立足之　地，康有为甚至还领着弟子演习古礼，他们不仅要回到宋代四大　书院的风格，而且刻意效法想象中孔子的杏坛。伹是，在教学内　容上，却是中西合璧，西学内容之丰富是当时中国任何一所洋务　学堂所不能及的，从声光化电到西方史地政艺无所不包，可惜的　是掌教席的只有康有为一人，从自然科学教到社会科学及人文学　科，结果是程度非常幼稚。
尽管万木草堂的西学不过是幼稚园的水平，但书院这种教研　形式，的确很能开启心智，培养能力，结果数年之问就培养出了　一批能干的改革人才。
西学在中国的萌芽和书院的悄然变化，标志着在西方的压力　面前，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情形下，中国士林出现了一些前所　未有的新东西。不仅在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读书的那些不被士人　认可为“士”的新读书人中有人掌握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典籍中　所没有的新知识，这种新知所物化的巨大力量，已经令这个古老　的帝国感到了空前的震颤，而且那些正经八百士人中也有人开始　认真地放下文化虚矫的架子，力图从西学中汲取力量。西学开始　化为一种新的的文化资源，虽不足以安身立命，却可经世致用。　46
应该说，直到甲午战争为止，士林的这种变化是微小的，但　是这一点点变化已足以表明，进入近代以后，不论士人们怎样迟　钝和夜郎自大，士林已经不是全部意义上的传统士林了。
三、分化中的士林与各自的政治动向
在化学上，某些比较稳定的化学物质的分解需要一定的压力　和触媒的作用。晚清士林的分化也同样需要一定的压力和介质的　作用，这压力和介质均来自于西方，西方步步进逼的侵略就是压　力，而西人、西器与西学的存在就是促使士林分化的催化剂。
近些年来，有些国外学者比较强调中国士大夫阶层在近代变　化的内在线索，好像没有西方的压力和挑战，士大夫也会最终出　现近代色彩的演变。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中国士大夫　在鸦片战争前是出现过一些变化的苗头，但这种变化是在中国文　化体系内的循环，无非是经世致用或者朴学考据；汉学或者宋学；　今文经学或者古文经学。没有很强烈的外部刺激和有系统别种文　化的输人，这种循环是很难被打玻的々
士林的分化是沿三条裂纹进行的，第一条裂纹是纯粹由西方　的介入造成的‘基督教借中国大门被列强的大炮轰开之际，十字　架随着军旗，大模大样的踏人了中国的城乡。在这场几乎是立体　的文化冲突中，教会学校也挑战性地渗入中国。直接向由士人垄　断的教育领域发起挑战。据顾长声在《传教上与近代中国》一书　中的统计，到1875年，教会学校总数达到约八百所，学生两万余，　而到”世纪末则在此基础上翻了一番。在19世纪，不论是天主　教、东正教还是新教各派，他们在中国所办的学校层次大都比较　低，传教士教师对学生的信仰显然比对他们的教育程度更关心4据　教会自己的调查，许多教会学校“缺少教学入员，设备极差，有　的设办在租赁的中式房屋里，某校‘有地无屋、另一所学校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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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设备只有‘地图若干幅，一块黑板，一个小风琴，。……只有少　数学校有阅览室，圣经学校图书室的藏书平均不超过五十册。”〔1〕　比较重视教育的新教差会所办的学校尚且如此，其他的教会学校　可想而知。而且，进人教会学校读书的，大多数为教民世家、贫　寒子弟或者处于社会边缘家庭的子弟，这些人即使有了读书的机　会，也不被传统的士林所承认。但是，只要这种”异己”的教育　存在而且继续膨胀，事精总有一天会产生变化。渐渐地，由于通　商口岸与洋人打交道成为一种报酬丰厚的职业，而一些较好的教　会学校重视外语教学的特点，吸引了一些身处通商口岸，较为幵　通的商人和富绅子弟，加上长期教会教育的积累，终有少数精英　脱穎而出，出身天主教徐汇公学的马良、马建忠兄弟，出身英华　书院的郑观应，出身香港圣保罗书院的伍廷芳以及颜永京（颜惠　庆之父〉、林森和更早的容闳等人，最终以自身无可替代的才智，　得以跻身士林，进出上流社会，蠃得了偏见不重的传统士人的尊　敬。形成了士林中独特而且在日益扩大中的一小群人。
士林分化的第二条裂纹是从中国人自己应付西方挑战的行为　中出现的々世纪6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洋务学堂，经过艰难而　扭曲的一段过程，陆续培养出了一批西学人才。而最早的洋务留　学计划，虽然中道流产丨但也有少数人成才。当然，洋务学堂和　出洋留学在那个时代同样是被人看不起，尤其是为传统士林所轻　视的，因此，休说具有功名的士人羞于或不敢厕身其中，就是一　般家境较为富裕的平民子弟也不愿报考。19世纪70年代初，曾国　藩委托容闲组织第一批幼童出国时，第一批应招人选的30个名　额，竞无人响应，主要靠了上海买办徐润的现身说法，才从广东　凑足了数，因此这30人中有13人来自于徐润的家乡广东香山。后　来暴得大名的詹天佑也在其中，他能够应选是因为他的乡里一位
〔】〕4中华旧主》，中国社会科学出叛社，1987年，下册，第9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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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洋人生意的商人答应如果詹天佑出国，就把女儿许给他，这才　打动了詹天佑的父母。但是洋务学堂和留学毕竟与教会学校不同，　它们是清朝官方认可的学习西学的路径，而且人学者有着较为优　裕的待遇，毕业后也有当官为宦的出息〈虽说升迁较难〕，所以还　是吸引了一些家境贫寒的下层士人厕身其中。据王文韶日记记载，　同文馆成立之初，某个境况不好的正途京官也欲拫考，最后被家　人所阻。〔1〕类似这样有心报考的正途士人还有不少，但最终迫于　舆论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官方的西学途径还是能有人问津的。
正因为如此，从这个途径出来的人才，远比同期的教会学校　为盛，比如留美的詹天佑、黄开甲、梁敦彦，同文馆的蔡锡勇、张　德彝，广方言馆的陆征样，船政学堂的严复、刘步蟮、林泰曾、邓　世昌、萨镇冰等人都是一时之选，成为中国日后近代事业的开拓　者和柱石。尽管在当时人们可能还会对他们表示轻视，伹毕竟不　能不承认他们在士林中的一席之地。
士林分化意义最深远的一条裂纹是原来的一些名符其实的士　大夫从阵营中的“叛逆？这种“叛逆”于鸦片战争后不久，西学　东渐之初就发生了。严格来讲，他们既非传统士林的叛逆，也没　有违背所身屑的文化价值体系，他们所掌握的西学还不足以使他　们脱胎换骨成为西式的知识分子。说他们“叛逆”，只是说他们开　辟了一条士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路径，而这条路径最终会将中国　传统的士人引向自己头衔的墓地，愿意拋弃这个头衔的人自然会　获得新生，否则就会为它殉葬。
魏源、徐继畲、夏燮，也许还要加上“第一个挣开眼瞒看世　界”的林则徐，这些人在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里往往被称为“地　主阶级的改革派”，是他们挘С闪苏馓趿盐谱钕赴恋目�端，尽管他　们的“西学”幼稚得可笑，对西方的认识也错误百出，但是，他
〔1〕《王文飪日记》，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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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最早把西方当成一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中国“天下”体系中　蛮夷来考察研究的士大夫。
郭嵩焘、薛福成、冯桂芬、王韬等人构成士林分化最初裂纹　的延伸。这些人是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为洋务派理论家和早期改良　派的，奄无疑问，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和对西学的掌握已非泛泛，他　们开始真正了解西方之所以强大的缘由，不再满足于“师夷之长　技”的战略，呼唤进一步的变革。当然’他们仍然是曲高和塞的
以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师徒为代表的一群士人构成士林分化　的第三批。这批人包括后来的戊戌变法中有不俗表现的江标、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