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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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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孕妇从我们的身旁走过时，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难堪。
这是一个晴朗、温暖的日子，一群几乎毫无任何登山经验的人正在意大利北部的道罗迈特斯山谷攀登Via Ferrata山峰。这项极具挑战性的活动是本次野外拓展培训的主要内容，参加的成员大都来自纽约，而且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商界精英。尽管采取了最严格的安全措施，但是攀登如此高度的山峰，我们依然感到新奇、刺激与紧张。
我们每个人都怀着急切的心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通往顶峰的山路崎岖狭窄，宽度仅够两头山羊同时通过。在9 000英尺高度，景色迷人，简直可以用“摄人魂魄”四个字来形容，但是其险峻也使人不寒而栗，因为稍有不慎，便将跌落万丈深渊。我们都有些害怕，担心一脚踩空，甚至更可怕的事。尽管我们的双腿有时也会哆嗦，但是我们依然认为自己的表现十分勇敢。就在此时，一位孕妇从我们的身旁经过，我猜想她是德国人，她的眼神明显有些不屑。
我们当晚的目标是到达预先指定的登山营地，那里有热气腾腾的晚餐和舒适的大床在等着我们。为了给大家更大的挑战，我们决定放弃较近的那座营地。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另一座距离稍远的营地几乎成为我们“遥远的大桥”。
下午4点，我们开始缺水。为了加快行进速度，我们将负重的任务交给一些体力更好的队员。
晚上8点，眼前的一切都笼罩在夜色中，然而我们离目的地仍然很遥远。我们一个个显得十分疲惫、沮丧与恐惧。我们在出发前就知道这不是公园里的闲庭信步，但是没有人，包括三位指导老师，会想到我们会身临险境。
随着夜幕降临，我们将全体队员分为两个小组，以确保控制和联络。备有帽灯的队员带上了登山帽，可是光线昏暗而闪烁，走在前面的小组不由自主地收住了脚步，停了下来。令人宽慰的是，月亮不久便爬上了山头，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于是，我们在美丽的月色下再次缓慢地向前移动。
虽然行进的速度相当缓慢，需要思想高度集中，但是我们仍然精神抖擞。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走在我身边的是鲍勃·史密斯，他是一位投资银行家，同时也是纽约市野外拓展中心的成员。沐浴在迷人的月色中，我们的双腿不再颤抖，而周围的雪原在月光下也显得绰约多姿。我们在耐心地等待其他成员将云梯慢慢放下。在这几近完美的静谧中，我们开始放声大笑。
这不是紧张不安的笑，甚至也不是疲惫不堪的笑。这是一种如释重负后的开怀大笑，对生命的原始喜悦。尽管在19个小时的攀登后我们仍然不知道何时能到达宿营地——直到次日凌晨2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共同经受住了考验，我们将风雨同舟。
数小时后，我们了解到远远落在后面的一个小组不仅听到了我们的笑声，而且还将它作为重拾信心、激励自己继续攀登的利器。在不知不觉中，我们领悟到了野外拓展的最重要的启示：助人如助己。
临行前，我们公司正面临着自我三年前担任董事会主席以来最困难的抉择。其时正逢网络公司泡沫的高峰，我们犹豫再三，不知道是否应该将纽约时报集团旗下的网络分部通过上市进行剥离。
围绕着这一方案我们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辩论。有些人认为，出售网络业务等于放弃我们的未来；而另一些人则相信，这是发展我们精心经营的“纽约时报在线”和波士顿网络公司这两项业务的惟一出路。在数次讨论中人们都提到了所罗门公司分拆的故事。
就在我登上飞往意大利的航班前，我的思想仍在激烈地斗争，不知道是否应该在这一关键时刻离开纽约。但是最终我还是决定践约。作为本次登山活动的主办方，我有责任一同前往。我是小组中少数几个经验丰富的登山爱好者，我很高兴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是在回到纽约前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那天晚上的重要意义。突然，我们面临的商业决策被置于更加尖锐的视角下进行审视。是的，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一重大的决策。但是，这并不是生死攸关的决策，没有人必须把自己的命运悬在空中。纽约时报集团已经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洗礼，不管我们选择剥离还是保留，她仍将枝繁叶茂，稳步成长。
（随着网络市场的降温，我们拟推出的网络纽约时报也失去了其实际意义。当网络业务价值的下跌速度甚至超过登山者从道罗迈特斯悬崖峭壁摔落的速度时，运气显然比聪明更为重要。）
呈现在您面前的是一本讲述那段令人难忘经历的书，其中的许多故事谈到了风险、勇气和坚毅。本书的许多作者都是登山好手，他们撰写的其他书我也十分欣赏，连我身上穿的T恤衫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位生产的。
我要感谢迈克·尤西姆、杰里·尤西姆和保尔·艾赛尔邀请我为本书作序。我是一名发烧级的业余探险家——在我看来，一次真正险峻的登山活动还应该包括一杯冰镇马提尼酒——但是我的经营活动也充满着类似的探险经历。毫无疑问，任何管理者都能从高山攀登中学到许多东西。随着海拔的升高，允许犯错的空间越来越小，而对计划、沟通和执行能力的要求却越来越高，稍有不慎就有粉身碎骨之虞。商业活动中的狂妄也是如此。
在“9·11”恐怖事件中，我们的领导能力、培训、技能以及计划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就在我们抓紧报道有生以来所遭遇的最大事件同时，我们还不得不安慰在悲剧中失去亲人的同事，处理大量的炭疽邮包，而更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广告业务跌至大萧条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但是，我们最终战胜了所有困难，经受住了所有考验，这与我们精心培养的才智、目的和投入这一基础是分不开的。
2003年春天我们又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我们的一位记者由于杜撰故事而亵渎了我们对读者最神圣的承诺：我们将竭尽全力保证我们的新闻报道真实、可靠。在随后几周痛苦的日子里，两位资深的编辑引咎辞职，离开了自己心爱的组织。与那些发生悲剧的登山活动一样，我们把理解和纠正错误作为自己的目标，同时重新履行自己的使命——为读者奉献最真实、最精彩的报道。
商业中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才能上演的戏剧，在我们此次攀登最具挑战性的高峰中仅用了几天或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就完成了。正是在这样高度浓缩的时间里我们学习、体会到了最深刻的领导艺术，这是我们即使攀登K2峰（即乔戈里峰，世界第二高峰——译者）也很难看到的景色。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不断的尝试才获得智慧的。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这样说过：“地震过后我们才知道地质学”。本书提供了另一条道路：从他人的成功和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这里有很多的启示和启发，相信您一定能从中受益，我也是。
——小阿瑟·苏兹伯格，《纽约时报》出版人兼集团主席
前言引言（1）
我们为什么要攀登高峰
杰里·尤西姆
你提出的第一个、也是我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攀登珠穆朗玛峰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我的最直接的回答是“没有任何用处”。它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直接的收益……因此，如果你不能理解人类征服高山的内在动力，不能理解这一挑战实际上就是人生不断升华的过程，那么你也就永远无法理解登山的魅力。
——乔治·雷·马洛瑞，英国登山家
向前，向上。
——安德鲁·卡耐基，钢铁大王
吉姆·柯林斯在对吉列和沃尔格林公司的股票图着迷前，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他多次攀登科罗拉多的埃尔多拉多大峡谷，与引力和恐惧进行过殊死较量。他曾经登上400英尺高的垂直悬崖（登山爱好者称之为T…2），由于保险带的突然松开，他离死神仅有一步之遥。当时，他还是10年级的中学生。
“真是异常凶险！”数年后柯林斯仍然感到心有余悸；“这是十足的冒险。”或许柯林斯是在回忆那次使他成为《登山》杂志封面人物的攀岩经历，但是他真正谈论的是波音公司和它生产的飞机。“他们总是考虑三重预备系统，”他说，“如果A系统失效，B系统可以支持；如果B系统失效，C系统可以支持。”他们总是多准备一根保险带。
这一次柯林斯又回到了他熟悉的埃尔多拉多大峡谷。当我们穿越令人生畏的T…2岩壁时，他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凝视着其他登上者用白色粉笔圈出的岩缝。尽管在长达数小时的攀岩中，他的装备十分酷似蜘蛛侠，但是如今的他还是以学者和思想家更加出名。想想他撰写的那些全球畅销书——《基业常青》和《从优秀到卓越》——还有那些大公司的CEO，他们一个个趋之若鹜，洗耳恭听他的高见。我受公司《财富》杂志的委派，采访柯林斯。我向公司建议在攀岩中进行采访，但是不久我就发现自己错了，原来埃尔多拉多大峡谷对他而言简直是家常便饭，或者说每天的功课。当他富有弹性的身体终于停下来休息时，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我的大部分思想来自我在这块岩石上的思考，”柯林斯说，“我喜欢看着太阳从白雪覆盖的乡村慢慢落下。”尽管这些思想都是针对卓越的企业，同时也是区分卓越企业和平庸企业的关键，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出登山感悟的影子。最典型的是他对真正的企业家和机会主义者的区分，后者曾经在网络公司的热潮中大发横财。“这就好像是无氧攀登珠穆朗玛峰，”他说，“这是真正的登山。也有人一遇到危险就要求夏尔巴人（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常为登山队作向导及搬运物资——译者）带着他们下山，这算不上真正意义的登山。你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爬上山顶，必须自己体会面临生死的考验。”这也许就是登山的乐趣与刺激，他说。“市场信息可以被扭曲，但是地球引力从来不会说谎。”
引力、藐视、运气、风险、机遇、死亡。对于柯林斯而言，大山不仅仅是其伟大思想的衬托，更是贯穿其中的美丽山脉。
高山与商业，初一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关。高山属于少数人的领地，而商业是许多人赖以生存的职业。高山经历千百万年才形成，而市场瞬息万变。更重要的是，高山超凡脱俗，拥有自己的词汇，而商业属于尘世。
然而，高山不仅拥有激励的力量，而且更具有启示的作用。爱德温·伯恩博在《世界圣山》一书中将高山视作人类不断突破自身极限、不断超越自己的象征。高山还可以被看作是高空实验室，在这些不通人情的地方，犯错的空间如同高空的氧气一样稀薄。而你的大脑也因为供血的不足而变得迟钝起来。此时，即使是最小的疏忽——如手套或锁扣的脱落——也会演变为致命的错误和灾难，使最完美的战略毁于一旦。当你登上5 000英尺的悬崖时，你的生命也许完全寄托在冰镐之上。
需要提醒的是，当某人登上顶峰时这也是组织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登山不仅仅是一个管理比喻，它本身就是管理。
《登顶》代表我们朝这一方向努力的处女航。我们并不奢望能找到一种全新的公司生活方式。我们既没有标榜自己已经找到了经营管理中的“香格里拉”，也没有武断地断言“夏尔巴”就是未来工厂的模式。恰恰相反，我们希望向登山者提供他们最渴望体验的东西：一条从未攀登过的山路。因为没有现成的路可供我们选择，所以我们尝试了不同的路线，让世界上最优秀的登山者和商业思想家自己选择登顶的道路，有些时候，他们出现在两个营地。
在以下各个章节中他们将带领我们一同走过K2峰的雪崩、埃尔多拉多大峡谷的“不可能完成的”创世纪之路，以及珠穆朗玛峰的死亡之地。他们每一个都将用不同的轮廓和色彩描绘自己登山的体会。在第一章中，柯林斯将解释他对“失败”（没有竭尽全力就放弃）和“落败”（全力以赴、竭尽所能）之间的区别，以及为什么他将日历提前12年仅仅是为了征服一座花岗岩壁。在第五章中，保尔·艾赛尔将描述他在麦金利山顶峰的诱惑与致命的雪崩之间的“漫游”以及这段经历对他在硅谷和俄罗斯创业的启示。在最后一章中，沃顿商学院教授迈克·尤西姆将自己对组织的终身研究与他对登山的钟爱联系在一起，从中他得出了一些快速、正确决策的指导原则。对我而言，他总是像一位可敬的父亲，实际上他确实就是我的父亲。既是企业家又是攀岩爱好者的罗伊尔·罗宾斯，向我们讲述了他第一次单独挑战巍峨的厄尔卡皮坦山岩壁的10天经历，以及他对毅力这一精神力量的顿悟。
克里斯·华纳也是一位企业家，他将讲述攀登印度的圣福灵峰的经历，以及这一经历对他创办登山企业Earth Treks的影响。罗德里格·乔丹叙述的是他攀登珠穆朗玛峰和K2峰遇到的惊险以及卓越团队的必要成分。第一个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美国女性斯泰希·艾黎森将探讨领导不力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圣山》的作者爱德温·伯恩博将带领我们领略富士山和西奈山的旖旎风光，探讨为什么较易攀登的山峰仍可产生并不逊于珠穆朗玛峰的魅力。最后，既是企业家又是探险家的艾尔·里德将讲述人的意志如何将登山的激情转化为终身的职业。
以上这些故事的共同目标——毕竟每一次探险都需要一个目标——是将高山的经验与教训带回地面，这些经验与教训不仅适用于海拔5英里的高度，而且也适用于海平面。但是，它们也回答了另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向登山者提出的一个永恒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他们如此不畏艰险，一心想征服高山？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登山者，都在向上攀登。
我们为什么要攀登高峰？
“因为它就在那里。”英国登山家乔治·雷·马洛瑞这一最直接也是最机敏的回答几乎成为所有时代最标准的回答。说它标准，是因为他本人就长眠在世界的最高峰。1924年，当他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北峰后再也没有下山。马洛瑞的回答虽然风趣，但是我们更欣赏的是他的观点。他说，登山的动力来自内心。内心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如同喜马拉雅山一样巨大。毫无疑问，登山首先包含着一些自私的因素：我们想征服顶峰，俘获战利品，成为登山之王——而全然不顾其中的危险和自己的亲人朋友。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向全世界宣布了其征服克什米尔南迦帕尔巴特峰的野心，企图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
然而，将登山降格为“自私的爱好”——就像一家日本报纸在田部井淳子成为第一个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性时那样——似乎有些过于简单化，因为在登顶过程中有一种比自身更崇高的志向与抱负：与大自然的内心交流，在大自然面前感到人类的卑微，甚至是法国登山家莫里斯·赫尔佐格在1950年接近安娜普鲁纳峰（位于尼泊尔中北部，海拔8 090米，是人类征服的第一座8 000米以上的山峰——译者）时所体验到的那种超自然的联系。他在《安娜普鲁纳峰》一书中写道，“我感到似乎一头扎进完全陌生的、异乎寻常的世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干枯、没有任何生命。同时这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人迹罕见。我们挑战的是人类极限，但是我们无所畏惧。有一种东西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呼唤我不断向上攀登。”
巧合的是，“不断向上”也是企业成长阶段最主要的动机。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就开始争相阅读贺拉肖·艾尔杰推出的励志类图书，如《力争上游》和《稳扎稳打》。在他看来，积极向上不仅是高尚的，而且也是可及的目标。在他那个时代，称得上最积极进取的人也许就是安德鲁·卡耐基。卡耐基说，使人类升华的是不断进取这一行为本身，而不是这一行为带来的数千万美元的利润。因此，他捐资成立了许多图书馆，“引导人们积极向上”。在对1 885名年轻的观众演讲中，他鼓动说，“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轻轻说，‘我的位置在顶峰。’你们的双脚都踩在同一梯子上，爬得多高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今天，我们对积极向上的感觉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社会的发展使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衣、食、住、行——不再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商业行进的步伐尚未跟上《时代》杂志在1956年的预言——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美国人用于谋生的时间将大大缩短，而大量的时间将用于文化和精神娱乐。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中的许多人工作时间更长了，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我们牺牲了宝贵的家庭生活、娱乐甚至健康。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动力驱使我们不断攀登事业的阶梯？自我牺牲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行为吗？或者是自我放纵的现代形式？乔治·马洛瑞也曾经说过，“我们不是为了吃和赚钱才活着，我们赚钱是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
就像登山不能被简单地归纳为“自私的爱好”，我们也不能把工作等同于名利的追逐。有些人将自己的工作——甚至是那些低微的工作——看成是一种使命，而不是职业。巴塔哥尼亚公司的创始人叶冯·丘依纳德发明了一种环保的户外服饰和器械，帮助登山爱好者在优胜梅地国家公园的攀岩活动。在1974年的创业宣言中，他和自己的合作伙伴声称，“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你是否成功登上了顶峰，而是看你的登山风格。”另一些人则认为，“登顶的感觉来自熟练掌握后的内心体验。”这和罗德里格·乔丹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后的描述是一致的，“在知道自己做得非常出色后，一种恬静的幸福萦绕在我们的心田。”
因此，无论是攀登山峰还是事业之梯，我们都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于某一种单纯的动机。更多时候，同一个人身上可能存在相互矛盾的不同动机。贝克·威瑟斯是1996年攀登珠穆朗玛峰历险中8个不幸遇难的登山者之一。他一方面将登山的体验描述为一种“从内心发出的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另一方面却在个人传记《逃生》中将这项运动称之为“毫无意义的痴迷”，使他对妻子的忠告置若罔闻，听任内心冷酷的激情不断损害生活的核心。因此，当有人提出“登山者为什么要攀登高峰”这样的问题时，我们最好也问问自己相同的问题。是不是仅仅为了向上攀登这一旅程？为了荣耀？为了一路的风景？为了我们的家庭？或者就是因为花旗集团在那里？
在这里对银行的选择不是随意的。每年，世界上许多商学院的学生都会拜读时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博文·麦考依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经典文章《圣人格言》。与该文配套的还有一小段电影，片头为麦考依正对着窗外的美景想得出神。
前言引言（2）
当曼哈顿的摩天大厦（它们本身就是企业追求不断向上的标志）随着喜马拉雅山的景色而渐渐远去时，他的故事展开了。这是一次难得的假期，麦考依和他的朋友斯蒂文正在尼泊尔攀登18 000英尺的山峰。然而就在登顶的那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们遇到了一位几乎失去知觉的半赤裸的印度圣人。他在那里干什么？朝圣归来？但是他为什么不走一条相对平坦的近路？麦考依赶忙上前给他把脉，而斯蒂文和其他四位瑞士登山者则忙着给他穿衣保暖。但是，再耽搁时间也意味着麦考依将无法实现登顶的梦想，因为即将升起的太阳会很快融化通往顶峰的山路。想到这里，再加上对高山症的恐惧，麦考依告诉斯蒂文他决定继续向上攀登。
麦考依一直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状态，但是当斯蒂文在很远处终于赶上他时，原先的那种兴奋感逐渐被深深的内疚所取代。“难道你真的对他的死没有任何责任吗？”斯蒂文责问他说。“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印度圣人已经死了？”“不，他还没死，但是他肯定会死的。”
印度圣人的最终命运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当地的夏尔巴人将他带到一块阳光充足的岩石边，一群日本登山者给他送上了水和食物。但是麦考依的故事在学生中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赞同麦考依最初为自己的辩护：“看，我们都关心过他，我们都停了下来，给了他一定的帮助和安慰。我们每个人都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人赞同斯蒂文的观点：“没有人愿意对他负最终的责任”，将他带下山去。这是“个人道德和公司道德相互分裂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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