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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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局之争无处不在的三方制衡

　　　　三国鼎立、三巨头、三角债、三角恋……生活中处处存在着三角关系。两方博弈还相对简单一些，一旦三方势力进行博弈，变数就要大得多了。在三方势力中如果你占其一，甚至还相对弱小一些，如何应对其他两方而保持不败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值得借鉴。　　　　
　　　　东晋时期的大将殷仲堪，与桓玄、杨佺期相互牵制，形成三股势力。他虽才智和实力平平，但他很善于保持平衡，从而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得以自存。　　　　
　　　　在这三方中，桓玄实力与野心最大；杨佺期为人骄横跋扈，常常自高身份。每当杨佺期在人前夸耀自己出身如何高贵时，桓玄总是讥笑他不过是一介寒士。因此，杨佺期很想找机会割下桓玄的脑袋，看他的舌头是不是还那么顽固。后来，桓玄被推为盟主，更加志得意满，杨佺期就更不愿意经常看到这副令他头痛的面孔了，他打定主意，务必趁这位自以为了不起的盟主在登坛宣誓时叫他尸横就地。　　　　
　　　　殷仲堪虽然并不喜欢桓玄，但他同时对杨佺期兄弟的勇武过人也心怀顾忌，他可不愿意杨氏兄弟在杀了桓玄之后再来对付自己，所以他一得到杨佺期偷袭桓玄的消息，马上出面制止。杨佺期只得罢手。到晋安帝隆安年间，桓玄受命都督荆州（今湖北江陵）四郡，其兄桓伟又任辅国将军和南蛮校尉，权势扶摇直上，这下就连习惯于不动声色的殷仲堪也担心起桓玄可能对自己不利来了。桓玄、杨佺期都有兄弟辅翼，自己也不宜孤立无援吧！他想起杨佺期与桓玄实在称得上冤家对头，不如就把杨佺期纳入自己的声援体系，那样就可保万无一失了。他以婚姻为纽带，便将殷、杨两家的政治生命拴在了一起。　　　　
　　　　殷仲堪的判断很准确，桓玄的胃口确实大得很，因为不久他就向朝廷要求给他的权力加码，他首先看中的也就是杨佺期、殷仲堪碗里的肥肉。恰好朝廷也有意使他们彼此狗咬狗以利于控制，便将杨佺期的四个郡划到了桓玄名下。但朝廷的想法显然过于乐观，这些大权在握的军阀们不是那些啃啃肉骨头就心满意足的家犬，他们甚至比狼更凶猛。杨佺期被桓玄冷不丁敲了一闷棍，并没有立即狺狺狂吠着扑上去撕烂桓玄的裤管，而是借援救洛京危急、击退姚兴入侵的名义，意在趁桓玄不备一口咬断他的咽喉。　　　　
　　　　殷仲堪对这个亲家的野心了如指掌，时刻提防着他在微笑时递过来的毒酒，因此拒不参加亲家翁的这次不同寻常的会猎。杨佺期明白了殷仲堪的用心，也不想一枝独秀，引来桓玄的风霜摧残，只好暂时偃旗息鼓。　　　　
　　　　桓玄也在这时如法炮制，声称援救洛京，邀殷仲堪瓜分杨佺期。殷仲堪老谋深算，何以会不知道桓玄伐虢灭虞的如意算盘？他一直致力于保障桓玄、佺期双方的安全，使大家互相牵制，他周旋其中，不就稳如泰山么？因为桓玄、佺期任何一方有失，他借以保障自身安全的资本也就顿成泡影！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警告桓玄：你如果执意从沔水出兵，可能不会有一个人能活着进入长江！桓玄很清楚仲堪的话当然不是什么恐吓，他除了放弃消灭佺期的打算之外，确实别无选择。　　　　
　　　　殷仲堪就是这样通过微妙的三角关系，使他的稳固地位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阎锡山，也是一个善搞制衡的高手。在蒋介石、阎锡山与冯玉祥的三角争斗漩涡中，阎锡山本来面临灭顶之灾，但是他却利用危机变成良机，取得了海陆空副总司令的位子。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化危机为良机的。　　　　
　　　　蒋介石为统一天下，打算消灭阎锡山与冯玉祥。首先他选择了占有西北广大地盘的冯玉祥作为首攻的目标。没过多久，冯玉祥战败，被迫宣布下野。这时，阎锡山坐不住了，他知道一旦蒋介石收编冯郭完毕，自己的处境肯定不妙。于是决定不再中立，而是与冯玉祥联手，以阻止蒋介石对西北军的收编，同时利用冯玉祥作筹码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这时，冯玉祥的亲信到太原会晤阎锡山，商谈联合反蒋事宜，以便借此重整旗鼓。阎锡山见冯的代表上门来，喜出望外，满口答应愿意与冯玉祥联合，但不明确反蒋。主要是怕不能从老蒋那里捞到好处。临了，他对代表们说：“希望你们回去转告冯总司令，我急切地盼望在太原与他详细地商讨联合事宜，请他速来太原。”　　　　
　　　　但是，冯玉祥听说后并不急于要见阎锡山，他怀疑阎锡山有诈，因此不敢贸然入晋。不久事情又有了变化。蒋介石窥知阎、冯有交往，为了拆散他们刚刚搭起的独木桥，他召开中央常会，做出革除冯玉祥职务及开除党籍的处分，并要求冯玉祥出洋。为了尽快赶冯出走，蒋介石又致电阎锡山请他敦促冯玉祥出洋，并委任阎为北路军总司令，要求山西出兵配合他对西北军发动五路进攻。精明的阎锡山从电报中立刻意识到自己现已占据主动的地位，可以公开打出冯玉祥这张牌了：利用拒蒋来赢得冯玉祥的信任，然后再用冯玉祥来压蒋。　　　　
　　　　第二天阎锡山即回电蒋介石，称不主张内战，提倡和平解决，还表示愿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以显示自己倡导和平的诚意。随后还派人到天津订购船票，到日本安排住房，摆出一副决心引退的样子。　　　　
　　　　冯玉祥看到阎锡山的行动如此坚决，心中的疑虑顿时消解，决定入晋与阎商讨大计。　　　　
　　　　见到冯玉祥，阎锡山所谈的都是些闲杂事务，每当冯玉祥提到联合抗蒋之事，他总是有意地回避不谈。会谈不果而散。会谈一结束，阎锡山就抓紧着手实施他的策略。他一边向南京再次发电表示坚决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一边又派人四出活动，造成阎冯要一起出洋的假象。蒋介石一看急了，他知道，如果阎、冯果真并肩出洋，无疑会使西北军与晋军联合起来，他的各个击破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了。于是，他紧急采取措施，极力劝阻阎锡山出洋，同时委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但阎锡山认为蒋介石给他的好处还不够多，于是决定继续利用冯玉祥这张王牌向蒋介石要高价。因此，他以强硬的态度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与冯玉祥同时出洋。如果不批准，他就坚决辞去国府委员的职务。蒋介石急忙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慰留，还决定亲自赴北平与阎锡山晤谈。阎锡山深为自己身价倍增而暗暗高兴，更决心把“戏”演下去。　　　　
　　　　蒋介石为了彻底地改变阎锡山脚踏两只船的态度，继续孤立冯玉祥，派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三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太原，再次挽留阎锡山，请他切勿出洋。这三人见了阎锡山之后，第二天又到晋祠见冯玉祥，并面交蒋的信函，请冯玉祥与阎锡山到北平，共同商讨冯玉祥出洋考察实业的问题。　　　　
　　　　但阎锡山并不理会，而是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并到晋祠见冯玉祥，佯称到北平见蒋之后即回晋与冯一同出洋。但是，他到北平后却另行一套，用冯玉祥与蒋介石热情地做起交易来了。经过讨价还价后，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这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务了。作为交换条件，阎锡山答应协助蒋介石尽快解决西北军。　　　　
　　　　阎锡山凭借自己的圆滑手腕，在蒋、冯、阎三角争斗中巧妙地游移，以冯为筹码来威胁蒋，又以蒋来压迫冯，最后，不仅摆脱了危机，还变坏事为好事，猎获了最大的利益。的确，阎锡山的手腕之高明，不是轻易可以学到的，但是，把危机变良机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这对做局者有很大的启发。


对局之争退避三舍是为了后发制人

　　　　公元前635年，楚军攻打宋国，宋国慌忙向晋国求救。晋文公决定攻打刚刚臣服楚国的曹、卫两国，以吸引楚军，解宋国之围。　　　　
　　　　楚成王听说晋国要灭曹、卫两国，心中大惊，忙命大将成子玉迅速撤离宋国。成子玉骄横自负，在停止攻宋之后，转而向晋军进攻。晋文公明令军队退避三舍，到达城濮驻扎。晋军求战心切，见主帅下令后撤，心中大为不平。晋文公重耳面对强大的楚军，胜负难料，因此在指挥上犹豫不决。这时，大臣狐偃让将士们稍安勿躁，先退避三舍。说这样做，一可以实现国君当年的诺言，二可以避开楚军锐气，待其斗志松懈时再与之交战，这样会更有胜利的把握。于是，晋军明白了退军的用意，上下同仇敌忾，决心严阵以待，奋勇杀敌。将士们的高昂斗志也坚定了晋文公取胜的信心。　　　　
　　　　楚将成子玉将楚军和陈、蔡两国军队分为三队，气壮如牛地说：“现在是打败晋军、灭亡晋国的时候了！”两军开始对阵列势。晋军采取先弱后强的战法，先由下军列将胥臣向楚军右翼进攻，因为右翼是由陈、蔡联军组成，战斗力比较弱。果然不出所料，楚军右翼经晋军虎皮战马一冲击，就立即惊慌失措，弃阵而逃。　　　　
　　　　晋军上军主将狐毛假充中军，竖起两面军旗（当时只有中军才有两面旗帜），佯装退兵。晋下军主将栾枝也在战车上拖着树枝，扬起尘土，伪装败逃。楚军以为晋军主帅败退便驱车追杀，被晋中军主将先轸拦腰冲杀。楚左军也被狐毛、狐偃指挥的上军击溃。子玉见势不妙慌忙鸣金收兵。这一仗楚军几乎全军覆灭，子玉后来在退兵途中被迫自杀。　　　　
　　　　退避三舍之退，不是消极地退、被动地退，而是主动地退。通过退让而寻找进的机会，积累进的力量。所以，有经验的谋略家，首先算的是政治账和全局账，是不会以初次交手的形势去论高说低的。　　　　
　　　　苏人某，县差也。有烟霞癖，量甚巨。每餐必一二两。邑有老讼师，为大宪所访，奉票屡拘，辄避匿内室，托言他往。官疑差之得贿也，严比之。坐候其家，自朝至暮，终无一面之缘。而烟瘾忽来，四肢疲软，探于怀，出清膏一盒，生吞之，藉以过瘾也。其家人疑为寻死，手忙脚乱，进内通报，遂将计就计，闭其目，噤其口，躺卧地下。顷之，即有人奔出，以手按其胸口，令速觅解药。张目视之，果主人翁也。于是拉其辫，一跃而起曰：“趁我精神抖擞，正好追随大驾。请即行，毋多谈。”　　　　
　　　　退避三舍、后发制人在军事上、政治上是常用的韬略。对敌作战，待敌先发，而己后发，敌之企图就会充分暴露，自己就可避敌所长，乘敌所短；在政治上，和对手角逐，后发制人较容易赢得民心，动员群众，取得同情和援助，在道义上立于不败之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经营者推崇“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的用兵原则，力争抢先行动，先变于人，从而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还有一些企业经营者，持重待机，后人而发，却也克敌制胜，成就非凡。　　　　
　　　　后发的行动要有计划、有目的，胸有成竹，一切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虽发于后，但要想在前，备于先。后发制人应相机而动，不可拘泥于一法。以下试举几种具有实战之效的策略：　　　　
　　　　师于他人，反制他人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一条自然的法则。在市场竞争中，后发者往往可以学习和模仿别人，节省自己的研制成本，并回马一枪，反制其人。日本是一个善于借鉴和模仿他人优点的国家，在许多技术和产品方面都是后来居上。　　　　
　　　　以逸待劳，待竭制人　　　　
　　　　古语说得好：“物速成而疾亡，晚就而善终。”在激烈的竞争之中，明智的经营者绝不意气用事，争一时之高下。特别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时，往往不会与其正面交锋，而是注意避其锐气，以待其竭。当对方推出一种新的产品时，并不要急于推出自己的产品，而是等到对方产品的生命周期曲线开始下降之时，再乘其颓势，一鼓作气，占领市场。行销广告也是如此，大可不必针锋相对跟对方叫阵，而是以逸待劳，等到对方的高潮已经过去，再大张旗鼓宣传自己的产品，这样则会收到“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要发时都骇煞”的绝佳效果。　　　　
　　　　窥测方向，乘隙制人　　　　
　　　　当今市场无限广阔，并且不断变化发展，永无止境。因此，先变者绝难窥市场之尽，后发者则可静观变化，详加预测，抓住潜在需求，瞄准市场的空隙，乘虚而入，后来居上。　　　　
　　　　观人成败，窥短制人　　　　
　　　　先发先变，没有前车可鉴。后人而发，则可以从别人的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取人之长，避人之短，后发先至。美国的汽车长期在世界上领先，但一味求大求阔，生产耗油量大的豪华车，导致许多低收入的消费者不敢问津，特别是石油危机的出现，使更多人垂青小型省油车。日本汽车业抓住这个机会，针对美国汽车的弱点，迅速推出自己的小型省油车，一举而打败美国车。　　　　
　　　　“先发”制人，“后发”也未必制于人；先下手为强，但后下手未必遭殃。“后发制人”和“先发制人”是相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事物处在辩证地发展之中。强与弱，好与劣等矛盾双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本身也在不断地相互转化。千里马的力量用尽了，劣马也可能超过它；勇士疲惫不堪了，小孩子也能胜过他。这并不是劣马的筋骨、小孩子的气力本身比千里马和勇士还强，而是先机已失。所以兵家也看重后发制人，主张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强调以我之久持，对敌人之速决，避免不利情况下进行战略决战，以便争取时间，创造条件，自保而全胜。退却不是被对手赶着跑，而是牵着敌人走，放弃不是永久的丧失，而是为了更多的取得，避战不是畏敌怯战，而是待机应战。


对局之争趁火打劫速战速决

　　　　趁火打劫，是乘人之危的同义语。“劫”，抢劫，它的字面意义是，趁人家失火忙于营救，无力旁顾的时候，或抢掠东西，或劫持生灵，大发危难之财，属于落井下石的不义之举。但在敌对双方处于势不两立的战争状态，趁火打劫，无疑是克敌制胜的难得机遇。敌人处于危难之中，柔弱不能自拔，选择这种时机乱中克敌，必能稳操胜券。　　　　
　　　　明朝末年，李自成与吴三桂在山海关打得难分难解，多尔衮率清兵从侧翼协助吴三桂，两相夹击，李自成力不能支，很快溃败。从此清兵长驱直入关内。　　　　
　　　　我们从多尔衮致史可法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多尔衮的动机，他在信中说，“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这就是典型的趁火打劫。　　　　
　　　　《孙子兵法》说：“兵贵胜，不贵久。”意思是打仗要速战速决，避免拖入持久战。在打击对手的时候要牢记，不出手则已，出则必击要害。正如打蛇要打七寸。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富可敌国，可他的崩溃也极其迅速。原因就在于，他的对手盛宣怀采用直击要害的手段，使他短时间内力不能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财富大厦轰然倒塌。　　　　
　　　　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与李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与盛斗争的缘由。　　　　
　　　　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这生意越做越大，垄断了生丝市场，控制了生丝价格。盛宣怀抓住这一时机，通过电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叫他们今年偏偏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胡雪岩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定了七年的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五十万两。上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了四百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这时，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八十万两之巨的还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却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虽然畏惧左宗棠，但想缓发二十天也不算什么事，自然照办了。　　　　
　　　　对于盛宣怀来说，二十天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已经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了。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不过是晚发二十天而已。然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他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阜康银行正空虚之际，就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　　　　
　　　　这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是挤不垮胡雪岩的，他便让人四处放出风声，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也纷纷开始提款。　　　　
　　　　挤兑先在上海开始。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上海挤兑发生之时，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时，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与胡雪岩一向友好，听说上海阜康即将倒闭，便料定杭州阜康一定要发生挤兑。他忙叫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二万两银子，马上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势尚能支持，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了。胡雪岩到了杭州，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星夜赶回上海，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叫下人假称自己不在。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高达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电报。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的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催讨。但这一回邵友濂真的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岩此时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竟是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银行早已经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了，门框被挤歪了，都无人来管。胡雪岩这才明白，有人做了他的手脚。打听之下，才知道是盛宣怀，他不禁暗自叹了口气，知道这一回是彻底完了。他毫无气力地坐在太师椅上，脸如死灰。府内乱糟糟的，不时有人跑来报告新的坏消息。胡雪岩听着听着，忽然仰起头，大吼道：“盛宣怀，我和你没完。”随即喷出一大口鲜血，昏了过去。胡雪岩不久即在忧愤中死去。　　　　
　　　　阜康银行倒闭，事关重大，邵友濂急忙上报朝廷，左宗棠匆匆从京师赶来。李鸿章派人给盛宣怀送了密信，叫他暂到天津代理海关道台之职，避避锋头。　　　　
　　　　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从此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盛宣怀面对胡雪岩这样的强敌，如果采用慢战的战术，胡雪岩可以应付裕如，绝不会破产。所以他采取速战法，抓住胡雪岩的要害，突然出手，使胡雪岩的现金流通一时中断，导致偌大的基业突然崩溃。　　　　
　　　　趁火打劫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为：当对手内部有乱，或处于险境时，要趁机打击他，这同落井下石有共同之处。蒋介石就是利用这一手段搞垮许崇智的。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改组，蒋介石只当上了军事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但此时他手下的部队只有一个军。蒋介石要夺取军权，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许崇智。许崇智是军界前辈，手中握有实权，又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国民政府的军事部长。　　　　
　　　　蒋介石和许崇智二人是结拜弟兄，曾山盟海誓，生死不渝，蒋介石曾被孙中山派在许崇智手下工作。充当许崇智的助手，做参谋工作。国民党政府组成后，蒋介石有了自己的军队，在军界威望大增；此时他已不把许崇智放在眼里，但要整倒许崇智，他的力量还不足；这就要等待机会。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前遇刺身亡。廖仲恺的被刺，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促成了蒋介石夺取军权的实现。　　　　
　　　　廖案发生的当天，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宣布广州市戒严，派部队占领了市区的制高点，控制了整个广州市。　　　　
　　　　国民政府组成一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组成。经调查，枪杀廖仲恺是国民党右派分子策划的，曾在胡汉民家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由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收买凶手，许崇智的部下梁鸿楷、梁士锋和杨锦龙参与了此案。这样一来许崇智就处于受审的地位了。　　　　
　　　　8月25日蒋介石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