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如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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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堪萨斯城郊的一所名叫Piper　的高中，118　名二年级学生按照要求完成一项生物课作业，其中28名学生从互联网上抄袭了一些现成材料。此事被27岁的任课女教师帕敦发觉，判定为剽窃，这28名学生的生物课得分为零，并面临留级危险。
在一些当事人家长的抱怨和反对下，校方要求女教师提高那些学生的得分，这位女教师愤而辞职。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学校董事会不得不在体育馆举行公开会议，听取各方意见。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女教师。该校近半数教师表示，如果校方降格满足少数家长修改成绩的要求，他们也将辞职。他们认为，教育学生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远比通过一门生物课更加重要。
帕敦说，她在带学生的第一天，就和学生订下规矩并由家长签字认可。规矩称：所有布置的作业都必须完全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欺骗或剽窃将导致课程失败。
《纽约时报》在2月份报道时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女老师每天都接到十几个支持她或打算聘用她的电话。而更让我们感觉到“诚信”二字那沉甸甸分量的是——一些公司已经传真给学校索要当事学生的名单，以确保公司今后永远不会录用这些不诚实的学生。在2月上旬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有人对一位身着　Piper　学校T　恤衫的女生说：“不要欺骗啊。”当地一位女士对媒体的感慨代表了许多人的忧虑：今后这一社区的人出去会被人贴上不诚实的标签……
遗憾的是，这样不诚实的标签就被贴到一个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身上。
这个中国留学生很聪明，他发现了德国售票系统的漏洞，于是总是逃票，曾被抓过3次。毕业后，他到一些跨国企业求职，全部被拒绝。他最初以为是种族歧视，后来在最后一次面试失败后，他问该公司的人事经理其中的缘由，双方有了如下的对话：
“你们不录取我，是不是种族歧视的原因？”
“先生，我们不是种族歧视，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公司一直在拓展亚洲市场，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
“那为什么不录取我？”
“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你共有3次逃票记录。”
“我不否认，但谁会相信你们就因为这件小事，而放弃一个你们急需的人才？”
“小事？我们不认为这是小事。”


信水长流（2）
“那也罪不至死吧？”
“你的逃票记录证明了两点：第一，你不遵守规则，却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赖。公司很多工作是要靠信任进行的，如果你负责某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很多职权，为了节省成本，公司无法设置复杂的监察制度，所以我们无法雇用你。而我相信在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佣你的公司，因为没有人会冒这个险。”
诚信，实际上是个人和企业的一种资产，一种保障。
许多有过在美国或欧洲生活经历的学者或学生都能体会到，西方社会绝大多数民众，都能恪守“信”字，都有“信”是立足社会之根本的认知和行为。这样的讯息自然带到了国内，人们惊羡西方的信用环境。联想到国内某些商人的欺诈行径，有些人甚至认为，不讲信用似乎是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离信用距离很远。
其实，自古以来，东方文化就非常重视“信”，主张人无信不立。而且，东方的“信”，主要是通过道德教化，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与西方主要通过制度惩戒来进行有所不同。
春秋时期，吴贤公子季扎出使鲁国，途经徐国（今安徽泗县一带），拜会了徐国国君。徐君喜爱季扎的宝剑，但嘴里不敢说。季扎从徐君的眼神中就看出来了。因为出使鲁国，需要配剑以示国家的威仪，季扎当时没有赠送给他，暗想，自己出使回来，一定将宝剑呈送徐君。出使回来，到徐国时，徐君已死，他就解下所佩的宝剑，挂在徐君墓边的树上才离开。随从人员说：徐君已死，为什么还要送出宝剑呢？季扎随后留下了千古名言：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就是说，当初我心里已经答应他了，怎能因为他已死就违背我的心愿呢？
近代的徽商和晋商，起家和持家也都是以信为本。
《安徽通志》有记载，清代道光时期，徽商唐祁的父亲曾经借了某人的钱，结果债主说借据丢了，唐祁于是将钱如数偿还。后来有人拿着那张借据来找他要钱，他又如数照付。人们相传以为笑谈。唐祁却说，“前者丢借据确有其事，而后来的借据确是真的。”
今天一些人想必对唐祁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但是，对唐祁来说，按照规矩还钱，天经地义，根本不该想着自己吃亏与否。那个时代，商业信誉一直被视为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支赫赫有名、盛极一时的重要社会经济力量，那就是晋商。《易？系辞》记载道，晋商在尧舜禹时代开始出现，之后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尤其到了明清五百年间，晋商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民间广为流传一种说法：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晋商。在中国的经济史上，这支队伍曾在明清年间雄踞徽商、湖商、粤商等10大商帮之首，因雄财善贾饮誉海内外，在世界经济史学界，晋商也与意大利商人享有同等的显赫地位。纵观晋商辉煌，最主要的秘诀就是两个字：诚信。
正如梁启超的评论“晋商笃守信用”一般，晋商把商誉视为命根，把信誉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讲求诚信，自然也就人气和利润长流。作为晋商代表的祁县乔家，曾于包头复盛油坊装运胡麻油，返回山西销售。一次，经手的伙计为了谋图厚利，在胡麻油中掺假，乔家发现之后，立刻倒掉重装，虽然在经济上蒙受了一些损失，却招来了近客远商。乔家第一代商人乔贵发在乾隆年间，与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因生意不景气，面临破产窘境。此时，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对他们的为人处世颇有好感，不忍眼睁睁逼他们破产，于是相约3年之后再收欠账。3年之后，乔贵发不但还清了欠款，生意亦重新复兴，广盛公也改名为复盛公，而这已经到了嘉庆年间。晋商祖辈的确出现过经商遇险破产的情况，但是，当若干年后子孙经商再次发迹之时，他们对本来无需承担的陈年旧债，也主动代先人偿还。凡此种种诚信之举，于晋商之中屡见不鲜。
晋商的诚信，造就了整体的“信水长流”，但是绝不仅仅局限于同乡之间。比如，晋商与蒙古人之间就建立了诚信关系。对于绝大多数的蒙古人而言，他们只要认准晋商某一牌号的砖茶之后，就长期购用，一生不变，而且只认牌子，从不还价。甚至，他们还以晋商的砖茶代替银两货币作为交换手段。此外，晋商还为蒙民赊销物品，一季一结。晋商与蒙民均讲信用，凡应允之事，必须办到。曾经有人对山西旅蒙商人的成功作了总结，认为晋商“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


信水长流（3）
对于金融这一行业而言，其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便是“诚信”二字。当晋商涉足这一行业时，则充分显示出了“诚信”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山西票号得以风行天下，凭借的正是“诚信”。作为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持有这样的观点：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在清朝末年间的一天，山西平遥城内有个讨饭讨了几十年的老太太，拿着一张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兑付白银。那张汇票已经历时三十多年，但是日升昌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之后把钱办成了汇票藏在身上，却不幸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三十多年后，老太太从丈夫惟一的遗物夹袄中无意摸到了这张汇票。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晋商正是凭借“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之道，声名大振，称雄全国500年有余。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中华老字号同仁堂一直恪守诚信不欺的经营原则。几百年前，他们就有一句堂训：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中医将人体的病症归为“和合”的状态出现了问题，所以，中药炮制与研磨都叫“修合”。同仁堂人说，尽管许多工作客户是看不到的，但他们的存心可与天鉴证。磊落与坦荡，可见一斑。
有学者研究当代东南亚华商企业的成功轨迹发现，重信誉是华商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华商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一个电话就可以成交，甚至可以不用订单，有时连一个纸条都不用。信誉好，可以做生意，小本可以做大生意，甚至无本也可以做生意。重信誉，讲诚信，增加了华商的利润，提高了他们的资本效率，加速了他们资本积累的速度。
诚信，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资产，一种保障。
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成功与其视诚信为生命的人生态度密不可分。《远东经济评论》曾经评价道：有三样东西对长（江）实（业）至关重要，它们是名声、名声，还是名声。李嘉诚认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个人和企业的良好信誉，这是资产负债表中无法显示却具有无限价值的资产。商业的存在除了创造繁荣和就业机会，最大的作用是服务人类的需求。企业本身虽然要为股东谋取利润，但“正直”是企业文化的基础，也可以视其为经营中的一项成本。一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应该努力坚持走一条正途，正直赚钱最好。
诱惑！商场中存在太多的诱惑，使得诚实守信这样“3岁小儿都知道”的道理，许多成年人都“做不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曾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它非常有成效；它为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大家都无需去猜测他人话的可信度。不幸的是；这不是一件可以轻易买到的商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诚实守信的益处，口头上也都愿意做一个诚信的人。但，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做起来往往很难。难道诚信就那么难以坚守么？其实不然。
实际，坚守诚信是很容易的，只要遵循义理、按部就班地行事就可以了。浸洇商界近20年，我没有听到有人说让自己做到诚信是什么难事，但是，却经常听人抱怨某某人没有诚信。容易做到的事情却不去做，为什么？
诱惑！商场中存在太多的诱惑，使得诚实守信这样“3岁小儿都知道”的道理，许多成年人都“做不得”。暂时的成功，一时的赚取暴利，置换的代价就是放弃诚信。理智的人都知道，这种置换，虽然获得暂时的利益，但丧失的，却是长久的发展空间，甚至成为市场的禁入者。
2006年的央视“3？15”晚会，惊曝出国内闻名的“欧典”地板的品牌造假丑闻。所谓“创建于1903年”的“德国百年品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经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德国没有“欧典”这个品牌，而所谓德国总部也不存在。该品牌商标只是国内公司注册的，产品更是在国内生产的。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品牌造假者的心理线路：庞大的家装市场——地板的利润颇丰——洋品牌更受消费者青睐——所以洋品牌能卖出大价钱——伪造洋品牌并广为宣传推广——高价出售——赚取暴利。对他们而言，暴利就是抵不住的诱惑，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诚信完全可以踩在脚下。
但，纸里包不住火。真相大白以后，“欧典”品牌轰然坍塌，产品在各地下架，消费者蜂拥索赔，政府职能部门介入调查……可以预见的是，暴利将回吐，商家精心编织数年谎言的假名牌将逐渐消沉或淡出市场。当然，我们更希望“欧典”能吸取教训，以“信”立市，重塑自己的品牌。但可以想见，拣回丢失的“诚信”而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信水长流（4）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说过，企业欺骗公众，而后是内部员工欺骗公司，最终企业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败落。由于诚信不足，全国每年都会为此付出上千亿元的代价。
同样面对暴利的诱惑，日本八佰伴的创始人是怎么做的呢？
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剧中的主人公原型就是创建八佰伴商业集团的和田加静。她回忆到八佰伴起家源自一场台风，其实，应该说，是源自“信”的力量，源自八佰伴在台风状态下，依然坚守诚信而赢得的人气。
1958年9月，一场罕见的台风袭击了日本的一些地方。八佰伴前一天采购了一卡车蔬菜。第二天因为台风的原因，蔬菜奇缺，许多商店都把蔬菜高价出售，10日元一根的萝卜居然涨到150日元。当其他商店大涨价的时候，八佰伴的蔬菜还是按平时的价格出售。顾客们很感动，拉着和田家人的手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意之道，八佰伴会发财的。”
从那以后，许多顾客都只在八佰伴的商店买东西。他们的信任给八佰伴带来了繁荣，也奠定了八佰伴日后长足发展的基础。
要做到真正的“信”，需要修养的功夫，能够克己。懂得利他就是利己，就是所谓有舍才有得。
他的行为，应验了西方的一句谚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曾国藩有一个“尚诚尚拙”的人生哲学，就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无论对个人还是企业，恪守诚信，并不意味着吃亏，反而是在一点一点地增加信誉资产的含金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诚信应该是商家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和财富。
上海的一位企业家跟我讲过他的一次经历，一次从尴尬到圆满的经历。
山东几个大企业的老总到上海同他商谈投资事务，约定第二天9：30在他的公司总部会晤。他对这次会见极为重视。因为晚上有其他应酬，回家比较晚，他怕第二天起不来，就对了闹钟在早8点，还把手机定时叫早，做了双保险。可是，第二天早上，他一觉醒来，已经过了9：30了——闹钟和手机的铃声他居然都没听见。
他赶紧爬起来，给秘书打电话。秘书说，客人已经等在会议室了，不过我跟客人说您已经在路上了，但是因为塞车，所以可能会晚到些。他心急火燎地赶到公司时，已经十点半多了。
进入会议室，他发现里面的气氛十分凝重，每个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毕竟，客人都是上市公司的老总，都是重量级人物，一个多小时的“冷遇”肯定无法忍受。
这时，他没有打招呼，而是站在客人们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诚恳地说：“我不能向各位撒谎，我不是因为路上塞车迟到，是因为我没有听见闹钟叫早，起床晚了。迟到已经让我对不起大家，如果再编理由撒谎，我就是错上加错了。实在对不起大家！”说罢，他又向客人们深深鞠躬。
会议室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客人们都很感动，因为他作为业内一个领袖级人物，能这样谦卑地面对大家，出乎大家的意料。这次会见成为双方合作的契机，客人代表的几家公司后来成为他公司的股东。
他的行为，应验了西方的一句谚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钢板的码放方式说明了什么？
如何真正地“信”，我们也需要体悟“信义”这个词的涵义。
孔子就谈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只有合乎道义本分的话，才可以认真去做。作出承诺前，必须考虑承诺的正义性、合理性以及后果。作出承诺后，如果发现承诺的内容本身存在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避免犯更大的错误而难以自拔。这才是真正的“信”。
《弟子规》讲到“谨信”，是指要谨而信。没有言行的严谨，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严谨的作风，容易造成轻诺寡信的局面。即使你不是有意欺骗，但言行不谨，信就得不到保障。
一个日资企业在上海一带寻找下游的合作伙伴。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在寻找钢板加工企业的过程中，考察了3家企业。这3家企业，都是用宝钢公司生产的钢板。第一家，材料码放整齐，钢板之间还用标准的木条间隔着；第二家，也是上下码放，但没有第一家码放得那么整齐；第三家，则是随便堆放在工厂院子里。第一家，钢板利用率是几乎100％。第二家利用率则是90％至95％，因为，上面的钢板时间长了则有些变形，利用率就降低了。第三家利用率只有70％左右。


信水长流（5）
日资企业出了一个报价，然后来选择诚信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他会选择哪一家企业呢？最终，他选择了钢板码放最整齐的那家企业。他的分析正是出于谨而信的考虑：只有工作中有严谨的行为习惯，合作中做出的承诺才能有履行的保证。


舍得之间（1）
孔子观水时，说到水的一个显著特点：“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意思是说，水流向下，随圆就方，好像遵循准则和法度。
的确，水总是以谦卑的姿态向下流淌，随处遵循河道划定的准则而行，水涨水落依据自然季节的法度而为。这种品格，与圣人们倡导的“义”十分相合。
“义”的繁体字为“義”：下面是“我”，上面是“羊”。我谓己，羊在古代有善祥之意；于我所表现之善祥为义；事之宜曰义，就是应该做的事情是义，天理、正路、准则、法度是义。
我们知道，大江大河在流行过程中，沿途不断有支流汇集而入，江河得之不拒并逐渐壮大，因为，江河是支流、小溪东流入海的良好载体。同时，江河也随时在沿途释放水分，灌溉田野，补充湖泊，用自己的付出营造出良好的共生环境。在得与舍之间，水才得以实现流畅通达。
水的这种特性，暗合孔子所说的“见得思义”之理。那么，对我们来说，“得”什么？无论财富、名位来归于我，叫“得”。而见“得”，应该想一想是否合乎义理、道义、人情、国法。合则受，不合不受。
假如有一个让你白赚1500万元的机会，并且合理合法，你会放弃吗？
在商场中，获取利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得”是商人必须获得的一个结果。但是，“得”是否合乎“义”却是最重要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不过，超出自己的承担能力，杀鸡取卵式的舍，也未必合乎“义”，得和舍之间还颇有意味。
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规定，凡是有人赎回了在国外做奴仆的鲁国人，国家最终要支付那笔赎金。孔子的学生子贡一直做生意，他解救了不少做奴仆的鲁国人，国家要把他花费的赎金补给他。因为子贡很有钱，所以他没有要政府的钱。当时，不少人称赞子贡，说他仗义疏财。但是孔子却对子贡提出批评。夫子说，鲁国人本来就不是很富有，国家出台政策就是为了鼓励人们不需要额外花费就可以解救鲁国人。子贡这么做，自己是做了好事，但负面影响却不得了。有一些人本来要解救人，但子贡救人都不要政府给钱，自己救人如果要政府的钱，那么跟子贡相比，境界要低很多。这样本来要救人的人，因为经济能力所迫，会因为子贡的行为而放弃救人。
孔子另一位学生子路，有一次将快要淹死的乡人从水中救起。那位老乡很是感激，就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欣然接受。当时，有不少人批评子路的道德境界不高。但是孔子却不以为然。他说，子路救人，并接受人家的谢礼，这对鲁国人有很好的昭示作用。因为子路接受了一头牛，大家感到做好事会有好的回报，鲁国人会因此争相去做诸如救人等等的善事。
回到现代，假如有一个让你白赚1500万元的机会，并且合理合法，你会放弃吗？肯定不会的。但万科董事长王石恰恰选择了放弃，这对一般人来讲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王石应合肥市长的邀请，代表万科同合肥国土局签订了1000亩土地的购地合约，并约定一个月内支付总价的25％作为首期款。三个星期后，万科的首期款还没来得及支付，合肥就传来消息：另外一家企业也看中了万科签下的这1000亩地，合肥国土局有意牵线让万科出让500亩，每亩额外补偿给万科3万元。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王石的下属高兴地向他汇报这件事。但出乎意料，王石指示：对万科来讲，500亩、1000亩都很大，退回500亩地，并且不要补偿。下属认为是听错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王石是一个注重诚信和商业道德的领导人，可赚到这1500万元并没有违反商业道德呀。王石向下属解释说，如果收了这个钱，公司就会出现新的神话：瞧，老板多有眼光，没动1分钱就赚了1500万元。这样会对公司员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员工们都会钻牛角尖去想办法倒腾土地赚大钱，谁还有心思去好好设计房子、建房子和精心维护房子？所以这钱万科不能要。
上面的三个事例，说明了得与舍的辩证关系。有时，“得”正合乎义理，“舍”看似高风亮节却不合义理；有时，“舍”正合乎义理，“得”看似合情合理却不合义理。所以，看待“义”的问题，不在一招一式的直接效果，而在于其长久的影响。
这些美国富翁是不是太傻了？
在舍与得之间，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两者辩证关系中各自是否合乎义理的显性评价指标。因为，企业作为人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