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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个故事,你可别当真啊-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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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来。难道是辆车吗？我越想越邪乎。这时候盒子拆开了。
盒子里是一套金灿灿的麦克风。这个东西我不懂，但一看就是好东西，带着机器的精密感和奢侈品的性感，周身泛着让人一看就想跪下的金光。盒子里还有一个小铁盒跟一些黑色的电线。被告马克沁介绍道：“这是一套××××××××××××××麦克风和××××××××××××××（此处为品牌与术语，没记住），Louis，我希望你用这个，自己录歌，发自己的片子！不能唱一辈子酒吧。”说着，马克沁看了一眼施潘道，然后往反方向一甩胖脸，肉都飞了起来。
施潘道看了看麦克风，又看了半晌吕连贵。末了儿他问：“看完了没有？看完了就该本大爷的了。”我说：“你别颠了行吗？我这点儿酒都要吐了！”快拿来吧。施潘道露出一个夸张的狞笑，然后举起双手放在右耳边，“啪啪啪”地拍了三下。
什么都没有发生。
施潘道很尴尬，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到门口，霍地拉开门，对外面吼道：“人哪？听他妈什么呢！”然后呼啦啦进来一大群人。仔细数数，其实也并没有一大群，只有五个，其中四个占地面积都很大，个个都是膀大腰圆的壮汉，剩下那个是施潘道的小助理。最前头的一个壮汉是个光头，留着墨西哥风格的胡子。吕连贵一看，吓得尿都要出来了，连连后退，缩在马克沁后面。马克沁脖子一梗，怒道：“干什么干什么，玩儿不起，带人砸店吗？”施潘道说：“我能干那个事儿吗？别把施某人瞧扁了！”然后一指吕连贵，往自己的方向招了招，说：“连贵你来，看看你这几个老熟人。”然后往那个光头的膝盖窝抬脚一踹，光头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后面三个犹犹豫豫地也跪下了。这么多人跪在一起的场面，除了农村办白事以外，我只在横店看见过，也觉得很新鲜。我问施潘道：“这都什么人哪？”施潘道说你问连贵。我问吕连贵，他眼神乱飞，满脸跑眼珠子，不知道看哪儿好，也说不出话来。我就猜了个八九。施潘道真是神通广大！换作我，别说一周之内找到这几个多年以前惹事的人，就连下手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不定，这件事施潘道当年就早已摸清楚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才意识到有点儿搞大了，几次想开溜都没能成功。连厕所都不让我上，太不讲理了。要我说，这事情本身也没什么复杂的，搁在我身上——一个我现在公司的老板，一个带我入行的前辈，两人各给我找了一份工作，不就这么个事儿吗？解决起来也简单，显然只能听我的，我想去哪家就去哪家，大不了请另一家吃顿饭。要说标准，当然是谁给钱多，我就去谁家。但是吕连贵、马克沁和施潘道这三个人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的眼神和互相之间凝固的空气足可证实这一点，连站位都很科学，进可攻退可守，僵持不下。在他们看来，这事情就跟一个姑娘许给了两户人家一样。我想起一段评书里有这么一出。说有一位少年侠客叫张方，本来已有了两房妻室，结果一个叫武兰姑的女侠非得要嫁给他，原因是一位老老老剑客保了媒，得到了姑娘的师父东方老尼首肯。这位老老老剑客还是少侠张方的师父的师父的师叔，辈分高得不行，惹了此人当然是不得了的。顺便一提，这位少侠的师父有个结拜兄弟，就是江南第一剑太极手晚村先生吕留良。所以说不定跟吕连贵祖上还有什么渊源咧。同一时间，这位姑娘的亲爹在对此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又把姑娘许配给了北五省绿林总瓢把子铁木尔的儿子铁三纲。这位铁爷一听说到手的姑娘要飞了，当然不乐意，四下延请高人打通官府，最后惹下了一场滔天大祸。可恶的是，说书人为了吊你的胃口，不会给你讲这种大祸是怎么解决的，所以全无参考价值。不过想起这段书，我对眼前的事的严重性也有了一定的认识。比方说，书里那件事涉及老张家、老武家、老铁家，还有老张家的师门，远不是听听当事人怎么说那么简单的。但是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更何况，书中那个被许给两户人家的姑娘本人就是个杀人女魔头。吕连贵跟女魔头相比，简直是个无声的屁。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重机枪们也握手言和了，说一切决定权都交给吕连贵，无论他做何选择，都不会生气伤心，大家还是好朋友。喝酒时，那四个人一直在旁边跪着，实际上气氛非常尴尬。我不知道这种场合应该做何表情、说什么台词，只好一杯又一杯地喝酒。吕连贵那天也没有唱歌。最后怎么收场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实际上，我连怎么回的家都不记得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马克沁已经出国，不知道到哪国境内醉生梦死去了。施潘道一直没见着。想想也是，我跟他不算熟，以前见面也都是在酒吧，酒吧关了，当然见不到他了。我们属于那种比点头之交、一面之识深一点儿，比酒肉朋友还要浅一些的朋友。也许哪天见到了，还能坐下来喝一杯什么的。吕连贵有一阵子去向不明。我去过“下马石”，也去过“猜地铁”。两个酒吧都很不错，现在的歌手也很棒，但都没见到吕连贵，也没有施潘道。问过老板，也失其下落。
今年秋天，我把车送去喷漆，回来时坐地铁，在公主坟见到了吕连贵。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他弹着一把看上去很不便宜的琴，唱《900万辆自行车》（9 Million Bicycles，格鲁吉亚女歌手Katie Melua演唱歌曲）和《唯一的例外》（The Only Exception，美国摇滚乐队Paramore演唱歌曲）。唱的都是女歌手的歌，慢歌，声音不大，每一句都在空旷的通道里转好几圈儿。
我们简单聊了两句。最后我问他为什么跑到地铁里来唱歌。他说，不论去哪个酒吧唱歌，都辜负了马克沁。如果回家录歌、找路子发片，好像又会伤到施潘道。而“下马石”和“猜地铁”是肯定不行的。反正怎么都不行。地铁挺好，凉快、豁亮、拢音、人多，且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意味着他可以唱各种想唱的歌，给喜欢这些歌的人听。天知道他脑袋里到底有多少歌。很晚了，他说，聊太多了，都忘了唱歌了。他拿起吉他，唱了一首《黄色出租车》（Big Yellow Taxi，一首电影原声乐），唱完之后没理我就走了。
（注13）马克沁：此处指马克沁机枪，是一种英国产的重型机枪。
（注14）施潘道：此处指施潘道机枪，一种与马克沁类似的重型机枪。
鸟王白泰昆
白泰昆跟我住一个小区。我起先不认识他老人家，只认识他儿子。他儿子叫白松涛，比我大不了一轮，很谈得来。有一回我们哥儿几个聊天，我谈到最近养的金鱼，他就谈到他们家老爷子养的鸟儿。花鸟鱼虫自古是分不开的。白松涛问我，在咱们小区没瞧见过一个老头推着一辆板儿车，上头摞满了鸟笼子，天天遛鸟？我一拍桌子：我×，那是你们家老爷子啊，我还以为是卖鸟的呢！老爷子贵姓啊？白松涛劈手给了我后脑勺一巴掌。
这位推三轮车遛鸟的老爷子我当然见过。我们小区有很多奇人——其实所有小区都有很多奇人。有打拳厉害的，有唱戏玩票进过梅兰芳大戏院的，有七十来岁一头银发天天骑弯把儿赛车的，有推三轮遛鸟的。都是爱玩儿的人。这位老爷子每天早上七点半出门，有一段时间跟我上班一个点儿，老能碰上。他那辆三轮车，光是笼子的摆放、拴刹、固定，就是一套学问。什么笼子在上，什么笼子在下，哪些鸟在外，哪些鸟在里，都有讲究。每个笼子都有个铁钩，一开始我还以为两三层笼子摞起来的时候是要摘钩的，后来一问才知道没有摘，都是笼子底儿直接摞在笼子钩上的。倘若早20分钟经过那栋楼，就会看见老人从屋里一对对地往外拿鸟笼子，码上一层，用细绒绳里里外外拴上一层，再摆下一层。拴罢三层，缓缓推起车来。起初一两步很吃力，弓步下腰，端肩提肘，像是从泥潭里拖出一条古船一般，带着三轮车慢吞吞地走起来。后面就轻快些了。这个老爷子就是白泰昆。
白泰昆的儿子白松涛是个IT精英，很有几个钱，开一辆奥迪小车儿。但是白泰昆夫妇过得十分节俭，认识以后会发现，你完全看不出来他们家有一辆奥迪。我有一回缠着白松涛带我看鸟去，白松涛不厌其烦，一甩我手：你怎么跟小孩儿似的？我高中以后就没带朋友上家里玩儿去了！我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爸那么喜欢玩儿鸟，一定是因为太寂寞了，我养金鱼就是因为寂寞。白松涛说：
“放屁！头一个，我妈还活着呢！第二，第二嘛……我爸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等到了他们家门口，白松涛嘱咐我：你要看鸟，你就看鸟，别没话跟我爸瞎搭哏（注15）。我说你爸很凶吗，我平时看着不觉得啊！他叹了口气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白家住的楼跟我们家户型完全一样，但进去以后有一种进错了时空的错觉。屋里挂满了画，几乎看不见墙。国画和油画都有，抽象与写意齐飞。画的内容大部分是鸟。朝南的大屋则摆满鸟笼，一条暖气管子上挂了得有上百个鸟笼钩。窗台上密排数十个鸟食罐，在夕阳下闪着温润的光。一有生人进屋，鸟们都炸了窝，叽叽喳喳叫了起来。白泰昆老先生从报纸后面的眼镜上头看了看我，抬起一只手挥了挥，也不说话，就继续看起报来。对于初次上门的儿子的朋友来说，这其实有一点儿没礼貌，但我多年走访各路民间高手，早习惯了这些人的臭脾气怪性子，当下叫了声好听的，然后背起手开始看鸟。这时候白松涛的母亲及时出现，打破了尴尬的沉默。
这位老太太不是北京人。听口音应该是哈尔滨一带的，在这小区住了三十年，乡音一点儿都没改。同样没改的是其家乡人民那种几乎令人畏惧的热情。比方说，她要跟你打招呼，方式就是照你肩膀头“啪”的一个八卦掌；她要夸你长得壮，方式就是对着你胸口“砰”地来个扬炮。不单如此，该大妈端上来的茶盘硕大无比，形状怪异，看起来是用三个鸟笼子的底儿改造而成的。那个底儿应该有专业的名称，可惜我不懂，白泰昆也不讲。
介绍讲解工作主要是由大妈完成的，她情绪十分高昂，看起来很久没有客人了。她的样子让我想起《美女与野兽》里面城堡里的那些兴奋地唱着《做我们的客人》（Be Our Guest，电影《美女与野兽》插曲）的用人。看了一会儿屋里的鸟，她邀请我到院里坐坐。我才想起来他们家是一楼，有一个我家所没有的院子。出来一看，院子不大，挺四致，简单栽了两三棵树，摆了四五盆花。大妈说，这些花都是她伺候，老头子的心思全在鸟身上。再往南去，院墙开了扇小门儿，外头是他们家的买卖，卖大饼切面，也都是由大妈一手操持，每天只在中午跟傍晚营业两三个小时。
他们家养这么多鸟，卖的烙饼能吃吗？我正琢磨这一哲学命题，忽听身后传来一个略带嘲讽的声音：“绝对干净！”我吓了一跳，弯腰就捡花盆，白松涛赶紧把我拦住了，夺过花盆怒道：你干吗，惦着给我们黑子来一翻天印啊！我一愣，什么黑子？回头顺他的手观瞧，原来窗台上坐着一只大鸟。
如果上面这一段阅读体验有些奇怪的话，问题完全出在最后一句上——一般来说，你不会想到一只鸟会坐着，因为它们的身体结构决定它们没有这个功能。但这只鸟太绝了，一屁股坐在窗台上，两只爪子冲前支棱着，看上去简直像是从华纳风格的动画片里跑出来的。这是一只大黑鸟，爪子、嘴都是黑的。它太大、太胖了，看上去都跟鸡差不多了。我一回头看它，它又开口说道：“一张两斤！”我目瞪口呆，转头看了看白松涛跟他妈。俩人都是一副得意扬扬的表情，好像自己儿子刚拿了100米第一名一样。大妈问我：“怎么样，我们黑子口齿清楚吧？”我张着嘴伸着脖子点了点头。她照着我后背“啪啪”两掌，差点儿把我打吐血，笑道：“头回见着真的鸟儿说话吧？”我似笑非笑地又点点头。我真正诧异的原因是，我只听说过八哥跟鹩哥会说话，乌鸦会说话还是头回听说。另外“黑子”这名字跟我一个发小儿的绰号相同，而那个黑子是个大舌头。我问白松涛，你们家黑子是……是乌鸦吗？白松涛正待回答，吱呀一声，阳台门开了，白泰昆背着手走了出来。
夕阳绕过院墙，白泰昆一身白衣、一头银发沐浴其中，身姿挺拔，器宇轩昂。结果他一开口，我差点儿让口水呛死。“鹩哥！”他说。我真正惊讶的并不是他瞪眼管乌鸦叫鹩哥——虽然这也挺让我惊讶的——而是他的口齿。他的咬字，发音，怎么说呢？就像你吃了一口特别烫的东西，当着一桌亲朋的面儿又不肯吐出来，急得直吐白沫。这时候别人问了你一个什么问题，你挣扎着、含着嘴里那个烫东西含混不清地答道：
“鹩哥！”
就是那种声音。白泰昆说完，伸出左手，名叫黑子的鹩哥就懒洋洋地劈开腿，踩着窗台先站起来，然后一步步地走过去，把爪子放在白泰昆手上，爬了上去。太德行了吧！我心里骂道，你他妈还是鸟吗？鸟能坐着吗？鸟不是应该蹦的吗，你怎么还会走啊！（后来我想了想，鸡也会走。）
“嘴跟爪，我涂的。”白泰昆慢慢地比画着说，“鹩哥，人家偷。乌鸦，不偷。”
那也不对啊？我心说，鹩哥还有金腮银翅子呢！但是我没敢问，我的注意力很大一部分都被他那个奇怪的发音吸引了。白松涛趴在我耳朵边儿上小声说：“他说，鹩哥嘴跟爪子太扎眼，溜达出去容易让人顺走，涂黑了就——”我竖起两根手指打断他，走上前去冲老爷子拱了拱手。老人照样还礼，看上去心情挺不错。
我跟老爷子仨字儿仨字儿地聊了会儿天。不是我故意忽略白松涛的嘱咐，这是因为老爷子主动拉着我说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招老人喜欢，老头儿老太太都爱拉着我说话，作为代价，我不招同龄人待见。鬼才想要这个天赋呢！真让人头疼。眼看太阳压山了，再不走就到饭口了，我起身告辞，老爷子慢悠悠地送出来，对我说：“再来。”说罢一抬手，回去看鸟了。黑子扑腾起来，穿过走廊，飞到白松涛肩膀上，开口道：“有空常来！”我大惊，以为见鬼，跌跌撞撞地跑了。
关于我最后失态地跑掉，原因是这样的。我对鸟并不是完全无知的，我小时候，爷爷就养过很多鸟，其中当然也有鹩哥，所以我认得鹩哥。鹩哥学说话，比想象中要难得多，而且忘性很大，每年都得重新教，一年恨不能忘一半儿。更重要的是，鹩哥是能学会说话，但学不会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它要是学会了“你好”，就老说“你好”，不分场合。它不会情景式会话，也记不住前后顺序，或者哪句话自己是不是刚刚说过了。所以当黑子在门口说出“有空常来”的时候，我被其恰到好处的语气语调和正确无误的场合、用语所震惊，以为它是什么冤魂成精了。当时我隐约觉得还有什么不对，但是相比“隐约不对”而言，“明显不对”的东西太多，我一时间把这件事忽略了。
后来白松涛在小区花园儿里见着我，挺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说他爸爸是个怪人，招待不周多多担待。我说，你快别这么说，好像我多不懂事儿似的，咱老爷子是有什么病吧？白松涛脸蛋子呱嗒就耷拉下来了。我连连摇手说，不不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老爷子说话那个……白松涛抬起手止住我，叹了口气，拽着我在花坛边儿上坐下了。
他说：“我爸有癌症。”
我愣了一会儿，没说出话来。白松涛看了看我，接着说：
“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癌。舌癌，你听说过吗？”
我摇了摇头，表示真不知道。白松涛讲道：他父亲白泰昆年轻时是个话痨，说话又快又响，会说评书，最擅《扫北》跟《征东》，是当时东城名票（注16）。结果老了老了得这么个病，真是太遭罪了！起先只是舌头根儿长了个口疮。但口疮总是不好，愈演愈烈，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最后吃东西都吃不下去了，一说话就流口水。老太太不干了，叫回白松涛，绑架一般带着白泰昆去医院，才知道是这个病。
确诊以后，白泰昆做过两次小手术，但都没切干净。结果舌头几乎挖了个洞。那时候他还能说整句儿，他告诉儿子，现在就跟书里说的砍头出大差一个意思，吃什么都不香了。他这个儿子，跟我也是同病相怜，从小就有一项生理缺陷——我不会笑，白松涛不会哭。不论是号、啕、哭、泣，有声无泪有泪无声，一概不会，打哈欠都不流眼泪。听了白泰昆这句话，白松涛心里五味杂陈，想哭哭不出来，就到外面跪在墙根儿，用脑袋撞墙，砰砰砰。难怪我后来一直觉得他智商不太高。
白松涛说，他当时彻底绝望了。倒不是说这个病有多难治、多贵，而是因为它太折磨人。白泰昆一个那么爱说话的人，偏偏得了个舌癌。得了这个病，不能说话、不能吃饭、不能哭、不能笑、不能喊、不能叫，就连睡觉都不安稳，抽烟喝酒就更别提了。要命的是，从外表看不出他有病。他除了舌头疼，其他地方还属正常。白松涛在绝望的深渊里游蛙泳的时候，白泰昆自己找到了出路。
他喜欢上了鸟。
黑子是他们家的第六只鹩哥。鹩哥寿命很长，身体也还壮实，不容易死。前四只都送人了，因为它们不是脏了口，就是不开口说话。第五只调理得很好，会说不少话，口儿也周正，可惜在外面溜达，被人抱走了。身为一只鸟，竟然被人抱走，太可耻了不是吗？白泰昆自己也很生气，决心不再让自己的鸟长那么胖，可惜又一次失败了。黑子来了之后，胡吃海塞，一天就三件事：吃、睡、长。白泰昆一怒之下，加大了说话训练的力度，在坑苦了全家人好几年之后，终于练出了一只神鸟。
白泰昆这只鹩哥，不但口齿清楚，学习能力强，而且能够分辨场合和对象，非常机灵。冯骥才《死鸟》所载若是真事，一定是发生在黑子的同宗前辈身上。更不得了的是，这只鸟记性还好，它不但过耳不忘，而且还能记清楚顺序。白松涛问我，你见过鹩哥会背唐诗吗？我说没见过。他说，鹩哥不是学不会唐诗，而是记不住诗句的顺序和组合，所以怎么教都是一句句地蹦出来。能按顺序连着说话的鸟，你见过吗？我说这我倒见过，以前公司楼下有个公交车总站，司机师傅养了一只，能说这个：“东直门内东直门，东内小街北新桥。交道口，小经厂，宝钞胡同鼓楼南。”白松涛说这个差远了，我们家那个会背全本儿的报菜名。看我舌头伸出来老长回不去了，他哈哈大笑道：“傻×，这你也信？”过了一会儿，可能我健康的舌头触动了他的心思，又不说话了。
八月节，我提了月饼去看白泰昆。老人家正在用砂纸磨一个鸟笼钩，见我来了，一挥手也不说话，继续工作。黑子扑棱棱地飞出来，落在我面前，开言道：“带啥东西？”我吓了个半死，月饼啪嚓掉地上摔散了。白松涛的妈妈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大声招呼着：“没事没事放着别管！艾玛（注17）这个死鸟。瞎说什么！”说着“啪”地给了黑子一巴掌。我说你们这鸟是要成精啊！咋还会说带啥东西？白泰昆咳嗽一声，转过身来说：“新学的，最近多。”白松涛翻译道：“最近客人多，都带东西，新教的这句，所以它老说。”我半信半疑。
我发现屋子里的鸟少了很多。我问白泰昆怎么回事。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跟他说话，老想大声喊，可他又不是耳癌。有这癌吗？白泰昆摘下眼镜搁在一边儿，摇摇头。“天凉，送人。”他说，“太多，养不活。”他的底气没有以前足了。我觉得一两个月没见他瘦了好多。白泰昆拿出一盒烟问我，抽吗？我转头看了看白松涛跟他妈，俩人使劲摆手。我说不会。白泰昆递给我一根，回头冲着妻子说：别起哄。
我俩抽了一会儿烟，没说话。一颗烟抽完，白泰昆捻了烟头，站起来，送客的意思。末了他说：“你知道，最惨，吗？”我想了想，大概意思是“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事吗”之类的。我摇摇头。
“最惨，北京人，呃——呃——算球。”白泰昆说完，一挥手，回屋去了。这时候，黑子蹦过来，说了一大串：
“进了门儿，倒杯水儿，喝两口儿，顺顺气儿！”
我看着白泰昆的背影，琢磨不明白那句话什么意思，不耐烦地一挥手说：“滚蛋！”黑子飞起来落在电视上，回嘴道：“滚蛋，滚蛋！”
送我出来的时候白松涛情绪很低落。他埋怨我不应该跟老爷子抽烟。“抽完烟有痰，他舌头不好，吐不出痰来。”我想了想，好像确实如此，顿时觉得十分过意不去。他拍了拍我说，没事，算了吧。我一听“算了吧”，想起白泰昆最后那几句话来。我问是什么意思，白松涛笑了笑：“他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北京人，这下不能说儿化音了。”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觉得有什么地方没想通。快到家我终于想明白了。我把那段时间的事情串在一起一想，忽然觉得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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