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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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是最广泛的一项权利。”他写道，隐私的价值远比公民自由“范围更广”。他表示这是一项根本的权利。


我们宪法的制定者为确保对幸福的追求制定了有利的条件。他们认识到，人的精神本质意义在于其情感和智慧，而物质世界中只存在着生活里的一部分痛苦、快乐和满足。他们试图从信仰、思想、情感和感受等方面保护美国人。他们被赋予隐私权，以此来与政府相抗衡。


即便在布兰代斯担任法官之前，他也是隐私重要性的热心支持者。他与律师塞缪尔·　瓦伦（Samuel　Warren）联合在1890年的《哈佛法律评论》　（Harvard　Law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意义深远的文章《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认为剥夺他人隐私与窃贼盗取财物的犯罪性质完全不同。“就保护个人著作及所有其他形式的个人作品的原则而言，保护的目的并非针对剽窃和直接引用，而在于使其免于被他人以任何形式发表。实际上，这并不属于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范畴，而属于保护人格不受侵犯的原则范畴。”

隐私对人的自由和幸福至关重要，具体理由大家很少进行探讨，但是大部分人却可以本能地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意义，因为从大家对自我进行保护的力度中就可以很明显地得出这一结论。首先，当人们意识到有人在观察自己时，行为方式就会发生极大改变。他们会力求按照他人的期望来行事。他们希望避免蒙羞或遭到谴责。为此，他们会严格遵守人们所接受的社会惯例，不会越雷池一步，以防所作所为被视为离经叛道，有异于常人。

当人们感到他人在注视自己时，考虑做出的选择会大幅受限，远不及人们在私人空间时那般自由自在。对隐私的否认会极大限制个人的选择自由。

几年前，我参加了好友女儿的成年礼。在仪式过程中，拉比强调女孩子的“核心课程”就是要了解到自己“总会受到他人的关注并且会被评头品足”。他告诉那个女孩，上帝永远都会知道她在做什么、作何选择、一举一动以及每个想法，无论多么私密都是如此。他说道：“你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这样讲是为了让她能永远遵从上帝的旨意。

这位拉比的观点非常明确：如果你永远无法逃出最高权威的监控，那么你就会别无选择，只能按照权威的命令行事。你无法想象还可以超越这一原则另行开辟自己的道路：如果总有人关注着你，并且对你评头品足，那么你绝对不是一个自由的个体。

所有压制性权威，无论是政治、宗教、社会还是家长，都仰仗这一重要真理，以此作为主要工具来执行正统观念、强迫服从并打压异议。要让大家相信这一点，无论做什么都逃不出权威的掌握，这才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剥夺隐私将有效打击任何离经叛道的做法，这远比警察机关更行之有效。

当私人领域不复存在，那么与生活品质直接挂钩的种种特质也会损失殆尽。很多人都对隐私让人不受束缚深有体会。反之，当我们自以为是在独处时做出的种种表现，比如手舞足蹈、潜心忏悔、亲密示爱、分享未经验证的想法，却得知自己的所作所为被他人一览无余时，定会感到羞愧难当。

只有当我们认定他人不在关注自己时，才会感觉到自由自在，才会有安全感，才会真正进行各种尝试，探索边界所在，琢磨思考问题的新方式，才能做回自己。互联网的魅力完全在于它可以实现匿名状态下的言行，这对个人探索至关重要。

正因为此，私人领域才会关乎创造力，让异议能得以体现，并对正统思想提出挑战。在一个人人都自知会受到政府监视的社会，私人领域自然会被极大地剥夺，在社会和个人层面，相关特质都会荡然无存。

因此，政府若实施大规模监控，就明明白白地意味着它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即便是其中并无心怀不轨的官员借此机会搜集政敌的私人信息以伺机报复，也同样是如此。无论监控的具体做法如何或是否出现滥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采取监控措施，它在本质上就会对自由构成限制。

对乔治·奥威尔的著作《1984》中预言的援引都已成为老生常谈，可是奥威尔为警示大家而用笔墨描述的恐怖世界在国安局监控中得以生动再现，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两者都仰仗科技体系，有能力对所有公民的言行进行监控。国安局的拥护者对这一相似性予以反驳，他们会说，我们的监控并非时时刻刻在进行。但是这一说法仍忽视了一点：在小说《1984》中，也不必对公民进行全天候监控；其实，他们对自己曾被监控一无所知，但是政府有能力随时对他们进行监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监控无处不在的可能性，让所有人都对政府言听计从：


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Winston）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4＇


即便是国安局，也无暇阅读每封邮件，追踪每个人的行迹。能让监控系统行之有效地控制人类行为的，是让人知道其一言一行都很容易遭到监控。

这就是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于18世纪提出的圆形监狱设想，他认为这样的建筑设计可以让机构对人类行为进行有效控制。按照他的话说，这类建筑结构可以“用于任何机构，在其中的各类人等都会受到监视。”圆形监狱的主要建筑创新是从中央塔楼中，守卫可以随时监控每个房间、每个囚室或教室中的一举一动。而囚徒却无法看到塔楼里的情况，因此无法判断他们是否受到监控。

因为这一机构无法在所有时间对所有人进行观察，边沁的设计就在监禁者心目中形成“监视者看似无所不在的印象”。“被监视者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至少很大程度上是如此”，于是便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即便狱卒不在现场，他们也会始终感觉有一双监视的眼睛在看着。结果囚犯们就只好循规蹈矩，言听计从，符合预期。边沁预见到他的发明不仅会在监狱和精神病院得以运用，还会传播到所有社会机构。他认为通过向公民思想中反复灌输他们会经常受到监视，则对人们的行为方式造成革命性影响。

20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边沁的圆形监狱原则其实是现代政府的基本机制之一。他在《权力》（Power）一书中写道，圆形监狱是“以持续不断对个人监控的形式，以控制、惩戒、补偿的形式，以修正的形式，对个人实施的一种权力，是依照一定规范对个人进行塑造和改变”。

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一书中，福柯进一步解释道，无所不在的监控不仅让权威更富权势，强制遵守服从，而且还诱使个人将监视者潜藏进内心。那些相信自己处于监视之中的人们将本能地选择按照要求行事，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受人控制：圆形监狱使得“在囚犯的脑海中形成这样一种意识，认为自己的行为永远会受到监控，以确保权力自动发挥功效”。随着这种控制深植人们的内心，公开的镇压就会销声匿迹，因为这些已然全无必要：“外部权力就可以轻装上阵，可以逐渐脱离实体的形式，越接近这一限度，则会越持久、深入并永恒地发挥作用——这可以避免暴力冲突，并可以先入为主，因而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胜利。”

此外，这种控制模式还有一种极大的优势，即可在同时创造出一种自由的假象。这种强制服从的意识存在于各自的思想中，由于担心自己正处在监控之下，人们会自觉自愿地选择言听计从。这就会完全消除人们被强制的外在特征，使其误以为自己还是自由之身。

为此，每个压迫型政府都会将监控作为自己的重要控制工具。当一度克制的德国总理安吉拉·　默克尔意识到，多年来美国国安局一直在监听她的私人手机时，她直接致电奥巴马总统，怒不可遏地将美国的监控行为与她长大成人时所经历的臭名昭著的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斯塔西”相提并论。默克尔并非是指美国等同于共产主义政权，而是说无论是美国国安局、斯塔西、老大哥还是圆形监狱，监控部门的威吓实质在于，让你意识到会有看不见的权威随时随地都可以监控你的一举一动。

不难理解为何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会针对自己的公民构建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日益恶化的经济不平等局面，由于2008年的金融崩溃终于演化为全面爆发的危机，进而导致严重的内部不稳定性。即便是在西班牙和希腊这样相对稳定的民主国家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动荡局面。2011年，伦敦出现了为期数日的暴乱。在美国，无论是右翼人士于2008年和2009年发起的新茶党抗议还是左翼人士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属于民众发起的旷日持久的抗议活动。这些国家的民意测验结果都表明，民众对政治阶层和社会发展方向都表现出强烈不满。

权威机构面对如此动荡局面通常有两种选择：通过象征性让步安抚民众，或是加强控制，使对其利益的损害最小化。西方社会的精英们似乎看中了第二种选项，竭尽全力强化自己手中的权力，也许这也是他们想维护自己的立场唯一可行的选择。他们对占领运动用武力予以镇压，催泪瓦斯、胡椒喷雾以及起诉手段无所不用。国内警察力量的准军事化在美国各大城市竞相上演，与巴格达街头荷枪实弹的警察镇压合法集结的大量和平示威群众如出一辙。这一策略旨在让大家不敢参加游行示威，而且在一般情况下确实卓有成效。更大层面的目标是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观点：面对如此大规模和无孔不入的机构，此类抵抗全属徒劳。

无所不在的监控体系可以实现相同的目的，甚至还有更强的震慑作用。当政府在密切监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时，仅仅是组织反抗运动都会变得难上加难。可是大规模监控会在更深入更重要的层面将异见者予以扼杀：在思想角度，大众都已经被训练成为只会照章办事的循规蹈矩之徒。

历史证明毫无疑问集中化的高压政治和控制才是政府监控的意图和效果所在。好莱坞编剧沃尔特·伯恩斯坦（Walter　Bernstein）在麦卡锡时代就曾被列入黑名单，并受到监控，被迫匿名继续创作，他生动记录了由于意识到自己受到监控那种难以忍受的自我约束：


人人都小心谨慎，谁都不敢越雷池半步……那些并未列入黑名单的作家（我不知道人们怎么称呼他们），也会做出些“前卫的事情”，不过这些都与政治无关。他们都远离政治……我认为当时的普遍思想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应该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这种氛围下对创造力毫无益处，也不会让思想自由奔涌。你总是能感到处处受到束缚中，觉得“这样不行，因为我知道这行不通，或是这与政府的要求相去甚远”，诸如此类。


伯恩斯坦的观点非常离奇地与美国笔会中心2013年11月发表的一篇报告不谋而合，报告题为《令人心惊的效果：国安局监控导致美国作家自我审查》。该机构对国安局泄密事件对其成员的影响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很多作家现在都“认为他们的交流受到了监控，”并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调整，此举导致“他们的表达自由受到了剥夺，并限制了信息的自由交流”。特别是“有24％的受调查者刻意在电话或电子邮件中回避了某些话题”。

无所不在的监控所产生的危险控制力和由此导致的自我审查已得到一系列社会学试验的证实，其影响远不止在政治激进主义范畴之内。大量研究表明，这类思想动态已经进入到个人和心理的最深层面。

一组研究人员将其研究成果发表在《进化心理学》期刊（Evolutionary　Psychology），他们将研究对象置于道义上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如在街头发现一个装满大量现金的钱包，或是获悉友人在自己的简历中添加了虚假信息。研究对象被要求对这些错误行为进行评估。研究表明这些人在面对一些有监视（如一双睁大的双眼）暗示的图像前时，与面对中性内容的图像相比，会对这些行为做出更应“遭受谴责”的评价。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监控会鼓励受监视者会“努力获得流行的社会规范的认可”，以此来“积极维护自己的声誉”。

1975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格里高利·　怀特（Gregory　White）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进行了一次综合试验，题为《监控的可怕效果》，旨在评估受到监视会对有争议的政见表达产生怎样的影响。从事本研究的动力就在于美国人对政府的监控行为所产生的顾虑：


水门事件丑闻、白宫窃听行为的曝光以及国会对中情局的国内监视的调查更强化了美国人生活中的恐慌：“老大哥”也许在盯着你呢！美国国家数据库的提议，城市警方对监控直升机的使用，银行和超市安装的摄像头，机场对个人和财务的安检，这些都是我们的私生活在遭到日益严格的检查的蛛丝马迹。


参与者都被置于不同程度的监视下，并被问及他们对大麻合法化持何种观点。

结果受到“威胁”的研究对象，即他们被告知自己的陈述将会被警方用于“培训目的”，则更倾向于谴责吸食大麻，并会在语言中多用第二、第三人称代词（“你”、“他们”、“人们”等）。只有约44％的被监视研究对象支持大麻合法化，而未受到“威胁”的研究对象中，支持的比例则高达77％。显然，31％的受监控参加者都会不自觉地寻求研究人员的认同（例如会询问：“这么做对吗？”），而在另一小组中这一比例只有7％。受到“威胁”的参与者也会在焦虑和压抑感方面得到更高的分值。

怀特和津巴多在结论中这样表示：“威胁或是政府监控的现状可以在心理上束缚言论自由。”他们还补充道，因为他们的“研究设计并未考虑到‘避免集会’的可能性，他们预计‘因监控威胁所导致的焦虑将会使很多人完全回避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可能会受到监视。“由于这种假设不仅限制了他们的想象，政府和机构侵犯隐私的曝光也在平素里鼓励了大家如此行事，”他们写道，“所以疑神疑鬼和合乎情理的小心谨慎之间的界限变得日渐模糊。”

的确，监控有时可以促进那些在部分人眼中的可取行为。有研究发现，安装监控摄像头可以使得瑞典足球场的球迷向赛场内投掷水瓶和打火机这样的粗暴行为大幅降低65％。大量有关洗手的公共卫生文献也在不断证实，若身边有旁人，一个人上完洗手间洗手的可能性就会提升许多。

可是更重要的是，受到监控的后果是个人的选择被严重束缚。即便是在最亲密的场合下，诸如在家庭中，监控也会使一些无足轻重的举动变成自我评判和焦虑的根源，这些都是由于受到他人观察所致。在一项英国的实验中，研究人员为研究对象身上配备了定位装置，与其家庭成员保持密切联系，由此随时可获取每个成员的准确位置。如果某人的位置被人获取，他会收到一条信息提示。而当每次有家庭成员定位某人时，他也会收到一个问卷，询问他为何如此，以及所得到的信息是否符合预期。

在任务报告中，参与者表示有时他们会觉得被定位并无碍，可如果当他们身处一个意料之外的地点，家人对他们的行为“想当然地”做出判断时，他们也会觉得非常焦虑。即便是选择“隐身”功能，关闭位置共享功能时，这对消除焦虑也毫无帮助。许多参加者称，避免被监视本身都会令人生疑。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


我们对日常生活有些琐事根本无法解释，因为这些也许完全不重要。但是由于追踪装置的存在……使得这些琐事看似很重要，由此引发相当程度的责任感。这就会导致焦虑感，而在亲密关系中更是如此，人们会为他们无法担负的责任感受到极大压力。


在芬兰的一项实验中，对监控行为进行了极端的模拟，在研究对象的家中除卧室和洗手间之外都布满摄像头，所有的电子通信都受到追踪。虽然，在各种社交网络上该研究的广告满天飞，但是研究人员就连凑够10个家庭参加实验都颇有难度。

那些报名参加的人员对该项目过多干涉日常生活而怨声载道。有人在家中裸露身体时感觉不自在，有人在淋浴后梳头时感到若干摄像头正对着自己，还有人在注射药品时感觉自己受到了监控。人们无伤大雅的一举一动，在被人监视时即刻增添了不少重要内涵。

研究对象在开始时认为监控令人生厌，但是他们很快“对之习以为常”。当这种深度入侵行为成为常态后，便转化为寻常的生活状态，也就不再受人注意了。

正如实验表明，种种表现说明人们希望能够保持个人隐私，即便这些表现当中并不包含所谓“错事”时也依然如此。隐私是大量人类行为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如果有人打过自杀热线或是曾去过堕胎诊所，或经常光顾性爱网站，抑或曾在康复诊所做过预约，或是接受过某些疾病的治疗，以及曾对记者有过爆料等，还有诸多理由让人们希望让某些行为保持私密状态，而这些与非法行为或行为不轨毫无瓜葛。

总而言之，人人都希望有所隐藏。《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巴顿·格尔曼这样表述了这一观点：


隐私是个相对的概念，具体取决于观众是谁。你不会希望雇主知道自己在四处觅职。你不会对自己的母亲或子女和盘托出你的感情生活。你不会将商业秘密告知竞争对手。我们不会不加区分地将自己完全示于众人，同时我们也会小心地应对谎言，这都是理所应当。在正直的公民中间，研究人员一致发现谎言是“一种常见的社交互动”。（大学生们每天会经历两次谎言，在现实世界中是每天一次）……全面透明势必是一场噩梦……人人都需要有所隐藏。


为监控进行有力辩护的观点称，监控行为符合所有民众的利益，这是基于将世界分为非黑即白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权威机构仅仅是针对坏人使用监控权，即针对那些“有不轨行为”的人，只有这些人才会担心他人窥探自己的隐私。然而，这不过是故伎重演。早在1969年，《时代周刊》就曾刊文探讨国人对美国政府的监控力量正变得日益忧心忡忡。尼克松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安慰读者称：“任何没有涉嫌非法活动的美国公民都没什么可担心的。”

为回应2005年布什授权非法监听的争议，白宫发言人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电话监听并非是要了解少年棒球联盟训练怎么安排，或是在百乐餐晚宴自备什么食物，而是针对那些穷凶极恶的坏人间的通话进行监听。”2013年8月，当奥巴马总统现身《今夜秀》栏目时，被脱口秀明星杰·雷诺（Jay　Leon）问及对国安局泄密有何看法，他答道：“我们并没有在美国国内进行监听项目。我们所做的是具备这样一种机制，可以跟踪与恐怖袭击相关的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

对多数人来说，这种争辩非常有效。人们以为这种入侵性监听仅限于那些边缘性“行为不轨”的人群，导致大众对于这种权力的滥用表示默许，甚至为之喝彩。

但是这种观点极大地误解了权威机构的真实目的。在如此机构眼中的“行为不轨”远不止非法行为、暴力行为或恐怖预谋，还包括抱有意图的异见者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挑战。这就是权威的性质，无论是政府、宗教还是家族都是如此，他们将不同意见和行为不轨画等号，至少视之为一种威胁。

文件中充斥着个人和组织只因为表达了不同观点和主张就受到政府监视，其中包括马丁·路德·金、民权运动、反战斗士、环保主义者等。在政府和乔治·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掌控的联邦调查局的眼中，他们都是“图谋不轨”的人物，因为他们参与了威胁到普遍秩序的政治活动。

胡佛对用监控力量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理解无人能及。鉴于政府依照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规定，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因而他需要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才能绕过该法。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积极保卫自由言论受理了大量案件，其中以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Brandenburg　v。　Ohio）中联邦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