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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江城-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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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的问题。”在涪陵与延安这样的小地方，我的很多随机的谈话都以如是告终；人们觉得有需要来总结中美的关系，好像这么一次随意的谈话有着重大意义。通常，这是他们第一次和一个美国人说话，这就使得我们的互动的时刻变得不寻常。我喜欢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如是打发时间——每次随意的交流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我的聊兴不错，于是我坐在了公园的一条长凳上。没几分钟，一个老人瞥见了我，赶紧过来。他告诉我他曾是延安红军的一个老兵，当听说我是美国人时，他微笑了。
“感谢你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帮助，”他说。这不是我第一次为我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感谢了。重庆的的士车司机特别喜欢表达他们的谢意，而我给了老人同样的回答。
“没关系，”我说。
这时已围上了一群小小的群众，因看见外国人而感到好奇。我开始跟一个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聊上了，她解释说因为对中共早期的历史好奇而来此。我问她，倘若革命者失败了，将会发生什么。
“今天这里就不会有共产党，”她说。
“没有共产党会怎样呢？”
“中国会不一样。”
“怎么样？”
“这里会变得像台湾，”她说。“像美国。”
“那些地方是怎样？”
“经济更发达，但——”此时她从中文转向了笨拙的英语，因为她记起了曾学到过的一个句子——“但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
“那么新的经济政策呢——你赞同改革开放么？”
“当然了，我们所有人都赞同。”
“那么贫富差距会怎样？会不会变得更大？”
“有些人会致富，”她说，“像科学家与商人。但这是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而尽管其他人的情况会改善地慢点，但是会好起来的。”
我们又聊了几分钟。她问我多数美国人是不是不了解中国，我说是的。我没有说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在马克思革命者的神龛洞穴前听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想要理解它是何等的挑战。在我走出博物馆的路上，我经过了摆卖纪念品的商铺，卖的有毛泽东像的垂饰，共产党的历史书，假玉，挂着的衣服，项链，雕塑，手镯，邮票，鼓，大米。一套香港回归的纪念币要卖320块。我经过时，小贩们对着我大叫。
那个晚上，在午夜后，警察破门而入。这是一家在火车站旁的廉价旅店，警察进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了。
事前没有警告。我锁上了门，但警察从工作人员那儿取得了钥匙，他们进了门，拧亮了灯。当我坐起来时，已有五个警官围在我身边，我吓坏了。
“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我一再问道，但他们只是盯着我。“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他们听着，盯着，最终有一人开了口。
“我们想看看你的护照，”他说。
颤抖着，我取出我的钱腰带，把护照给他。他打开看了首页上的相片。然后他慢慢看到了第二页。那一页上除了彩色的设计花纹外，什么也没有。其他的警察也围上来看。警察又翻到第三页，也是只有彩纹而已，而他们还是一样盯着看。
我的头脑开始清醒，我也看清了这些人多么年轻——骨瘦如柴的男孩子，穿着宽大的制服。他们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把有中国签证的那页翻给他们看，他们喜欢这个，因为能读得懂。他们翻完了剩下的页面，还了给我，微笑着。
“一切都还好么？”我问。
“是的，”一个人说。但他们还是站在那里盯着床上的我。有一阵很长的沉默。
“唔，”我说，“我累了。我想睡觉了。非常感谢。”
“谢谢，”他们一起说。他们最后长长看了我一眼，出了门。我锁好门，回去睡觉。
去榆林，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原因，而且要花上十个小时。没一本导游书对它谈了多少，除了说外国人被限制住在两家很贵的旅店里。榆林是在陕西最北端的一座小城，靠近内蒙古，我是为了那儿才去的。
延安的北部变得益发荒凉，狭窄的峡谷两旁遍布住人的洞穴。路边的河流只剩了一条小溪流，在炎热中，所有的生命都以这脆弱的流水为中心：农民们在打水，女人们在洗衣，光屁股的男孩在浅浅的小池子里游泳。在河流的上方有农田，装饰以满是尘土的标语牌：控制人口数量，改善人口质量。在这种地方也有人住，就是对中国一个很大的说明，而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也需要控制人口，则说明了更多。
在五个小时后，我就看够了。这里的炎热乃是残酷的，整天都只见尘土，公路在建设当中，而破烂的巴士上拥挤不堪。但除了继续坚持外，无事可做。几乎我在中国的每次巴士旅程都是如此——都要比我可以忍受的程度加上一倍。而且，我还知道在回程时我依然要体验这个，而我无疑要在榆林付出一个荒唐的价钱，去住外国人住的三星级旅店，我真希望我没来。
我在日落后抵达了，见到了一家汽车站边的廉价旅馆。我的导游书上说，这里只限中国人住，但我想试试看，反正没任何损失。在我走入时，工作人员惊奇地盯着我。她慌乱地向我挥手，示意我走回门口，她的双眼张得大大的，说不出话来，仿佛吓傻了。
“我能说中文，”我说，而听到这个时，她的震惊让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最后，她恢复了一点，问我想要什么。
“我想住在这儿。”
“外国人不能住，”她说。“你得去另外一个旅馆。”但她还是那么震惊，态度并不粗鲁，不像那种拒绝给你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态度。这让我想出了个点子。
“他们已经修改规定了，”我说。“外国人可以跟中国人一样住了。”
她的眼睛恢复正常了，但她还在听着。我找出我的汉语课本中的一些词汇来。“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法律，”我说。“在北京，他们修改了法律。你听说了没有？至少对于教师来说。外国教师可以住在中国的旅馆里，因为我们住在中国，而我们的工资和中国人的一样。看——这是我单位的卡。”
我给了她我红色的单位卡，我的浅绿色的外国人居留证，我的深绿色的外国专家证，以及我蓝色的护照。这些卡形成了色彩缤纷的一堆，她的眼睛慢慢扫过，崇敬之情有若滔滔江水。官方文件正是中国人的软肋，他们总是很喜欢看我身份证上那黑白色的洋鬼子照片。她非常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然后给了我一份入住登记单，给了我一间两美元的屋子。在那个夏天余下的时间里，无论我碰到了什么麻烦，我总是提到人民代表大会，这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伎俩。最后，我终于理解了，我的课堂上学到的所有政治术语，有其意义。
第二天的上午，我找辆的士去往榆林的北部，在那儿，长城从沙漠里穿过。游客们极少来看这儿的长城，因为它没被修复过，而陕西北部的道路太糟了。在我的导游书中没有提及长城，但我有份地图上，清楚标出了这处遗址。
的士车把我带到了一处巨大的明朝碉堡，在城外五英里处，那儿是榆林灌溉用地的终止，而是沙漠的开始。从碉堡最高的那座烽火台，视野延伸出几英里之外。偶尔那贫瘠荒芜被一丝绿色所中断——一排树木，一块孤独的田地——然而绝大多数都只是沙土，低矮的棕色沙丘，以及无垠的发呆的天空。早上九点，太阳已经很热了。我望向那片空无的景象，望向那低矮的地平线，我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在这里筑墙。即便这里没有蒙古人的威胁，光是这片土地那单调无聊的可怕，就足以让你要建点什么了。
墙在碉堡的东西向展开。西向，它一直延伸到嘉峪关，在甘肃北部的山岭之中。东向，遗迹一直延伸到山海关，在黄海的岸边。所有人都说这两处终点间的长度大概是超过了1500英里，而榆林大概位处正中；但这长墙未被完全测量过，没有人知道其实际的长度。我站在这沙漠中的碉堡上，望向那沙丘上的的热浪，我决定走向海洋。我系紧了我的鞋子，沿着遗迹东行。
大多数的墙只是三英尺高的土梁，被风沙侵蚀了。每隔两百码，我会经过一处烽火台的遗址——一堆破碎的二十英尺高的土堆，在燃烧的太阳下一无所用。我沿着墙，穿过了一家砖瓦厂，然后墙蜿蜒越过了一处灌溉沟渠，又穿过一块玉米田。接着，一个沙聚的山丘吞没了土梁，我只得绕过，直到看见了远处下一个烽火台。附近有一片种植的杨树林，树木很瘦小，在陕西的太阳下显得非常脆弱。长城下沉为一英尺高的土丘，孤独地往远处延伸。
这是一片残败的，拼凑的景观，而在沙丘与死寂的棕色地平线面前，绿色的玉米田与杨树林背后的辛勤劳作看上去也将只是浪费而已。同样的，损毁的墙则是另一种浪费的明证，因为明朝的统治者建筑了碉堡以抵抗外来者，其实双方的关系却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更好地处理。而这东西的规模——它小得那么可怜，大得那么惊人；既可以被我一步跨过，又能延伸千里——都显示出，中国人在一个糟糕的念头指导下，可以走得多远。
（何伟说话有时毫不客气，以我的经验，这倒不代表什么恶意的出发点。因为西方媒体往往在批评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时，都采用一样的态度。若尖酸是某人或某报纸的风格，那么无论说的是谁，都是一样的尖酸。
另外，英文中的GREAT WALL，大家都明白，意思乃是“大墙”，跟我们的“长城”概念很有内涵的差异，因为“墙”意味着自我封闭，以及与外界隔离，缺乏沟通，了解，甚至排外的态度。是以我在翻译中，有时也根据文章内容所需，用“墙”这个字眼。当然中国历史上，不是一味排外的，比如隋唐，中国的文明，也绝非向来不与外界积极互动。看历史，不当以基因论的观点来理解。我是很反对动不动就说“中国文化”，“国民性”的，非常不科学，缺乏历史感，我只能这么想。尽管有时何伟的写作也不无如此。）
尽管长墙失败了，然它现在有了巨大的价值，这点看起来也非常的中国。这成了也许是最强有力的民族骄傲的象征，没人将其与一些负面的元素相联系，比如孤立主义，比如顽固不化。电视台老放一段在长城上拍的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它欢庆着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人民共和国的幸福生活。“爱我中华”是一首可怜的，让人腻烦的歌，但就和电视上许多糟糕的音乐节目一样，它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力——我总是一直看到那悲惨的结局。那歌曲的结尾时，特别选了少数民族的代表在长城上载歌载舞，穿着传统服装，唱着他们多么爱他们的中国。每次我看时，我都想：你们的中国修筑了那城墙，为了把你们给挡在外面。
电视上似乎总有那种玩意儿——几乎每天的每个时辰，你都能找到个频道在播放着快乐的少数民族，经常是西藏人。这种娱乐节目总能以它极度的伪善把我给惊着，直到下一年，我从中国回国，在密苏里一家公立的小学里教书，那儿的孩子们在欢庆感恩节，所用的一些传统故事中说着清教徒与印第安人的美好友谊。我意识到，这种神话能代表中国与美国的一些联系——两个国家都那么傲慢自大，从而把他们那最大的失败给扭曲成了自豪的源泉。现在，我想到了，我在美国的电视上看到过几次印第安人跳舞。
但就像感恩节一样，长城的重要性已经不限于起初，现在它只是意味着伟大。许多关于它的描述都是假的——说它有两千年的历史，说它能从太空中看见——但事实已经不再重要。即便作为中国闭关锁国的隐喻，它也失去了它的力量，因为每个外国要人都被带去看北京郊区的长城，而每个外国游客都游访过它。它成了开放的中国的一个重要的魅力点，一座桥梁而非一道城墙，它让中国人向外来者介绍其国家的光荣，引发对其过去辉煌的追忆。不再是摈野蛮人于外了，它确保了他们在抵达中国后，产生一种敬意，由此看来，它的建造并不真的是浪费。虽说又花了五百年的时间，但最终，中国人从长城中找出了一点用处。同样的，我知道那沙丘中辛苦耕耘的玉米田也并非全然是浪费；它们总会存留下来。
我沿着墙往东走了一个小时。有时我走上墙顶，灰土堆积在我的脚边。我又穿过了一组杨树林，吓跑了树丛下的一个农民。蜥蜴爬过沙地。我的水用完了，于是我掉头回了碉堡。
在榆林，我意识到我的中国生活过了一个弯角。身为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种地方生活从没容易过，压力能让人筋疲力尽——那些叫人紧张的过多的关注，持续不断的嘲弄的叫喊，种种对外国人允许和不允许做的事情的斗争。但这些麻烦也有它另外的一面，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有着无穷的好奇，一旦交谈展开了，他们对我比对一般人要好得多。这点和美国非常不同，在那儿，你不会因为某个人看上去陌生就对他大叫，但同时，你可能也不会走上前去和他说话，向他表示善意。
在春季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些好处已开始超过了那些困难，最主要的就是培养耐心与信任。我得让事情发生——如果某人向我接近，我就和他说话，而且我接受几乎所有的邀请。我不能期望去控制所有的情形，而且我不能总是怀疑别人的动机，那些动机几乎全是善意的。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需要一点的被动姿态，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的人，所以我花了大半个春季去适应这个角色。在榆林，我终于找到感觉了——最终，我接受了这一点，就只是让事情发生，往往就是最好的事。（太公钓鱼）
其中的一个关键乃是时间，而我在中国有的是时间。即便在涪陵教书最忙的时候，我也总有许多的闲暇时间，因为在美国许多占据我时间的事儿都没了：家庭，朋友，熟悉的日程活动。我没法上网，也花不起钱打电话。我可以写信，然而邮政服务那么的慢，通讯几乎没有。当我的姐姐在头一年的秋季生了个女儿后，我直到过了三个星期才知道。
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可能会叫人受不了，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解放，有数不尽的午后时光，我只是拿份报纸坐在茶室里，跟任何一个亮相的人聊天。这也成了我旅行时的日程安排；去到一个新城市，我会找一个公园什么的地方坐下来读报，直到一个本地人停下来和我聊天。
沿着墙走了一阵，我坐到了明代碉堡的阴影下，写我的日记。几分钟后，三个年轻的女人停下来，问我来自何方，我们聊了一会儿。她们先前是中学同学，如今回来做一个团聚。另外一个同学和她的丈夫在路的不远处开了家餐厅，她们邀请我去共进午餐。当地的特色菜包括猪肚一类什么的，是以我们边吃边喝着榆林啤酒。
她们中没一人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要跑那么远到榆林来，直到我告诉他们我住在四川。从他们的眼中，我看出这解释了许多。
“四川人非常狡猾。他们的女人名声很差。”
“四川人不像我们陕西人那么有文化。你知道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么？”
“你去过西安么？那是我们陕西的省会，是中国的古都。这就是我们的话比四川话容易懂的缘故，因为我们的方言曾经是中国的标准语。北京的普通话和我们说的话很相近。四川人说的话很糟糕。”
她们关于方言的话是对的——在陕西旅行，的确是把语言的重负从我胸中消解了。然而他们其余的言论在我看来不容易接受，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总是对本国其他地区的人抱有很强的偏见。在我离开涪陵前，廖老师给了我一个关于陕西省的仔细介绍。
“我希望你去趟西安，”她叹道。“你可以见到兵马俑，秦始皇墓，还有碑林。你很幸运。但是北方人跟我们南方人很不一样。他们比较高大，你知道，因为他们吃麦子而不是米，而他们的女人不像四川的女人那么漂亮。那是因为太阳晒得太厉害，而且有太多的风沙。所有的北方女人皮肤都很糟糕。”
听到陕西女人批评四川，让我想到了廖老师所说的，我想，作为一个忠诚的学生，只有把北方的缺点讲出来才是对的。
“在四川，”我告诉那些女人，“我的有些朋友说南方比北方好，因为天气的缘故。他们说北方人皮肤不好，因为太阳的缘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那是他们告诉我的。”
她们没一人感到意外；显然她们已经听过这套，早预好了防卫。“在北方大多数地方，那是真的，”王瑜美表示同意，她是三个女人中最健谈的。“但榆林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水。我们这里的水非常，非常好！它是从地下深处冒出来的，人们说，因为水的缘故，这里的女人很漂亮。所以即便阳光厉害，我们的皮肤还是很好。看看——我的皮肤并不黑。”
我得承认这是真的——王的皮肤并没什么问题。而且我想，如果你能把榆林的水运输到涪陵，无疑将得到中国最漂亮的女人，也许是整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因为那大山与大河，以及沙漠深井中的水。
在午饭后，我们跨过街去到对面的佛寺，让郭晓青去那儿算命，她是这些女人中唯一未婚的一个。在我们进去时，那和尚正与一个年轻男人相互叫骂。和尚给年轻人算了一个下签，是以他不愿意捐钱，在其后的争吵中，年轻人打翻了庙里的一些东西，而和尚打了他。那和尚，年纪大约六十多岁了，站在庭院的中央，晃着他的拳头。那年轻人的朋友在劝解他，而他则向和尚骂着脏话。现在天气已经非常热了，女人们和我坐在庙堂一旁的阴影下，等待着争吵结束。
公众场所的这种争吵，一般都有两幕。那年轻人被他的朋友拖出了庭院，然后，他又奋力挣扎出来，再次冲回了庙里，在那儿又跟和尚对骂了五分钟。很明显，这年轻人并无意图要伤害和尚，而现在要改变命运也迟了，他只是要挽回面子。而他的朋友笑着，把他推出了门口。在他们走后，我们一直等到他的叫声消失在了远方，显然不会再有第三幕上演了。我在涪陵看到的有些骂战有太多幕的上演，有时甚至连棒棒军都看腻了走开。
这场骂站不是一个特别吉利的征兆，但郭晓青已经二十六岁了，已经感觉到了时间的压迫，决定继续她的算命之旅。那和尚收拾心情，做了祷告，叫郭在佛像前磕头三次。他敲着一只钵，然后给了她一个装满了木棍的竹筒。她摇着签筒，直到有根签飞出来，和尚看了看，向她解说了命运。他说她很快会结婚，也许就在今年，所有人都长出口气。王给了和尚十块钱。他笑着目送我们离开。
我们走在通往赤壁谷的路上，在这儿，有些道教与佛教的寺庙的历史超过了一千年，它们挖在砂岩石的崖壁内。在峡谷的中央，有条清澈的河流过。我们脱了鞋子，在浅水中淌淌，然后便坐在了荫凉中。在河的对面，有六个年轻的农民在野餐。他们是二十出头的男女，在中饭后，他们在河中泼水玩，男人追着女人，女人们惊声尖笑。
“你们国家也有这样的地方么？”王问我。我试图去想象这样的一次团聚，在美国，随机找到一个外国人，花一天时间跟他在一起，只是出于好奇与善意。
“没有，”我说。“这和我的国家很不同。”
我并不想离开榆林。旅店不错，尽管白天很热，夜晚却是沙漠特有的凉爽，睡觉从没有问题。早晨总是令人愉快，每天我都早早醒来，看着主街上的交通人流。老人们在清扫门前，女人们在主街上拉着牛奶车，而夜里的拾荒者朝乡下的方向走去。收废品的男人拉着车，手里摇着个小小的拨浪鼓，来吸引客人。马拉的车往小餐厅里运送煤炭，而太阳明亮地升起于建筑的瓦顶，缓慢的，这尘土飞扬的城市热起来了。
榆林的主路要经过三座明朝的塔楼，而街上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可以追溯到至少是清代。榆林的古城墙依然完整，有二十英尺那么高。我从没在中国见过保存那么完好的古城，然而城里没有其他一个外国游客。
每一天我看着早晨的街道，直到温度转高，然后我会买点酸奶，找一家有凉棚的餐厅，吃花卷，读一份报纸。有一天，我从一个老人那儿买了酸奶，他非常兴奋，向我示意等着，他跑回了家。回来时，他带着一本中文书，他不出一声递给了我。
我打开来，尝试去读第一页。其中有些字我不懂，但可以明白个大概——什么关于开始，关于大地与水，关于光和暗。那老人耐心等待着。我继续往下读，然后我明白了我正在读的是什么。我抬头看着那老人。
“你是基督徒么？”我问。
“是！”他脸上放着光，握了我的手。
“这本圣经是那儿来的？”
“我们瑞典的朋友给的，”他说，我猜想那肯定是路德派的传教士。我告诉他在孩子时，我曾经住在瑞典，那让他很高兴。他问我是否也是基督徒。
“我是天主教徒。”
“差不多，”他说。“那跟我们基督教差不多。大部分是一样的，不过你们更信仰玛丽一些。”
他关于圣玛丽的话是对的，无论如何，他看起来很高兴碰见我。他姓罗，而且他邀请我迟点再回来，可以让我见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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