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第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出榜样，而不是指望别人采取行动。”
他也担心把中情局的秘密公开会造成的伤害。“如果泄露中情局的秘密，你就可能伤害别人，”他指的是秘密特工和知情人，“我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泄露国家安全局的秘密只会打击滥用权力的体制，因此我更愿意这样做。”
于是斯诺登又回到了国家安全局，这次是为戴尔公司效力，因为戴尔公司跟国家安全局有合作关系。2010年，他被派驻日本，有了比先前更高的权限，可以了解到监控方面的机密。
“那时候看到的一切开始真正让我心烦意乱，”他说，“我实时看过无人驾驶飞机对可能要杀害的目标进行监控。你可以看到整个村子，看到大家在做什么。我见过国安局在人们打字输入时追踪他们的网络行为。我渐渐明白了美国的监控能力已经变得多么具有侵犯性。我认识到了这个体制影响的真正范围，而其他人几乎都对此一无所知。”
在他看来，他需要而且有责任把看到的一切公之于众，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在国安局的驻日机构待得越久，越深刻地感到绝不能缄口不言。实际上，我感觉助纣为虐遮掩此事不被公众知晓才是大错特错。”
斯诺登的身份暴露出来之后，许多记者试图把他描述成头脑单纯的小程序员，说他稀里糊涂接触到机密信息，但事实远非如此。
斯诺登告诉我，在中情局和国安局期间，经过一次次的训练，他逐渐变成了高级网络特工，以黑客手段侵入其他国家的军用及民用电脑系统来窃取信息或为发动袭击做准备。在日本期间，训练进一步强化。他掌握了最复杂的技术，能防范其他情报机构获取他们的电子数据，正式成为通过认证的高级网络特工，能不留痕迹地侵入其他国家的军用以及民用电脑系统来窃取信息或为发动袭击做准备。到最后，他被国防情报局的联合反情报学院选中，在他们的反情报课上授课。
他坚持让我们行动时遵循的安全手段都是他在中情局，尤其是国安局期间学到的，有些甚至是他帮助设计的。
2013年7月，《纽约时报》证实了斯诺登告诉我的内容，报道指出：“在为国安局的承包商效力时，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掌握了黑客技术，成为国安局求之不得的网络安全专家。”《纽约时报》指出，他在那里接受的训练“对他更加熟悉网络安全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文章还说，斯诺登手里的资料表明他“在电子间谍活动和网络战争中已经变被动为主动，帮助国家安全局窥探别国的电脑系统以窃取信息或做好进攻的准备”。
尽管我在质询时尽量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提问，但却经常会因为一时心急就打乱了顺序。我特别想搞清楚的是，到底是什么驱使他放弃自己的事业，并冒着锒铛入狱的危险，把多年来被灌输到脑海中的保密与忠诚要求抛诸脑后。
同样的问题我用不同的方式问了很多次，斯诺登也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但这些答案让我感觉要么太肤浅、太抽象，要么就是太缺乏激情和信念。谈论国安局的系统和技术时他很轻松，但谈到自己时显然就要拘谨些，尤其是听到我说他做出如此了不起的勇敢之举、需要从心理层面找找原因的时候。他的回答不像发自肺腑，有些空洞，因此我感觉不那么令人信服。他说世人有权知晓自己的隐私是否受到侵犯；说从道义上讲，他有责任对恶行表明立场；说从良心上讲，自己珍视的价值观暗地里受到威胁时，他不能继续保持沉默。
我相信他的确很重视那些政治方面的价值观念，但我想知道是什么个人方面的原因驱使他牺牲生命和自由来捍卫那些价值观。我感觉自己并没得到真正的答案。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他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浸淫在这样一种国家安全方面的文化中，因而并不愿意过于深刻地剖析内心世界。但是无论怎样，我必须弄明白。
其他因素且不说，我必须确定他做出这种选择时真正理性地考虑过后果：只有确信他是自觉自愿地这样做，彻底搞清他的目的，我才愿意帮他冒如此大的风险。
到最后，斯诺登给了我一个真实而又让人为之振作的答案。他告诉我：“我认为，要真正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该看其说自己信仰什么，而要看其如何捍卫那些信仰。如果言行不一，那么那些信仰就是一纸空谈。”
那他是如何想出这种衡量自身价值的方法的？他凭什么相信如果愿意为了更多人的利益牺牲自身利益就是有道义的行为？
“一言难尽。”斯诺登答道。他成长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希腊神话，而且深受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一书的影响。他指出，那本书“从我们都知晓的故事中找到了共有的主线”。那本书给他的主要教益在于，“我们通过自身的行动和行动带来的变化为生命增添了意义”。人的价值体现在他的行动之中。“我不想做一个不敢捍卫自己原则的人。”
在他的精神历程中他反复遭遇这种主题，这种关于身份和价值评判的道德构建，当然，他略显尴尬地解释说电子游戏也有一些影响。他告诉我，沉迷电子游戏得出的体会在于他认识到，即使是无权无势的一个人也可以面对不公平。“游戏的主角往往是普通人，当独自面对强权带来的极度不公时，要么因为恐惧而选择逃走，要么选择为信念而战。历史同样证明，即使是似乎极为普通的人，只要坚决捍卫正义，就可以战胜最为强悍的对手。”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电子游戏对塑造他们的世界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换作在几年前，我可能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但现在我已经逐渐意识到，对斯诺登这一代人来说，在树立人们的政治意识和道德观念、帮助大家理解自身价值方面，电子游戏的作用毫不亚于文学、电视和电影。它们也能呈现复杂的道德困境并引发玩家的思考，尤其是对那些开始质疑自己所受教育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斯诺登告诉我，早些时候从工作中得出的道德方面的思考是“我们个人发展的模版和诱因”，而且成年之后尤其认真反思道德义务和心理方面的局限性。他解释说：“人被动服从的原因是对后果的恐惧。一旦抛开金钱、事业与安全这些身外之物，你就可以克服这种恐惧。”
对他的世界观同样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互联网史无前例的价值。跟许多同代人一样，对他来说，互联网并非用来完成各种任务的简单工具，而是他的心智和个性成长的世界，互联网本身赋予了他自由、探索的机会以及精神成长和领悟的潜在空间。
在斯诺登看来，互联网独一无二的价值无法衡量，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卫。十几岁的时候，他就通过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跟远方有着完全不同背景的陌生人聊天。没有互联网，他绝对接触不到那些人。“大致说来，互联网让我体验了真正的自由，发掘了我全部的潜能。”谈到互联网时，他显然非常愉快，甚至充满激情，他又补充说，“对许多孩童来说，互联网是自我实现的途径，他们可以探索自我，发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匿名才行——即使犯了错误也无人知晓。我很担心，恐怕我这一代人是能享受这种自由的最后一代人。”
这种观点对他的决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想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自由、把互联网的独特价值都消灭掉的世界里。”斯诺登告诉我。他说他不得不采取行动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别人来决定是否为了捍卫这些价值观而采取行动。
除此之外，斯诺登反复强调，说他的目的不是摧毁国安局使其无法继续实施监控。他告诉我，“这不是我能做的事。”相反，他想提醒美国及全世界人民他们的隐私正在受到侵犯，要让他们知道真相。他坚持说，“我不想破坏现有的体制，只是让民众来决定这些行为是否可以继续。”
斯诺登这样的告密者往往遭到妖魔化的攻击，称他们生性孤僻或一事无成，做事并非出于良心，而是因为生活失败后精神错乱、态度沮丧。但斯诺登却截然不同，他生活中有许多让人艳羡的方面。做出披露那些文件的决定意味着他要跟深爱多年的女友分手，离开支持自己的家人，放弃在夏威夷天堂般的生活、稳定的职业以及丰厚的收入，放弃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人生。
2011年在日本的工作结束后，斯诺登回到了国家安全局在马里兰州的另一家机构，依旧为戴尔公司工作。加上奖金，那年他的年薪超过20万美元。工作主要是跟微软及其他科技公司一起为中情局和其他部门打造安全的电脑系统来储存文件和数据。谈到当时的情况时，斯诺登说：“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在那个岗位上，我亲眼看到政府尤其是国安局与民营科技企业合作窃取民众的通信记录。”
在那天5个小时的询问过程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在香港与他交谈的整个过程中，斯诺登几乎一直表现得冷静、客观而又镇定。但在提到让他义无反顾站出来告密的原因时，他变得有些情绪化甚至略微有些恼火，说道：“我知道他们建立这样一个系统是为了在全球范围消灭隐私。目的就是任何人只要在网上交流，国安局都能收集、储存并分析他们的通信内容。”
正是因为这种想法，斯诺登才下定决心要将其检举揭发。2012年，他被戴尔公司从马里兰州调任至夏威夷。在2012年的一段时间里，他下载过一些他认为应该曝光于世的文件，还有另一些文件，但并不是为了公开，而是旨在帮助记者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2013年初，斯诺登发现还需要一批文件，但是在戴尔公司工作的他却接触不到，要拿到这些文件他必须获得另一份工作，被任命为基础架构分析师，然后才能有机会接触到国安局的监控原始数据库。
心里想着这个目标，他申请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夏威夷一处机构的一个岗位。该公司是全国最庞大的私营国防承包商，员工中很多前政府官员。为此他放弃了高薪职位，因为这份工作让他可以下载完整描述国安局秘密监控活动所需的最后一批资料。更重要的是，由此他可以收集关于国安局秘密监控美国内部全部电信基础架构的信息。
2013年5月中旬，他跟公司说去年得了癫痫病并以治病为由请了几周的假。他整理好行李，包括4个不同用途的新笔记本电脑。他没有告诉女友要去哪儿，实际上平时出差他也不会告诉她自己的目的地。他是想不让女友知悉内情，这样一旦日后他的身份曝光，她也不会受到政府的骚扰。
他于5月20日从夏威夷来到香港，用真实姓名入住了美丽华酒店，之后就一直待在那里。
斯诺登住酒店并没有隐瞒身份，而是用自己的信用卡付账，他的解释是自己的活动情况迟早会被美国政府、媒体以及几乎所有人审查。他希望如此可以防止有人说他是外国间谍，因为如果在此阶段他躲藏起来难免就会出现这种猜测。他说自己的目的就是要向公众表明自己的活动情况都能解释清楚，其中不牵扯什么阴谋，而且他是独自行动。在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看来，他就像一个正常的生意人，不是玩失踪的潜伏者。他告诉我：“我并不想隐匿自己的身份，因此没必要躲起来，让阴谋论者或妖魔化我的人有借口。”
然后我又问了那个第一次网上交流之后就想问的问题：做好爆料准备后，为什么他选择香港作为目的地？一如既往，斯诺登的回答表明他的决定是仔细分析后做出的。
他说自己优先考虑的是保证跟我和劳拉沟通那些文件的问题时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他担心如果美国政府了解到他的爆料计划就会设法阻止他，比如逮捕或更严重的手段。照他推断，香港虽然是一个特别行政区，但却是中国领土，跟他心目中的其他藏身之地相比，比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这样的拉美国家，美国间谍要对付他可能会更困难些。另外，跟冰岛这样的欧洲国家相比，香港有能力也更加愿意顶住美国的压力不把他引渡出去。
虽然向公众爆料是斯诺登选择目的地时的首要考虑，但这却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他还希望能够到一个民众珍视他认为重要的那些价值观的地方。他本来还可以到另外一些地方，那些地方可能会提供防范美国方面动作的更安全的保护，比如中国大陆。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政治方面更加自由，比如冰岛或另外一些欧洲小国。但在他看来，香港最好地融合了人身安全和政治力量方面的考量。
毫无疑问，这个决定也有一些弊端，斯诺登也很清楚这一点，比如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会让批评者更容易把他妖魔化。但是当时没有最完美的选择。他经常说：“我的所有选项都很糟糕。”不过香港确实为他提供了安全保障，也让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在其他地方或许就要困难得多。
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后，我又有了一个目标：确保斯诺登清楚，他作为整个事件爆料人的身份曝光后，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
奥巴马政府在政治领域发起了针对告密者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竞选总统时，他曾发誓要建立“史上最透明的政府”，尤其是保护告密者，称赞他们“勇敢”而“高尚”，而如今他却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奥巴马政府依据1917年的《反间谍法》（The Espionage Act）对7名泄密者提起诉讼，超过了往届政府处理类似案件的总和，事实上是以往总数的2倍还要多。《反间谍法》是“一战”期间通过的法案，其中赋予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权力将反对战争的异议人士当作犯罪分子起诉，而且对此的处罚相当严厉，违法者将面临终身监禁甚至死刑。
毫无疑问，斯诺登会受到这部法律的严厉制裁，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会以足以判他终身监禁的罪名起诉他，而且他可能会作为卖国贼受到广泛的谴责。
“你觉得身份暴露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我问道。
斯诺登的回答很迅速，显然他早已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会说我违反了《反间谍法》，说我犯了重罪，帮助美国的敌人，危害了国家安全。我敢肯定他们揪住我过往的一切，可能夸大其词甚至胡编乱造，尽可能地把我妖魔化。”
他说他并不想坐牢：“我想尽量争取不坐牢。但如果结局注定如此，因为我很清楚这种可能性很大，刚才我也想过，那么不管他们如何对我，我也愿意承受。唯一让我无法忍受的就是公众对这一切袖手旁观。”
无论是初次见面的第一天还是在随后的日子里，斯诺登的决心和对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冷静思考都让我深感讶异和感动。我从未见他表现出任何遗憾、恐惧和不安。他坚定地表示心意已决，称自己十分清楚可能出现的后果，并已做好了准备来承担这些后果。
斯诺登似乎从这个决定中获得了一种力量。说到美国政府可能对他采取的行动时，他表现得无比镇静。想到未来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将身陷囹圄，这种恐惧可以将任何人吓瘫，可是这位29岁的年轻人在面对这一切时的表现令人备受鼓舞。他的勇气感染了我和劳拉，我们彼此发誓并且也跟斯诺登一再承诺：从那一刻起，我们的每个决定和每次行动都会尊重他的选择。我有责任按照斯诺登的初衷来报道整个事件，要坚守心中正义的信念；不被那些急于遮掩他们的行动的邪恶官员无耻的威胁所吓倒。
5个小时的询问过后，我确信斯诺登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而且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自愿来做这件事的。跟他分手前，他再次强调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的问题：他坚持让我们表明提供文件的知情人是他，而且要在我们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就这样做。“无论是谁，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有义务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和目的。”他说。他也不想加剧因为躲藏而让美国政府营造出的恐惧氛围。
此外；斯诺登非常肯定，一旦我们的报道文章开始刊出，国安局和中情局就会迅速查明泄密的根源。他并没有想尽一切办法遮掩自己的踪迹，因为他不想让同事遭到调查或背黑锅。他坚持说借助自己掌握的技术，以及由于国安局的系统出人意料的松懈，如果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尽管他已经下载了如此众多的绝密文件。然而，他却故意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让他们发现，这也意味着没有必要继续隐匿身份。
虽然，我不想通过公布他的身份帮助政府知悉他的情况，但斯诺登却说服了我，说他的身份暴露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他决心主动在公众面前亮相，而不是听任政府描述他的情况。
对于身份的曝光，斯诺登唯一担心的是会因此分散民众对问题本质的注意力，他表示“我知道媒体会把各种事件贴上人的标签，而政府会希望围绕着我开展报道，并攻击提供信息的人。”他计划一开始将自己曝光后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让民众继续关注国安局及其监控行为。“公开身份并作些说明后，”他说，“我就不再接受任何采访了，我不想成为关注的核心。”
我决定不在第一篇报道中曝光斯诺登的身份，而是再等一个星期，这样我们就可以心无旁骛地曝光整个事件的开头部分。我们的想法很简单：要尽快开始爆料，一天爆一篇猛料，在还未揭露知情人身份的时候就将整个事件报道完毕。会面结束时，我们仨达成了一致，并制订了一个计划。
待在香港的剩余时间里，我每天都跟斯诺登见面详谈。尽管服用过帮助睡眠的药物，我每晚的睡眠时间也从没超过2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利用斯诺登提供的文件撰写稿件。等文章开始发表后，我再接受采访讨论这些文章的内容。
斯诺登让我和劳拉来决定曝光哪些材料，以及按照何种顺序、以怎样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在民众眼前。但在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斯诺登就像此前和此后许多次所做的那样，强调我们迫切需要仔细审查所有的材料。“我挑选这些文件是基于公众的利益，”他告诉我们，“但是得靠你们从记者的角度来判断哪些可以发表出来让大众知晓，同时又不会伤及无辜。”不为别的原因，斯诺登知道真正引发公众讨论的前提是不会授美国政府以话柄：公开发表这些文件会危害到部分人的生命安全。
他还强调说关键是要通过媒体发表这些文件，也就是跟媒体合作，撰写提供材料背景的文章，而不是大批量地将其发表出来。他相信这样做可以得到更多的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可以允许公众更加条理、更加理性地了解爆料的内容。“如果我想大规模地把这些文件在网上发表，那么我自己做就好了，”他说道，“我希望你保证依次发表这些文章，以便民众能够明白他们应该知道的东西。”我们都同意按照这个模式开展报道。
斯诺登向我解释了多次，称他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想让我也参与其中，是因为他知道我会积极地报道此事，而不会受到美国政府威胁的影响。他频频提到《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主流媒体都曾经按照政府要求对一些重大事件噤声。不过，尽管他想要积极的报道，他也仍需要一些做事严谨的记者花时间全面彻底地检查所有文件，以确保报道时提及的各种细节都无懈可击。他告诉我：“我给你的文件中有些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帮你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以便你可以采用恰当的方式报道。”
在香港待了一整天后，我离开斯诺登的旅馆房间，回到我自己的房间，熬夜写了4篇文稿，希望《卫报》可以立即刊登。比较急迫的情况是：我们需要在斯诺登在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进一步发表言论前能和我们一起检查尽可能多的材料。
情况紧急还有另一层原因。在去往肯尼迪机场的出租车上，劳拉第一次告诉我她与几家大型媒体机构和一些记者谈过斯诺登的事。
这其中就包括曾经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巴顿·格尔曼，此人曾任职于《华盛顿邮报》，现在是该报的自由撰稿人。劳拉没能说服几个人跟她一起去香港，但格尔曼一直都对监控行为感兴趣，因而对这件事自然也就非常感兴趣了。
由于劳拉的建议，斯诺登允诺给了格尔曼“一些文件”，想要跟他以及《华盛顿邮报》合作披露一些具体情况。
我对格尔曼抱有敬意，但《华盛顿邮报》却让我不齿。在我看来，《华盛顿邮报》是华盛顿地区恶霸媒体的核心，具有美国政治媒体各种最邪恶的特点：与政府紧密勾结，巴结国家安全机构，排除一切反政府声音。2004年，这家报纸自己的媒体评论员霍华德·库尔茨（Howard Kurtz）曾撰文证实，在入侵伊拉克的准备阶段，《华盛顿邮报》系统地放大了支持战争的声音，对反战的声音却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库尔茨的结论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惊人地一边倒”，支持发动战争。《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现在仍然是美国军国主义、�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