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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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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棒，而简宁也承诺说半小时内就将其发表。
在百无聊赖地耗时间的过程中，我听到了聊天信息弹出时发出的声音。我以为是简宁发给我的确认信息，告诉我关于“棱镜”计划的文章已经发表。信息虽然是简宁发来的，但内容却出乎我的意料。
“《华盛顿邮报》刚刚发表了他们关于‘棱镜’计划的文章！”她告诉我。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我很纳闷，难道《华盛顿邮报》突然改变了发表的时间安排，要提前几天发表关于“棱镜”计划的报道文章？
劳拉很快就从巴顿·格尔曼那里了解到，那天上午美国政府的官员接触《卫报》商讨“棱镜”计划的问题时，《华盛顿邮报》听说了我们的意图。那是因为其中一名政府官员知道《华盛顿邮报》也在进行类似的报道，就给他们通风报信了，结果他们为了防止我们抢先就加快了速度。
这时候我更加痛恨这个工作流程了：一位政府官员已经利用了这种出版前的流程安排来确保他偏爱的报纸首先发表文章，可这个流程原本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而设计的。
得知这条信息后，我留意到了推特网站出现了关于《华盛顿邮报》“棱镜”计划文章的爆发性讨论。可是等我仔细一看，却发现文章少了什么，其中没有提到国安局版本的官方声明和互联网公司声明之间的分歧。
《华盛顿邮报》文章的标题是“美英情报机构通过范围广泛的秘密计划从9家美国互联网公司收集数据”，文章指出，“国安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在直接利用美国9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中心处理器，获取音频和视频交流、照片、电子邮件、文件以及连接日志方面的资料，帮助分析师们追踪国外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文章宣称这9家公司“在知晓内情的前提下参与了‘棱镜’计划的运作。”
我们关于“棱镜”计划的报道是10分钟后发表的，关注的中心略微有些不同；用词更加谨慎一些，但是特别渲染了一下互联网公司的竭力否认。
一如既往，民众的反应是爆炸性的，而且是国际性的。跟通常位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威瑞森公司这种电话服务商不同，互联网巨头们都是跨国大公司。世界各地几十亿的民众，无论位于哪个大洲，都以脸书、Gmail和雅虎作为基本的通信方式。得知这些公司已经秘密地跟美国国安局合作，把客户的通信信息提供给他们，全球各地的民众都感到震惊。
现在人们开始推测，或许先前关于威瑞森公司的报道并非孤立事件，因为这两篇文章表明国安局出现了严重的泄密。
关于“棱镜”计划的文章发表后，我再也无法像先前那样读完收到的全部邮件，更不要说回复了。略微浏览一下收件箱，我就发现几乎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媒体都希望采访我：斯诺登引发的世界性讨论已经如火如荼，尽管文章发表只有两天的时间。我不由想到了我们仍然还要报道的众多文件，想到了这件事对我的人生的意义，想到了这件事对世界的影响，想到了美国政府意识到当前情况后会如何回应。
跟此前一天一样，随后一天的上午早些时候，我在为美国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录制节目。这样我在香港那段时间的时间安排模式就固定了下来：夜间通宵跟《卫报》工作人员一起撰写报道文章；白天接受媒体的采访，然后到斯诺登旅馆的房间去找他和劳拉。
我频频在早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乘出租车去香港的电视演播室，不过始终记着斯诺登给我的“安全行动”指南：为了防止遭到篡改或偷窃，永远跟自己的计算机和装满文件的U盘不离不弃。我在香港行人稀少的街上走动时，背上始终背着自己沉重的双肩包，无论何时何地。我走过的每一步都紧张兮兮的，经常扭头看自己的背包，每当有人靠近，就更加用力地抓紧背包。
参加完一系列的电视访谈节目后，我就回斯诺登的房间，跟他和劳拉一起继续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埃文也会参加进来，只是偶尔瞄一眼电视时才停顿一下。我们都很惊讶，因为反应都是正面的，媒体参与爆料的积极性也很高，而且多数评论员都很激愤：不是冲着爆料者，而是因为我们揭发出的国家监控程度居然如此严重。
现在我感觉可以实施预定的一项战略了，政府方面把“9·11”事件作为进行监控活动的理由，我们可以公然充满蔑视地做出回应。我开始谴责预料之中的那些对我们的指责：他们说我们让国家安全陷入危险，说我们帮助恐怖分子，说我们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犯罪。我感觉很有底气，要勇于辩解，告诉世人那些指责是政府官员的操控策略，他们做了让自己蒙羞、毁坏名声的事情被人发现。这样的攻击不会阻止我们，我们要写出更多关于那些文件的报道，要无视威胁履行作为记者的职责。我要让他们明白：通常采用的恐吓和妖魔化手段是徒劳无效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继续报道。尽管我们摆出了这种挑衅的姿态，但在最初那段时间里，多数媒体都支持我们的工作。
这种情况很让我吃惊，因为尤其从“9·11”事件以来（尽管先前也是如此），美国的媒体总体而言还是极为强硬、对政府忠心耿耿的，往往对爆料者持敌对态度，而且有时候甚至做得相当过分。
当维基解密公开跟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有关，尤其是跟外交电报有关的机密文件时，号召起诉维基解密网站的领头人就是美国的记者们，这本身就足以令人吃惊。媒体存在的目的原本就是让执政者的行为更加透明，结果他们却不尽谴责之责，甚至还想要把多年来意义最为重大的透明化行动予以定罪。维基解密的作为实质上就是媒体一直以来的做法——从政府内部的线人那里拿到机密文件然后公之于世。
我本来以为美国的媒体会对我满怀敌意，因为我们仍然在继续报道，而且史无前例的揭秘范围已经非常清晰。按照我的想法，作为体制内记者和其中许多头面人物的尖锐批评者，我很容易招致这种敌意。我在传统媒体并没有几个伙伴。传统媒体的多数人所做的工作都曾经被我经常而又毫不宽恕地公开抨击。因此我以为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攻击我，然而自我在媒体露面后的整整第一个星期里，舆论却从未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相反却把我捧了起来。
周四，也就是在香港的第五天，我去斯诺登的房间时他立刻告诉我，说有“有点让人担心”的消息。他在夏威夷跟相识多年的女友共住的房间里安装了连接互联网的安全设备，设备监控到国安局的两名员工——一个是人力资源部的，一个是国安局的“警官”——到他们的房间找过他。
斯诺登几乎可以肯定，这说明国安局已经认为他可能就是爆料人，但我有些怀疑。“如果他们认为是你做的，他们可能会派出大批中情局特工带着搜查令过去，甚至可能动用特种武器和战术小组，而不是仅仅派国安局的警官和人力资源部的人。”我猜这只是例行的常规检查，因为他作为国安局雇员已经无缘无故地旷工几个星期。但斯诺登却提出，他们可能是刻意低调，以免引起媒体的注意或者导致爆料者消灭证据。
无论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它都表明我们必须迅速准备文章和录像材料，公开斯诺登作为爆料者的身份。我们决心要让世人从斯诺登本人那里了解他，了解他的行动和动机，而不是通过美国政府在他隐身或被拘禁后无法发声时采取的妖魔化宣传运动。
我们的计划是再发表两篇文章，一篇在一天后的周五，另一篇在周六。到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将发表一篇关于斯诺登的长篇文章，附加一份录像访谈和埃文设计的对斯诺登的提问稿。
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劳拉一直在编辑我第一次跟斯诺登访谈的录像，但她说那些录像过于详尽冗长、支离破碎，不便使用。她想要重新录一次访谈，要做到更简明扼要，于是她设计了二十来个焦点式问题来让我提问。劳拉支起摄像机、安排我俩就座的过程中，我又加上了自己想到的几个问题。
“嗯，我的名字是爱德华·斯诺登，”如今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这段视频是这样开始的。“我今年29岁，在夏威夷的博思艾伦公司工作，是国安局的基础架构分析员。”
随后，斯诺登干净利索而又坦然地对每一个问题都给出了理性的回答：他为什么要披露那些文件？这样做为什么值得他牺牲自己的自由？意义最为重大的爆料是什么？这些文件是否表明存在犯罪或非法行为？他是否对自己的将来有所预料？
举例说明那些普遍存在的非法监控时，他逐渐变得充满了激情。只是在被问及是否预料会有反响时，他才变得忧郁起来，担心美国政府会针对他的家人和女朋友展开报复。他说为了降低风险会避免跟他们接触，但他也很清楚自己没法彻底保护他们。“晚上让我难以入睡的，就是出于对他们的担心。”说这番话时他的眼中满含泪水，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他如此动容。
劳拉编辑这份视频录像时，我和埃文把后面的两篇文章定了稿。第三篇文章曝光了奥巴马总统2012年11月签署的一份绝密总统令，命令五角大楼和相关机构准备在世界各地发起一系列激进的攻击性网络行动。文章在第一段指出，“《卫报》获悉的一份绝密总统令表明”，“高级国家安全和情报官员”已经接到要求，“准备一份美国网络战的潜在海外目标名单”。
按照预定计划在周六发表的第四篇文章是关于国安局的数据追踪计划“无界线人”。文章描述的报告表明国安局在收集、分析和储存美国人接收和发送的几十亿份电话记录和电子邮件。文章也提出了国安局官员是否对国会撒谎的问题，因为他们拒绝回答参议员提出的关于监听美国国内通信的数量问题，称其没有这方面的记录，无法整理出相应的数据。
关于“无界线人”的文章发表后，我和劳拉计划到斯诺登住的旅馆碰面。但就在我离开自己的房间前，坐在床上，莫名其妙地，我想起了辛辛纳图斯，6个月前匿名给我发送电子邮件、一直让我安装PGP通信软件的那位联系人。虽然我们最近做的事情十分令人激动，可是会不会他也有重要的内容要向我爆料？因为记不起他的电子邮箱地址，我最后通过关键词查找到了他先前发来的一封邮件。
“嗨，好消息，”我写道，“我知道我花了一些时间，不过我现在开始使用加密邮件了。如果你还感兴趣，我随时可以跟你谈谈。”然后点击了“发送”。
进入斯诺登的房间不久，他就语带嘲讽地对我说，“顺便说一下，你刚刚发邮件的那位辛辛纳图斯就是我。”
我大吃一惊，好久才恢复平静。好几个月前就拼命联系我、劝我使用加密邮件的那个人居然就是斯诺登。我最早跟他接触并不是在一个月前的5月，而是好几个月前。在接触劳拉并爆料，甚至接触任何知情人之前，他就已经在跟我联系了。
随着日子的流逝，我们三人在一起度过的时间使得我们关系更加密切了。最初见面时的尴尬和紧张已经迅速转变成了合作互信、共同努力的关系。我们都很明白，大家已经一起开始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段历程。
准备好关于“无界线人”的那篇文章后，我们之间先前那种相对放松的氛围开始明显变得有些紧张，因为不到24小时后，我们就要披露斯诺登的身份，而这将改变一切，尤其是跟他相关的一切。我们仨刚刚经历了一个短暂但却内容丰富、令人满意的过程。斯诺登作为我们中的一员很快就将离开，有可能要在监狱度过漫长的时光。至少对我来说，这个情况从一开始就若隐若现，令人压抑，让气氛变得沉闷。不过斯诺登却似乎不受影响。我们的交往过程中似乎掺杂着让人高兴的情绪。
“我给关塔那摩监狱打个电话好了。”斯诺登在考虑我们的未来发展时开玩笑说。我们讨论下一步要写的文章时，他有时候这样说：“这事可能要写到起诉书上。唯一的问题是写在你的起诉书还是我的起诉书上。”在多数时候，他都是不可思议地平静。尽管到现在他的自由时间似乎越来越少，斯诺登仍然是10点半睡觉，就像香港期间他每天晚上所做的那样。虽然我每次睡觉都不超过2小时，他却一直很有规律。每天晚上回去睡7。5个小时前，他都会轻松随意地说，“好了，我要回去睡觉了。”然后第二天再精神饱满地露面。
我们问他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能睡得这么香时，斯诺登说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觉非常泰然，所以可以轻松入睡。他开玩笑说，“我猜安稳觉可能没几天了，所以还是好好享受这几天吧。”
香港时间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埃文最后润色了一下介绍斯诺登的那篇文章，劳拉也完成了视频的编辑工作。纽约时间的早晨上网跟我们交流的简宁很清楚认真处理这条新闻的重要性，也很理解我对于公平对待斯诺登的个人选择承担的责任。我已经变得越来越信任《卫报》的同事，不管是编辑方面还是勇气方面。但在把斯诺登介绍给全世界这篇文章上，我想要亲自审校大大小小每一项编辑内容。
香港时间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劳拉来到了我的房间给我和埃文看剪辑好的录像。我们三个人在一起静静地看了看。劳拉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拍摄编辑都很完美，但视频的主要力量体现在斯诺登自己的讲述。他生动地描述了推动他这样做的信念、激情和献身精神。我很清楚，他公开承担责任所体现出的勇敢和责任心以及对躲藏的抗拒将会鼓舞数百万人。
我最希望世人看到的是斯诺登的无所畏惧。此前10年间，美国政府一直在展示其无限的权力。它发起了战争，不经控诉就折磨、关押犯人，还在司法程序之外用炸弹轰炸目标。所有泄露相关信息的人都无一幸免：爆料者遭到虐待和控告，记者也被关进监狱、受到威胁。对于那些企图对其发起挑战的人，政府通过精心设计并展示其恐吓手段，努力向民众表明它的权力不受法律、伦理、道德甚至宪法的约束：看看阻碍我们行事的那些人将会有什么下场吧。
而斯诺登不但无视这些恐吓，还表现得极其直接。勇气是可以传染的，我知道他会鼓舞许多人做同样的事情。
6月9日星期天，美国东部时间下午2点，《卫报》发表文章把斯诺登介绍给了全世界：“爱德华·斯诺登：国安局检控爆料背后的告密者。”文章的第一部分重点推出了劳拉拍摄的12分钟视频，第一行写道：“美国政治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爆料的责任人是爱德华·斯诺登，中情局29岁的前技术助理、国防项目承包商博思艾伦公司的现任员工。”文章讲述了斯诺登的故事，描述了他的动机，并指出，“跟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和布拉德利·曼宁一样，斯诺登将作为美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告密者名垂青史。”我引用了斯诺登先前说过的一句话：“我知道自己会因为此举遭受惩罚……但即使只有瞬间，只要统治我深爱的这个世界的那个联盟能被揭露，那么我就会感到满足，因为它是由秘密法律、不公平的赦免和不可抗拒的行政权力组成的。”
民众对文章和视频的反应是我前所未见的。艾尔斯伯格第二天也在《卫报》撰文称，“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比爱德华·斯诺登爆料国安局更加重大的检举事件——这其中自然也包括40年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
仅仅在最初的几天里，就有几十万人把视频的链接发布到了他们的脸书网页上。接近300万人在YouTube网站观看了访谈，还有许多人通过《卫报》的网络版知道了这件事。如此强烈的反响不但令人震惊，同时也是对斯诺登勇气的鼓励和肯定。
劳拉、斯诺登和我一起注视着他的身份曝光后引发的反应，在此期间我和跟《卫报》的两位媒体策略师商讨了该接受哪些电视台周一的采访。最后我们选择了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的《早安乔》，此后再接受全国广播公司《今日秀》节目的采访。这是我们最早接受的两场访谈，将会影响到那天媒体对斯诺登的报道。
可是还没等去接受采访，我们就被早晨5点打来的一个电话转移了注意力，当时离发表那篇文章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电话是长期以来一直阅读我文章的一位读者打来的，他居住在香港，那个星期我一直在跟他联系。他说很快全世界的人都会在香港寻找斯诺登，说斯诺登迫切需要香港人脉良好的律师的帮助。他身边有两位出色的人权律师愿意代理斯诺登的事务。他问他们三人能否立刻来我住的旅馆。
我们约定晚些时候再谈。于是我睡了几个小时，到早晨7点左右，他就又打来了电话。
“我们已经来了，”他告诉我，“在你们酒店的楼下。我跟两位律师一起。你们住的酒店大堂里到处是照相机和记者。媒体都在搜寻斯诺登住的酒店，很快就会找到，律师说关键是在媒体找到他之前跟斯诺登见面。”
半梦半醒地，我抓起身边的衣服穿上就来到门边。一开门，各色照相机的闪光灯就照到了我的脸上。媒体记者显然买通酒店员工而得知了我的房间号码。两位女性记者自称是《华尔街日报》香港分部的人，包括带着一架大型照相机的人在内，其他人都是美联社的员工。
他们不停地问我问题，组成一个半圆跟着我走向电梯，然后跟我一起涌进电梯，不停地问问题，我就简单随便地做了些回答。
进入酒店大堂后，另一堆记者也加入了进来。我想找那位读者和律师，但身边挤满了记者，难以自由活动。
我尤其担心记者们会跟着我，导致律师们无法见到斯诺登。最后我决定在大堂里举行一次即兴的记者招待会，回答他们的问题后让记者离开。15分钟后，多数记者都离开了酒店。
随后我碰到了《卫报》的首席律师吉尔·菲利普斯（Gill Phillips），这让我放松了下来。她是从澳大利亚去伦敦的路上，在香港留了下来给我和埃文提供法律咨询的。她说打算想尽办法让《卫报》来保护斯诺登：“艾伦坚持认为，我们应提供给他全面的法律支持。”我们想多谈一下，但因为还有几位记者没走，因此我们没法不受干扰地继续谈话。
最后我找到了那位读者和他带来的两位香港律师。我们计划了一下怎样谈话才不会被跟踪，最后一起逃到了吉尔的房间。虽然还有一批记者在尾随，我们还是当着他们的面关上了房门。
我们立刻开始行动。律师们希望立刻见到斯诺登得到为他代理的正式授权，以便他们代表他采取措施。
把斯诺登交给他们前，吉尔利用手机疯狂查找关于这两位律师的信息，因为我们刚刚见面，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底细。她通过找到的信息得知，这两位律师的确在维护人权和帮助政治避难者方面颇有建树，也与香港当地的政治圈子有着密切联系。我登录了聊天软件，发现斯诺登和劳拉都在线。
如今住在斯诺登所在酒店的劳拉十分确定，那些记者用不了多久就会找到他们的位置。斯诺登显然急于离开。我告诉了他律师的情况，说他们准备去他的酒店房间。斯诺登说他们最好来接他，然后带他去安全的地方。他说现在是该“按照计划向全世界寻求保护和公正了”。
“但是我需要避开记者离开酒店，”他说，“否则他们会一路跟踪我。”
我把他的这些担心告诉了记者。
“他有什么办法能防范跟踪吗？”一位律师问道。
我向斯诺登转达了这个问题。
“我正在易容，”他说，显然他先前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可以把自己装扮得别人认不出来。”
到了这个时候，我想律师们应该直接跟他对话了。在此之前，他们需要斯诺登重复一句程序性的话表明请律师代理他。我给斯诺登发去了那句话，他又给我发送回来。律师们然后就开始通过计算机跟他交流。
10分钟后，两位律师宣称他们要立刻赶去斯诺登的酒店接他，因为他准备悄悄地离开酒店。
我问道，“那之后你们准备拿他怎么办？”
他们可能会把他带到联合国在香港的机构，正式寻求联合国的保护，以免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理由是斯诺登是寻求庇护的难民。或者，他们说，他们会安排一处“藏身之所”。
可是怎样才能让律师走出旅馆又不被追踪呢？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和吉尔一起走出旅馆的房间去到大堂里面，吸引仍然候在外面的记者跟着我。两位律师稍等几分钟再离开旅馆，这样可能就不会被记者发现。
这种策略很有效果。跟吉尔在与酒店相连的一处购物中心聊了30分钟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心急火燎地拨通了其中一位律师的手机。
“我们在记者蜂拥而出之前把他弄了出来，”他说，“我们去他的酒店碰头，就是那个有鳄鱼的房间。然后我们穿过一座桥进入了邻近的购物中心，跑回了在外面等候的汽车。现在他跟我们在一起了。”我后来才醒悟到，那里就是我和劳拉跟他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他们要带他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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