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如水-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这些美国富翁是不是太傻了？
在舍与得之间，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两者辩证关系中各自是否合乎义理的显性评价指标。因为，企业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组织形式，作为资金与人力资本的汇聚之地，最有责任为社会贡献力量。


舍得之间（2）
企业获得合理的利润后，纳税是企业以“舍”取义的最直接形式，体现的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政府通过税收，调节社会资源，税收体现社会公平，同时也为企业营造出更为良好的适宜发展的社会环境。
当我们的许多企业每年为偷漏税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的纳税意识已经融入每一个国民的意识里，成为企业和个人自觉的行为。当然，这种结果，与数百年来的制度建设和管理约束分不开。但到了现代，纳税已成为西方企业和商人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形式，尤其是那些商界的领袖人物。
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竞选时，为了得到美国中产阶级及富豪群体的选票，在竞选演说中承诺，一旦他当选美国总统，将大幅下调遗产税。这对那些富人们来说，应该有足够的诱惑力，因为美国遗产税的税率很高，一个人死后留给后代的财产，很大一部分会被国家以征收遗产税的形式拿走，颇有些杀富济贫的味道。出乎意料的是，布什当选以后，美国的四十多位大富翁（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及被我们冠以“金融大鳄”恶名的索罗斯）联名给布什总统写信，竭力劝阻他实施降低遗产税的动议。理由很简单，如果降低了遗产税，国家就会减少税收，美国国民的教育、医疗等福利自然会受到影响，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平衡。
按照我们的眼光，这些美国富翁是不是太傻了？细想起来，其实不然。表面看，他们的行为是其社会责任感使然。究其内涵，他们的责任意识，将会使美国社会保持稳定和平衡。他们自己收获的，也将是十分良好的生存环境。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觉纳税是发达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常态了。
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是谁？
连续多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华人首富的李嘉诚，在数十年商海沉浮中，始终坚持一条人生准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说，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比拟的，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能够在世上帮助他人，对他人有贡献，是内心的财富。金钱的财富，可能变化很快，只有人家已经得益的真财富，才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
2005年初，当他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杂志采访的时候，他说心中还有“第三个儿子”。众所周知，李嘉诚有两个儿子，长子李泽钜是长江集团副主席及董事总经理，次子李泽楷是电讯盈科主席。那么他所说的“第三个儿子”是谁呢？就是他在1980年创办的“李嘉诚基金会”。他对基金会如此倾注感情、悉心培养、不断投入，就是想让这个“儿子”不断成长壮大，造福他人。他说，我就算把财产留给两个儿子，他们也只是多了一点儿。我着力培育‘第三个儿子’，是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多一点。李嘉诚告诫所有人，李家的家族成员或基金会的任何其他成员不能在基金会获取任何利益。
扶贫、医疗和教育，始终是李嘉诚最为关心的公益领域。他以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用长期的资助和资源投入改变现今社会对贫穷的冷漠感，唤起全社会的关心潮流。他认为就医能够令社会进步，医疗是一种关怀。他曾为跨代的贫穷现象感到难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要从教育方面着手，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都要思考自己不同的助己助人的办法”。
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诞生以来，已捐出及承诺捐出的款项超过数十亿港元，并在全球搭建起了公益事业的平台。基金会推行了一系列的医疗扶贫计划，包括为残疾人装配义肢、扫盲复明行动和为兔唇孩子免费做手术，同时还在全国对贫苦无助的晚期癌症患者施行“宁养医疗服务计划”。2005年，他把投资多年的一千七百多万股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普通股份出售，将此笔约78亿港元（折合约10亿美元）的收益悉数拨给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及新成立的李嘉诚（加拿大）基金会。
李嘉诚的事业有两个，一个是“赚钱”的生意，另一个就是“不断花钱”的公益事业。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他几乎捐出了所有的财产共计亿美元，兴办了3500家图书馆、各种学校和教育机构。比尔？盖茨到目前已经捐赠了240亿美元建立慈善基金，并公开承诺，在其百年之后，只给自己的孩子留很少的一些财产，余者悉数捐赠社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慈善总会70％的捐款来自海外，内地富豪的捐款不到15％。许多国家富人捐款占个人收入的30％，中国则占1％不到。


舍得之间（3）
我的一位朋友是经济学博士，在澳大利亚政府财政部做经济预测专家。他曾同我讲起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今年初，国内的一个商人去澳大利亚旅行时拜访了他。两个人喝茶时，谈起西方人的慈善行为，朋友向这个商人介绍说，大多数的富人已经把向社会捐赠这种慈善行为看作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一向抱有取之于社会并回馈社会的理念。这个商人听后，不屑一顾地说：别信那个，他们不过是为了逃税罢了。“听了他的话，我很惊讶，也很悲哀。”朋友对我说。
经济学中有一个“基尼系数”，是判断一个国家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指标在0－1之间波动。如果一个国家财富绝对平均，系数为0；如果社会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1％的人手里，系数则为1。0或1都是理论数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基尼系数在－之间，说明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在－之间，说明财富分配比较合理；在－之间，说明财富分配差距偏大。其中，作为“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的“危险”状态。
到2003年的时候，拉美国家的平均0．522的基尼系数，意味着该地区不少国家已经相当接近甚至超过了0．6的危险状态。虽然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已达3000美元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5000美元，总体收入水平高于东南亚国家，但近几年，拉美的一些国家局势动荡不安，时有###和骚乱发生。
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1988年，为3；1998年，为0；2003年，达到58，超过了的“警戒线”；2004年，超过65，依旧是上升的趋势，并且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值比较保守，实际可能会更高些。而在同期，我们的邻国印度是78，日本为49。
在社会总体财富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社会底层群体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这个庞大的群体就像金字塔的塔基，一旦他们被排除在发展之外，社会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个社会就有可能形成潜在的危机，社会的基础就会动摇，社会环境就会恶化。
十八世纪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GDP是世界第一，类似于目前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但是，被奉为市场经济鼻祖的亚当？斯密却断言，当时的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会再有发展潜力。他判断的理由基于两点：第一，中国的市场是不开放的；第二，中国包括官僚和商人在内的富人享受着最大量的财富和种种权利，而中国的穷人却连最基本的保障都没有。许多学者都把亚当？斯密说的第一点当作十八世纪以后中国走向衰落的决定性因素，以印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往往忽略了他说的第二点。实际上，如果按基尼系数的标准来分析，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看，国家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早已远远超过了“警戒线”，所以才会###不断，甚至出现太平天国与清政府长期对峙争斗的局面。即使经济开放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也会在战乱中消耗殆尽。可以说，亚当？斯密讲的第二点判断理由，对中国的衰落走向起了最主要的作用。
穷人和富人乘坐同一艘船。穷人的座位下有一个洞，富人应该帮他们补上。不然，洞越破越大，船就会沉没，大家一损俱损，富人不可能独善其身。
谁是“企业公民”？
谈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我们不能不提及王石倡导的“企业公民”理念。
2005年，在中国企业家公民论坛上，万科被评选为“最佳企业公民”，也连续两年入选《21世纪经济报道》的“最佳企业公民”评选。在2006年，王石把万科的定位确定为“改革先锋、企业公民”。王石说：“注重企业公民责任才会双赢。”
美国波士顿商学院曾经给出过“企业公民”的定义：企业公民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一个企业公民认为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因此，它会全面考虑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影响，包括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和自然环境。
在中国，2003年《中国企业家》杂志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400位企业高级管理者中，有％的被访者认为社会责任对本公司具有重要意义。“苏丹红”、奶粉造假导致的“大头娃娃”、屡次发生的煤矿矿难等等事件，说明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企业的经营活动实际上是依存于社会环境的。


舍得之间（4）
在这种背景下，王石高举起了“企业公民”的大旗，为万科制订了目标，担当“改革先锋、企业公民”，要坚持做领跑者并承担更多的责任。
当有房地产开发商高调倡导房地产商就该为富人盖房子时，王石却认为，社会和谐是企业应有的责任，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不仅仅是政府分内的事，房地产企业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万科将责任感落实到了行动上，于2005年末启动了中低收入人群住房的设计方案征集活动，甚至王石本人还曾与建筑专家同去福建的大山里跑了一个星期，研究客家土楼的大围屋居住文化，试图从中找出有助于廉租房方案设计的适合要素。让王石兴奋的是，他们终于从客家土楼的建筑智慧中汲取到了充分的营养，并从公司在深圳的土地储备中选定合适的地块，计划于2006年中期开始建设适合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
“极点有限，公益无限”，这就是王石的“企业公民”箴言。
当然，万科并不是慈善机构。万科的社会责任感和商机是融合在一起的。王石并不讳言廉租房项目的社会意义和商业价值。他说，这样的建筑利用的都是城市边边角角的地块，投入不大，又能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需求。但是，要缓解由住房引发的社会矛盾，只有万科一家企业的努力是不够的，所以王石希望这个项目能给政府部门和其他房地产企业带来启示。
万科公司是房地产企业，那么，房地产的价格上涨就是它应该哈哈大笑或者偷着乐的好事情。2005年，房价上涨势头很猛，百姓怨声载道。政府也陆续采取一些措施对过热的房地产投资进行调控。当时，许多有头有脸的房地产大佬纷纷发言，实际上是试图利用自己的行业声望，影响人们对房价的判断。这些大佬几乎无一例外地断言：房价并不高，房地产并不热。
而万科的领军人物董事长王石和总经理郁亮则对房地产的偏热表示忧虑，他们不是想到一时，而是关注长久。因为如果行业出现泡沫，一时是可以挣到暴利，但是泡沫过后，行业自身发展会受到影响，更会带来经济的动荡。同时，他们也不仅仅考虑自身，更是心系整个行业及整个社会。
万科在警示行业偏热的同时，更坦诚地呼吁消费者理性消费。郁亮曾在《中国证券报》撰写文章。他说，一位年轻人，例如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如果要买房，应该购买小一点的住房，或者是二手房。一来符合自己的现实需要，二来免得给自己带来沉重的生活负担。否则，一是造成社会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二则使有意开发小户型住房的开发商看不到市场前景而放弃转向，使市场形成恶性循环。
培养行业的理性以及消费者的理性，实际上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应该承担，也必须承担的职责。
在空调大战甚嚣尘上的2001年，我曾采访海尔的张瑞敏。张瑞敏谈到行业的自律，也说到消费者应该在商家的广告轰炸中保持自己的判断。如，“终身免费维修”是一些家电企业，尤其是个别空调企业颇有“杀伤力”的广告辞。但是，我们的消费者在购买时，想到的肯定是这样的承诺如何适合自己，却忽略了，这家空调企业能够生存几年？几年就倒闭关门的企业所做出的终身免费维修承诺，又有多大意义呢？
舍得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
我们在前面曾谈起过中国风水理论所讲的“水生财”。实际上，古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在义理上对此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清朝商人舒遵刚在阐述自己的行商经验时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啬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者之过，而不知吝惜者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其所谓大道也。”意思是说，钱财，就像流动的泉水一样。那些靠机巧欺诈获取财富的做法，就好像自己堵塞了泉水的源头；而那些吝啬的做法和奢侈挥霍的做法一样，都会使流动的泉水枯竭。一般人只知道奢侈挥霍是错误，却不知道吝啬也是错误，是因为不了解源流之说的道理。圣人说，应该以义为前提去获取利益，见义不为则没有君子之勇。所以，把钱财用在合乎义理的事情上，不仅不会使水流枯竭，还会扩充源流使其壮大，这才是行商的大道。
利他就是利己，帮人就是帮自己，这就是舍与得之间的辩证法。


舍得之间（5）
舍得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这是佛教的法。佛法是心法，主张内心不为“得”而舍。舍的大小，不仅在于舍的物质利益的多与少，更在于心念上是否真的舍掉了。舍的当下，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不是为了自己的得，这样的舍才是真舍，才是大舍，从结果上说，必有大得。


波澜不兴（1）
孔子说：仁者近山，智者近水。智者为什么独独钟情于水呢？宋代大儒朱熹解释说：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因为水能够明察外物及环境的事理和规律，而不强求外界改变来适应自己，左阻右行，右阻左行，通过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方向，最终形成自己通畅的河道，一路波澜不兴东流入海。看似无为，实则无不为。智者的境界，亦不过如此。
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领导者的经典论述是：“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意思是说，最高明的治理之道，是百姓感觉不到有国君的存在；其次，是百姓爱戴国君并且都称赞他；再其次，是百姓畏惧国君；而最糟糕的国君，则是百姓都在咒骂他……境界最高的国君，悠哉游哉地行事就能胜任了，不需要在治理上讲太多的话，自然社会安定富足。这就是“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无为而为。无为与有为，似乎矛盾，却合在了一起。对无为而为，一般容易有误解，认为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干，不作为。其实，无为而为，是以无为的心、无求的心做事，心神自然坦荡地做事，内心全无挂碍地做事。这样做事，当然会有为。所以说，无为而为是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态度。只是，如果我们大家不努力，不在生活和工作中学习体会，不多加历练实践，那么很难接近这样的状态或境界。
这么说，可不是谈玄。其实，我们经常看电视转播乒乓球或羽毛球、网球比赛，一些名将经常失态，意外落败于水平并不比其高的选手。个中原因，往往是没有做到无为。他们太想赢了，或者太以为自己会赢了，往往背上了包袱。这个包袱是什么，是想有为，或太想有为，结果是真正的没有什么作为。
王石经常说，当领导要做三件事：一是决定做不做，也就是决策；二是决定谁去做，也就是用人；三是做出成绩，享受荣誉，当然出了事情也应承担责任。
对企业而言，“无为而治”是一个成熟的管理境界。在“无为”的前期，“有为”是一个必须的行为过程，通过“有为”来挖掘河道，完善管理架构，其后水流则循渠道而行，无使出其左右，则“无为”可待矣。因为，在这个时候，管理的内在运行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随时掌控着企业的运转和人员的行为模式，规范着企业运行的方向，顺畅就成为企业可以预期的良好外在表现。
我在与一位证券界的高管聊企业管理时，这位朋友谈了个人的看法。他认为江淮汽车集团的董事长左延安是位管理行家。我问他何以得出这一结论？这位朋友只谈了一点。他说，有一天下午，自己和左延安在左的办公室谈天，前后有两个小时，左的手机是开着的，办公室的座机也通着，居然没有一个电话来打搅。
江淮集团不是一个小作坊，规模也不算小。作为国内汽车业8强之一，年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集团的董事长日常工作能那么从容，叫人称奇。而董事长的从容，当然是管理架构搭建合理，高管各司其职、运作得力的结果。
左延安的“闲”，源于公司在管理基本功上的付出，就是“功夫在诗外”，以“有为”之能成“无为”之功。
江淮的企业战略和定位没有闪失，公司一直靠性价比取胜，实施“高一点低很多，低一点高很多”的战略。具体说，就是同类产品，国外的技术要比江淮高一点，但是江淮的车价却比他们低很多；而对比国内的产品，江淮汽车的价格只高一点，但性能却高很多。江淮的轻型卡车、MPV等车型就是在这一高一低之间，成功占领了市场。
左延安多年来一直带领江淮集团建立学习型组织。集团多年坚持实行全员参与的“40＋4”培训制度，即每周40小时工作，外加每周六上午4小时的全体员工集中学习。“40＋4”激发了上上下下的学习热情，提升了企业管理团队的素质。无论汽车行业如何潮涨潮落，公司销售额十几年一直保持增长。而同时，公司管理能力的提升一直同企业规模的增长相匹配。
左延安，怎一个“闲”字了得。
与左延安相比，万科董事长王石的“闲”则是另外一种方式。
王石偏爱极限运动，至今已征服世界7大洲的最高峰。最初，王石的这种行为曾引起股东和投资人的质疑，因为在登山期间，他无法控制和管理公司，并且，如他在探险中发生意外，公司是否会失控或产生混乱？这种行为被股东和投资人认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非理性行为，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企业对领导人是高度依赖的，当然许多企业领导人也得意于这种依赖。


波澜不兴（2）
实际上，王石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企业领导者，他有自己独特的理念：“我的评判标准是，当我离开万科后，企业还能一如既往保持正常发展，这才是我的成功和本事。”他去探险有自己充足的理由，因为万科已经进入了“无为而治”的阶段，形成了完善的管理架构和商业模式，脱离了对某一个优秀领导人的依赖。当然，王石也很坦率地承认，这种“无为”的心态来之不易，因为他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者，“退出说起来容易，其实在心理上要跨过好几关。它需要的不仅是创业者的胸怀，更考验一个人由内而外的多种能力。”王石说，“事实证明在我离开之后，万科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这说明万科是一家很厉害的公司，显示出在业内卓越的竞争力。”
王石经常说，当领导要做三件事：一是决定做不做，也就是决策；二是决定谁去做，也就是用人；三是做出成绩，享受荣誉。当然出了事情也应承担责任——做不做、谁去做都是你决定的，出了事情怎么能不负责任呢？我首先就要承担责任。
同样是“闲”，###股份公司总裁陆致成则是用几幅字来撰写自己“闲”的心态。
###经历了8年的成长，销售收入做到###十亿元，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却一直认为，面向世界一流的总体发展目标，公司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
既有目标，自然要只争朝夕。但古人有一句话叫“急事宜缓办”。是不是整天想着远景目标，就要心急火燎呢？肯定不是，尤其作为公司的掌舵人，更不能心急，更需要从容淡定。
陆致成的办公室里有四幅字：“无为”、“振铎”、“高山海川”和“杏花梳影里，吟留到明天”。他说，这四幅字实际上是从各个层面来诠释做领导者的心态。“无为”，这是中国文化很精髓的东西，实际上“无为”就是不断地努力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非常计较；“振铎”，原意是敲钟，可以延伸为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