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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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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我又创作了第二批歌曲，我的伯乐——那位十分欣赏我但又无能无力的唱片公司老总，把我推荐给了一位歌坛大哥大级人物，他听了我的歌后，表示愿意与我合作，但却提出，专辑的署名权不能是我，而是他本人。
他的理由是，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署真名会影响到唱片的销量，而署上他的名字，却可以让唱片畅销。他给我开出的报酬是１０万元，１０万元对我来说很重要，但他提出的条件我不能接受，于是便拒绝了。
多年以后，就是这位歌坛大亨以“行贿罪”锒铛入狱。墙倒众人推，一时间揭露他的文章铺天盖地，这时大家才知道，他所写的那些红透了半边天的歌，原来都是别人代笔的。我很庆幸，当初若不是我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不也就沦为他的“枪手”了吗？
像这样无德无才的骗子，却能大红大紫，不可一世，在歌坛上称王称霸，可见我们的歌坛混乱、无序到了何种程度。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又不善钻营的歌手，若想在这样的歌坛上获得成功，又是何其难哉！
这位大哥大只不过是一个以词曲作者自居的江湖骗子，像他这样找枪手替自己扬名的事毕竟还不能算普遍。但若一个本身工作便是为歌手扬名开道的企宣，也这样称霸歌坛为非作歹，并且还是歌坛的普遍现象，你又会作何感想，会不会让你觉得歌坛已经腐烂到无药可救了呢？
让人痛心的是，事实恰恰如此！
众所周知，企宣的任务就是为歌手或专辑进行企划和宣传，但圈中很多企宣都是具备作词作曲的本领，才入了这一行的。因为有了名利的成分在其中，而且企宣在某种程度上有为歌手选歌的权力，这样一来“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就会在他们那里作祟。
自己写歌自己卖，既能赚钱又能出名，何乐而不为呢？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宣们自发地结合成一个小圈子，在唱片业内贩卖彼此的私货，另一方面又本能地抗拒、扼杀圈外人的优秀作品，这样便使得新人走上歌坛比登天还难！
据说，陕西有位热爱音乐的普通工人杨海潮，曾带着他创作的《楼兰新娘》去广州，跑遍所有的唱片公司都碰了壁。他不甘心，又来到了北京，可没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在北京他也屡屡碰壁。
风雨过后，请在歌声里为我祝福（9）
原来，这首歌根本就没到达歌手和唱片公司老板的手中，刚到企宣那里就被判了死刑。后来，田震买了杨海潮另一首曾多次被退稿的歌《干杯朋友》，唱红了大江南北，杨海潮的名字才被人熟知。
我当初的经历，也与杨海潮一样，在北京碰了无数次壁后，我也没推出自己的歌。最后，我终于绝望了，就在我想再次重返地铁口，从此安心地做我的地铁歌手，并发誓永远不再
去那个所谓的歌坛折腾之际，一位真正有才、有德的艺人出现了。
是他，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因种种原因，我不便提他的真名，在此我姑且以“老师”尊称吧。我觉得他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在作词、作曲的才华方面，都堪称我的老师。前面说了，我的第一张专辑只发行了５００张，但就是这么少的数量，还是被这位可敬的“老师”淘到了一张。
他听了我的专辑后，对我非常欣赏，于是便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我。与我谈了几次，听了我的故事后，他鼓励我别放弃对音乐的追求，因为在他看来，我这样的好歌手，放弃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他甚至说若如此便是未来歌坛的一大损失，也将是他的遗憾。他真诚地对我说，他不愿看到一颗新星殒落，因此愿助我一臂之力。
不久，他就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经他推荐，我进了一个电视剧组，为这部正在拍摄的电视剧唱起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播出后，红遍了大江南北，我也因唱了主题曲而一夜成名，以火箭般的速度，从一个无名小卒迅速蹿红为一线歌手。
成功很难，特别在演艺界，有的人无论怎么努力，奋斗一辈子都不会成功；成功也很容易，运气来了山也挡不住，昨天还是一个蹲在地铁口唱歌的无名歌手，今天就有可能成为一位“著名歌星”！
这就像有人问那英“要成为一名成功的艺人要具备哪些条件？”那英不假思索地就把运气摆在了第一位。对那英的这句话，我举双手赞成。最成功的艺人不一定是实力最好的人，但一定是运气最好的人！对艺人来说，运气实在、实在、实在太重要了！
第二章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1）
“要挣钱，去深圳，要成事，去北京。”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人不甘寂寞，我要成就一番事业，于是我来到了北京，成了一名“北漂”。
刚到北京，它就给我一种闲人多、闲聊多、闲事多的感觉，这种感觉虽历经数年风雨，至今却仍未磨去。这种感觉，很像１９世纪的艺术之都巴黎给人的感觉。北京有那么多名胜古迹，那么多小胡同，又有那么多搞艺术的。这一点，和巴黎是极为相似的。
巴黎人干别的事恐怕不行，但跟搞艺术沾边的，他们便有极高的天赋，这多少得感谢巴黎满街的咖啡馆和整日泡在里面的巴黎文化闲人们。正如一位哲人所说“闲暇生艺术”，巴黎的咖啡馆实在是孕育法国文化的温床。
后来，当我事业有成时，我有幸去了趟巴黎。在巴黎，无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一张张独脚的小圆桌组成的露天咖啡座，在彩色缤纷的阳伞下，闲人们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叫上一杯咖啡或其他什么，一泡就是一天半日。尤其是巴黎的文人，他们对咖啡更是情有独钟。
与巴黎比起来，我们中国除了北京，还有上海、广州两个城市也有可能成为艺术之都，可惜的是，上海居住条件太差，广州的繁华则容易使人浮躁，只有北京，才最有条件成为又一个世界艺术之都。
北京，我爱你！虽然，我也曾一度憎恨过你，但这丝毫不减我对你的热爱。是的，我爱你，就像爱着生我养我的母亲！
如果说，我选择做画家与凡·高有关，那么我选择到北京做一名“北漂”，则与圆明园画家村，与北京对我的这种诱惑有关。
早在念初中时，我就读过由欧文·斯通撰写的《凡·高传》。凡·高一生都在贫困和饥饿中度过，如果没有他善良的弟弟提奥的倾力相助，他的生活将会更加狼狈不堪。他当然不会想到，在他死后的第９７年，在著名的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他的画卖出了３９９０万美元的高价。
凡·高的一生都在渴望爱情，可不幸的是，没有一位女子能爱上这样一个丑陋的生活的梦呓者。无数次的失败伴随着他，当他割下自己的耳朵，洗净后送给一位他认识的妓女后，他被爱情、也被生活彻底地抛弃了。
而这，并没有减弱凡·高对生活、对爱情的热爱，相反他以更加高涨的热情赞美生活、赞美女性，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所有他爱过但却不爱他的女子表达了他的真诚，他在他的绘画中把他所有的悲欢爱憎，堕落与挣扎，渴望与追求，融入其中。
可以说，凡·高的作品之所以能成为不朽，能成为后世顶礼膜拜的圣物，皆源于他的这种热爱，源于他对生活、对爱情的渴望与激情。是激情毁灭了他，同样的，激情也造就了他。激情在毁灭一个俗世的凡·高的同时，却给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天才的凡·高。
正是在凡·高精神的激励下，我爱上了绘画。随着绘画水平的不断提高，读高一时，我瞒着父母，参加了全市的一次美术比赛，没想到竟获得了一等奖，这激发了我献身绘画艺术的野心。高考在即，我又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偷偷地报考了美术专业，并很荣幸地被省美院录取。
一切都遂了我的心愿，只可惜那是一个让人不容乐观的时代。那时的中国整个美术市场都很混乱，美术作品老百姓买不起，国家也不收购它们，若收购也只是象征性地给点钱，于是只有卖给外国人，于是便形成了外国人的口味、外国人的金钱控制了整个美术市场。
在这种大环境下，美院当然也不可能是圣殿。美院根本不会去考虑学生的出路，在校４年画４年的素描，拿到社会上去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是一种畸形发展着的艺术，这与我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如果说美院还有一点让我留恋的话，那么我就不能不提一下一个叫水儿的女孩。水儿来美院比我们早一点，她是一位农村女孩子，家里很穷。先是在美院一个老先生家里做保姆，她的年龄比老先生的女儿还小两岁，后来，据说是在师母的强烈反对继续雇佣的背景下，那位老先生动员水儿到学校去做模特。
她有很白的皮肤，能看出皮肤下面蓝色静脉的流动。而且，有一般模特没有的眼神，再加上她非常配合老师上课时的安排，因为一堂全身人体课要将近３个半小时，中间每隔３０分钟休息５分钟，如果摆一个比较强烈的动态，体力的消耗其实非常巨大。水儿做得很卖力。不知怎的，我挺同情她的，我甚至想娶她做老婆，如果她愿意的话。可是，遗憾的是我产生这个念头没到一个月，她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有人说水儿被人强暴了，自杀未遂，也有人说，她被一位大款看上了，成了一只金丝鸟，谁知道呢？总之，我心里真的对她很怀念。
美院不“美”，甚至也像惟利是图的整个社会，滋生出了许多让人憎恨的丑陋。很快，我厌倦了这种呆板无趣的校园生活，没等毕业就离开了学校，跑到北京做了一名“北漂”。我自然有过心理挣扎，可在理想面前，这些挣扎通通被无可遏止的激情所代替。
固然，这种激情有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动因素，但我相信无论今后的道路上横亘着多么大的艰难险阻，我都不会后悔当初的抉择！是的，我不后悔！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2）
那是１９９４年的秋天，距离现在已经整整１０年了，我也由一个桀骜不驯的热血青年，被生活驯化成了一名成熟而稍显世故的“艺术长者”。在无数个黎明黄昏，亦或辗转难眠的夜半，回首这些年所走过的路，我不禁感慨万端。
我家住在杭州，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可是我却对它没什么留恋，或许是熟悉的地方没风景吧。我决定北上，没有人为我送行，只有一只行囊和一个画夹陪伴着我踏上这变幻莫测
的孤旅。
第一次来北京，像所有第一次出门远行的人一样，一路上我瞪大双眼，好奇地望着车窗外陌生的世界，让我失望的是，直到临近北京城，我看到的都是一派破败的景象。这与我对北京的想像出入颇大。
汽车到站后，我打消了逛一逛北京城的念头，直接拦了辆出租，让司机把我带到画家村去。出租刚一启动，我就闭上了眼睛，我想像着一睁开眼，便会来到一个像巴黎那样充满着艺术气息的村落——艺术之村。
不料，画家村也让我大失所望。所谓画家村竟是一个看上去十分脏乱的村落，垃圾任意撒在路上，虽是秋天，也有苍蝇成群飞舞，时不时有脏水从门口毫无防备地泼出来；房子破败的居多，来来往往的人衣衫不整、垂头丧气。这哪里是北京呀，分明是个偏居一隅的小山村。
让我又好气又好笑的是，刚走近村口，我就碰到了两个头发凌乱、穿着劣质衣裳的青年男子，他们向我走来，压低声音问：“哥们儿，要不要碟片？看了很过瘾的哟，买几张看看吧！”
我吓了一跳。见我惊慌，其中一个青年嗬嗬地笑了起来，另一个则向我解释说：“哥们儿，买几张吧，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可以便宜点给你，外国的中国的都有。”
说着，他亮出一个蛇皮塑料袋，摸索半天掏出一张ＶＣＤ光碟，把外面的封套亮给我看，我瞥见是一个全裸的外国女郎，一双大腿向着画面外张开。
我虽然在美院时见过几次女模特的裸体，但光碟上的全裸女郎仍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不敢看他们的脸，转身就走。两个青年哪肯放过我，追在我后面大叫着：“哥们儿别走呀，便宜点卖给你，３０元，３０元随你挑——哎哎，傻×！”
我背着画夹，摆脱了这两个苍蝇似的人后，开始挨家挨户找出租屋。让我失望的是，每走过一个小院，都见门上贴着一张“本院落无房出租”的告示。无房出租，还写广告干吗？不过，这反倒证明这一带有房出租，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沿着村中小路绕了好长的圈子，可是并没有发现哪个院门贴着“有房出租”的告示。而这里的院门又大多是关闭的，一时也很难找人来问。我踌躇了一阵，终于鼓起勇气决定问一问过路的人。
正想着，见一位老者拎着鸟笼向我走过来。我满脸堆笑，叫住这位老者：“大爷，向您打听一下，这一带有房子出租吗？”
“这一带都是出租房子的，不过最近有没有空房我不知道。今天几号？”老者停下来，晃着他手里的鸟笼说。
“２３号。”我想了想答道。
“那可就麻烦了。”老者说，“一般月底才有房子，因为那时会有许多租着的人退房。２３号嘛，还早。”
恐怕得住几天旅馆了。看看太阳已缓缓西沉，我感叹时间在这个时候过得好快，真是该快的时候太慢，该慢的时候却又太快。我决定先定下旅馆再说，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出村，往北大后门走去，想着北大的招待所可能会实惠些。
到了北大后门口的那条流向清华的大水渠旁，正要找人问进北大的门在哪儿？招待所在哪边？一眼却瞥见了电线杆上的租房广告，可惜后面的电话号码让人撕掉了。我立时领悟其他电线杆上也会有这样的广告，忙奔向另外的电线杆，确实每一根电线杆上都有，只是通通被撕过了，没有留下一个电话号码。
我摇头苦笑，放弃了希望，然后找了一个在公交站牌下等车的小姐，问北大怎么进去，知道招待所吗？小姐笑了笑，抱歉着说不知道，她对这边也不熟。正在这时，我在站牌的背面，发现了一个租房启事。我于是拨通了那个电话，按照对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路线，我很快找到了他家的那个小院，看了看房，觉得还不错，最后以６５元的价格租了一间七八平米大的小屋。
就这样，我住进了画家村，我的“北漂”生活也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从搬进画家村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得不忍受每天从早到晚从隔壁院落里传来的又锯又敲的声响。原以为那儿住了个小木匠，后来才知道对方自己动手做画框。不知道他一天能画多少幅画，但我确定他一天至少能做１０个画框。
和我住一个院的，是做装置的，曾经看到他有一整天在院子里拆沙发——那个沙发是从小区的垃圾堆里捡来的，他把沙发表面的蒙布掀开，把里面的弹簧全部拆下来，再把弹簧上缠的小布条拆掉，一边拆还一边按着弹簧说：“你看，质量多好！”
这些“质量好”的弹簧，后来成了他装置作品里的材料。不久，他就靠着这些作品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参加了一个国际大展，获得了大奖，并靠着这个大奖留在了加拿大，成了画家村中一个颇为传奇的成功人物。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3）
这位做装置画的年轻人叫宋双，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来到北京不到一年。由于身处热带，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他的性格和作品也同样可以用一个“热”字来形容。而他的作品也主要表现的是热带风情，色彩丰富而鲜艳，带有很强烈的民族特色。
这正应了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与幸运的宋双比起来，我在成功路上所付出的代价，就显得大得多，甚至一度超出了我来北京前的想像。
到北京后不久，我便面临了经济危机。来北京前，我卖掉在美院学习两年所积累的所有生活用品，只换得了１００元钱，加上我攒下的父母给的那２００元生活费，一共只有３００元，带着这３００元，我莽莽撞撞地闯到了北京。
从杭州到北京的车票加上房租，再加上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一个月不到，２００元便花光了。而我开夜车赶出的几幅画，却一幅也没有卖出去，这完全打破了我当初的设想。看着塑料袋子里那不多的几粒米，我明白我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躺在床上不无自嘲地听着肚子里发出的怪叫声，我感觉有一块大石头压到了我的胸口上，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原先是这样设计的：“堕落”一次——一生只准“堕落”这一次，用最快的速度，画几幅市面流行的画，卖他千儿八百元钱，然后靠这些钱生活三两个月，埋头搞我的“艺术创作”。
我要画就画出精品来，到那时，我的一幅画就不是那些“堕落”的画价可以相比的了，千万百万暂时还不忙着去想它——那是早晚的事，十万八万块钱一幅画总可以了吧。有了钱后，我不就可以安心地搞我的“艺术”了吗？
这个时代，只要有才，就会有“财”，有了“财”我还怕饿死，还怕在北京待不下去？只要在北京立住了脚，成了气候，凭借着这块跳板，冲出亚洲乃至走向世界，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
我非常自信，可现实却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把我打蒙了。看着我的那一摞“堕落”的画真的“堕落”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再想着自己现在已经身无分文，眼看着要到月底，再不交房租怕是要被管大爷扫地出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被逼无奈，我决定到公园给人画像去。画像虽然丢人，但总比沦为乞丐、总比活活饿死的强。
刚来北京时，一次去公园散步，看见一个自称美院的穷学生坐在一只小凳子上给两个中学女生画像，因为画得不像，其中一个女生拒绝付那几块钱画像费，那个穷学生为自己辩解说：“这是艺术懂不懂，画得像谁不会，但那是画匠，似像非像才是艺术呀！”
我听了觉得好笑，一笑他手艺不精竟敢出来画像，二笑他的这种谬论。什么艺术呀，你就别糟蹋艺术了吧，艺术就值几块钱当街卖？
对这个穷学生的行径，我很是不齿，觉得他糟蹋了艺术，为了几块钱就这么下作，真没出息。但无论如何我也没想到，仅仅不到一个月，今天我竟也落到了这步田地。虎落平川，蛟龙搁浅，没办法呀！
我在清华大学附近摆了个画摊，开始给过往的行人画像。还好，刚开张就有生意了，画像的是个年纪不大的女生，穿着不时髦，不像是大学生，倒像是附近的村民。出师不利，她刚坐在我对面，我拿起画笔正要画，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警察。
外地人在北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警察，就怕警察查暂住证。特别是画家村附近的警察，最喜欢查画家的暂住证了。原来我们以为，画家总比民工要高级得多，警察当然只抓民工，其实不然。据说有的画家被警察抓住后，自恃“地位”较高，还会很得意地说：“我可不是民工啊，我是画家。”不料警察说：“那就太好了，抓的就是画画的，跟我走吧。”
这一次，警察就把我抓住了，当场就要罚款１００元。我没钱，就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当晚就被送到了郊县筛沙子。
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真是奇耻大辱。特别对像我这种生来把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更是“士可杀不可辱”的一件大事。在郊县当苦力那几天，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可一想到自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也太冤了，那这世上不就少了一个凡·高或毕加索了吗？所以，我就咬着牙告诉自己，无论遇到什么苦难，都不能死。我不仅不死，还要好好活着，活出个人样来。
幸好，苦役结束后，他们或许还想给艺术家留点尊严，并没把我遣送回原籍，而是让我继续留在了北京。我早就想好了，若他们把我遣送回杭州，我会在半道跳车逃走，我宁愿摔死，也不愿就这么灰溜溜地回杭州，那多丢人呀！
被关了几天，我的艺术家的自尊心被彻底击垮，我的脸皮也变得厚多了，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所以，当房租到期我没钱付，管大爷要将我赶出门时，我竟然能笑眯眯地跟他兜圈子，说什么两天内家里就把钱汇过来了，只要接到汇款，我保证立马把房租付清。如果不信，我可以白纸黑字给他立个字据，或者到时给加一些钱算是利息吧。
其实，这是骗管大爷的，我哪有什么汇款。自不辞而别离开杭州后，我和家里就没联系过，父母们根本就不知道我身在何方。之所以能这么脸不红心不跳地骗管大爷，得感谢这次筛沙子经历，它让我既尝尽了苦头，也让我学会了生存的能力。得骗且骗，总不能真让管大爷把我赶出门睡在桥底下吧。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4）
骗是骗，我得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否则总有一天会骗不下去，免不了被管大爷赶出门的厄运。我仍决定去给人画像，这次我选择了北海公园作为我的谋生场所。据说在那儿画像价钱高一些，生意也好做。
我在北海公园待了一周，这回一切顺利，不仅没有再碰到让我心惊肉跳查暂住证的警察，收入也相当可观。很快，我就把欠管大爷的房租付清了，甚至还存下了足够下一个月吃喝
住的费用。
累了一天，黄昏时坐在公交车上昏昏欲睡往画家村赶的路上，我不禁感叹道：总算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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