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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江城-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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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国近代史的狂流之中，1958年乃是很久以前了，这也是那些故事如此简短的另一个原因。故事讲了，又走了。
“今天所有事情都好多了，”黄小强说得很快。“在过去，你不能自由说话。一旦你说了什么，就总是担心它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自从邓小平做了领袖后，所有的事情都好了。生活水平高多了，我们可以做生意。我们现在跟地主一样了。”
这话引发了餐馆里一次简短的议论，有顾客跟黄争论起来。那个词儿“地主”还是有政治意义的，也许他用得有点轻佻。但这争论没持续多久；其他人意识到，他所指的乃是机会，而非剥削，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中没一个关心政治。多数人跟黄一样，乃是独立的工作者：的士司机，摆摊的，小店主。他们不属于单位，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收益，只决定于智力，努力，和运气。
单位的缺席，也意味着他们享有相当的自由。黄小强不参加任何政治集会。没有人告诉他工作多少小时，或者店里该提供什么服务。他交的收入税很少，而且跟他实际赚多少没什么关系。一个政府官员每年来一次，预估餐馆的月收入，然后黄交上10％。现在，预估值乃是一个月一千块，由是，他每月交税一百块。事实上，餐馆每个月一般收入两千到三千元，但不管怎样，税还是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好处在于，小生意可以几乎不受约束地资本主义化，对黄的家庭来说有好处。
但另外一个特色乃是政府对没单位的人不提供保险，是以餐馆的工作时间乃是十七个小时，而黄小强想找新的路子赚钱。与此同时，他又满足于经营餐馆，对中国的政策，他既无怨意，也没有广阔的视野。而他的非单位顾客们多少也是一样。他们只是想工作，混出个好日子，而且，也许，像黄一样，跟家里人一起工作，他们的幸福就翻番了。
学生之家乃是个小天地。它没有从河东区延伸出多少，而它的中心在黄的家庭上。他两岁的儿子，黄凯，在餐馆里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几步。他从菜单牌上认了最初的几个字，而他最喜欢的食物是抄手。在安静的时候，小孩坐在祖父母的膝盖上，看着儿童书。他的祖母，王朝淑，并不识字，但她用心背下了书，读给黄凯听。
他们没有去其他地方的欲望。“我们在这里一辈子了，”黄小强说。有时他们表现了对外面世界的兴趣——黄的父亲，黄能，常问到一张去美国的机票多少钱，要多少时间。“十五个小时！”有一次他说，非常惊异。“在飞机上有厕所吗？”
“当然有了，”他的儿媳笑道。餐馆里的另一个客人，一个小店主，说话了。“在重庆与成都间的大巴上有厕所，”他很有知识地说。“电话也有。在高速公路上，只要开四个小时。”
但这些仅是聊聊而已；他们并无旅行的愿望。“太贵了，”冯小芹说。如果有了钱呢？“如果我有了一万块，我就想要四万块，”她笑道。“我就是那样的，像所有人一样——总是不够。你们美国人那么喜欢旅行。那么多麻烦：你要把你的包带到这里，带到那里。我不会想去美国，不想去学英语。太麻烦了。”
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餐馆的小天地里。在1997年的秋天，师专，作为楼的所有方，突然把月租金从三百元提高到了七百元，而黄家削减了开支。他们买了公用电话，来增加收入。但第一个月里他们亏了三百元，因为他们不了解长途话费。下一个月，他们调整费率，就获利了。黄小强花了四个星期，三千元钱上了培训课程，以弄到驾驶执照。这个文件是他最骄傲的财产；在中国，取得驾驶的特权乃是困难而昂贵的。他开始找工作。“我没有关系，”他说。“但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主要看你的能力，而且需要点运气。”
就这样，他没有工作，但他有驾照，那意味着机会。当然，他还有他的餐馆，他的新电话。他还有一处五个房间的住所，以涪陵标准来说很大了。他有一台彩电，一套音响，一个35毫米的相机。他有了一个儿子。他有他的家庭，而他的家庭有来自学生与河东区居民的帮衬，以及尊敬。在他们眼中，黄家人是好心，大方的。他们的世界很小，但他们细心照料着。
现在是清晨，黄小强在做抄手。他坐在各类馅料面前：一碗猪肉馅，一碟子小小的四方形面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拿着一只筷子。他捡起一张面皮在手中。他用筷子蘸一点肉馅，放入面皮当中，然后筷子往水里蘸一蘸，把面皮的四角合在肉馅上。完成的馄饨有两个角，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他把抄手丢到盘子里。
在中国其他地方，这食品叫做馄饨，但四川人有他们自己的叫法，而他们叫其作抄手——“交叉双手”——因为那抄手的两角是交叠的。在四川多数地方，你可以走入一家餐馆，不出一声点抄手。交叉你的胳膊，他们就明白你想要什么。
做一个抄手，只花黄小强不到五秒的时间。他捡起另一张面皮，塞了肉，湿了角，折起来，把抄手丢入了盘子。这个看起来跟前面那个一模一样。他再做了一个，又一个。在外头，太阳升起了，小巴士在揿喇叭，卖水果的女人在布置摊位。橙子上市了。黄小强做了更多的抄手。它们都做得很好，而且一模一样。
第九章
钱
在涪陵，钱对我没多大意义。我一个月挣一千块，而一个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是430元——五十一美元，在官方汇率下。在农村地区，平均月收入只有175元，但农民们可以省点钱，因为食物是自己种的。
（这个收入数字也许不准确，偏低。）
我的薪水相对来说是高的，只要我不去太多旅行，生活是舒服的。一张去重庆的水翼船票为80元，虽然你可以坐慢船来省钱，那是二十四元，多数当地人也是那么做的。在头一年里，我经常坐慢船而上，直到某天夜里一只老鼠跑过我的头上，在我睡觉时。
我醒了，开了灯。船舱里满是老鼠，棕色，肥肥的江鼠，拖着长尾巴。它们四散在地板上，钻进人们的行李中去。其中一个爬上了下铺的一个女人身上。那个女人在被单下转转身，没醒来。我对那些老鼠看了一阵。最后我离开了船舱。
余下的夜晚，我坐在甲板上，听江水流过。我想着坐这船省下的钱，大约是七个美元。在那次后，每当我要往上游去时，我都选择了水翼船，但这种情形也很少。我在重庆有些朋友，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兴趣到那儿。多数时候我并不旅行。
呆在涪陵，让我花不掉我的月薪。没有理由去存钱；小心开支，我每月可以省下三百块钱，那意味着一年的节俭生活可以奖励我四百美元。那是和平队生活的一个好的方面：我的薪水那么低，省钱毫无意义，但我的涪陵生活那么简单，那么便宜，让我不需要担心我的预算开支。在某个意义上，我此时是最富裕的，因为那就像是玩具钱，我根本不用去想它。
在城市里晃荡时，我胡乱消费了不少钱，买任何吸引我眼球的东西——书，图片，小饰物，黑市的卡带。有一次我挑了个竹子的钓鱼竿，不为任何理由，把它放在我餐厅的角落里，让它在那里积灰。在军品店里我买了人民解放军的制服与配件。那种店里卖所有的东西——衣服，鞋子，野营装备。一根夜行棍要三十块；手铐130块。有三百块，可以走进去买一把高力度的电子枪。如果你有单位证明的话，可以花不到两百元，买一个杀气腾腾的催泪瓦斯。他们不卖手枪，但你可以买到枪套。
从不同的店里，我把我的制服一块一块拼起来：旧式的解放军裤子，上面有红黄色的长条，一件公安的背心，一件不错的部队夹克，带垫肩的，一顶短沿的红军帽，额头上有一颗红星。当我花十五块钱买肩章时，那个售货员很严肃告诉我说那玩意儿不对——显然外国人应当在肩上挂别的什么东西，当他打扮成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时。我反正还是买了；它们跟我帽子上的红星，裤子上的条挺配。
有时候我会在上课时穿那制服，那总会让我的学生们很兴奋；他们有些人想说服我每天都穿。我从没全副武装进城过，但我时常会穿那裤子，那挺舒服的。许多农民和棒棒军也会穿它们，而有时候人们问我是不是维族人。
除了我浪费的钱之外，几乎我所有薪水都花在了吃上，因为我每顿饭都在外面吃。餐馆可算这城市里最舒服的地方之一了，有些老板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四川的食物很棒。没理由让我自己在涪陵做饭。
我每天至少要去一次学生之家。通常是我一个人去，但一周里会有些时候我们四个志愿者在那儿中午聚餐。我们向冯小芹展示如何做四川版的意粉，而亚当在餐牌上写下外文。除了我们外，没人会点意粉。后来，他们有了台电话机，亚当和我有时会提前订餐。这种专业感让餐馆的人很高兴，他们也开始打电话到我们的寓所，邀请我们去吃饭。我会接电话，而黄小强会问：你们来吃午饭吗？你们想吃点什么？亚当和我告诉他一碗米粉，一碗意粉，然后我们跑下山，乘热吃饭。
我最喜欢星期天晚上的餐馆，当它挤满了学生时，而街上全是享受周末最后时分的人。但在晚午时分也很好，这时生意不多，我会独自坐着看报纸。我会跟他们一家人聊天，经常谈到钱，几乎涪陵每个人都在谈钱。我已经习惯了谈论那个，即便对我来说，那不是真的钱，而我每个月都让它从我指尖溜走。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我坐着看黄凯在餐馆的台阶上玩儿。他像冬天里所有的中国小孩一样，乃是一捆鼓鼓囊囊的衣服。他的帽子和裤子是她妈妈手织的。他的裤子在裤裆处开了口，因为他还没学会上厕所，他的屁股和腿内侧因为寒冷而发粉红。他快二岁了。他穿着一层一层的汗衫与毛衣，外面是一件仿皮的夹克，是他妈妈在城里买的。“质量很差，”她的态度不以为然，当我为了那衣服赞扬她时。“只有二十元钱。”她总是告诉我黄凯衣服与玩具的价格。
我吃着米粉，从我美国制造的塑料耐尔吉水壶里喝水。在中国，这种野营的水壶乃是无价的；它们由硬塑料做成，能够盛滚水，那种滚水在中国的酒店，餐馆，火车，轮船上都有供应。当我初次来到四川时，这种水壶还不普遍，虽然偶尔在成都那样的大城市里，我见到一个的士司机在用。通常那是通过一个亲戚或朋友从发达的沿海城市如深圳那儿买的。
在1997年的早春，几个成都商店开始囤积冒牌的耐尔吉水壶了，到了六月，每个人都有了。成都是个相对时髦的城市，外国风尚较易快速传播，经常不需任何原因。城里多数的自行车后挡泥板上，都装饰有“英特尔奔腾于内”的贴条，跟那些美国的电脑上的一样。成都几乎所有的自行车都只有一个档，肯定也没有英特尔在内；但那个贴条很时髦，你在哪儿都可以见到。
对于冒牌耐尔吉水壶的需求比较容易理解，尤其是在一个如成都般喝茶成瘾的城市，水壶通过社会各阶层迅速传播。他们首先为的士司机所拥有，他们比较容易在这种潮流中先导——的士司机有一点独来独往的品质，钱也不少（的士司机的地位改变，在过去十来年可谓巨大）。在那之后，生意人跟上了，然后是小姐们，最后，到了夏天，甚至茶室里的老人也从假冒的耐尔吉水壶中啜茶。很快，你就能花二十块钱从四川任何一个城镇里买到了它了。
那些瓶子有一个标牌，把它们形容作美国人做的太空瓶。但它们显然是中国工厂的产品，因为它们没什么标准，而商标经常拼错。在那个意义上，事情跟十七世纪并无太大变化，当时一个叫多明戈的西班牙神甫形容了中国的商业模式。“中国人非常善于模仿，”他写道。“他们能把见到的所有欧洲货模仿到完美。在广东省，他们把几种商品仿造得十分完美，以至于把那些货品当欧洲货卖到内地。”
即便在这些水壶普及到了涪陵后，黄凯还是对亚当与我用的水壶十分着迷。这跟那闪亮的塑料有关，也因为它们和外国人的联系有关，黄凯始终不太信任外国人。
十二月的一天，我晃着我的水壶，把它放到凳子上。那小孩蹒跚上前，小心又好奇。
“股票，”他说。“股票。”
我转向他的妈妈。“他觉得它跟电视上的股票信息很像，”她笑着说。她手指向水壶的一侧，那儿显示着容量的标记水平，从100毫升到900毫升。我的水在五百毫升，还在减少。
黄凯忘了那水壶，转去了台阶上。他爬在地面，裤子裂开，在地上滚着一只玩具车。过了一会儿，我听他对自己嘟嘟着。“毛主席，毛主席，”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促使他说这个：在他家的客厅里，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也许他想到了那个。他还没到两岁，脑子却已经混杂了许多的东西。
毛主席憎恨金钱。他的父亲——一个狡猾，贪婪的地主——挣了不少钱，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毛泽东憎恨任何与钱相关的东西。身为一个贫穷的革命者时，他鄙视它，身为共产党的主席时，他拒绝碰它。
毛是新中国的父亲，是以，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现在的中国人许多时间想的，谈的，都是钱。也许只是因为现在他们的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了，有了更多的手段，去赚，去花，然而即便有了那么多新钱，却总还是不够。在涪陵所有地方，都有人在谈钱。
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当说到财务问题上时，没理由羞羞答答。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收入，而一旦某个朋友有了样新玩意——一件衬衫，一个收音机，一只笔——你会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会告诉你。提到钱，就好像过去人们碰面时的习惯：吃饭了吗？直到最近，这国家多数地区都还是穷的，而吃饭乃是人们找到真实乐趣之处，就像他们从挣钱中找到真正乐趣一样，不管是怎么挣的。
我喜欢这种坦诚；它帮助我去了解人们的生活，因为我可以问他们的收入或开销，不用担心冒犯他们。我总是告诉人们我自己的薪水（当然，考虑到何伟对他收入的态度，这并不难）——一般说来，这是人们所问的第二个或三个问题。在第二年里，这种自我揭露几乎不需要了；看起来城里的每个人都已知晓。一天夜里，我坐在南山门一张椅子上，跟聚拢来的人聊天，有人问到我每月的收入。在我回应前，另一个声音叫道，“他一个月挣一千块！所有师专的老师工资都一样！”
人们总是在谈钱，而我不会把他们形容为贪婪：我在涪陵所认识的中国人非常真诚的慷慨大方。如果我跟某个人一起吃饭，他或她会付钱；事情通常就是这样，我就是没办法。我们的学生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刚巧在学生之家吃饭，而亚当与我也在，他们总是想要付账，尽管他们的财政很紧张。同学们一般的预算乃是每个月两百块钱，或者说是二十四美元，那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小的开支了。因为师专的多数学生都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学校给他们每人每月五十元的补贴。
在米粉店里，我们学会了提前付账，当学生在身边的时候，尽管老板并不赞同这个。“你们是他们的老师，”冯小芹有一次对我说。“他们尊敬你，而他们应该为你付账。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她也很大方；我经常在餐馆里免费吃饭。
部分的原因仅是因为“外国朋友”综合症，但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他们对彼此也是这样。他们特别对他们的家庭慷慨——如果关系较近的亲戚需要钱，他们毫不犹豫，也不期待归还，钱就给出了。我的一个一年级学生，阿默，现在已毕业了，在西藏教书，那儿的收入是一个月一千元——比他在四川乡下教书的收入高一倍。但阿默把他一半的工资寄给了乡下的父母，他们都是农民，而在这种慷慨行为中，没有一丝负担或后悔的成分。“那是我的责任，”他只是那么说，当我问起的时候，而他解释说，只有这样，他的弟弟才能付得起他的学费。阿默在西藏的工作任期为八年，如果他提前离开的话，罚款高达两万块，但我从没听到他抱怨这份支撑他父母与弟弟的工作。
在涪陵，所有事情都有个价格，而罚款乃是生活中常见的一部分。如果考试没通过，学生会被罚十元，教室清洁不合格，两元，早操错过了，一块半。我从另一所四川学校的和平队员那儿听说，一个学生被罚了五百元——足够两个月的开支了——因为在校园里公开和女朋友牵手，当一个政府代表来城里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成年所做的准备，而成年后也有其罚金。有时你得为一个新工作而交钱——一个反向的奖金吧。廖老师起初在她家乡自贡一所学校里教书，但她的丈夫在涪陵，结婚后，她想搬来。她申请了，在涪陵找到了工作，但这时纠纷开始。自贡的单位要求她付五千块钱才能准许她离开，而涪陵师专也可以要她那么多钱，才让她开始工作。但涪陵这边把那钱给免了——显示出他们很希望廖老师来中文系工作。她很为此骄傲，涪陵师专给了她工作，不收一个子儿。你得是一个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一份工作。
生第二个孩子的价码，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接近师专的乡下是如此。在城里很少有人敢那么做，如果一个女人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如果她不是为一间国有单位做事，会有别的压力手段，有了第二个孩子，可能导致这个女人被迫做绝育手术。
多数城市居民看来已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接受其后果，而无抱怨。毕竟，他们每天都在涪陵拥挤的街道，人行道上摩擦妥协，这使得人口控制显得容易理解。但在乡下的态度便不同。在那里你可以躲避权力部门，而中国人给这些躲避行为一个词儿——超生游击队。一个女人会去跟亲戚一起住，直到她生下了孩子。在接近城市的地方它并不普遍，那里权力部门控制很紧，但随着你往山里走深了，家庭的规模就逐渐增长。
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碰上一个农村妇女，她刚从集市回来，我们的谈话很简单，跟我许多次与说方言的本地人交流的情形一样。她问我挣多少，从哪儿来，为什么来涪陵这么糟糕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主题——人们总是奇怪，一个有自尊的外国人何以住到涪陵来，工资才一千块。对此，我没有回答；我不会告诉他们真相，说涪陵的不完美才是我喜欢这城市的部分原因，而正因为工资少，我才觉得富裕，我不需要担心存钱的事儿。
我告诉那女人我是被美国政府派到涪陵来的，那是最简便的解释方法——在中国，每个人都理解政府决定你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我向那个妇女问到她的家庭，她说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小儿子。
“但两个孩子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吗？”我问。
“是的，但也并不厉害。我们得付罚款。”
“你的儿子多少钱？”
“四千块。”
“那不像现在那么多，是不是？”
“是。现在人们要付一万块。我们没付那么多。”
“那很好，”我说。
“那时比较便宜，”她带着怀旧的气息道。“在那些时候，罚款不是很重。”
“你一年能够存四千块么？”
“除非是年头不好。”
“所以那不算很多。”
“不算很多，”她说。
女人坐在那儿微笑着，想着她那四千块的儿子在家里等她。她收拾一下竹篮里的东西，又转向我。
“你们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么？”
“没有。”
“那你能有几个孩子？”
“要多少都可以。”
“真的？”
“真的，”我说。“如果你想要十个孩子，你可以有十个。没有限制。但多数人只有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只想要那么多。”
那妇女带着憧憬的微笑，摇摇头。我想到底是哪个让她更讶异呢——有一个国家，生育不受控制，或者美国人太傻了只要两个小孩。我碰到的许多农民好像都倾向于后者，有时他们对美国农场的反应也是这样，对一个四川农民来说，美国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既幸运又不努力。他们发现密苏里平均一个农场有292英亩的土地，实在惊人，同时农场还有机械化设备，偶尔会接到政府的补贴，然而，还有会有一些年份它们不能收支平衡。就农民们所想，你真得是一个很糟糕的农民，才能把这么好的条件给浪费掉，就好象你真得很笨，才会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才生两个孩子。
我的部分学生乃是罚款尙少的最后一代农民了。二年级的口语班上，有三十五个学生，其中只有两个是独子。那两个乃是不用钱的，而其他人花的钱也很少，如果有罚款的话。戴安娜花了一百元。大卫的弟弟花了三百元。莱克斯有一个650元的妹妹，而朱莉娅的弟弟只要190元。杰里米是一百元。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而之前五个都是女孩。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农民的话，这一百元花的真够值。
他们的家庭许多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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