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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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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上通向峰顶的山脊却蜿蜒曲折，十分绵长。在距离真正的峰顶还有100英尺时，我们停了下来。对于我们来说，要想跨越剩下的不长距离，实在是太危险了。在经历过千辛万苦之后，我们却不能触及峰顶。丹和我挨着坐在一个小雪堆上，尽情享受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此时我们还不能放松，因为我们离安全还远着呢。
我们的伙伴关系始于彼此共同的愿望，我们都想在遥远、险恶的高山上挑战极限，证明能力。丹、奥斯丁和我都非常年轻，而且雄心勃勃。我们从没想到此行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捍卫生命之战。我们三人身处圣福灵高耸的山坡之上，感受了以前很少经历过的持久友谊。我们完全依赖对方以求得生存。个人为小组所贡献的力量被放大了。极端的环境要求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弱点。极端严酷的环境铸就了一种文化：让那些在某个时刻最能勇挑重任的人立即承担起责任来。直到今天，我还确信多数登山队都可能在圣福灵上丧生。
建立Earth Treks时，我把合作精神的重要性牢记在胸。我想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塑造成登山时的队友合作关系。在商海中左右搏击时，企业的领导通常冲锋陷阵，并且摇旗呐喊，指挥手下的团队。登山也是同样的道理。领攀者冒更大的风险，为队友放下绳子，保护跟攀者不坠下山去。我在Earth Treks中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我在贷款文件、租赁契据和合同文本上签字。如果出现现金短缺，我就没有收入。如果不能按时归还贷款，我的房子就归银行所有。同样，如果有回报，我就获得最大的一部分。
这就是管理的基本常识。然而登山队友式的伙伴关系以极其细微而又非常重要的方式带来了变化。如果我先领攀带着大家登上第一块岩脊，然后你再领攀带着大家登上下一块岩脊。这种平衡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森严的等级之上，而是建立在相互的依赖之上。高危险的登山活动也使得这种关系更为密切。在登山过程中结成伙伴关系时，我们就会看到对方在与自我怀疑角力，与重力的牵引以及在极端环境中冒险所必然带来的不适和残酷奋争。当一个弱点暴露出来后，我们也看到了个人战胜弱点的那一份美丽。我们见证了超越极限、超越预期的时刻。我们共同分享了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感受到的震撼和恢宏。在整个行程中，我们对彼此的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经营Earth Treks时，我也尝试着这样做。当其他许多企业的所有者强调领导力时，我却强调合作。为了树立这种合作意识，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新人的雇用，因为只有我们一起努力，才能创造企业的文化积淀。我们花数小时的时间确定价值观。在员工培训会和季度末的汇报会上，我们十分关注每一位员工还能为客户做些什么、如何才能使客户的体验尽善尽美这样的问题。
诸如此类的交流和早期所犯的一些招聘错误使我们完善了招聘和培训流程。现在，由一个招聘小组来面试每一位候选人。至少经过三轮面试后，才能雇用一名全职员工。我们想要确保加入团队的每一位员工都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同时也愿意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攀岩经济学”决定了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人选。与以前相比，几乎每一个加入Earth Treks的经理的收入都有大幅度下降。而他们之所以还决定加入到我们中间，是因为他们希望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对登山的热爱之上，是因为他们满怀信心，认为可以帮助我们不断成长，重新获得曾经享有的薪资水平。
不论是从开诚布公的管理模式，还是到分享利润的方案，我们对于合作的重视渗透到企业运作和决策的方方面面。全部利润的20％在所有全职和兼职员工中进行分配。发奖金仅仅是我们庆祝成功的众多方法之一。就像登山中的合作关系一样，企业中的合作关系也很难维持。高强度可以使人精疲力竭。我们不得不解雇那些不成功和没有热情的员工。在漫长、艰苦的攀登过程中，一个糟糕的登山伙伴可以比一次闪电或一次雪崩更快地让你丧命。但是不论在高峰还是在商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取得了成功。
登山与创业：来自死亡区的教育勇气
丹、奥斯丁和我不得不沿着一条我们所不知道的路线从圣福灵峰顶下山。我们所经过的地带也许比南面或东面更容易发生雪崩。我们背着包，穿越位于21 000英尺高度的宽广雪原。当山体突然变得陡峭时，我们就沿着300英尺高的厚厚冰壁绕绳下降。在这之下，山坡上出现一个1 000英尺的陡峭悬崖。我们开始进行第六次绕绳下降。当我绕绳下降时，丹和奥斯丁正在下面等着我。我们把一圈细细的尼龙绳网绕在一块巨大、结冰的岩石上，并把绕绳下降用的绳子系在尼龙绳网上。
正当我绕绳下降时，绳子从岩石上脱落下来，我开始下坠。
在空中下坠的8秒多钟内，我只关注一件事：生存。我不但不恐惧，反而非常地镇静。我完全控制着自己的思路：寻找解决方案。首先，大脑向我确认：我在下坠。然后头脑中自动浮现出雪山的图像。我已经向下跌了几百英尺，正向55度的斜坡冲去。在积雪覆盖的斜坡下几千英尺处，表面破碎的冰崖好像一幅张开的扇面，布满了裂缝。当我的身体还位于雪坡之上时，我就思考着如何停止下坠。我需要把带着连指手套的手插入雪中，同时尽量把腿叉开，以防止翻滚跌倒。
但我向下坠时，丹开始大声叫喊，奥斯丁扑过去抓住脱落绳子的末端。奥斯丁没有告诉我们，在此次攀登之前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我们之中的一个人会丧命。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变成了事实。当我扭曲的身体向下坠时，我和奥斯丁之间的绳子绷紧，他被绳子拽得站立不稳。最终绳子从他手中脱落，他，连同他的雪镐一同失去控制，滚下山去。
在他身下几百英尺处，我正被强大的重力吸引着向山坡坠去。由于绳子突然紧绷了一下，于是我下坠的轨迹发生了改变。在下坠450英尺后，我重重地摔在覆有积雪的斜坡上，并且弹了起来。由于我身体的剧烈冲击，斜坡上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雪崩。坠落物不断打在我的身上，好似要把我推下山坡。
坠落物埋至我的膝盖，但我还活着。虽然我知道此时此刻过度的自信要比坠落山下还危险，但我还是感到一阵安全感在全身涌动。这种荒唐的错觉告诉我，同伴们会把我从这里活着救出去。现实中，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或单独或一起为生存而奋斗。地形和当前的状况太令人绝望了。
我想哭泣，不是那种轻微的抽泣，而是由于内心恐惧所引发的嚎啕痛哭。我想要发泄，想要屈服于自怜和绝望，但是我不想接受死亡。经过艰苦持久的奋斗让自己活下来之后，我不愿意轻易放弃。我拿起雪镐，把夹子取掉，向身边的积雪挥去。这一简单行动让我重又找回一些控制，再次确定了求生的意愿。当我挥动雪镐刨雪时，像婴孩一样号啕大哭的需要消失了，至少暂时消失了。（这种哭泣的需要不断涌上心头。刚开始时，仅间隔几秒钟，几个小时后，我可以挺过一分钟，几天后，坚持的时间又延长到几个小时。）
虽然仍处在19 000英尺的高山上，但至少我们还未受到大的损伤。我的鼻子上仅有一小处划痕，右脚上的冰爪松了，一堆雪崩后的坠落物堆到我的胸部。不过谢天谢地，虽然我从500英尺的高空摔下来，骨头却没有断裂，韧带也没有扭伤。
奥斯丁调整好自己，然后向我所处的位置爬下来。我们无须说话。当丹向我们所处的位置爬下来时，他把绳子收在一起。现在轮到他控制局势了。他成了我们的领导。
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沿着曲折的路线在山体表面攀登，想找到一个平坦、安全的岩脊宿营。当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岩脊时，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合作精神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为我们煮雪水。那天深夜，我们三人蜷缩在小小的“雪巢”中，距离岩脊边沿只有一步之遥。经过连续40个小时不间断的技术攀登后，我们都精疲力竭了。清晨时分，悬于我们头上的冰坨突然崩塌，使得悬崖表面成吨的冰块从12个小时前我们绕绳下降处顷刻而下。当成吨的冰块撞击在曾经托住我的积雪上，又引发了一次雪崩。几秒钟之内，雪沫在帐篷周围堆积起来，达到1英尺，把我们从山上坠下来的任何痕迹和向安全的岩脊攀登的每一个脚印都覆盖住了。
此后，我们花了几个小时从岩脊上爬下来，选择好走的地带步行回到大本营，还时不时地抬头仰望山上。身处最困难的境地时，有三种基本的本能反应供我们选择：战斗（直面问题，试图解决它），逃跑（回避问题），不作为（仅仅忽略问题，但要承受更为严重的后果）。我们选择了战斗，这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原因。
我们在圣福灵上的攀登过程也正是我们为生存而战的奋斗过程。不论是肆虐的暴风雪、吹到山下的锅，还是从500英尺的高空跌落下来，一切都那么不尽如人意。其中任何一次事件都可能使我们丧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情况好似失去控制，当身上的压力常人难以承受时，我感到自己更为强大，更有能力。我能够更为勇敢地面对每一次挑战。我会想：“既然我攀登圣福灵时都活了下来，那么我们一定会经受住这次考验。”
在圣福灵，勇气激励着我们这个团队。只要我们中的一个人愿意拼搏，我们就在向安全迈进。这种现象在企业中也不断得到验证。决定建立第二家攀岩馆时，我们把Earth Treks 团队的成员召集在一起，列出这一决定的风险和回报。就在几年前，我还在一家该死的仓库里经营企业，而现在，我们计划贷款96万美元建立一家价值150万美元的攀岩馆。我们决定试一把，拿出大量的血汗钱，并且千方百计地融通资金来填充债务，建立一家最好的攀岩馆。就像在攀登圣福灵时采用阿尔卑斯式登山方法一样，我们在修建攀岩馆时也采取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办法。攀登圣福灵时，我们几个人背着相当简单的装备向未知领域进发。而在修建攀岩馆时，员工们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事业之中，其中有些人每周工作7天，经常连续工作14到48个小时。我们向供应商阐述我们的梦想，说服他们给我们优惠条件并且打折出售他们的产品。
尽管我们非常执著，可还是遇到了障碍。律师告诉了我们一个坏消息：我们必须把攀岩馆所在地的区域类别从制造类改为休闲类。巴尔的摩的地方法规要求每1 000平方英尺的面积需要10个停车位。很明显，我们没有满足这一要求。现在，我们只有不到40个停车位，而我们总共需要160个。
负责区域规划的那位律师摇着头说，“这个项目永远永远都不会被区域规划委员会批准。”
律师那么容易就承认失败了，这令我很吃惊。我说，“我们必须获得批准。我已经把大楼的房顶掀了下来，而且在这块地上已经投了36万美元。我们只能成功。”
我逼得他快要崩溃了。虽然他声称，“我在这个县有长达30年的区域规划方面的经验，从来没见过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可我还是迫使他想出来一个疯狂的计划。这个解决方案是：距离Earth Treks前门500英尺的一个土地所有者必须将一百多个停车位出租给我们15年。可问题在于，大楼周围的停车场已经拥挤不堪了，因此每一个停车空位就好似金条一样宝贵，被大楼之中的租户争相抢夺。我能不能说服这个土地所有者放弃对租户的承诺，把他资产中最珍贵的120个停车位出租给我？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求我应用在巴尔的摩商界搏击时所获得的激情、远景、毅力和合作精神。如果我没有勇气去发扬这些精神，没有勇气去找寻解决方案，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毫无用处。我记得曾给一个EMBA班（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作过讲座，并且结识了当时的一个学员。他在巴尔的摩掌管着10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面积。他的公司就拥有我们附近的一座大楼。我打了一个电话，邀请他共进午餐，席间我讲述了一两个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故事，然后我们就获得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合同。两天之后，我把签过字的合同文本送到负责区域规划的律师那里，此前他一直坚持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合同。在此后举行的区域规划会议上，委员只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借用这个攀岩馆为我的孩子举行一个生日聚会？”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可以。”之后，区域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在附带停车特别免除条款的文件上签了字。虽然这只是为建成攀岩馆所进行长途跋涉的一小步，然而这一幕却清楚地提醒我们——永不言败。
圣福灵的探险活动既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学习体验，也是我最不想重复的体验。攀登圣福灵时我活了下来。这次攀登后不久，超越极限的体验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然而，要把这种强烈的自豪感融入到有意识、可以再次使用的智慧源泉中还要花数年的时间。
当我们把在世界高峰上所学到的经验运用到Earth Treks 的文化和运作之中时，我们发现自己站在不只一个高峰之上。创建一个总能给客户提供超预期体验的企业，要求我们应用这些经验时进行自我约束。公司的快速增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众多挑战。现金流问题和人事方面的困难也一直提醒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也不断地认识到，每一次登顶之后，我们还要返回到山脚下。当然，你也许强大得好似超人，足以征服多座高峰，但是大多数的登山队都不能承受这样的折磨。在喜马拉雅山，那些滞留在峰顶庆祝登顶成功的人经常在下山时丧命。领导者必须保证他们的团队有足够的后备力量返回山脚，而且应该强制团队休息，以此来庆祝刚刚取得的胜利，并且休养生息。
带领客户们登上珠穆朗玛峰，建立美国最快速增长的攀岩馆都是伟大的目标。但仅仅宣称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会让一家公司遭遇灭顶之灾。在公司没有形成强大的理念基础、没有充足的勇气时，它最好不要试图攀登“商界的珠穆朗玛峰”。有意识地应用激情、远景，毅力和合作精神会巩固我们的根基，给与我们所需的勇气。
攀登：从硅谷到麦金利的顶峰对风险和机遇的思考
攀登：从硅谷到麦金利的顶峰
保尔·艾赛尔
广告：诚招共赴危险旅程的勇士。此行收入微薄，遭遇严寒，承受长达数月之久的黑暗，危险丛生，不能确保安全返回。一旦成功将会分享荣誉和认可。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为最后一次南极探险张贴的广告（该广告吸引了5 000名应征者）
1998年7月。阿拉斯加麦金利山。一场暴风雪从迎风而立的卡希尔特纳冰山顶部席卷而过。坠落的积雪掩埋了我们的帐篷，在周围形成了一道高达8英尺的雪墙。后来的一整天中，道格·赫鲁、弗雷德·莫兰和我轮流铲雪，加固帐篷。我们与疲劳和寒冷抗争，保护帐篷不被暴风雪压倒。
那天晚上，我们静静地呆在帐篷中，几乎没有交谈，各自思忖着如何坚强面对前方的苦难。道格和弗雷德以前攀登过麦金利山。两年前，弗雷德曾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成功登顶。而10年前，当道格冲顶时，遭遇了长达1周的大风和雾状天气。营地中的食品消耗殆尽，只得放弃登顶的努力。他沿着西坡下山，历尽艰难困苦后最终脱险。现在，道格面无表情地向上望，一边回想着上次在高海拔营地时的情景，一边为此次登顶积蓄力量。
帐篷门被拉开了，弗雷德一头冲了进来。该我铲雪了。我提着铁锨走到暴风雪肆虐的帐篷外。外面能见度很低。麦金利山上10 000英尺处就是这种恶劣的环境，那么20 000英尺处的环境能好到哪去呢？上周，来自17 200英尺的高海拔帐篷的报告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气温在零下29华氏度到零下34华氏度之间。风速超过了每小时40英里。现在是6月初，也就是1998年登山季节的中旬。由于天气的原因，上周已有3人丧生。而且到目前为止，所有登顶的努力都已经中断了。我们曾经希望此次登山结束之后，既不被冻伤脚趾，又不会丧失伙伴。可现在看来，这一愿望可能无法实现了。如果肆虐无常的天气持续下去的话；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冒风险向顶峰发起冲击？我们曾经观看了一部形象展示麦金利山众多危险的纪录片，之后在小城托奇那的公园总部满不在乎地签署了他人免责条款。而此时与那时相比，刚才所提的问题显得更为紧迫，我们回答时也不那么坚决了。
攀登山峰所面临的挑战可以恰当地用来比喻商界的挑战。在过去的15年中，当我向新建的企业投资，给它们提供建议时，我经常会用到登山时所学的经验。就像登山一样，建立一家企业要冒风险，通常成败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而最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虽然企业家在行走时不必受到绳子的约束，不必担心脚下的冰雪下陷所带来的危险，也不必受到一层层厚重防寒服的羁绊，然而，他们必须软化企业内外的矛盾，就好像带领着企业行走在狭窄的山脊上一样。
不论是在登山时向极限挑战，还是坐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对卓越的追求是一种平衡的行为。对于企业家和登山者来说，他们都需要：
● 追求不确定的机遇时能容忍风险；
● 将团队的能力和团队的协调一致结合在一起；
● 即使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也能拥有明确的远景目标（“高峰”思维）；
● 坚定追求最终的目标，同时积极应对各种变化；
● 培养创新意识，同时注重准则；
● 提高速度抓住机遇之窗，同时增强实力追求新的高度；
● 面对压力，坚持不懈，同时小心谨慎；
● 充分利用初次登顶后获得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洞察力；
● 驾驭诸如登上顶峰和生存下来征服其他高峰这样有时相互矛盾的目标。
随我们一起攀登麦金利山，让我们为你描述如何利用登山时获得的经验巩固攀登商业“高峰”所需的平衡。
创业精神：对风险和机遇的思考
也许人们读得最多、最受启发的登山类书籍非强·克拉库尔的《走进稀薄空气》莫属。在书中，强·克拉库尔记述了他在1996年春天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亲身经历，当时共有8名登山者不幸遇难。这场悲剧不仅引起了人们对登山危险性的关注，而且也引发了人们对征服世界之巅的辩论。克拉库尔形象逼真的描述使许多人感到震惊，也使他们对于登山的糟糕印象更加根深蒂固，并且打消了他们对登山的兴趣。然而，另外较少的一群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其中很多人虽然认识到风险的存在，但依然被挑战和冒险精神所吸引，从此成为痴迷的登山爱好者。
登山运动吸引那些喜欢突破既有极限的人。不论风险具有令人震慑的特点，还是受人欢迎的特点，在考验人的极限时，它已经成为登山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登山运动是一种让身体达到极致的运动，它不仅要求登山者有强壮的身体，还要有冷静的头脑，能够驾驭风险所带来的精神压力。
精英式攀登的特点是尝试首攀，它使新一代的登山者去尝试更具挑战性、更具风险的路线。登山活动的发展也有其明确的生命周期：登山者先采用最为简单的方法向尚未攀爬的高峰发起冲击，然后尝试更为技术化的路线，最后选择在冬天登山。自从优胜梅地国家公园采用十进制方法来区分北美自由攀登路线的难度以来，攀登标准和成为顶级攀登者的标准在不断提高。到20世纪50年代，第五类攀登路线从5。0一直到5。9。当5。10列入其中之后，又被细分为5。10a、5。10b、5。10c和5。10d，用于区分最难一类路线中新开辟的路线。最近几十年中，从5。11到5。14的新类别中又出现了同样的细分。标准的不断升级表明人类在驾驭相伴而来的风险和危难时，不断跨越原有的极限。
对于企业家而言，容忍风险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企业家要学会把风险看作是新商机出现的催化剂。这一观点的理由非常简单：不确定性是机遇的侍女。破坏性的经济、技术变革是产生新企业的温室。因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新企业的积极性、创新精神和灵活性可以超越老企业的传统优势。风险投资业通常被认为是新兴行业的晴雨表，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三个行业周期性的高点，分别对应半导体、个人电脑和网络业的兴起。这些短暂的机遇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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