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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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走后，朱德忙着看文件，这时中央已指定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代表团团长率聂荣臻、刘澜涛等人访问东欧各国。这个代表团同时也是中　共中央代表团，访问东欧结束后将去苏联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届时中共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邓小平将直接由北京赴莫斯科。
1955　年　12　月　11　日，朱德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也是中共中央代表团离京
出国访问，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到车站送行。朱德一行在东欧访问了罗马　尼亚、东德、匈牙利、捷克、波兰诸国，一路顺利，1956　年　2　月　4　日结束访　问到达莫斯科，邓小平率谭震林、王稼祥、刘晓也从北京赶来汇合，一起参　加苏共　20　大。
朱德、邓小平一到莫斯科，就感到气氛有些异样。仔细观察之后，他们　才发现斯大林的画像已从许多公开场合消失了，他们不禁感到惊异，莫非苏　共政策有变？
赫鲁晓夫听说中共代表团已来到莫斯科，第二天便约朱德到克里姆林宫　见面。大家落座后，朱德、邓小平便介绍了一下中国国内的情况。由于当时　在合作化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有分岐，中国同志特别请赫鲁晓夫介绍　一下苏联合作化的经验。赫鲁晓夫不屑一顾地说：“苏联农业集体化没有搞　好，粮食产量长期低于革命前水平，主要原因是斯大林不了解农民。他除了
在　1928　年去过一次西伯利亚农村外，再没有去过农村，他只从电影中了解农

村。”
朱德、邓小平一听，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对赫鲁晓夫产生了反感。　斯大林在时，此人一天到晚高喊：“斯大林是我们的父亲”，怎么斯大林刚　一去世，他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赫鲁晓　夫看中国同志态度淡淡的，也就匆忙结束了会见。
转眼间就到　2　月　24　日，苏共　20　大已到了尾声，会议充满了反斯大林的　火药味。24　日夜，朱德、邓小平准备按时去参加会议，但苏方的接待人员却　迟迟不来，打电话询问，得到的回答是今夜的会议不邀请其他兄弟党代表团　参加了，所以也就不便邀请中国党代表团参加。什么会议这么神秘，大家猜　了一会儿，也想不出来，只有先去睡觉了。
第二天大家一早起来，据工作人员报告，苏共二十大会议开了整整一夜，　到现在还没有散呢。朱德、邓小平听了，暗自揣猜，昨晚的会议定非寻常，　说不定苏共的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议论间，工作人员报告说：“会议散　了。”朱德他们从窗口望去，只见黎明的莫斯科冷气逼人，苏共高级官员的　车队不断高速驶过大街，街口陡然增加了值勤的警察。朱德回过头来，严肃　地说：“从现在起，大家都不要随便出去，静候事态发展。”于是中共代表　团都在驻地休息，等待苏共方面的通知。
第二天，苏共派人送来了会议的记录稿，并简要说明了会议的情况。原
来昨晚果然发生了大事，赫鲁晓夫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的秘密报告，整整讲了一夜。大家赶紧看记录稿，不看则已，一看不由大吸　一口凉气，原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骂得一钱不值，全盘否定了斯　大林。邓小平生气地把记录稿扔在桌子上，愤愤不平地说：“怎么能这样胡　来，斯大林是国际人物，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嘛。”尽管大家对赫鲁晓夫　的秘密报告很不满意，但因为还没有得到中央指示，不好表态。
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后心里很不踏实，其他兄弟党都好办，就怕中国
共产党起来反对。他连日指示有关方面不断地宴请中共中央代表团，自己也　专门抽时间陪他们饮宴，以示亲热，希望中共代表团能有所感动，说几句支　持他的秘密报告的话。朱德、邓小平等人尽管谈笑风生，但就是远远地躲开　了这个话题。赫鲁晓夫尽管不悦，但也知道他们没有得到国内指示，不好表　态，所以没有放在心上。再说，他也不怕中共起来反对。中国自朝鲜战争后，　一直被西方国家孤立和包围着，只能从苏联得到援助和技术，难道中共领导　人吃了豹子胆，不怕苏联撤销援助，撤走专家；不怕苏联陈兵边界，大军压　境？一想到这里，赫鲁晓夫感到自己底牌很硬，中国肯定会乖乖地跟着走，　所以他放开胸怀，频频劝酒，希冀朱德邓小平回国后，对中共的政策施加影
响。
毛泽东已从新华社的电讯和驻苏使馆的报告得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　容。尽管他一直生斯大林的气，但不允许赫鲁晓夫这样全盘否定斯大林。但　这是一件大事，要和政治局的同志仔细商量，首先要听取代表的汇报，了解　他们的实际想法。苏共二十大结束后，朱德去苏联各地访问，邓小平率团先　赶回北京。他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握握他的手说：　“辛苦了，我把你从机场抢到丰泽园，卓琳同志（邓小平夫人）不会有意见　吧？”邓小平知道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也打趣地说：“就是主席不抢，我也　要先到主席这里汇报。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毛泽东忙让卫士端上茶水，邓小平连喝几口，缓过劲儿来，开

始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邓小平汇报完了，他才问道：“依你看我们应该怎
么办呢？”邓小平一拍沙发扶手，坚决地说：“必须要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　报告。”毛泽东说：“那就得准备和苏联闹翻，准备着他们撤援助，准备着　大军压境。”邓小平说：“那也比当儿子党好受。”毛泽东看着邓小平，点　点头说：“小平啊，你是人才难得啊。”
4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　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时，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毛泽东对这篇文　章很满意，文章发表后，他连看了数遍，浮想联翩。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　但他毕竟犯了错误，怎样避免以后重犯斯大林的错误呢？在苏共二十大召开　以前，毛泽东就已着手总结建国以来的治国经验，作一些治国的探索。于是，　中央各部门的重要负责人频频被毛泽东召见，丰泽园人进人出，非常热闹。　经过几个月的思索研究，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报告，把大家的积极性都动员　起来了。今后还要进一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要进一步造成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民主气氛，让人们敢于说话。
毛泽东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演说一发表，果然社会上反应　强烈，人心振奋。周恩来这时正在为经济工作中过高的指标而苦恼。他心里　很清楚，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冒进政策，已经造成资金供应　紧张，建筑材料与机器设备严重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秩序开始混乱，国民　经济已经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再下去如何得了。
为什么这时会出现冒进的问题，为什么对　56　年的反冒进提出了严厉批
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1955　年秋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　“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后，毛泽东又在此年　12　月发出指示，要求利用　目前国际休战的这个和平时期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　社会主义改造，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当时，刘少奇召集在京中央委　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　122　人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座谈会，向他们传　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按照刘少奇的传达，毛主席的意图是：“批判各方　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已不再是限于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　而是扩及到经济建设各个领域了。
毛泽东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
一是毛泽东感到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偏低了，1955　年　夏，国务院讨论编制（1953——1967）之间的　15　年规划，按照国务院所属各　部的汇报，1967　年，全国粮食产量　6000　亿斤，棉花产量　5600　万担，钢产量
1800　万吨。毛泽东对这个设想不满意，后来他主持制定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发　展前景规划的《十七条》提出　1967　年，粮食产量为　10632。8　亿斤，超出主管　部门原设想的指标近　80％，棉花产量为　12000　万担，超出原设想的一倍多。　二是毛泽东对　1955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不满意。此年，由于调整计　划中，不适当地削了某些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减少，结余资金　18．1
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也有较多的结余。　西楼会议之后，全国各方面都开始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这种形势
下，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了原来提出的那些长远指标，其中，粮食为　9500　亿斤，增加了　3500　亿斤；棉花　1　亿担，增加了　4400　万担；钢　2400　万吨，增
加　600　万吨。不少部门还把这些原定　1967　年实现的指标，又修改提早了　5

年，即　1962　年完成。　显然，这些指标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国际休战这一和
平时期，要尽快地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反应了中国人民想急切摆脱贫　穷落后面貌的愿望，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钢铁要一炉炉炼出来，粮食要一粒　一粒从地里长出来。中国当时不具备实现这些指标的可能性。即使没有后来　的破坏性的“大跃进”运动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1967　年也达不到　生产　2400　万吨钢的任务，实际上，我国的钢的产量直到　1983　年才突破　3000　万吨大关。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讲究实事求是的党在经济建设上出现了脱离实际　的冒进，就必然会出现反冒进。由于冒进主要涉及计划和预算指标的执行问　题，而这正是国务院的业务范围。因此反冒进的主要责任就势必落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大总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肩上了。
对　1955　年第三季度兴起的生产高潮，周恩来是欢欣鼓舞的，刘少奇在中　南海西楼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以后，周恩来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各方面工作　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当时周恩来还即兴做了一副对联：客观的可能　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1955　年　12　月　21　日，国　务院召开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把冒进的《十七条》看成是一个推进力量，　要求各部按此精神修改原批定的计划指标。
但是，国务院是经济计划的执行部门，周恩来很快在实际工作中发现，
自己对困难和问题估计不足，过于乐观。拿基建投资来说，当时各方面追加　建设项目，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但是这些项目一要资金，二要材料，当　时又没有那么多建筑材料。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二人通过努力，在　1956
年　2　月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把年度基本建设投资压到　147　亿元。此
年，也就是　1956　年　6　月，周恩来又发现这个计划仍然脱离现实，关键的问题　是原材料缺口大。薄一波和李先念鉴于大家都已按　147　亿元的盘子铺开摊子　了。乃向周恩来建议“剃一次平头”，周恩来也无更好的办法，要谁下谁都　不干，只好剃一次平头，把投资额定为　140　亿元。
这时，刘少奇，周恩来都感到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不顾客观实际可能
的冒进势头，如果不及时对此加以制止，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刘少奇主　持中央会议，讨论为此年　6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起草文件，编制　预算报告。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　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要求中央宣传部为《人民日报》写一篇　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经过中共中央宣　传部部长陆定一及刘少奇、胡乔木的修改。加重了反对急躁冒进的语气。刘　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接到社论稿子后，在上　面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以示不满，但社论最后还是在　1956　年　6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　接着，国务院开始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周恩来、陈云、薄一波都坚决
主张把冒进的钢产量指标降下来，否则，根本没有办法平衡，粮、棉产量指　标也要降下来，要估计到农业生产中自然灾害的影响。但由于第二个五年计　划指标直接牵涉到　15　年长远规划指标，这些冒进的长远指标在此年，也就是
1956　年的一月已经毛泽东拍板，现在又要压缩这些指标，显然困难很大。但　周恩来在陈云、薄一波的坚决支持下，坚持必须把计划建立在稳定可靠的基　础上，恰在这时，苏联通知中国，由于国内钢材供应紧张，工人罢工，他们

对中国“二五”期间要求苏联提供的设备要到　1961　年起才能开始供应。这样　一来，过高的生产指标不降也得往下降。最后决定，1962　年（即“二五”最　后一年）粮食产量指标为　5000　亿斤，棉花产量指标为　4800　万担，钢产量为
1050　万——1200　万吨。
《人民日报》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在　1956
年　6　月　20　日的报纸上发表时毛泽东这时正在外地考察，忙得不得了，当他读　到“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　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　出来的”这一段话时，不由心头大怒，这是直接朝着自己来的嘛。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三十九回　庆“一五”风调雨顺　开“八大”国泰民安


话说毛泽东在广州看到《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后，暗暗生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的气。可是当时的形势还不容许他立即作出反击，只好以后再　算这笔帐。正在生气的时候，派往武汉探测长江水情的警卫队韩队长回来了。　原来毛泽东到广州后突发奇想，要去长江游泳，公安部长罗瑞卿再三劝阻，　毛泽东勃然大怒，罗瑞卿只好先派韩队长去武汉探察长江水情。韩队长本人　也不赞成毛泽东去游长江，所以在江边上打听了一下就跑回来，向毛泽东汇　报说：“不行，不能游。江边上的人都说，江里风大浪险，不能游泳。”毛　泽东板着脸，盯着韩队长，逼问道：“你下水试了没有？”韩队长慌了，只　好老实回答道：“没有。”毛泽东一听火了，斥责道：“你没有下水试，怎　么知道不行？你走，我这里不要你了。”韩队长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只好含　泪离开了毛泽东。
韩队长走后，毛泽东又派卫士孙勇去探查水情。有了韩队长的教训，孙　勇一到武汉长江边，就脱了衣服下水，一直游到对岸，又游回来，穿上衣服　赶快赶回广州。毛泽东看到孙勇这么快回来，以为他像韩队长一样又是在江　边上看看就跑回来了，很生气地问道：“你下水了没有？”孙勇连说：“下　水了，下水了。我一个人游到对岸，又游了回来。长江完全可以游。”毛泽　东高兴地对罗瑞卿说：“长江完全可以游嘛，孙勇游过去又游过来，胜似闲　庭信步。你们哪，顾虑太多了。走，咱们游长江去，坐飞机去。”罗瑞卿赶　紧劝阻道：“主席，中央有决议，你不能乘飞机，还是坐火车去吧。”毛泽　东执意要坐飞机，罗瑞卿坚决反对。毛泽东叹口气说：“外面的人以为我当　着国家主席，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呢，我吃碗红烧肉还得你们批准，想　过坐飞机的瘾都办不到，这次非坐不可。”罗瑞卿无奈，只好同意了。又能　坐飞机，又能游长江，毛泽东高兴起来。到了武汉后，毛泽东稍事休息，即　带卫士们到了江边。只见大江东去，卷起千层浪，江里千帆竞渡，万舸争流。　龟山、蛇山雄峙两岸，长江大桥飞架南北。不知怎么的，一看江山如此多娇，　毛泽东一下子想起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渡过的那些日子来，心潮如江潮一样上　下翻滚。
卫士们这时都脱了衣服，请毛泽东上船，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地说道：“先
别急，我来考考你们的时事学习。”他指着即将竣工的武汉长江大桥，问道：　“你们谁知道，武汉长江大桥是什么时候建的？我们为什么要修武汉长江大　桥？”卫士们你看我，我看你，李银桥站出来答道：“武汉长江大桥是长江　上的第一座桥，1952　年开始修建，明年正式通车。通车后可以把长江南北更　紧密地联接在一起。”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问道：“你们知道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指标是多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又完成了多少？”这个问题有点专　业化，大家一时也说不清楚。毛泽东叮嘱道：“你们以后不能光是上岗下哨，　还要学知识，学文化，要学习政治时事。一个是五年计划，一个是党即将召　开的八大会议。下去看材料，准备发言。”大家答应了。
毛泽东在长江里游了一个多小时，有时侧游，有时仰游，有时干脆躺在　水面上，极目远眺，只见天高云淡，水天一色，毛泽东心里惬意极了。
卫士们陪毛泽东游完泳，便利用下岗的时间搜集报纸，学习时事，互相　开展讨论。毛泽东得知，非常满意，便亲自来考察卫士们的学习成绩。卫士　们争着把自己的剪报资料和学习心得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逐一看去，只见

剪报资料里有《人民日报》记者陆灏写的系列通讯《建设鞍钢的人们》，新　华社记者冯健等人写的有关大桥的消息和通讯，《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写　的《渭河桥头》、《剑门关外别有天》等报道宝成铁路的通讯，《人民日报》　记者林里写的《我们的塘沽新港》和关于长春汽车制造厂的通讯，《人民日　报》记者商恺写的系列通讯《旅行在鹰厦铁路上》，华山写的治理黄河的报　道《童话的时代》，柯岗写的报道康藏公路建设的《左浪嘎的征服者》，还　有报道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上海纺织女工裔　式娟、山西西沟劳动模范李顺达，河北农业合作社先进人物耿长锁、王国藩　等人的通讯。毛泽东看着看着，眼睛开始湿润起来。他问李银桥说：“银桥，　资本主义的美、英、德等国从我国　1952　年那样的水平发展到今天的水平，用　了多少年？”李银桥还没有能找到这方面的材料，只好摇摇头。毛泽东伸出　两只手，一字一句地说：“整整十年，这还是快的。慢的用了　25　年。而我们　呢，只用了　4　年多。万里长城大不大，可我们这几年建设中土石方工程量，　相当于修筑了　56　条万里长城。我们两天就有一个中等规模的工厂建成，四天　就有一个大厂矿建成投产。照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就可赶上英国，赶　上美国。”卫士们听了，一齐鼓掌。
毛泽东还要讲下去，忽然收发送来了报纸。李银桥一看报纸，赶紧向毛　主席报告：“主席，报上登出来了一篇文章，说‘一五’计划的主要生产指　标已经提前实现。”毛泽东拿过报纸一看，果然如此。李银桥建议说：“主　席，这是件大好事啊，应该庆贺庆贺。”毛泽东欣然同意说：“应该庆祝一　下，感谢全国人民的奋斗努力。”
于是，当晚的餐桌上，多了几瓶酒，毛泽东和卫士们团团而坐。毛泽东
不善饮，喝了一小杯，脸就红起来。李银桥多喝了几口，有点醉意，“咯咯”　地直笑。毛泽东不但没有怪他，反而和卫士们一起忙活着为他要醒酒汤，扶　他在一旁休息。
“一五”计划由于准备充分，计划周到，工作细致，领导有力，人民苦
干，在　1957　年全部完成或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等主要经济指　标于　1956　年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一五”期间，经济和文教部门的基本建　设投资为　484．9　亿元，其中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为　273．8　亿元；开始　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　820　多个，建成　450　个；新增固定资产　492　亿　元相当　1952　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　1．9　倍，这些成就改变了中国过　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所造成的工业基础薄弱和残缺不全、互不配合的状　态，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效率蒸汽机车制造业、　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及高级合金钢、　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的国家。东北工业基地已经建成，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　的工业基础也都已经大为加强。同时，在华北、华中、西北三个地区，新的
工业区正在形成。在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也开始了部分的工业建设。
1957　年，钢产量达到　535　万吨，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　6　倍，比　1952　年增长　296％；原煤产量达到　1．3　亿吨，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　2．1　倍，
比　1952　年增长　96％；发电量达到　193．4　亿度，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　3．2　倍，比　1952　年增长　166％。
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新增的生产能力（即新增的年生产能力）为：天然石
油　131．2　万吨，人造石油　52．2　万吨，合成氨　13．7　万吨，水泥　261　万吨，　金属切削机床　8704　台，载重汽车　30000　辆，纱锭　201　万枚，织布机　5．5　万

台，机制糖　62　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