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政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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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怕我讲不清楚？”我确实也讲不清楚，但我更担心如果把电话给出去后，就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　　　
“我怕你讲不清楚，我不愿失去他，你已经尽了职。”他简单地说。我于是把乔治的电话给了他，心想戴维森也许就不会付我佣金了。话说回来，这只用了我不到三天的时间，能值七万五千元的报酬吗？李曼用了三十五万美元雇佣到一位称职的国债交易员，专做G7发达国家的债券交易，给我们公司的佣金将是三十五万美元的25％，也就是说七万五千美元！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数目！如果公司要从我的收入中抽成65％，我拥有35％，我也有两万多的收入。加入公司才六个星期，能拥有两万多的收入，而且是完全靠自己挣来的，那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不要说35％的提成，就是10％也好啊！　　　
但我跟他们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公司培训时，不是讲得清清楚楚的：没有合同，绝不能做事。我为什么忘记这点呢？　　　
我突然间像漏了气的皮球，瘪了。　　　
我打这么多国际电话，钱是哪儿来的？我为什么要好大喜功啊？　　　
在以后的两天中，我既不敢给乔治和戴维森去电话，也不敢告诉老板——我瞒着不讲的一个很大原因是想让他们惊喜一下，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结果，适得其反，还越走越远。我心如针扎，各种听来的关于银行也骗人的故事，整天在我耳朵里轰鸣。第四天一早，我鼓起勇气给戴维森去电话，正是戴维森接的。他一听是我，便高兴地对我讲乔治从伦敦飞到了香港。　　　
“眼见为实，让他看看我们的具体情况。”然后他又补上一句，“你是一个做人力资源的天才。乔治在人品、相貌、行为举止上都是我们的人。他的技术也正弥补我们的不足。你今晚帮我打听清楚他的报酬，明天告诉我。我们明天在送他回伦敦之前要给他合同。”　　　
“好的。”我控制住自己的欢乐。　　　
“你挣到了你的报酬！”他说，然后挂掉电话。　　　
我高兴极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银行怎么会说话不算话呢？我什么也没多想地冲进大老板的办公室，告诉他这一喜讯。他非常高兴，拍着我的肩说：“恭喜你有了自己的第一位客户和第一位应聘者！”　　　
我欢天喜地回到格子间。　　　
十分钟后，小老板米切尔来到我的格子间，让我将客户与应聘者双方的名字、电话都写上，以及薪水的提议，谁搭的线，等等。我老老实实一一写上，从怎样从香港市场到纽约市场，又从纽约市场到伦敦市场，再回到香港市场，写了一大堆，整整十五页。　　　
公司的规矩4　　　
下午下班前，大老板用内部电话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推门进去，见小老板一反两小时前的好心情，气哼哼地也在场。他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然后盯着大老板。　　　
大老板咳一声，然后问道：“你知道吗？这个戴维森曾经是米切尔的客户。米切尔在澳洲市场替戴维森找过人，这乔治的哥哥曾经也是米切尔的客户和朋友，曾经还同过事，他们前不久还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喝酒。你在没有与你直接上司交换意见时就将这两人拉在一起，这是违反公司规则的。”　　　
我气得差点晕过去，我控制住自己，问米切尔：“你告诉过我们这两人是你的吗？没有！他们认识你吗？我不相信他们认识你，因为我提到我们公司的名字时，谁也没有任何反应。”　　　
“我可以证明我的话；”米切尔凶巴巴地说，“我们立刻给乔治的哥哥打电话。”　　　
“给乔治的哥哥打电话有什么用？接受工作的是乔治！”我说。　　　
“乔治的哥哥会告诉你我早就跟他们兄弟俩认识。谁先认识乔治，谁就有第一优先权。”　　　
还没等我来得及反驳他，米切尔又说，“你这样背着公司在外面找客户，合同也不签，我不知你存的什么心？今晚下班前，我要你将所有的联系人、联系电话和从事的一切活动写成书面报告，否则，你可以现在就离开这家公司。”　　　
“我现在就走。”我气得浑身发抖，站起来牙齿打战地说道，“我会告诉乔治和戴维森，你和这家公司是怎样对待我的！你说得对，他们没签合同，他们可以不付费，在法律上也不承担任何补偿。至于这家公司，我将立即起诉你们。我要让戴维森与乔治作证，证明你们撒谎欺负人。”　　　
我到公司六个星期，与银行的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交易员打了六个星期的交道后，学得天不怕地不怕，也学会了说大话。但说完这些大话后，我心里却没了底。如果乔治和戴维森不愿纠缠到我们公司的事务里来呢？我不仅失去工作，还会输官司，也许还会被反控。公司确实有规定要每晚将销售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可我因好大喜功，确实没写，违反了办公室规矩。仅此一点，我也输理。　　　
大老板看了米切尔一眼然后对我说：“今晚我们都暂时别走。你给戴维森去电，我也想听个究竟。我不认识你们俩讲的任何人，也不知道谁讲的更是真话，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听听谁在讲真话。”　　　
晚上九点，我们三人在大老板的办公室里，由我摇通了香港李曼兄弟戴维森的电话。他感谢我给他找到一个优秀的人选，“你送来关于乔治薪水的信息很及时……”　　　
我心上一惊，这时米切尔抢过话头，“老兄，没我，你能完成这个招雇？”米切尔沾沾自喜。　　　
“米切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又找到我的，”这时，戴维森的声音变得十分生气，“我也不知道你是怎样雇用到这样好的助手的。如果不是她，我们找不到乔治，我们也不会再跟你做生意的！”电话挂了。　　　
米切尔毫不害臊；“听见了吧，他不仅认识我，还记忆犹新！我就有这本事，让人忘不了我！”然后他自我安慰地一笑，转向大老板，“我下午给乔治去了电话，得到他的薪水信息，将它反馈给了戴维森，否则，这个项目不会如此顺利。”　　　
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先前问我问得这样仔细，我想他一定是用我的名字发的传真，所以戴维森听起来这么吃惊。和米切尔继续争下去，有什么意义？戴维森不是已经替我作了证，说了话吗？　　　
现在的问题是：我能有佣金吗？　　　
米切尔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根据公司条规，你在六个月的试用期间，必须有另一资深咨询者带你，你不能直接和客户交谈，你违反了公司条规，这是一。你没有将这项任务报上来，想占为己有，这是二；你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擅自工作，耗公司钱财，这是三；你的行为为公司其他雇员树立了坏的榜样，这是四。但鉴于你工作努力，而且干下了成绩，我作为组长，不做追究。你知道吗？如果你是替戴维森工作，在他手下当交易员，你已经被辞退了！每一个行为，都会带来一个后果，今天这是一个好结果，但不能保证明天这样做，也有一个好结果，所以，公司的条规是不能改的。”　　　
他顿了一下，我嘴唇发青地看着他。纵然我有一千个的不同意，我一个也说不出来。　　　
“公司明文规定，在试用期间，与你共同完成项目的资深人力资源专家，获取佣金金额的75％，你获取25％，我允许你和我合作完成这一项目。你所得的25％，还将与公司35％－65％提成分配。我说得对不对？”他转向大老板。　　　
大老板想了想，转向我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没有你们俩的合作，这个项目不会完成得这么快：仅仅用了八天的时间，这给公司创下了记录。”他顿了一下，“至于提成，米切尔说的是对的，我认为你应该很高兴地接受。”他又补充，“但鉴于在这项工作中你的表现突出，六个月的试用期到今天终止。从现在起，你就是正式合格的人力资源咨询顾问，与你的同事享有同等佣金。”　　　
我能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还能撞上戴维森这样的银行客户？　　　
“祝贺你！”我的大老板说，接着他按了一下桌上的对讲机，他的私人秘书升迪进来。　　　
“准备一份合同，今天Jeannie成为正式的雇员。”　　　
升迪清脆地应了一声，给了我两个大拇指，然后轻轻地拉上门出去，我跟着她走了出去。　　　
我在空无一人的洗手间里大哭了一场，五分钟后，我擦干眼泪，走进大老板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在摊开的合同上，我签了字。我一眼也没看合同。　　　
我知道，这个项目在扣掉税和我六个星期的“底薪”后，我也许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我想，教训只会使我变得更聪明，我要让你米切尔大睁着眼，看我怎样超过你！　　　
一年以后我没有超过他，但两年以后我超过了他。我跟他打了一个赌：谁输了，谁付钱五百美元请全组喝酒。我输了时，我请了；他输了时，他说我们打赌的合约期，早过限了！　　　
办公室政治1　　　
凡是在华尔街或美国大公司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办公室政治，对白领阶层来说，在美国，谁也躲不了税收、死亡和办公室政治。说来残酷，却是实情，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而办公室政治主要因利益冲突而起，上司、下属、同事、平级，甚至爱、恨、情、仇、性格、种族、肤色、语言、口音等等，都会演变成办公室政治。办公室纠纷真是风平浪静的港湾下深埋的鲨鱼利齿般的礁石，随时让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触礁。我在公司才工作了四个月，便遇到两次这样的“暗礁险滩”，险些人没船翻。　　　
第一次是因为我少于他人一半的薪水，第二次则是被同事“逼上梁山”。　　　
“斗则进，不斗则退”。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舒利文公司上班还不到三个月，我会遇到这么多事。比如说今天，我干吗要坐在自己的格子间，望着窗外连接波士顿与纽约繁忙的128号州际高速公路，望着公路两旁众多的高科技公司这美国的“硅谷第二”，用毛泽东的这段名言一而再再而三地来鼓励自己，坚定无畏和必胜的信心？我吃饱喝足没事干了？　　　
原来三个多小时以前，与我一起被公司录用的年轻同事卡赛，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在楼下吃午饭时告诉我，我的薪水仅仅是她薪水的一半。公司在薪水方面一直是严守秘密的，谁透露自己的薪水或到处打探别人的薪水，是有可能招致解聘的。公司不容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这是导致办公室政治的行为。家有家规，公司有公司法。　　　
“美国公司很歧视外国人，”她友善地对我讲，“日本公司也歧视外国人，特别歧视中国人。我在日本做交流学生时，去日本公司找工作，比中国人容易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没接她的话，我的脑子已被她说的前半句话给气糊涂了。就因为她年轻漂亮、金发碧眼，讲一口流利日语、法语、西班牙语，刚从哈佛大学东亚系毕业，是个美国女孩，我就该比她少拿一半的薪水？我究竟比她差在哪儿？因为我不是哈佛毕业的？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我在三个月里帮助小老板给公司完成了三个项目，而她一个也没完成！衡量一个雇员的标准是什么？奖励一个雇员的标准是什么？是看今天，还是看昨天，还是看明天？公司不是讲底线政策吗？我的底线是什么？她的底线是什么？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我被这家公司欺负了，我能不生气？我在美国公司工作，日本公司与我有何干系？　　　
一回到公司，我就在电脑上哗哗打了一封信，看也没再看，就发送给我的大老板和二老板一人一份电子邮件，希望他们在四点钟以前给我答复。“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机构来摧毁我深深坚信的美国原则，那就是自由平等的美国精神。如果不是因为我工作上的无能，却是因为我的肤色、信仰、性别以及口音来排斥我，打击我，少付我50％的薪水，我不服。”　　　
电邮发走后，我一直静不下心做任何事。如果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老板五点离开公司时，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公司与他们据理力争；但如果他们对我置之不理，我该怎么办？如果卡赛撒了谎而我听信了她，贸然行事，我又该怎么办？但我不相信卡赛会撒谎，因为她没有理由要对我撒谎，她一直对我很好，我们一块儿去商店买衣物，一块儿去美容美发，她还教我怎样用香水，用在哪儿；前两天我们在湖边跑步时，她还在一个小摊贩处给我女儿买了一个漂亮的水晶玻璃拇指指环，我也给她买了一个有中国图文的仿古手链。我为什么要怀疑我的朋友？她告诉我她的薪水，我跟公司闹，对她本人有什么好处？公司的大老板只会处罚她的——我们的薪水是不能互相告诉的。　　　
现在是三点五十八分。大老板与二老板的办公室毫无动静，格子间的同事们都在干自己的事，我左边隔邻的大卫正在电话上与他行将离婚的妻子因大卫钟爱的一辆红色跑车Covette，压着嗓子大吵大闹，大卫的妻子一定要那跑车的车顶，大卫不给。我看着墙上的钟，盯着腕上的表，数着秒针，听着心跳，仿佛随时会窒息、晕倒。这感觉突然让我忆起小时候有一次被人鼓动后，我跳入洪波汹涌的锦江河中，差点淹死的感觉，水呛进我的口里、鼻里、肺里，在我最后清醒的一刻，我想我就要死在自己愚蠢的胆大妄为中。为什么呢？就因为别人说我不敢在洪水里游泳，而我就要证明我敢。我多愚蠢啊！就在我往水下沉的时候，我从眼角看见岸上有几个男孩正脱去上衣，跳进河里。我最终得救了。　　　
今天呢？谁来救我？　　　
办公室政治2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想起刚才打电话给丈夫和朋友时，他们对我的劝慰和忠告。“你也不看看，那麻省大道上全是关了门的店铺，整个剑桥区全在低价卖房。有一份像样的工作就不容易啦，干吗还要争个公平合理？”我在哈佛的好友这样说，他刚失去他在哈佛图书馆的工作。我的丈夫更是为我捏着一把冷汗，他知道我在报纸上找了多少日子，打了多少电话，等了多少天，经过多少次面试、口试，才得到该工作的。这是美国人的土地，以前中国人到这里来，不外乎呆在学校那世外桃源，或是开餐馆，开洗衣店。凡事得慢慢来，我难道不懂？　　　
我能跳出困境吗？我要是真的失去了这份工作，又该怎么办？如果我的老板们在四点钟以前不理睬我，我该怎么办呢？他们下班绕我身后走了，我该怎么办？冲进他们的办公室？彪悍的门卫一定会把我架出去，然后公司的律师还会送给我一张传票，起诉我破坏工作环境，辞掉我，开除我。而且还罚我的款。那时，我又该怎么办？我想起我在美国读书的漫长岁月，生养孩子的苦痛，想到1992年的波士顿那人才济济的剑桥区：音乐家、歌唱家、画家、书法家、政治家比比皆是，他们在当地开中餐馆，开洗衣店，开理发店，办文艺沙龙，同时炒股炒得荡产，真是应有尽有，一言难尽。虽说人人抱着美国梦而来，但美国梦真的能在醒着时实现吗？有多少中国人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我又想到前些天，大老板的太太生了第三个孩子，全公司都去祝贺，连生病卧床的同事贝尔丽也去恭贺，但我却没去。现在，我又怎么这么糊涂地要争个高低？要争口气？为了争口气，就该把自己在美国社会的路给断了？人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活一口心气吗？　　　
就是！进了这家美国公司，我就没有打算走，至少，我不会以失败者的身份心情沉重地走。我就是要与美国人竞争一次，哪怕一定得走，我也要走得理直气壮！我要将他们告上法庭，他们欺侮一个少数族裔！只有法律，只有人权法（Billof　Right），才是我惟一的保护。突然，我的眼睛涌满泪水。　　　
我的肩膀被轻轻地碰了一下：“老板请你谈话。”秘书升迪柔和地说。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墙上的钟：三点五十九分。从3：58到3：59；这是我在美国度过的最漫长的一分钟！　　　
“是谁告诉你你的薪水少于他人？”米切尔此时也跟进大老板的办公室，气势汹汹地问道。米切尔为人从来就尖刻，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亚洲人和黑人。我常躲他，也恨他。这薪水跟他一定有关，旧恨新仇，我恨死了这犹太人！　　　
“是你应该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少付我薪水？”　　　
“有何证据？”　　　
“当然有，但这证据，你只能在法庭上见到！”我毫不示弱，一切害怕瞬间离开我。美国研究生院七年的学习，使我学得英文流利且用词刻薄，现在，我要“抖”出来给他们看一下，我再也不愿忍气吞声了：我不用你认同我。　　　
“大老板，你讲不讲公道？”我转向大老板。　　　
此时，大老板一言不发，坐在他昂贵的紫色大办公桌后昂贵的紫色大皮椅上，那修剪整齐的音乐家修长的手指，玩着一支名牌钢笔MonteBlanc，他精心修理过的整齐光亮的斑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在我凶狠的眼光下，他慢慢地不动声色地转向米切尔轻问道：“有这事？”　　　
“当然有！”我喊起来。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公司在全美国有十八个分公司，近千名雇员，哪一位的薪水不经大老板同意？我的合同书上就有大老板的签字。　　　
大老板看了我一眼，他的双眼闪着光，这闪光的双眼又转向米切尔。　　　
米切尔不置可否地耸耸肩。他不屑的表情表示他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就是有，又怎么样？　　　
“大老板，你也许不完全知道，与我一起雇来的员工都无经验；而且这三个月以来，我的成绩最大，一共完成三个项目，其中一个是独立完成的，给公司创汇七万多美元，但被人抢了功。这，您知道。”我加重语气，“而且有目共睹我是多努力，米切尔根本没有耐心教我任何专业知识，却把我的成绩当作他个人的功劳，在公司获取最高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薪水还要少于他人，这很难让我接受。我相信，这也难以让您和法官接受。”我吸一口气又说下去，“如果谁因为我的种族而欺侮我、歧视我，我一定和他拼到底！”突然，我的声音里情不自禁地带上了眼泪，“如果我是你们家庭的一个成员，你们的小妹妹，你们会这样待我吗？”　　　
办公室一片沉寂，我们可以听到对方的呼吸声，我们的眼光都具有杀伤力，屋里一片火药味。　　　
难挨的一分钟在沉默愤怒中挨过，无声胜似有声。终于，大老板定定地看了我一眼，转向米切尔说道：“This　must　be　a　payrollmistake。（这一定是公司发薪部门弄错了。）”　　　
“斗则进，不斗则退”，半小时后，等我与大老板和米切尔小老板言归于好，从办公室走出来时，即将落下去的太阳的余辉将大老板的办公室和我的格子间涂成金色一片，远处的湖水和海鸟也在夕阳的余辉中闪着金子般的光。　　　
五点钟，当我从洗手间回到我的格子间时，我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公司的信封，打开来，里面有一张薄薄的公司信纸，上面打印着“Deep　apology　forthe　mistake”（为错误诚恳致歉），同时给我加薪50％，并且补足原来的数量。　　　
“Thank　you！〃　我轻声对自己说，拿着信纸，半天不松手，看了又看。　　　
后来，我的大老板告诉我，他们替我加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能“舍命”保护自己的权益。“一个能保护自身权益的人，就一定能保护公司的权益。”他说。　　　
提倡信奉民主的国家，首先得有人人平等的法律；没有法律的保护，就没有民主。　　　
接下来就是怎样把这些最初看来不可能在一起工作、生活的人，变成工作、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人。　　　
办公室政治3　　　
人，是不能记前嫌的！这是我后来在工作中发现的又一条美国原则，这条原则将个人的利益变为团队的利益，使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第二次撞的暗礁，正好给了我一次机会验证我上面的结论，考验我是不是一个能想得到、说得到和做得到的人。这两件“办公室纠纷”相隔不到两个月时间。　　　
这次“祸起萧墙”的原因是米切尔的霸道态度得罪了太多的成员，团队决定去掉他，选斯蒂汶做组长。在我眼里，米切尔态度固然坏，但他的专业知识是无人比得上的，而且他绝顶聪明。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八十年代中期曾是纽约李曼兄弟投资银行南美市场外汇交易员，二十七岁就当上副总裁，如果不是因1987年股市崩盘，他的仕途前景一定十分可观。但股市垮了，他的部门也关闭了，随之他也失去了工作，于是他回到波士顿，在市场低潮期投资房地产，同时在市政府做一些无报酬的义工。当我们的大老板第一次见到米切尔时，他正在市法庭上替一犯了抢劫罪的西班牙人充当翻译，我的大老板因公司的一件诉讼刚好也去这家法庭。大老板认为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法官和律师以及罪犯，惟一看起来聪明的人是米切尔，他于是向米切尔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大老板马上转入正题：雇用米切尔，让他开辟金融界的人力资源业务。四年下来，米切尔成绩不菲，公司因此在华尔街扬名。　　　
斯蒂汶呢？他担任过王安电脑远东地区的销售部主任，知道怎样拉拢人，也能体察民心；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