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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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劳拉实在忍无可忍。“我保持沉默，结果情况却变得越发糟糕，而不是有所改善。”她准备让我就此做些报道。

我在网络政治杂志《沙龙》（Salon）发表的文章详细描述了波伊特拉斯经常遭受的讯问。这篇文章备受关注，还有人发表声明支持她，对她所受到的侵扰行为倍加谴责。文章发表后，波伊特拉斯再次乘飞机离开美国时，就没再受到讯问，携带的材料也不再被没收。在随后的数月间，她也并未再受到侵扰。多年以来，劳拉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出行了。

这件事让我深受启发：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不喜欢被曝光。他们只会在自以为身处黑暗保护的安全环境中时才会有不法行为。我们发现保密是权力滥用的关键和推动力，唯一的真正解药则是将其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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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场读到劳拉的邮件后，我立刻作了回复：“实际上我今天上午刚到美国……你在哪里？”我们约定第二天在杨克斯我住的酒店的大堂碰头，见面后我们到餐厅找地方坐了下来。不过在劳拉的坚持下，我们先后两次调整了位置后才开始交谈，以免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随后劳拉言归正传，说有“极为重要而又敏感的事项”需要讨论，而且安全问题对此事至关重要。

由于我带着手机，劳拉要求我或是取出手机电池，或是把它放回酒店房间。“这么说貌似有些疑神疑鬼，”她说，但政府工作人员能利用遥控手段激活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窃听谈话内容。把电话和电脑关机都不能起到防范效果，只有取下电池才行。

先前我曾经从主张公开透明的激进人士和黑客那里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我往往以为这种做法过于谨慎，但这次因为此言是出自劳拉之口，我不敢怠慢。发现手机的电池不能取下来后，我就把手机送回酒店房间，才再次前往餐厅。

现在劳拉可以跟我谈及正事了。她说自己先前收到了一系列匿名邮件，发件人的态度似乎很认真诚恳。他自称能接触到一些绝密文件，可以证明美国政府正在对本国公民和其他国家实施监控。他下决心要把这些文件透露给她，而且明确要求她与我合作一同将此公之于世。当时我并没有把此事与我从辛辛纳图斯那里收到的邮件联系起来，那些邮件早已被我置之脑后。

随后劳拉从包里抽出了几页纸，那是匿名爆料者发来的两封电子邮件的部分内容，我坐在桌边从头至尾读了一遍，邮件的内容很吸引人。

第二封邮件是在第一封邮件数周之后发出的，邮件开头写的是“仍然是我”。针对劳拉最关注的那个问题——你何时能提供爆料文件？他答道：“我只能说‘很快’。”

爆料人告诫劳拉，谈论敏感问题时一定要取下手机电池，或者把手机放入冰箱，因为这样就能免于被监听，他又告诉劳拉，应该跟我一起处理那些文件。然后他谈到了自己使命的关键部分：

最初阶段引发的震撼（初次公开爆料之后）将会使得人们支持建设更平等的互联网，但除非科学的发展速度超越法律，否则这对普通民众来说并无益处。

若能明确我们的隐私是如何受到侵犯，我们就能占到上风。我们可以向所有人保证，通过普遍性立法，大家都能受到保护，但这样做的前提是技术界愿意面对威胁精心研究解决方案。最后，我们必须遵循这样一条原则：有权有势者的隐私得到保护的唯一途径，就是对普通百姓也能一视同仁。这条原则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保障，而不是通过某些人为的政策体现。

“看来确有其人，”读完邮件后我说道，“我不知该怎样准确解释，但却本能地感觉这绝非戏言，此人的身份应该名副其实。”

“我也这么想，”劳拉答道，“对此我没有多少疑问。”我和劳拉都明白，我俩对爆料人的真实性所持的信心或许毫无根据，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都不知是谁发来的邮件，任何人都有可能。这一切有可能都纯属捏造；而且这也有可能是政府方面所设的陷阱，想让我们因为爆料而涉刑；或许有可能还是有人想通过发送虚假文件来实现损害我们信誉的目的。

我们讨论了这种种可能性。我俩都知道，美国军方曾在2008年发布秘密报告，宣称维基解密是国家公敌，并提出了一些方法来“破坏乃至摧毁”这个组织。这份报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也被泄露给了维基解密）讨论了传递虚假文件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维基解密把虚假文件当作真实文件发布，其信誉就会遭受重大打击。

我和劳拉都很清楚各种机关陷阱，但我们抛开了这一切，纯粹依靠自己的直觉行事。那些邮件虽然没有什么具体信息，但却确凿无疑地表明其作者的真实存在。他之所以写下这些邮件，是因为他非常坚定地认识到政府秘密行动和监控无处不在的危险性；我本能地体会到了他在政治方面的激情，由此对他、他的世界观以及让他感到焦灼的紧迫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过去7年间，在信念驱使下，我几乎每天都在写文章，探讨美国政府在秘密行动、极端行政权力、军国主义、民权监控和侵扰等方面的危险动向。有一种特殊的语气和态度把记者、激进人士和我的读者联合起来，因为大家一致对这些动向感到警惕。在我看来，若非感同身受，那么他人不会轻而易举地如此言之凿凿地纷纷表示赞同。

在劳拉收到的最后一批邮件中，对方提到他在为提供文件而做着最后的准备，还需要4到6周的时间，让我们静候他的消息，并保证我们会收到相关文件。

三天后，我和劳拉再次见面，这次的位置选在曼哈顿，因为她收到了匿名爆料者的另一封邮件。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愿意以自由为代价，冒着长期入狱的危险披露这些文件。到如今我已经确信无疑……我们的知情人此言绝对无虚，但在我们乘飞机返回巴西的途中，我告诉合作伙伴戴维·米兰达（David　Miranda）说，我决心把一切置诸脑后。“此事也许会无疾而终，他可能会改变主意，或者会被捕。”戴维的直觉很强烈，他对此事抱有不知从何而来的确信感。“这事应该不假，肯定有这么个人，他会把这件事捅出来的，”他对我说道，“而且这将是轰动性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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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里约热内卢后，在3周时间内我没收到任何消息。我基本上也没有对知情人一事考虑太多，因为我很清楚能做的只有等待。5月11日，我收到了我和劳拉先前合作过的一位技术专家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言简意赅：“你好格林，我来指导你学习使用PGP软件。你有没有联系方式，以便我发给你一些东西，帮助你下周开始使用这种软件？”

我敢肯定，他所说的“一些东西”就是我处理爆料者提供文件所需的要件。这也意味着劳拉已经收到那位匿名人士发送的邮件，收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文件。

那位技术专家随后通过联邦快递给我寄来一个包裹，预计两天后到达。我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是程序呢，还是那些文件？在随后的48个小时内，我完全没法专心做事。可是等到了预定的派送日期，到下午5点半钟我仍未收到任何东西。我给联邦快递打电话咨询得知，包裹因为“未知的原因”被海关扣留了。

两天过去了，接着五天又过去了，整整一周都过去了。每天联邦快递都是同样的解释：因为某些未知原因，包裹被海关扣留。

一段时间之内，我曾怀疑某国政府造成了这次宝贵的延误，比如美国、巴西或别国政府，因为他们也许掌握了些情况，不过我还是坚持去相信另一种可能性更高的解释：这不过碰巧是官僚作风造成的麻烦。

到这个时候，劳拉已经很不情愿通过电话或网络谈及这方面的任何问题了，因此我根本不晓得包裹里面究竟有什么。劳拉又补充说道，我们可能要立刻到香港跟知情人见面。

我非常不解，能接触到美国绝密文件的这个人在香港干什么？香港与此事有什么关系？我本以为这位匿名知情人身处马里兰州或北弗吉尼亚，怎么他偏偏要在香港呢？当然，我愿意前往任何地方与他见面，不过我想要事先明确究竟缘何成行，但因为劳拉无法跟我自由联系，这次刨根问底只能推迟进行。

到最后，包裹寄出约10天后，联邦快递把它送到了我的手中。撕开信封，我发现里面有两个U盘，还有一封用打字机打出的信件，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各种网络安全方面的计算机软件，信中还有诸多加密邮件账户的密码和我闻所未闻的另一些程序。

我一头雾水。尽管我也对密码短语（passphrase）有所听闻，知道那基本上就是些冗长的密码，由包括区分大小写的字母和标点符号组成的句子随机构成，目的在于增大破解难度，但我却从没听说过这些程序。由于劳拉非常不情愿跟我通过电话或网络跟我沟通，我仍然分外沮丧，因为虽然最终拿到了期待已久的东西，但却不知这会具体派上什么用场。

不过我很快就会对此有所了解，而且是从能提供指导的高人那里得到指点。

收到包裹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0日那周，劳拉告诉我说需要立刻交流一下，但只能通过OTR聊天的方式。OTR是可以让我们在网上安全交流的一种加密程序，先前我曾经使用过。借助谷歌的帮助，我安装了这种聊天软件，注册了账户，把劳拉的用户名加入了我的“好友名单”，她立刻就上线了。

我问她那些绝密文件在哪里。她告诉我，知情人将会提供那些文件，她那里没有。她问我愿不愿意过几天陪她一起去香港。我问她能否确定值得这样去做，也就是说她是否已确定了知情人的真实身份。她用加密方式回答说：“当然已经确定，否则我怎么会让你陪我同去香港呢，”由此推断，她肯定从知情人那里拿到了些有价值的文件。

不过她还告诉我，有个问题正变得越发严重。知情人情绪很低落，因为事态进展不畅，而且还有新的转折，即《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也可能掺和进来。劳拉说我必须立刻跟他直接交流，向他做出保证，并安抚他日益不耐烦的情绪。

没出1小时，知情人就给我发来了邮件。尽管当时我并不清楚，但实际上邮件是辛辛纳图斯发来的。这是自1月间关于我缺少加密软件的那场谈话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联系。

发送邮件的电子信箱是：Verax@×××。×××。在拉丁语中，“Verax”意指“说出真相的人”。邮件的主题是“需要谈谈”。“我在跟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做一个项目”，邮件写道，暗示是他这位匿名知情人在跟劳拉联络。

“近期你必须抛开所有短程旅行安排来与我见面，你需要参与到其中，”他写道，“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尽快谈一谈吗？照我看，你使用的通信设备安全性并不怎么样，不过我会针对你现有的条件想办法的。”他建议我们通过OTR方式交流，并给了我他的用户名。

我不清楚他说的“抛开短程旅行”是什么意思：先前我曾告诉他自己不明白他为什么在香港，但绝无拒绝前往之意。我以为这是沟通不畅的原因，于是立刻做出回复，“为介入其中，我愿意想尽一切方法。”并建议即刻通过OTR方式联络。把他的用户名加入我的OTR好友名单后，我开始等待。

不到15分钟，我的电脑就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显示他已经上线。带着一丝紧张，我点击了一下他的名字，输入了“你好”两字。他回应了我的问候，然后开始了彼此的交流。此时我感觉到，这位知情人手头掌握有美国监控情况方面相当数量的秘密文件，而他至少还想要再透露其中的部分内容。

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自己定会参与其中，尽管对这位知情人的名字、就职单位、年龄等信息仍一无所知，我仍表示“愿尽我所能报道此事”。随后知情人又问我能否前往香港与他见面。因为不想让他感觉我在借故套取信息，所以我并未询问他在香港的具体原因。

确实，从一开始我就决定把双方交谈的主动权交给他。如果想让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香港，他自会做出解释。如果想让我知道他手头有什么要爆料，他也会如实相告。对我来说，采取这种被动的姿态绝非易事。我曾从事过律师行业，现在的身份是记者，有问题时已经习惯了咄咄逼人的质询，而我心中有数百个问题想要找出答案，但我深知此时他的处境微妙。

抛开其他方面的真实性暂且不说，我很清楚此人已经下定决心，要做在美国政府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事情。从他对安全通信的极度重视可以看出，我们必须谨小慎微。由于对他的身份、动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顾虑都所知甚少，显然我必须保持克制，谨慎行事。因为我不想让他生疑，所以就迫使自己接受他所提供的全部信息，而不是主动挖掘信息。

尽管我不清楚为什么他偏偏会出现在香港，也不知缘何他希望我也能前往那里，我还是答复他，“我当然会去香港。”

那天我们在网上聊了两个小时。他首先关注的是劳拉已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巴顿·格尔曼（Barton　Gellman）说起过先前给她的一些国安局文件。那些文件与“棱镜”计划这一具体方案有关。按照“棱镜”计划的部署，国安局可以从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雅虎（Yahoo）、Skype这类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收集私人通信信息。《华盛顿邮报》并未就此立刻大肆报道，而是召集一批律师进行咨询，可律师们提出了诸多要求，并发出危言耸听的种种警告。在知情人看来，这意味着他将提供一个前无古人的新闻机会，《华盛顿邮报》却因恐惧而不敢有所作为，而他也担心《华盛顿邮报》涉及的圈子可能会走漏风声，从而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

“我对事态的发展很不满意，”他告诉我，“我本想让其他人来报道‘棱镜’计划，而让你专注于揭露更宽泛的内容，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大规模监听内容；但现在我更倾向让你来报道此事。我读你的文章已颇有时日，”他说道，“深知你做此事定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我很愿意，”我告诉他，“现在具体商量一下需要我做些什么。”

“你的首要任务是亲赴香港，”他说，这话他后来又重复了多次：“马上前往香港。”

尤其让他感到不快的是，格尔曼拒绝赴港与他见面，称《华盛顿邮报》的律师认为从法律层面来看此举并不理智，存在风险，尽管C认为如此顾虑尚属多余。我做出承诺，说自己绝不会受到这种影响。

那次网上交流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他爆料的目的何在。从劳拉展示的那些电子邮件来看，貌似他感觉有责任向世人公开表明，美国政府正在秘密打造庞大的监控体系。但他此举究竟有何用意？

他的回答是：“我想激起一次全球性的辩论，探讨隐私问题、互联网自由和国家监控的危险性等问题。我对由此会带来什么后果完全无所畏惧。我很清楚这样做可能会牺牲自己，但对此我心甘情愿，因为我清楚这属于正义之举。”然后他又一语惊人：“我想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我相信自己有义务解释一下这样做的原因及目的。”他告诉我他已完成一份文件，在公布自己的知情人身份后，他准备在互联网发布这份文件。这是一份支持隐私保护、反对监控的宣言，要向全世界征集签名，以展现隐私保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的支持。

公布身份的代价几乎毋庸置疑：至少也要身处囹圄，即便不会更糟。尽管如此，这位知情人却还是一再强调，称自己“心甘情愿地”承担后果。

他表示“做这一切我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民众看到这些文件后，只是耸耸肩，‘我们知道这件事，但我们并不在乎。’我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最后一无所获。”

我向他保证，“不会这样的，你多虑了”，可我其实也并无多大把握。多年来，我一直在撰写关于国安局滥用权力的文章，但我的体会是很难让公众关注国家机关秘密开展的监控行动：大家觉得侵犯隐私和滥用权力往往属于抽象的概念，难以引起公众发自内心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这个话题往往十分复杂，因此更难吸引公众的注意。

但这次的感觉不同，绝密文件一旦公开，就会引起媒体的注意。另外，爆料者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内部人士，而不是民权联盟的律师或民权倡导者，这无疑也会增加爆料的分量。

当晚，我对戴维讲了去香港的事。我还是不大甘心就此放下手头的各种工作，乘飞机赶到地球另一端去见一个连姓甚名谁都毫不知晓的人，特别是我根本没有证据能证实他的真实身份。这可能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抑或其中有诈或是其他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呢？

戴维的建议是：“你应该告诉他，自己首先要看到部分第一手文件，才能确认他确实言之有物，这件事才值得你去付诸实际。”

一如既往，我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二天登录OTR聊天程序时，我告诉他准备在几天后去香港，但首先我需要看到部分文件，以便对他的爆料内容能事先有所了解。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让我安装各种各样的程序软件。随后我花了几天时间，通过网络让对方指点着我一步步地安装使用各种程序，包括最后的PGP加密技术。得知我是初学者后，他表现得极为耐心，几乎就是手把手地教会我每一步的内容，“点击蓝色按钮，然后按确定，然后进入下一步。”

我不停地跟他道歉，说自己水平太低，浪费了他数小时的宝贵时间来教我这些安全通信的基础知识。“不用担心，”他说道，“这大都无关紧要，而且我现在空闲时间多得很。”

各种程序安装就绪后，我收到一个文件夹，其中约有25个文件：“这只是让你略微看看，算是冰山一角的一个侧面吧。”他此言似乎是在勾起我的兴趣。

我把文件夹解压缩，看到了文件名单，然后随便点开了一份。文件的顶部用红色字体标着一个代码：“绝密/通信情报/禁止向外方成员展示/”。从这些代码可以看出，这份文件被官方界定为绝密等级，涉及的是通信情报，而且不能向包括国际组织和联盟伙伴在内的外方成员展示。此时此刻，事实已经一清二楚，源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神秘的机构之一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机密通信文件。在国安局60多年的历史上，如此重要的文件从未泄露过，可我手头此时却掌握了几十份这样的文件，而前两天花了几个小时跟我在网上聊天的那位知情人，却还要给我更多这样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国安局官员的训练手册，详细为分析人员讲解最新监控手段。它泛泛地介绍了分析人员可以查询的信息类型（电子邮件地址、IP定位器数据、电话号码等）以及他们能够接收到的数据类型（邮件内容、电话“元数据”、聊天记录等）。实际上，我看到的这部分就是国安局官员为分析人员讲解如何窃听目标通信时所讲的内容。

我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为了消化读到的内容，让自己平静下来继续阅读，我不得不停下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了几次。回到笔记本电脑前，我随手点开了下一个文件。那是一份绝密的PPT演示材料，标题是：“棱镜计划/美国——984N综述。”每一页上都带着规模最大的9家互联网公司的标识，具体包括谷歌、脸书、Skype、雅虎等。第一张幻灯片介绍了这个方案的详细内容：“国安局从微软、雅虎、谷歌、脸书、Paltalk、美国在线、Skype、Youtube、苹果等美国服务商的服务器直接收集信息。”有张图表列举了这些公司参加这一计划的具体日期。

我再次因为情绪激动而停止了阅读。

知情人还说，当时机合适时他会发给我大批文件。我决定暂且搁置这些虽然意义重大但却颇显神秘的说明部分，而是由他决定给我文件的时间顺序，继续按照我既定的思路采取行动，这也是因为面前的资料太令我激动了。

从第一眼看到这几份文件开始，我就明白了两件事：我要立刻赶赴香港，而且报道此事必须得到就职单位的大力支持。这意味着尽管作为每日专栏文章的作者，我加盟《卫报》（The　Guardian）只有9个月的时间，但这次也要让它参与进来，无论是报纸还是其在线新闻网站均是如此。我很清楚，这将是重磅新闻，也的确该让他们参与进来了。

我通过Skype网络电话与美国版《卫报》的英籍主编简宁·吉布森（Janine　Gibson）取得了联系。我跟《卫报》达成的协议是：我享有完全的编辑自主权，这意味着我的文章发表前任何人都不得对之进行编辑或评论。我写好文章，然后通过网络直接发表即可。唯一的例外在于，如果我发布的内容可能给报纸带来法律方面的后续问题，需要事先给他们提个醒。在先前的9个月里，这类事件只发生过一两次，也就是说我跟《卫报》的主编来往很少。显而易见，如果有什么报道需要他们留心一下的话，这次就应属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