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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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不韦开始给子楚下套了，先是设了酒局，酒在促成男女好事的时候很起作用的。　　　　
　　　　果然，子楚在醉眼朦胧之际，爱上了这个绝色的女子。借着酒劲，他请吕不韦把那个漂亮姑娘赐给他。　　　　
　　　　吕不韦表演了一番吃惊、发怒的戏后，马上就答应了。　　　　
　　　　吕不韦的继续投资，使他实际上成为控股方。到此为止，这单生意成功的基础，已经结结实实地打好了，无论子楚日后如何经营，都逃不出吕不韦的算计。吕不韦通过慧眼参股、发股上市、注资控股，最终赢得了一个国家，做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单生意。　　　　
　　　　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正月，这个女人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政，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这段历史是记载于《史记》中的，说“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意思是政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孝文王元年（前250）安国君即位为秦孝文王，但登上宝座刚三天就去世了。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按照原来的约定，就让吕不韦任相国，这样秦国的大权开始操在吕不韦手中了。　　　　
　　　　吕不韦才华出众竟不得善终，他在秦王嬴政年少时，还经常与自己的老情人、嬴政的母亲，也就是当时的太后私通，随着嬴政逐渐长大，他开始感到恐惧，竟然想办法送了一个性能力极强的男人给太后，太后“绝爱之”。他想借机脱身，其实已种下大祸。当太后的奸情败露后，吕不韦受到牵连，服毒而死。当然，也有小说写道，吕不韦的败亡是秦王嬴政要求归政、反抗父权的必然结果。　　　　
　　　　吕不韦的成功，我们作为现代人来分析，用现代词汇来讲，就是他具有商业眼光和投资勇气。的确，吕不韦的这个优势是超越时代的，在今天仍不失为经典之作。首先是投资五百金给穷困潦倒的子楚，“为进用，结宾客”，然后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用贿赂的手段使子楚顺利成了秦国的嗣君。最后的一笔花销是当赵国要杀子楚时，吕不韦又慷慨“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结算下来，吕不韦共花费一千六百金，终于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桩买卖，使走投无路的子楚当上了最强大国家的君王，吕不韦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威势熏天的宰相。当然，吕不韦还通过赵姬的肚皮，顺利完成了一桩偷天换日、暗移江山的好把戏，为中国培育了一个历史上最残暴，也是最伟大的君主——秦始皇，这要算买卖之外分得的一个大红包了。　　　　
　　　　一个人，一个企业，要想获取最大的投资回报，要么出最大的成本，要么冒最大的风险，没有其他超越经济规律的道理可讲。吕不韦就是付出了最大的成本，不仅罄尽所有的资金，还搭进了自己的老婆，并且还冒了最大的风险。为什么说是最大的风险呢？因为他所投资的对象在当时被普遍不看好，认为那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不值得投资。但是，吕不韦不这么看，他以过人的眼力发现了这个机会和目标，这也正是他的高明所在。　　　　
　　　　更高明的是，吕不韦没有只是单纯的投资，他还想方设法地去包装这个投资对象，使他尽快地发展，尽快地出效益。这简直就是现代一些顶级投资家的手法了。在现代社会，各种投资者也是可以从中学到不少道理的。首先的一条是，要能够以独到的眼力，发现不被别家重视的潜力股。其次是，要敢于投资，具有倾囊而出的魄力，不要斤斤计较，过于算计。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主动地积极地对被投资对象进行经营，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家。


设局之策千古第一反间计

　　　　天下的“做局者”们，利用人性的弱点，五千年的时间里挖了无数的“坑”，但其中最黑最深也最险的，当数令对手祸起萧墙的反间计了。　　　　
　　　　在反间计的大坑里，无数的英雄奸雄枭雄倒在自己人的刀下，含恨而死。这个“局”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首先，它的成本出奇的小，可以借刀杀人，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次，它的收益相当的大，在中了反间计的情况下，对手阵营祸起萧墙，人心惶惶，失去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内耗不止，往往变得不堪一击。　　　　
　　　　秦汉战争中的陈平，就用了这一损招：离间项羽与范增的关系，加速了项羽的灭亡。范增是追随项羽叔父项梁起兵的老臣，项羽的手下猛将如林，但真正有战略头脑的谋士似乎只有范曾一人。离间这位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能人，的确相当有难度，但难不倒离间计大师陈平。　　　　
　　　　有一次项羽的使者来访，陈平“做局”的机会来了，他先是故意地隆重接待使者。声色犬马之下，使者被感动得坐卧不安，当然礼节性地说出代楚霸王项羽向诸位感谢的话来。谁知招待人员就此突然翻脸，撤下大餐和美女，换上窝头和稀饭，当着使者的面说，你倒是早说你是项羽派来的啊，我们还以为你是亚父范增派来的呢。使者羞怒之下，回去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向项羽作了汇报，头脑简单的项羽当然怒火中烧，从此不再信任范增。后来范增几次直言相谏，更是惹得早有成见的霸王不高兴了，终于被扫地出门。范增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受了闷气，加上背上毒疮发作，不久就负气归西。而他一死，项羽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从表面上看，使项羽怀疑范增好像非常难，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很容易理解的。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谁能最终获胜实在不好说，所以有的人今天站在这个阵营，明天可能又站到了另一个阵营。站在项羽的角度想，范增也许真的觉得刘邦更有王者之气，想跳槽倒向刘邦哩！韩信、黥布之流不都是出尔反尔，忽左忽右吗？　　　　
　　　　某甲尝为人居间公事。其人约于公所封银存贮。正较量间，有一跛丐，手持竹篮，篮内盖有破衣，捱入行乞。甲拈零银与之。丐嫌少。甲佯怒，取元宝一锭掷篮中，叱曰：“汝欲此耶！“丐惧曰：“财主不添则已，何必怒？”双手置于几上而去。后事不谐，其人启封，则元宝乃为伪物，丐者易去矣，丐即甲之党也。　　　　
　　　　人性是不可捉摸的，人心隔肚皮啊。我们知道，关系越是亲密的人之间有时越是容易出现矛盾。就拿刘邦来说吧，他就曾因萧何在后方权力过大而怀疑萧何，萧何及时看出不妙，就把自己的家属子女送到战场（可以说是做人质），同时他也搞些贪污财物、挪用公款的事来，刘邦这才打消疑虑：哦，萧何看来并无异心，只是贪些小便宜罢了，这倒不打紧。从此放下心来。　　　　
　　　　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反间计，那就是皇太极借崇祯皇帝之手除掉袁崇焕，扫除了灭明的一大障碍。　　　　
　　　　当时，后金南下，势如破竹，明朝的辽东守将袁崇焕独撑危局，使皇太极如鲠在喉。公元1627年，崇祯帝即位，很想有所作为，他一即位就除掉了大阉魏忠贤，又给杨涟、左光斗等正直的大臣平反了冤狱。许多大臣请求把袁崇焕召回朝廷。崇祯帝接受了这个意见，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负责指挥整个河北、辽东的军事。崇祯帝还亲自召见袁崇焕，问他有什么计划。袁崇焕说：“只要给我指挥权，朝廷各部一致配合，不出五年，可以恢复辽东。”　　　　
　　　　崇祯帝听了十分兴奋，给袁崇焕一口尚方宝剑，准许他全权行事。　　　　
　　　　袁崇焕重新回到宁远，选拔将才，整顿队伍，军纪严明，士气振奋。东江总兵毛文龙作战不力，虚报军功，不服从袁崇焕的指挥。袁崇焕使用尚方剑，把毛文龙杀了。　　　　
　　　　皇太极在辽东屡屡败于袁崇焕，当然不肯罢休，他知道宁远、锦州防守严密，决定改变进兵路线。他做好一切准备，于公元1629年十月，率领几十万后金军，从龙井关、大安口（今河北遵化北）绕到河北，直扑明朝京城北京。　　　　
　　　　这一着可出乎袁崇焕的意外。袁崇焕赶快出兵，想在半路上把后金军拦住，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后金军乘虚而入，到了北京郊外。袁崇焕得到情报，心急火燎带着明军赶了两天两夜，赶到北京广渠门外，没顾上休息，就和后金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别路明军，也陆续赶到，投入战斗。　　　　
　　　　后金军突然进攻北京，引起了全城震动。崇祯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听说袁崇焕带兵赶到，心才定了一些。他亲自召见袁崇焕，慰劳了一番。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却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呢。　　　　
　　　　崇祯帝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起来。袁崇焕向皇上请求说，将士们长途跋涉，十分劳累，请准允入城休整，但被崇祯帝拒绝了。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金兵俘虏去的太监从金营逃了回来，向崇祯帝密告，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订下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崇祯帝惊呆了。　　　　
　　　　原来，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去以后，被关在金营里。有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听见两个看守他们的金兵在外面轻声地谈话。　　　　
　　　　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指皇太极）的意思，你可知道？”　　　　
　　　　另一个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一个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谈了好半天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　　　　
　　　　姓杨的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赶快跑回皇宫，向崇祯帝报告。崇祯帝听了也信以为真。他哪里知道，这个情报完全是假的。两个金兵的谈话是皇太极预先布置的。　　　　
　　　　崇祯帝命令袁崇焕马上进宫。袁崇焕接到命令，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匆忙进了宫。崇祯帝拉长了脸，责问说：“袁崇焕，你为什么要擅自杀死大将毛文龙？为什么金兵到了北京，你的援兵还迟迟不来？”　　　　
　　　　袁崇焕不禁怔了一下，这些话都是从哪儿说起？他正想答辩，崇祯帝已经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大牢。　　　　
　　　　有个大臣知道袁崇焕平日忠心为国，觉得事情蹊跷，劝崇祯帝说：“请陛下慎重考虑啊！”　　　　
　　　　崇祯帝说：“什么慎重不慎重？慎重只会误事。”　　　　
　　　　崇祯帝拒绝大臣的劝告，一些魏忠贤余党又趁机诬陷。到了第二年，崇祯帝终于下令把袁崇焕杀害。　　　　
　　　　反间计是名副其实的毒计，其毒不仅仅是手段，更重要的是其对人性弱点的残酷利用和无情玩弄。对于人类来说，这既是一种让人津津乐道的谋略，又是一个讽刺。但是在“目的总是证明手段的正确”和“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的规则下，那些试图谋取胜利的人总是看重“津津乐道的谋略”，何况，“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设局之策与虎谋皮的招数（1）

　　　　与虎谋皮，这事情可能吗？可能，但要调虎离山，使它离开自己的龙盘虎踞之地。调虎离山的关键是“调”，即如何“调”它到虎穴之外。对手在其经营的稳如泰山的阵地里，是有虎虎生气的，各种地利的自然条件使得它如虎添翼，但一经被调离“虎踞龙盘”之所，就由强变弱了。　　　　
　　　　调虎离山是个掌握和控制主动权的问题，运用此计要特别谨慎，因为你面对的是虎而不是羊。要特别小心调虎不成反被虎调，误入虎口，陷进虎穴。倘若如此，那就可能导致全军覆没。至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是侦察的需要，或者对于小股溃败潜逃之敌所施的战术。当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则又是英雄胆壮、实力雄厚、计高一筹的表现。　　　　
　　　　抗日战争初期，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竟然弃守山东，使日军长驱直入，这事让蒋介石大为恼火，决心擒杀韩复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韩复榘本心不想抗日，一心想保全他的山东地盘。蒋介石要他抗日，也是想借抗日消灭杂牌军，所以蒋韩二人在抗日问题上仍是明争暗斗。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韩复榘被委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在山东方面的对日军作战。韩要求发重炮30门配备在黄河南岸，以便固守。李宗仁允许“立即照办”，一面派驻在徐州的炮兵旅史文桂旅长率领全旅炮兵立即开往山东泰安，一面向蒋报告。可是蒋介石得悉一旅重炮调到山东听韩复榘指挥，心中大大不以为然。到11月初旬，蒋下令调走驻在泰安的重炮旅。韩复榘听说后，愤不可当，当即破口大骂蒋介石，说蒋介石这样做法，不是抗日，而是想牺牲他的实力，消灭他的军队；那么，他也只好保存实力了。　　　　
　　　　不久，日军偷渡门台子黄河渡口，拟横断胶济铁路进攻济南。韩复榘告诉部下：“日军已过黄河，我们没有重炮是挡不住的。”他一面命令各军向泰安、兖州方面相机撤退，一面到蒋介石驻济南的总参议蒋伯诚那里说道：“日军已过了黄河，我军没有重炮，难以固守。我已决定放弃济南，候中央增援，再行反攻。”蒋伯诚说道：“请示蒋委员长后再决定吧！”韩很不耐烦地说道：“我已命令各军撤退，你不走，我先走了，济南已命令孙桐萱率部留守。”韩即乘钢甲车离开济南，到达泰安暂停。这是12月22日的事。蒋介石得到蒋伯诚的电话报告，给韩复榘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韩不得无令撤退。但韩这时已退到泰安，蒋再命令韩固守泰安。可是韩竟抗命不遵，置若罔闻，又由泰安退到兖州，继而退到济宁，最后退到鲁西曹县，方不再往后退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鲁西与河南省境毗连，他原想撤退到豫西、陕南的山区里去，避开日军的侵略锋芒，保存自己的兵力，以便割据地盘。因河南省驻有程潜指挥下的第一战区部队甚多，韩的退路受阻，于是暂驻曹县。　　　　
　　　　这时候，蒋介石定下了捉拿韩复榘的计谋。　　　　
　　　　1938年1月7日，先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韩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当然是与会的一个主角。且李宗仁前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韩对李印象不错，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顾虑，由济宁乘钢甲车到了徐州。就在韩到了徐州的次日，蒋介石由汉口发来了军机密急电，电中有45个高级将领定于1月11日在河南省开封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当然李宗仁召开的徐州军事会议要受到影响，只有到开封开会去了。韩复榘手下的军长孙桐萱（最心腹的部下）也列在45个将领之中，韩当时虽然稍有犹豫，但觉得这样大的军事会议，当不会出什么岔子；而且和李宗仁等人一齐去，又不能有所托词；加之还有孙桐萱和一营手枪队保护前往，也就不起什么怀疑了，于是就同李宗仁、孙桐萱同去开封了。　　　　
　　　　韩于1月9日到开封，住在黄河水利委员长孔祥榕的公馆里。他的一营卫队被留在钢甲车上，对韩说是因为城内驻着很多军队不方便。他带了参谋长刘书香，参谋处长张国选、张钺，交际处长曹青山和传令队等计有40余人，都一同住在孔祥榕公馆里。　　　　
　　　　1月11日下午7时，蒋介石在河南省政府召开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并先通知说为了避免日本飞机扰乱，会议在夜晚举行。到了夜晚开会的时候，韩同孙桐萱等同坐汽车到了省政府大门口，即看见电灯旁贴有一张通知，上写“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并有军警宪兵在指挥车辆，把车辆排列到旁边的空地上。韩当时和很多与会的将领，一样下车向里走。到了第二道门口，左旁屋门上贴着“随员接待处”，于是韩带去的三个卫士和孙桐萱带去的一个卫士，均留在接待处了。韩同一些参加会议的将领，一路谈谈笑笑地来到了“副官处”，看见贴有一张通知，上面写着“奉委座谕：今晚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到会将领，不可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应将随身自卫武器，暂交副官长保管，给予临时收据，俟会议完毕后凭收据取回”。同时，当着韩的面，也有些将领纷纷地将手枪从腰间掏出来交给副官处，取回收据。韩也不疑有他，就将自己身上带的两枝手枪，也掏了出来交给副官处，把收据放在衣袋里，跟着大家一齐进入会议厅。


设局之策与虎谋皮的招数（2）

　　　　在会议厅里，韩的座位左边是刘峙。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起头一开口就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是有胆量的，而且他有傲上的老资格，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负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未说完，蒋正颜厉色地截住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正想开口反驳，可是，刘峙拉着韩的手说：“向方（韩的号），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于是他拉着韩从会议厅边门走了出来。　　　　
　　　　刘峙装着很亲热的样子，握着韩的手走到院内，早有预备好的一辆小汽车，刘峙手指着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韩哪里知道这个小汽车就是逮捕他的工具。韩先上了车，刘峙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说时就把车门关上了。在这个时候，汽车前座上有两个人爬到后车厢里来，分左右坐在韩的两旁，出示预先写好的逮捕令给韩看，并且对韩说道：“你已被逮捕了。”韩起先还以为前座上两个人是刘峙的随从副官，看见了逮捕令，至此才知道这两个人是军统特务，又向外边一看，沿途布满了宪兵岗哨。汽车飞快地开驶到了火车站月台上，由两个特务拉着韩的双手，并肩登上了预先备好的一列专车，并有大批荷枪实弹的宪兵、特务等分布在车厢内。汽笛一声，火车开了，沿途不停，直达汉口车站。在专车上押送韩的是特务头子戴笠和龚仙舫。汉口车站上也有预备好的押送韩的大小汽车，一共有五辆之多，满载宪兵特务，一齐到了江边码头，专轮渡江到武昌，即把韩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关押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旁边的一座二层楼上。这时已到了1月12日的夜晚。　　　　
　　　　一直到1月19日，才组织高等军法会审，何应钦是审判长，鹿钟麟、何成浚是审判官，贾焕臣等是军法官。21日开始审讯，问韩以下各条款：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强迫鲁民购买鸦片等等。问韩：“这些罪证确实，你有何话可以申辩？”　　　　
　　　　韩只昂首微笑，一句也不答复，也不请求宽恕。法官再向他追问，他还是一言不发。法官无可奈何，只好命令关押回去。这个审问，就等于宣判，而且在逮捕令上，已注明韩的罪状和革除韩的二级上将及本兼一切军政职务。因此，韩已拿定主意，一句话也不回答。到了24日晚上7时左右，有一个特务走到韩的面前说：“何审判长请你谈话，跟我过去！”韩当时还以为何应钦真的找他谈谈，就随着下楼。到楼梯半腰中一看，院子里布满了持枪待放的哨兵，他方知自己死到临头，当时他说：“我脚上的鞋小，有些挤脚，我回去换双鞋再去。”他边说边回头，就要上楼，刚迈了一步，站在楼梯边的特务已开枪向韩头上打去，韩一回头，说了一句“打我……”这时连续的枪已打倒了他。他歪倒在楼梯上，躺在血泊中。头部中两弹，身上中五弹，计中七枪而死。　　　　
　　　　可是，事后蒋介石说，已嘱令不要打韩的头部，因他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的主席，并在《中央日报》上宣传韩的五大罪状及审问多次的情况。但实际如上面所说的只审问过一次，那一次的审问就等于宣判而已。　　　　
　　　　蒋介石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心计来逮捕韩复榘呢？蒋介石很清楚地知道韩拥有很大的兵力，假如他首先召韩参加军事会议，韩也许会借故不到，那便是放虎归山，为患无穷，韩复榘可能要率部突围而出，那就有不可估计的伤亡和损失，更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了。因此，蒋事前设谋定计，很用了一番心计。蒋先嘱李宗仁在徐州召韩去开军事会议，所以当时报纸上及外间传说韩复榘是在徐州被逮捕的，并宣传韩带有很多的贵重物品金条、纹银等想逃跑，被中央军截住等等。这些都是蒋方的捏造。说是临时发觉韩要逃跑，才下令追捕截获的，借以激起民众恨韩的情绪，掩饰蒋介石借口放弃山东捕杀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