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第2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递给我一张照片，上面一个中国男人穿着毕业礼服，站在哥伦比亚的红砖楼前。相片中的男人比徐先生年轻得多，面带微笑。他的胳膊搂着一个漂亮的中国女人。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校园看起来明净干洁。
“那是他博士毕业的时候，”徐先生自豪地说。“那是他的妻子——她也是中国人，但她在美国长大。”
“他们曾经来探访过你吗？”
“没有，”他说。“我从来没见过我弟弟。”
他说完后，那堆信显得更沉了。我正想问到他们是如何分散的，他女儿插话了，问到我觉得在纽约大学教书可以挣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说。“但那是个很好的大学。也许他一年至少挣五万美元。”
“他也有一辆车，”徐先生说。
“大多数美国人都有，”我说。
“一辆车花多少钱？”
“看情况。通常是一万块多一点。”
“那他的工资肯定有多的，尤其是她也工作。在他的信里他不怎么提到钱。”
“唔，我想他们的房租会很贵，你知道。在美国生活的开销是很高的，尤其是在纽约。”
“他的岳父给他们买了套房子。也许他们可以存很多钱，是不是？”
我不太确定他们到底想要了解什么，但看上去，他们只是好奇，想要知道那个男人在美国的生活是个什么样。他们问我如何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还问我在美国教书是怎样。我们聊了一会儿政治，而徐先生问了我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坐在那堆信的边上，没什么问题比这个分量更重了。我回答说我从来没去过台湾，所以我并不了解。
“大多数美国人怎么想？”他继续加压。
“多数美国人也不很了解这个问题。我想多数人希望和平。”
“他们认为台湾一个独立国家，是不是？”
我很高兴至少我们改换了发音——每次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总是想用“他们美国”，而不是“我的美国”。那是一个小小的，然而重要的区别，但我依然觉得很难回答他。
“多数美国人觉得台湾就像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说。“它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经济。但美国人知道它的历史与文化和大陆一样。也许他们觉得它应该回归中国，但只是在台湾人准备好了的时候。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比香港复杂得多。”
我的回答似乎让他满意了。我想向他问问那个兄弟的情况，但我心里觉得还是换个时候跟孔老师谈比较安全。我问徐先生丰都过去是怎样。
“当毛泽东当领导的时候，”他说，“所有一切都很糟。我们不能跟像你这样的外国人说话。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一点自由，也没有权利。但在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后，所有事情都有改善了。现在好些了。”
这跟我经常从四川人那儿听来的一样，只是徐先生对毛的观点要直率得多。他有一幅邓小平的画像，显眼地挂在电视机上方。
在我们渡江时，徐桦告诉我她会开车。我们在一条老旧的电动渡船上往南岸区，那儿新的移民城正在建设当中。当时我们正在谈些别的话题，突然间，徐桦告诉我她懂得开车。
我在涪陵已经住了很久，足以明白这一点值得钦佩。“是为了你的工作吗？”
“不，”她说。“我在业余时间学的。”
“就为了玩？”
“是的，那是我的爱好。”
“那肯定很贵吧。我知道在涪陵很贵。”
“在厦门要贵多了——它花了我六千块钱，上培训课。但我想有一些我会有能力买车的，所以我想要现在就去学。这就像你们美国——美国人不是都有车吗？”
“是的。即便学生都有——我在高中时就买了一辆。”
“你看。现在我们中国的生活水平上升那么快，最终人们也会有能力买他们的车，就像你们美国人那样。”
渡船的长江的心脏缓缓摇摆着前行。我眼前短暂出现了涪陵二十年后的交通景象，相当吓人。徐桦继续说着。
“我想去你们美国，”她说。“尤其是纽约。也许有一天我会去那儿出差，为我的公司。”
几个星期后，我跟孔老师上课，问到了他的岳父。他解释说，徐先生的父亲是从武汉的大学毕业的，之后，国民党派了他去成都做电台工作。那是在1940年代，最后，他被调取了台北，那是台湾的首都。他的妻子与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了身后，跟丰都的亲戚在一起。这次调动不是永久性的，徐先生的父亲总以为他会回到四川的家。
但在1949年后，当国民党逃去了台湾，这一家人就永久分开了。他们不能交流信件，而徐先生，当时还是小孩，开始了一个漫长而倒霉无助的人生。
“在解放后，他们的生活很艰难，”孔老师解释说。“他的母亲头几年就饿死了，因为乡下的情况很糟。孩子们勉强活了过来，一旦开始上学，又得面对许多迫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台湾。在文革期间，他们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在那时有黑九类——你知道那些吗？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间谍，走资本主义路线，还有臭老九，那是指知识分子。你和我都算是臭老九了——现在有时我们老师也互相那么叫，当作玩笑。
“两个孩子没有遭受多少暴力，但他们受到迫害。主要的意思就是不给他们机会。如果他们想要读到初中以上，或者在工厂里找份好工作，他们都没机会。在政治会议上，每个人都批判他们，即便他们都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到了改革开放后，徐先生开始往台湾写信，看看他父亲是否还活着。1980年的时候，他找到了他——直到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父亲是死是活。他们开始通信，在1988年，他的父亲回到大陆，探访了他。他在台北有个好工作，在电信公司——他在那儿的地位跟大陆的高干差不多。他又结了婚，在台湾分离后，他又生了小孩，包括那个在美国的儿子。
“在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开始改善后，政府开始给我岳父这样的人工作，因为他们受过迫害。这也是改善关系的一个手段。所以，1988年，徐先生在电厂里得到一份工作。当然，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受了太多的苦。即便今天他也不想谈到文革。”
我想着那个丰都的老人，还有他那扎信。我在四川的经历常常是这样——我和人们交流摩擦很久，才对于他们过去的混乱经历获得一点点的了解，而正是那些经历使他们成为了今天这样子。几乎不可能抓得住那些影响到徐先生人生的种种力量，之前的，之后的——战争，台湾的分离，文革；大坝，新城；他在厦门的漂亮女儿，以及她的手机，她的驾驶课。一个人无助地经历了这全部，从开始到结束，还怎能保持理智清晰呢？
但我想起挂在他电视机上的邓小平像，我记起他的苦相，在喝那瓶糟糕的法国红酒时，他女儿从厦门带来的。很显然他不喜欢那酒的味道，但他知道那是生日庆祝里昂贵的一部分，于是他担负起义务来喝了，直到空杯。在那之后他女儿又满上了，他也喝了。
在假日快结束时，我被卷入了一次公众场合下的争吵中，在高顺堂，涪陵上城区的要道。这事情乃是从抑郁中爆发的，到那时为止，乃是我人生中卷入的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我经常在节日的夜里去那儿吃饭，因为我已经跟几个在人行道上的摊贩熟悉了。张龙华是我主要的朋友；在白天，他会卖香烟，运营一个收费电话，在夜里，他在一个烧烤摊上卖烤肉。他是个友善，温和的男人，而且我注意到人们往往会听从他的话。偶尔夜里那儿会有争吵——有时在客人与摊贩间，但更普遍的乃是在摊贩们之间，他们已经在忙碌的人行道上划下了一定的地盘。在夜里，道上会有很多人，而一个像张先生那样卖烤肉的，可以一晚赚得五十元。去年他在深圳那儿卖烤肉，但他回到了涪陵，因为扣除了成本后，深圳那边利润低。
有一次我看到两个烧烤小姐打了一场恶仗，从互相指责开始，升级到扯头发，越来越暴力，直到最后两人嘶叫着，彼此扯拽对方的衣服，而一群人聚集围观。奇怪的是，两个女人都跟男人一起卖烧烤，我猜测那是她们的男人，丈夫或男朋友，然而在打斗中，这些男人只是消极站在一旁。他们看上去很尴尬，或是惊住了；其中一个把他的注意力放在烤架上，翻着碳，好像没事情发生。另一个男人只是傻傻地看着。终于，张先生走过去，停止了打斗，但此时，一个女人的衣服已被扯烂掉，她站在那里，胸罩露着，咒骂着，吐着口水，直到有人把她领回家。她走后，她丈夫留下了，安静地干着活儿。
这种打斗是不寻常的；多数时候，常来摆摊的人们处得很好，互相支持，当出现困难的时候。我喜欢高顺堂的这一点——这里有一种社区意识，而以张先生为中心，而通过他，我认识了其他的摊贩。其中一个是刷皮鞋的十岁女孩，她从小学退了学，因为她家人付不起费用。我不知道对此该做何反应；我经常在城里找人刷鞋，有时我觉得不如把这生意给那女孩做。其他时候，我又觉得，让一个小学退学的十岁女孩来给我刷鞋子，实在太可怕，所以我去找了别人。跟我在涪陵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我的行为缺乏持续性，而我总也弄不清怎么做才是对的。
在节日临近尾声那个夜里，我从张先生那儿叫了五串肉，他请我坐在他的凳子上，像从前那样。有几个摊贩过来聊天，也有许多路人停下来，看着外国人。
过了一阵，那些关注减少了。我吃完了烤肉，坐在那儿读重庆晚报。我觉得有人在接近我，然后他向前靠过来，对着我的脸大叫“哈喽喽喽喽喽！”他憋足了劲大叫，然后笑起来。我没有抬头看——没理由去理会那样的人。
我感觉他走远了，以为他已经离开；通常对付那些骚扰我的人，就是不去理他们。但一阵后，他回来了，抓起张先生烤架上的一根香肠。他把那根香肠塞到我面前，。“吃！吃！吃！”他叫道。
在涪陵，有两件事情特别能让我发火。其一是身体侵犯——有人撞我，或者拽我，或者没礼貌地把我推开。另一件，就是人们把我当动物对待，咕咕噜噜，或者做露骨的动作，以为这外国人很迟钝，而且不会说中文。这个拿着香肠的男人成功地触及了我的两个敏感点，我的那种惯常的消极立即消失了。
（有一个说法，来自电影学院一个老师，他叹道：中国人的尊严底线比较低。何伟的反应，正是从另一面印证了这个。这大概也算文化差异的内容之一。可能那个侵犯何伟的人只当是开玩笑，虽然是一个很烂的玩笑，他却不会意识到，在何伟看来，这是触及尊严，而变得如此严重。
以我的经验，有些时候一群熟人聚会，往往会拿某人取笑，玩笑话会说到伤人的地步，但却不破坏气氛，从不会有人当场翻脸。这是否也算尊严底线不高的表现？）
我迅速站起来，打掉了他手中的香肠。他是一个接近四十的小个子男人，他往回缩，吃了一惊。我往前踏了一步。“为什么你要来烦我？”我问。他口吃了，想要找出话来。我举起手来，举到和他的头平起，然后收回来，到我的下巴。
“你个子比我小得多，”我说。“你不应该去骚扰比你大的人。下次我会收拾你。”
他往后又退了一步，我又一次坐下了。围绕在我们周边的人安静下来。我第一次仔细看那人，看得出他是个麻烦。在他眼中闪着卑贱，而且很显然他很穷。他定定神，开口了。
“我有比你大的朋友，”他说。
“我想见见他们，”我说。
“他们就在街上。”
“去找你的朋友来，”我说。“我会呆在这儿等你。去——滚开。”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侮辱，有几个人笑了。那小个子男人没动。
他愤怒地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张先生过来了，我问那人是否他的朋友。
“不，”张先生道。“他是刷鞋子的。他没文化。你不会想跟他计较的。”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小东西，”我说。只是四川另一个常用的侮辱词，去问一个人他是什么东西。我不应该再去进一步惹怒他，然而不知为何停不下来。逻辑上，我知道这一幕很荒唐——作为号称的大男人我重量才130多斤，而这个五尺高的，威胁说要去找他的大朋友。
但这场冲突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而我能感觉到，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不仅是口头上的侮辱了。那男人很穷，在我的悠闲姿态中，他无疑看到了金钱与藐视。那过去的一年半时间我都不是现在这种样子，而在他表现出的狭隘意识中，我看到了我所涪陵所见的最糟糕的憎恨与恐惧。这种情感是很不幸的，但现在麻烦已经展开，而我不愿后退。“去吧，小朋友，”我说。“去找你的大朋友来。”
人们笑了，而他更火了。张先生看起来很着急，叫那人离开，但他不愿意。他站在那儿，离我十来英尺远，狂怒地盯着我。
我转向张先生，对他说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几分钟过去了，人们走开了。那小个子男人还站着，看着。一个常来的做火锅的女人来跟我聊天，我抱着她的小婴儿。那个十岁大的刷鞋女孩过来看那婴儿，在走回去的时候，她对那男人骂道。
“神经病！”她叫着。“不要给那外国人找麻烦！”
我看着那小男人，他的怒火在增长。部分是因为那女孩侮辱他，但只要是因为人们对我那么在乎——给我凳子坐，把小孩给我抱。我想要去同情他；他一个人在鞋摊工作，为了所得忙忙碌碌，而那个有着高薪的外国人舒舒服服坐在那里，吃着烤肉，跟人们聊天。
他再次说话了。在他的眼睛后，他所想的一切都化为了一串憎恨。
“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种外国人，”他大声说。“我们为什么让像这样的外国人来我们的国家？看看他多粗鲁，像这样侮辱我。我们不需要这种外国人在我们家里。”
那时，我知道我心中的憎恶可以跟他所能找到的一切相比。我不会挑起打斗，但如果他碰我的话，我肯定要还击。他所惹怒的那个人，是我自己也不了解的，因为那个人我在家里从不认识。四川给我带来了部分变化，在许多方面我比从前耐心与包容了，然而也有其他的部分，却对这种情形毫无忍耐。我对人群说道。
“你们中国人不需要那种中国人，”我说。“这种人给了你们一个坏名声。当我回家时，我会告诉人们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很友善，就像你们一样，但我也会说，有时会有他那样的人恨外国人。他才是那个粗鲁的人，而他没任何理由就来骚扰我。他挑起了麻烦。”
一切都静下了来，只有我的声音；沉默让我发抖。我很愤怒，然而我控制住了情绪，让自己可以清晰说话。“你过来骚扰我，小朋友，”我说。“我告诉你住手。现在你想要找麻烦，我就给你麻烦。过来吧，小朋友。过来。”
那男人向前走了一步，而张先生过来挡在中间。那个做火锅的女人呢对他叫道：“这外国人是个老师！他有文化——你不应该对他那样。”显然，没有人支持他，而没有帮助的话，他干不了什么。他的大朋友始终没有出现。他坐回到了鞋摊上，从远处看着我。
我想要离开，但我知道我应该等等，直到显得我并不害怕。我跟人们聊天，读我的报纸。紧张气息仍在，我能看出，所有人都在等待，看看那个小男人会不会做什么动作。
我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羞愧。我很高兴高顺堂的人们喜欢我，维护我，但我知道我没必要为这小事做得那么残忍。这事件让我尴尬；我曾在普林斯顿与牛津受过教育，而不知为何，我觉得有必要去一个四川刷鞋的开战，直到人们说他没文化。我知道他的那种骚扰跟我个人并无关系，而我知道我应对他感到同情，因为他的苦劲儿来自其他压力。
但在涪陵生活一年半后，我已不能把我所感受到的憎恨给推一边去。我可以提醒我自己，我是谁，我可以去想想我整个人生中所具备的优势；但在这街上，一切都溜走了。在这种地方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压力，肯定将改变你，而我心中的某种东西早已变硬了。真的，我不确定那男人是否全错：也许涪陵的人们不需要这种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这个外国人也是他们帮着造出来的，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黏在一起了。
我纳闷那个小男人在想什么。他坐在摊边，看着我。没有人停下来找他干活。过了一阵，开始下雨了。
“我得走了，”我对张先生说。
“当心你的钱，”他说，向那个小男人摆摆头。
“那不是问题，”我说。我谢了他，走了。我故意从那小男人身前经过，他没动。我走开了，没有回头。

土地
四月15
种植稻米有了一种新方式，而插旗山的农民们有一半在采取。在过去，秧苗总是用手种植，一排排的，但现在许多农民采用了抛秧。
那些种子先是被种在塑料盘里，每个盘中有五百株，都在单独的袋子里。当预备好要种植了，那些秧苗根部会有一团泥土包围着；抛出去的时候，泥土的重量会让秧苗一直沉到肥料下面。抛秧节省时间——农民们可以从稻田的边上远远抛出去，而不需用手一株株来了。
山半腰处，一个男人用这办法有两年了。昨天他抛了秧；今天他在田里走着，把滑出泥中的秧苗摆正。他三十五岁，有着黑色的胡髭，坚实的小腿肚。他带着一只假的BP机，挂在蓝色裤子的腰带上。他有一亩半的田地，大约是四分之一英亩，那比这些山上的一般农民还要多点。
数字在这里很重要，就像它对世界上其他所有农夫一样。这一块稻田，他的四处田地之一，有两百平方米。这个农民估计，这块稻田将用到十二盘秧苗，总共六千株。这些一起都产出大约330磅的大米，可以卖300块钱。
在附近一房子的打谷场上，一个小女孩在课桌旁写作业。女孩身后，则是城市的背景，橙色的夕阳落在灰色的建筑之后。在房子边上，两个年轻男人往刚犁好的稻田里抛秧。他们说笑着，往每一个可能的方向随便抛着。他们抱怨着乡下的生活，说在城里他们至少可以找到工地上的活儿，比刷鞋子或做棒棒军要好。“从偏远地区来的农民才去干那些，”其中一人说。“我们这些住在郊区的不干那个。”
我问他如何拿自己的生活跟工厂工人比，他想了想。
“农民，工人，“他说。“没什么区别。工作都不好。”

四月28
太阳热得难以忍受。过去的两个星期只下过一次雨；一场干旱将要发生。玉米株现在有两英尺高了。秆子旁的土壤干成了粉状，被太阳晒的。
在世界的其他角落，这种奇怪的天气会怪到厄尔尼诺现象。但这些农民从来不谈厄尔尼诺，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传统的中国阴历中，每四年会多一个月——有时会添一个九月，或多出一个二月，如是。今年，额外的月份乃是五月。每当一年里出现了两个五月，你就会知道，将有一个干旱炎热的春天，接着是一个极其潮湿的夏天。过去就总是这样的，所以农民们对现在干热并不意外。在乡下的所有地方，他们都静静地抱怨着两个五月。

五月5日
麦子几乎不见了。在周末下了场雨，等地干后，农民们把插旗山的作物几乎全都收割了。人们用手和短镰刀来收割。麦秆切割的位置很靠近土地，留下一排排残株，它们将被犁到土里去，在种植下一种作物的时候。
没了麦子，山的纹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周，麦子立在梯田里，一片柔黄，而今这些田已空了。玉米田开始填充进来，而稻米在田里开始长密了。不久，山的低层会覆盖上厚厚的绿毯。
农民们在打谷场上，用杆子来打一堆堆的麦子。他们工作时的声音——稳稳的，斯斯斯——在整个乡村回响。那儿也有青蛙在田里的叫声，还有鸭子从小水塘里叫着，以及微风拂过新生的玉米秆。
沿着山的南肩，一片窄窄的农田也在收割当中；工人们把小麦秆用茅草捆成一扎扎。每扎大约五十斤，它们必须得放到棚子里，保持干燥。一个年轻男人拿根长棍子，戳进一捆麦秆里，举到自己肩膀上。他又借助这捆的重量，戳入另一捆，又举起来，他调整一下两捆的位置，在自己背上平衡一下。他走得很快，弹跳着步子，往家里去。

五月11日
六天的收割后，小麦田已经认不出了。它被淹了水，一半覆盖着秧苗，它们绿绿的尖角伸出水面，像被淹没的草。不到一个星期时间，麦田已经变为了稻田。
一个男人在泥田里慢慢走着，用手插着秧。他的袖子与裤子都卷得老高。他弯着背，一边工作一边后退。秧苗在水中齐齐排列。这个农民不相信抛秧，所以他纯粹用手来种。
稻子在整个山上都有，都在成长初期。多数的作物已经种好了，但后麦田这里迟了一些；在山坡往下一点，几个农民还在犁地。在山更陡峭的部位，那儿没法种稻子的，农民们还没收完小麦。他们同时在玉米地里除杂草，玉米过一个多月就成熟了。这些玉米秆还没长出头来，不过现在已经接近齐胸高了。
今天很凉爽，是个阴天，下午后，阳光破出云层。在西边，长江流过山间，显出银色。江水依然在低位，因为上个月很干燥，不过有两个五月的年度里，春天都是这样的。农民们种着稻子，收着麦子，除着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