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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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了一大气，毛泽东有些饿了，卫士送上一茶缸煮好的麦片粥，毛泽东　刚接过要喝，电话铃响了，卫士拿起耳机问道：“喂——你是谁？不行啊—
—主席正在吃饭—一好吧，你等着。”他转过身报告说：“陈伯达的电话。”

毛泽东一手端着茶缸，一手拿过耳机，说：“我是毛泽东啊——你咕咕哝哝　说些什么呀，我听不懂，你让秘书说。”
对方的秘书接过电话刚讲了几句，毛泽东气得把茶缸扔在桌子上，吼道：　“好啊，邓子恢是吃了豹子胆啦，要搞独裁！”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三十八回　稳农社邓子恢遭贬　反冒进周恩来结怨


话说毛泽东放下电话，怒火中烧，立即打电话让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　子恢来一趟。放下电话，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气冲冲地等着邓子恢到来。
毛泽东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呢？说来话长。原来还在建国前夕，毛泽东　就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把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组织起来。　他深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推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只是推倒了皇帝，原因就在于农村没有一个大的变动，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　基础。因此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　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立即改变土地政策，在所　有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取得了农民的　全力支持，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
建国后，全国农村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但是，农村中的　两极分化现象又立即开始了，毛泽东担心这样下去，又会出现新的地主、富　农，而因种种原因又重新贫困下去的农民会抱怨共产党见死不救，结果是工　农联盟受到破坏，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必将受到损害。要根本　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这不仅是毛泽东的想法，也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
但是，在如何实行和准备用多长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大家却产
生了分歧，主持农业合作化工作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坚持要照　顾农村小农经济现状，主张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内，个体经济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仍然占主要地位，反对脱离农村生产力水平　的实际，过快地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这与毛泽东的想法大相径庭，毛泽东　认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工作，但一则运动刚开始，大家都没有经　验；二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也都觉得邓子恢的想法有道理，所以中共中　央决定用　18　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
但是，毛泽东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他查了一下《联共（布）简明党史》，
发现苏联完成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六年时间，苏联能做到，中国为什　么做不到。在他的鼓励和督促下，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果然进展很快，从
1951　年开始试行农业合作化开始，到　1953　年春时，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已经发展到数万家，但随之带来的是农业生产下降，耕牛大量死亡。邓子恢　经过调查后，建议收缩，刘少奇同意缩减，于是在　1953　年春，中共中央发出　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克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和强迫命令。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两次批评了刘少奇，批评邓子恢“群居终　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决定全国农业社到　1955　年初时要发展到　60　万　个以上，结果超额完成了计划。毛泽东很高兴，于　1955　年　1　月主持中央会议，　决定　1955　年使农业社的数目达到一百万个。
事情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因忙于批俞平伯，批胡风，实行军衔制等重大　问题，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查问农业社发展的情况。现在忽然接到陈伯达的报　告，说邓子恢一下子砍掉了浙江省的　20　万个合作社，毛泽东本来就对　1953　年春邓子恢砍合作社不满意，这时不禁雷霆大怒，立即把邓子恢找来，劈头　就问：“子恢同志，听说你砍掉了浙江　20　万个合作社，可有这事？”邓子恢　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连忙否认：“这话从何说起，不要说砍掉　20　万个合作　社，全浙江的农业社一共不到　6　万个呢。”毛泽东紧逼一句：“你这可是实

话？”邓子恢说：“主席你是知道我的，你们长征走后，我在闽西坚持游击　战争，什么时候动摇过，我就不想早一点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气消了一　些，问道：“你总是砍掉了些农业社吧，不然别人怎么会告你的状呢？”邓　子恢回答说：“不是砍，是整顿。浙江省今年农村紧张情况仍在延续和发展，　原因有二，一是粮食工作没有做好；二是农业合作社发展过猛，如果不采取　措施，我担心出乱子。经请示少奇同志，对浙江省　1　万多个确实办得不好的　农业社进行了整顿。”
毛泽东这才明白，陈伯达谎报了军情，不过他对邓子恢的整顿仍然不太　满意。既然邓子恢口口声声说浙江农村情况紧张，他决定去南方视察一下。　此时正是　6　月酷暑，毛泽东大汗淋漓地沿路视察，和农民谈话，听省市委书　记汇报，直到　6　月下旬，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就把邓子恢找来，兴冲冲地说：“子恢同志，这次　我周游列国，收获很大噢。你说浙江省农村形势紧张，我去看了一下，不是　这样嘛。群众和干部对解散一万个合作社很不满意，有的贫农气得躺在床上　不出工，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还有的农民骂我们是小脚女人，　一步三摇。你看骂得多好！谁是小脚女人呢？子恢同志你就是一个。我看咱　俩的分岐很简单，就是一字之差。”邓子恢问道：“哪一字之差？”毛泽东　说：“上和下。我要赶快上马，你呢要赶快下马，不是一字之差吗？你呀，　叫胜利吓昏了头脑。”
邓子恢听毛泽东批评自己是小脚女人，很不服气，还要辩解，毛泽东摆
摆手说：“算啦，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咱们商量一下，是不是对今年　1　月　定的发展　100　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来一个修改。”邓子恢以为要压缩数字，忙　问：“压缩多少？”毛泽东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说：“你又来了，我说的调　整，是要在　100　万个的基础上，再发展　35　万个，今年共发展　135　万个合作社，　怎么样？”邓子恢一听，连忙摇手：“不行，不行，这太冒进了。发展　100　万个也就够勉强的了，再加上　35　万个，那不是乱了套了。苏联在农业改造中　就犯过冒进的错误，我们不能学他们。”毛泽东生气地说：“但是苏联不是　只用了　6　年就完成农业改造了吗？你怎么把这个忘了？”邓子恢毫不退让，　反驳道：“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那么多的土地，那么好的条件，人口比我　国少得多，可是农业生产到现在都没过关，这，主席你应该是很清楚的。”　毛泽东瞪大眼睛盯着邓子恢，气得足有一分钟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　才说：“好嘛，你把农村部这几年的档案整理一下送到我这里来。”邓子恢
只好答应了。
回到农村部后，邓子恢立即召集办公室人员，清理工作档案。陈伯达忽　然跑来了，左瞧右看，指手划脚。邓子恢奇怪地问道：“老夫子，这里又不　是中央研究室，你到这里干什么？”陈伯达拍拍邓子恢的背，揶揄地说：“主　席怕你这个小脚女人走路不稳，让我来扶你一把。”邓子恢未及答话，电话　铃声响了。邓子恢拿起电话，只听对方说道：“子恢同志，我是中央办公厅。　我们通知你，主席派陈伯达同志担任农村部副部长，以后农业合作化方面的　工作由他主管。”邓子恢放下电话，半天没有说话，心里直翻腾，陈伯达咕　咕哝哝地只会咬文嚼字，根本没有搞过农村工作，他来主管农业合作化工作，　不乱了套才怪呢。
在陈伯达的督促下，农村部把这几年的工作档案都集中起来送到丰泽园　去，毛泽东立即翻阅起来，陈伯达不时地在旁边咕哝几句。看完了，毛泽东

合上卷宗，下了一句评语：“子恢右倾。”陈伯达听了，心中暗暗高兴，正　想咕哝几句，毛泽东吩咐他：“立即通知中央办公厅，7　月底召开农业合作　化会议，让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都来。告诉他们，来时都带上几　篇本省区办得好的合作社的材料，交到这里来。”陈伯达连连答应，回去布　置去了。
邓子恢犯了“右倾”错误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　记的耳朵里，他们得到　7　月底来北京开会的消息后，立即让秘书们搜集挑选　了一批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绩和经验的材料，带来北京，交给毛主席。
7　月　31　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首先在大会　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一开头就批邓子恢及支持他的那　些大人物：“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　有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　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　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
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　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　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讲得很长，书记们认真地记着，会后分组讨论，对邓
子恢进行了帮助，批评他的右倾思想，使书记们对毛泽东的报告学习领会得　更深刻了。大家认识到，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最重要的首先是热情、积极，　于是会后，书记们都以最大的热情，最积极的态度去推动农业合作化。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以后不到三个月，也就是在　195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全会讨论了毛泽东在省、市、自　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邓子恢，　最后通过决议，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性质确定为“右倾机　会主义”。这时，毛泽东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即将　出版，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一百零四条按语，这些言论以极其热烈的　笔触，赞扬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带头人，尖锐地批　评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评了在其他许多方面“作怪”　的“右倾保守思想”，扩大了“反右倾保守”的范围，国家经济建设中开始　出现“冒进”的苗头。
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此前已经直接传达到农村党支　部，各地党组织都在检查工作中的“右倾”，重新部署合作化工作，掀起了　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的浪头。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这股势头来得　更为猛烈，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呈现超高速发展的大浪潮。尽管毛泽东在《关　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仍然审慎地预计，到　1958　年才能完成农业的半　社会主义改造，即绝大部分农户参加初级社；以后再逐步分期分批地由半社　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即绝大部分初级社转入取消土地分红的高级社；　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仍为十八年，但是，在“反右倾机会主义”　的政治压力下，领导面对盲目发展的局面，大都是予以热情的赞扬和鼓励。　这样一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潮迅速席卷全国农村，不到一年的时间，即
到　1956　年底统计时，全国　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全国　87．8％的农　
户加入了高级社，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骤然完成了。和原来预计的　十八年时间相比，足足提前了十一年。
农业合作化的猛烈推进也加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私营工商业主　和部分私营企业中的职工，天天到政府门前敲锣打鼓，请求批准公私合营。　中央原于　1955　年　11　月拟定计划，预期用两年时间将计划提前，采取一次批　准，全国合营的办法。1956　年　1　月　10　日，北京市首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到此年年底时，全国　99％的私营工业户，82．2％的私营商业户实现了公私　合营。
1956　年底，全国　91．7％的手工业人员参加了合作社。　至此，党对农业，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改造，即三大改造均告
胜利完成。　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过渡时期结束，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段。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共历史的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三大改造中，党和国家充分考虑和照顾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合作　化运动使占农村大多数人口、在生产条件方面还有困难的贫农下中农得到利　益，或至少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因而农业合作化得到贫农下中农的热烈拥护。　富裕中农也从党和国家的教育中明确合作社生产的发展也会使他们得到利　益，因此，富裕中农对农业合作化是拥护的或至少是随大流的。公私合营中，　党和国家对民族资本家采取支付定息、吸收工作的办法，使他们既能为国家　出力，又不致很大地影响生活水平。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号称“纺织大　王”的荣毅仁先生说的一段话很能代表民族资本家的态度。他　于　1956　年初对　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回顾了民族工业在解放前遭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　迫勒索、濒于破产的历史，畅谈了自己对建国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深　切感受，然后诚挚地谈了自己对公私合营的看法：“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　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　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物质生活上看，实　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这就说明，人民群众广泛地拥　护三大改造。在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民经济仍然稳定增　长。这一切都表明了，党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改造是成功的。　在三大改造中，党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政策，在社会主义的　历史上第一次对资产阶级实行了和平赎买的办法；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创造　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许多政策和理论。凡此种种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所作的重要贡献。　在三大改造中，人们也或多或少地觉察和议论到了一些有关改造的问
题，如是否有限度地保留一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市场　调节的作用是否还有必要？如何发挥公有经济中的各方面的积极性等。但是　由于三大改造后期的进程过于急促，来不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这　些问题最后被遗留下来。成为发展经济的不利因素。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现在还是回到　1955　年　8　月吧。　毛泽东看到全国热火朝天地大搞合作化，非常高兴。这时中国人民解放
军实行军衔制的工作已酝酿成熟，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2　次会议通过了授衔的　决定。9　月　23　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将帅名单。
元帅十名：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　叶剑英。
大将十名：　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
声、许光达。　上将五十七名：
王平、王震、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韦国清、乌兰夫、邓华、叶飞、　甘泗淇、吕正操、朱良才、刘震、刘亚楼、许世友、苏振华、李达、李涛、　李天佑、李志民、李克农、李聚奎、杨勇、杨至成、杨成武、杨得志、肖华、　肖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张爱萍、陈士榘、陈再道、陈伯钧、陈明　仁、陈奇涵、陈锡联、周桓、周士第、周纯全、赵尔陆、洪学智、钟期光、　贺炳炎、郭天民、唐亮、陶峙岳、黄永胜、阎红彦、傅钟、傅秋涛、韩先楚、　董其武、彭绍辉、谢富治、赖传珠。
中将一百七十七名：　丁秋生、万毅、王诤、王必成、王近山、王尚荣、王宗槐、王秉璋、王
恩茂、王道邦、王辉球、王紫峰、韦杰、文年生、方强、方正平、邓逸凡、　孔从洲、孔石泉、孔庆德、甘渭汉、卢胜、田维扬、邝任农、皮定均、成钧、　毕占云、匡裕民、朱明、朱辉照、向仲华、庄田、汤平、刘飞、刘忠、刘少　文、刘西元、刘兴元、刘先胜、刘志坚、刘转连、刘金轩、刘昌毅、刘浩天、　刘培善、刘道生、孙毅、孙继先、朵噶·彭措饶杰、杜平、杜义德、杨秀山、　杨国夫、杨梅生、苏静、李耀、李天焕、李成芳、李寿轩、李作鹏、李雪三、　肖向荣、肖望东、肖新槐、旷伏兆、吴先恩、吴克华、吴法宪、吴信泉、吴　富善、吴瑞林、何德全、邱会作、邱创成、余立金、余秋里、张震、张藩、　张才千、张天云、张仁初、张令彬、张达志、张池明、张贤约、张国华、张　经武、张南生、张祖谅、张翼翔、陈康、陈仁麒、陈正湘、陈庆先、陈先瑞、　阿沛·阿旺晋美、林维先、范朝利、欧阳文、欧阳毅、罗元发、罗舜初、周　彪、周仁杰、周玉成、周希汉、周志坚、周赤萍、周贯五、冼恒汉、郑维山、　胡奇才、赵镕、赵启民、钟汉华、钟赤兵、饶子健、饶正锡、饶守坤、姚喆、　贺诚、秦基伟、袁子钦、袁升平、莫文骅、聂凤智、聂鹤亭、顿星云、晏福　生、钱钧、倪志亮、徐立清、徐深吉、徐斌洲、郭鹏、郭化若、唐天际、唐　延杰、陶勇、黄火星、黄志勇、黄新廷、曹里怀、常乾坤、崔田民、康志强、　阎揆要、梁从学、梁必业、梁兴初、韩伟、韩练成、韩振纪、彭林、彭明治、　彭嘉庆、覃健、程世才、傅连暲、温玉成、曾绍山、曾泽生、曾国华、曾思　玉、谢有法、赖毅、鲍先志、詹才芳、蔡顺礼、廖汉生、廖容标、谭甫仁、　谭希林、谭冠三、谭家述、赛福鼎、艾则孜、滕海清。
少将一千三百五十九人，由于人多，这里不能备述。　军衔的评定大致上是按建国时的军事职务划分的，元帅均为全军总部领
导人及各大野战军主要领导人，大将为大野战军领导人或战功特别卓著的主　力兵团主要领导人，上将为兵团主要领导人，中将为主力军的主要领导人。　少将是战功卓著的军师的主要领导人，如朝鲜战争时首战告捷的邓岳、血战　铁原的傅崇碧等。其中，李贞少将是唯一的解放军女将军。
9　月　27　日，授勋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周恩来、　刘少奇、宋庆龄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进入会场，将帅们起立热烈鼓掌。毛泽　东望望会场，只见会场里元帅和将军一律身着海蓝色将帅服，分外精神。他

不由得想起了井冈山时期的艰苦生活，不知为什么，他对将帅们的海蓝制服　总有些看不惯，一想到他们都要在肩上戴上两块硬牌牌，更是心里不舒服。　穿着这么高级的呢料礼服，还能像在井冈山时期那样，把自己的衣服让给放　哨的士兵御寒吗？肩膀上挂着两块硬牌牌，又怎么为房东老大娘挑水哟，毛　泽东不禁微微叹口气。
兴高采烈的将帅们并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心理变化，他们静静地坐着，　准备授衔。
典礼开始，首先授元帅军衔。朱德率元帅们走上主席台，排成一行。毛　泽东依次授予元帅肩章和证书，并和他们紧紧握手。接着十位大将走上主席　台，毛泽东依次授予他们大将军衔和证书。
然后毛泽东为在京的将军们授衔。由于人多，授衔时间拖得很长。周恩　来见毛泽东面有倦容，便关照工作人员按　20　人一组让将军们上来接受军衔。　结果速度大大加快。只是两位中将的勋章给错了，周恩来得到报告后说：“不　要紧，会后调过来就是了，先授衔要紧。”
在授衔的同时，还授予朱德等　131　人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朱德等　117　人　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朱德等　570　人以一级解放勋章。很多过去率军打　仗，建国后转入地方的党政要员得到勋章。
中南海授衔之后，各大军区举行授衔典礼，授予师团职干部以大校、上
校、中校、少校军衔，并授予有功人员以勋章。然后各部队授予营连级干部　大尉、中尉、少尉、准尉军衔，授予士兵以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　兵军衔。
授勋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马上给朱德送来元帅工资，朱德留下了自己
原来的国家行政三级的工资，多余的钱都让退回去。工作人员惊讶地问：“这　是国家规定的元帅工资呀，为什么要退回去？”朱德开玩笑地说：“我还要　继续进步呀。我拿了这么高的工资，都快到国家一级工资水平了，我以后还　怎么进步呀？”工作人员无奈，只好把多出的钱送回去了。
工作人员走后，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