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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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取悦每一个不管美丑的女人，并宣称自己的快乐五分之四源于对方的快乐，“人的一生，幸福与否，走运与否，都只能享有一次，谁不热爱生活，谁就不配生活”，他是这么说的——从那一刻起，父亲的偌大家业对我再也不具有吸引力了，我树立了一个梦想，就是像卡萨诺瓦那样闯荡世界每一个温柔乡，踏平那些姑娘与妇人的心。如今看来，这个想法十分无聊，但当年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那时，我把卡萨诺瓦视为榜样，把他的缺点也当作优点来模仿。比如，他的一切决定都像是任意射出的枪弹，仿佛没有经过大脑，只是心血来潮的产物，我却偏偏喜欢他的冒失和偏激；又比如，他趋风附雅，其实并不太懂哲学，却常把贺拉斯挂在嘴边，并与伏尔泰与孟德斯鸠通信以图提高自己的分量，这真的很庸俗，但很多年来我偏偏喜欢这种庸俗，并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效仿，比如，我看了三遍《尤利西斯》，看了两遍《金色笔记》……我知道我骨子里很厌恶这些结构混乱内容晦涩的小说，但偏偏看了不止一遍，并且故作深沉地与人讨论其价值和意义，你肯定想不到的是，我学卡萨诺瓦学得如此神似，就是我居然还与《金色笔记》的作者、80岁高龄的多丽丝莱辛女士有一点联系。莱辛的父母虽然均为英国人，但她1919年10月22日却是生于伊朗，1949年才回到故乡英国，所以她对东方有浓厚的兴趣。我于是给她发去书信，开始了我们偶尔的书信来往。我知道自己并非是想获得什么文学上的教益，无非是试图增加自己的谈资而已。我是个庸俗的人，对这一点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总而言之，我的大半辈子，就这么荒荒唐唐地过去了。
　　一年多前，也就是2001年1月，我远在南部非洲做生意的老父亲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用罕见的严厉口吻将我狠狠批评了一顿，大意是说，一个男人即便没有干一番事业的豪情壮志，至少也该找一个合适的女人，组建一个较为稳定的家庭，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样的人生才勉强说得上完整……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葵儿，我已七十有余，尚未能抱上孙子，即便抛开我不说，你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怎么还能继续荒唐下去……”我的老父亲不曾料到，实际上，那时候我正好已经对长期的浪荡生涯感到厌倦。对卡萨诺瓦也早已经丧失兴趣。他所代表的“非道德，追求享乐，自私自利，敢于冒险，自主的无政府主义”等等对我来说陡然都显得很无趣。我在声色犬马、脂粉裙钗、酒肉朋友中虚度多年，深感那样的生活犹如一场虚无缥缈的盛宴，觥筹交错中是无尽的虚伪敷衍，醉生梦死后是无边的孤单寂寞，回头看看，年华流水而过，除了残羹冷炙，杯盘狼藉，什么也没能留下。因此，我其实很愿意结束往昔的荒唐。2001年2月，我从欧洲返回中国，打算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洗心革面，过正常人的日子。
　　而就在那时，一个女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女人的时候，便被她的美丽给惊呆了。那是在去少林寺的路上，我往山上走，她往山下走，路很窄，我们擦肩而过。她身上弥漫着一种天然的女人的体香。她身材高挑，不施粉黛，目光沉静如水，几乎就在一刹那间，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她，对于我这样一个浪子来说，你不知道，这是一件多么稀罕的事。
　　当时，我就在山路上发起了呆，一点不加掩饰地凝神看着她的背影。她的第六感出奇地好，察觉到我在看她。她侧过脸，冷冷地看了我一下，然后就走了。她的背影在少林寺下的这条山路上越走越远，最后仿佛一阵轻烟，完全消散。
　　我之所以要去少林，完全因为在海外时看到的电影《少林寺》的缘故。自从60年代李小龙开创功夫电影之先河以来，70年代香港的功夫片、80年代大陆与香港合拍的《少林寺》，确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功夫乃至古典文化的魅力。尤其是《少林寺》，在国外也掀起了一轮旋风，巴黎甚至受其影响办起了“贝尔西武术大会”，据说如今已经搞了十六届了——或者甚至不止——我在巴黎居住的时间很长，深深为此感到自豪，因此，在国外时，我就多次暗下决心，一定要回大陆看看少林寺。这和去那些灯红酒绿的地方不同，我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夙愿，压根儿没有想过要在少林之行里遇到心仪的女人，然而，却偏偏就这么遇到了，而且是真正地爱上了她。
　　为了认识她，我创造了无数次“偶遇”，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和钱。
　　从少林寺归来三月后，我雇佣的私家侦探帮我查到了她的所有背景资料。她叫蒋芹芹，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英语系，热爱西方文学，特别喜欢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其次就是哈代，此外还有乔伊斯等英语作家。她如今在四川大学附属中学当初中英语教师。川大附中就在川大里面，于是，四个月后，我在她所在的城市——成都——买了一套住房。住房位于紧临川大南门的郭家桥，是一套150平方米的电梯公寓，成都房价不贵，每平方米就3000元人民币，所以这套跃层的大房子只花了我45万元。我想，不管我能否和她有较深入的关系，我都打算把这套房子在合适的时候作为礼品赠送给她——那时，我确实完全没有足够信心能拥有她，毕竟，她太冷淡了，我想送她房子，仅仅因为我查知她还没有自己的住房。
　　正是因为我的这种诚恳，当然还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比如，我可以和她谈论多丽丝·莱辛以及她的《金色笔记》——半年多前，也就2001年10月，她成了我的女朋友，并跟我一起去了欧洲。在欧洲先是四处游历了一圈，我和她还在日内瓦见了我的父亲，父亲对她很满意，一再督促我们早日完婚。我本来打算带她在我最喜欢的巴黎香榭丽舍住下，但是，芹芹却对法国毫无兴趣，她只对英国情有独钟，于是，我们决定在英国定居。我在伦敦帕玛街附近购置了一套住房，帕玛街是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道，以俱乐部众多出名，我想芹芹在这里或许会开心一些，她总是过于忧郁，我希望她能多一点笑容。另外，我们家族在英国萨默塞特郡以东、巴斯以南的乡间有一些房产。说来有趣，这一片地方，正好就是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哈代当年主要的生活区域，1840年6月2日，托玛斯·哈代就出生在多塞特郡，他父亲是建筑工程的小包工头，我家购置的一幢老别墅，据说就是当初哈代的父亲承包修建的。
　　这一带的田园风光十分美好，哈代的几乎所有小说，比如《苔丝》，比如《远离尘嚣》，写的都是这一带的事儿。因为哈代，也因为英国乡间的美丽景致，芹芹很喜欢到那乡间的别墅去，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陪着她到那里呼吸新鲜空气。
　　2002年1月的一天，我和芹芹在我们乡间房产附近的卡斯特桥遇到一个年轻的中国男人。他叫小雷，是来英国学“中国历史”专业的——我一眼就看得出他也是个混日子的人，学中国历史要到英国来，这不是开玩笑么，总之，我从第一眼起就不太喜欢他，何况我从小四海为家，从来不觉得在国外遇到个中国人有什么值得兴奋的，但芹芹不同，她是第一次出国，在异国碰到国人自然有些欣喜。几句话过后，发现那个小雷居然也是成都的，用四川话说，是“正儿八经的老乡”，这么一来，彼此更是热情起来，芹芹非要请他到别墅里坐坐。我心里不大乐意，但也不好拒绝。于是当晚小雷就来到我们乡间的家中做客。我想，这一切可能都是天意吧。
　　就在那天晚上，芹芹对小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原因很简单，当时小雷随身带着多丽丝·莱辛写的那本《金色笔记》。而那恰恰是芹芹最喜欢的书。
　　实话实说，我并非不学无术，恰恰相反，除了对经商毫无兴趣之外，我在各大学科涉猎颇广，比如莱辛写于1962年的这本书，我是读过的。这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相当复杂的作品，从形式上讲，在小说中插入大量的资料、时事、论文，甚至直接摘录了许多报纸上的文章进来，显得很不像是小说。从内容上讲，它具有多层结构和多重主题——从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反省到50年代中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幻灭；从当今世界的纠纷冲突到所谓的“性战争”；从挖掘集体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到关于人类未来的预言，可以说包罗万象。必须承认，我不大能读得懂其中的许多玄机，不过这不奇怪，《金色笔记》本来就非轻松读物，真正读懂的人，肯定没有几个，只不过多数人不像我这样坦然承认罢了。
　　而芹芹呢，我估计她或许是读懂了的，她是个女人，而且很女权主义，她或许比较能理解莱辛吧。至于那个小雷，打死我也不相信他读得懂，他不过是像我一样附庸风雅而已，并且比我虚伪，不肯承认。可是，芹芹却偏偏被这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小雷迷惑住了，那晚，他俩从莱辛的第一作品《青草在歌唱》一直说到最后的一部小说《黑暗前的夏天》，不时发出热烈的笑声，让我几乎插不上话。他俩还为莱辛连续数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却总由于种种原因未果而打抱不平。
　　为了不至于完全被排除在谈话之外，我想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于是就告诉他们我认识莱辛，一说出来，我就后悔了——本来，这个小雷，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早上我们一送客，他就从此走出了我和芹芹的世界，而现在，他和芹芹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我引见一下，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第二天，我们不得不留下了彼此详细的地址和电话。这个小雷，居然也住在伦敦帕玛街附近。
　　这么一来，回到伦敦后，无论如何，也算是朋友了。小雷经常约我们到帕玛街逛逛，我们住地一两里外便是驰名的咖啡馆聚集之地，知识分子们在那边读报纸，就政治或学理做生动有趣的讨论。再往西边走下去便是海德公园、皮卡狄利（伦敦有名的购物去处）、喷泉花园和干草市场（伦敦著名的剧院，全名为皇家干草市场剧院），女王剧院也在附近，总之，那一带是男女培养感情的好地方。我原本希望在这里使我和芹芹的感情更加茁壮地成长，没料到却为他人做了嫁衣。许多次，我不想与小雷一起散步，但一想到芹芹和他单独散步，我更加不放心，于是只好同行，弄得我反而像一个“第三人”。我心里憋闷极了，想要发作，却又不好丢了绅士风度。正在我左右为难时，不久后的一天，小雷突然告诉我们，他父亲的投资公司破产了，无法继续支持他在英国混下去，他必须走了。走之前，他希望能去拜访莱辛女士一次。芹芹也在旁边不满地嘟哝：“怎么搞的，说了这么久，现在都还没能安排我们见一见啊？”
　　世界上总有些东西是金钱不大使得上劲心的，比如见莱辛女士这种已经没必要考虑金钱问题的大牌作家。而我虽说与她通信多次，毕竟以前也没见过，所以安排一次会面并非易事。好在终于还是成功。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在2002年2月19日下午4点来到莱辛女士的家——伦敦北部西汉普斯泰德一幢典型的英国式住宅。按过门铃之后，应答器里很快传来一位老妇人的声音：“上来吧，我在楼上。”在二楼楼梯口，我们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女作家——身材矮小、有些发福、身着普通家居服的莱辛女士。她引我们进入客厅。这儿，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只有显得有些破旧的沙发和扶手椅，到处都是书，一堆一堆的书。一只黑猫正躺在地毯上犯懒，看到有客人来，它只是睁开眼瞧了一下。莱辛女士对我们说：“这是一只怪猫，它有过痛苦的经历，它非常不愿洗澡，连我给它洗澡也不干……”那次，我们拉拉杂杂地谈了好一阵子。莱辛女士的如下一些话给了我强烈印象：
　　莱辛语录
　　“我不认为小说将被任何东西所取代，我从来都不为小说的未来担忧，我认为，事情永远都会是这样，总有一部分人会对文学感兴趣，尽管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喜欢。而且文学本身也有不同种类，一些所谓高品位的和一些大众文学。”
　　“小说创作的手法是在变化的，实际上总在变化。在过去的20年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南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另外科幻小说、太空小说都十分活跃。还有不同种类的黑人小说、妇女小说……我毫不怀疑，小说一定会经久不衰。要知道，小说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不墨守成规，它有多种多样的变化形式，有极强的适应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创作。我认为，小说现在正处于新闻写作的边缘，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发展趋势，它更加趋向事实。这也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创作。”
　　“我认为，在《尤利西斯》中，有十分清晰的故事主线。我不明白为什么许多读者觉得它难懂。我认为它是一本十分清楚明了的小说。吴尔夫的《到灯塔去》也是一样，有一个非常清晰明了的故事在里面，只是创作手法不同而已。《达罗卫夫人》也是这样。我认为，如果一本小说没有故事就不可能持久。故事的大致框架是一直在我们头脑里面的，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是如何将它叙述出来。我写的《金色笔记》也同样是一本非传统的小说，但它也讲了一个故事。”
　　“作家的想象力和观察力又是另一个问题。许多作家都在童年时期经历过紧张，有过压力。小孩子在困境中学会了观察，比如说，他们要观察父母的脸色，观察周围人的神色等等。这种观察能力就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许多作家都是在他们童年时就获得了观察的能力。我经常感到吃惊：为什么许多人会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像是生活在剧院里，我们周围发生的故事就像是在剧院里的戏剧一样。”
　　“我知道法国人对现代主义尤其感兴趣。他们认为我们非常好笑，因为我们太一本正经了。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非此即彼，其实二者完全可以并存。我也知道大学里面那些搞文学评论的人需要一些概念，还需要把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进行比较。我经常想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用，这样并不利于增进对任何一个作家的理解。我知道，在学校里他们是这样教你的，但这没有用。比如把福斯特与乔伊斯相比有什么用呢？这样既没有帮助你理解福斯特，也没有帮助你理解乔伊斯。要理解一个作家只有去读他的作品，而且是不要带着僵化的概念去读。因为作家本人在创作的时候头脑里并没有这些概念，我们只想讲一个故事，我们只想以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像我写的《南船星系中的老人星座档案》系列小说就不是现实主义作品。如果你要写的书讲述的是百万年的故事，你就不会这样写：'弗雷德8点起床，喝了一杯茶，然后去办公室了。'这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俄罗斯小说开头总是这样的：'在某某省某某镇，1889年10月一个潮湿的午后，一个年轻人……'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小说就是这样开头的。如果你写的小说要讲述持续百万年的故事，你就不会这样开头，肯定是这样的。”
　　我清晰地记得，当莱辛说到这里时，芹芹突然对着小雷笑了一下，我听到她用中文对小雷说：“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就相信你将会是个好作家，没有理由，只是直觉——你要记住，我现在恳求你，你以后也要写这么一篇小说，是关于我的，也是关于少林寺的，不过你的开头不要从少林寺开始，要像莱辛今天讲的这样，要是很自然的开头，又是别人都想不到的开头。”莱辛女士好奇地问我：“他们在说什么？”芹芹淡淡地笑了一下，用英语对莱辛女士说：“我在交代我的后事。”当时我们在座的人都笑起来，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此后，小雷和芹芹又分别问了莱辛女士一些纯粹写作技术上的问题，因为过于枯燥乏味，我实在懒得再听，就先行告辞了，离开莱辛女士家后，我在海德公园转了好一阵子，天黑之后，我回到家中，但家里没人。我给莱辛女士打了电话，她说，和你一起来的那两位客人已经离开好久了。
　　他们能去哪里呢？我狐疑地东走西逛，走着走着，下意识地走到了小雷寓所门口。门紧关着，窗户也紧闭着，没有一丝灯光，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仿佛里面没人。我突然有一个强烈的预感，就是里面一定有人，而且就是小雷和芹芹，这个预感如此真切，以至于我因此丧失了敲门的勇气。我于是就躲在门外很近的一棵粗大的法国梧桐背后，一边看表，一边等待验证某个结果。我知道我这样做很不可思议，但我当时就是着了魔一般这样做了。一个小时零十三分钟过去了，门一直纹丝不动，莫非是我多疑了？就在我自己开始怀疑自己、打算离去的时候，突然，门开了，我看到芹芹低着头走了出来。路灯清冷地从半开的门缝射进去，我看到门边小雷的脸异常的苍白。
　　当时，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当了半辈子花花公子，对于男女之事，我早已不在乎了，何况他们不见得就一定给我戴了绿帽子——我之所以难受，是觉得那晚的事情太蹊跷了，我预感一定会有什么无法预测和把握的事情发生。我的预感从来都是很准的。
　　那天我去酒吧坐了很久才回家，芹芹已经睡了，我发现我依然是很爱她的，因为我依然不忍心打搅她的睡眠。我轻手轻脚地爬上床，悄悄钻到我自己的被窝里去，她就在我身侧，均匀地呼吸着，星光照进来，她的脸像天使的面庞，纯净无瑕。我想我一定是多心了，心里一下子安稳了，什么也不再想，闭上眼睛，等待瞌睡虫来召唤我。夜很深了，一片宁静，似乎可以听到泰晤士河的水声，正当我就要在那依稀的水声中睡去时，我突然听到芹芹异常清晰的声音——“你不是一直问我随身携带的那个小箱子里是什么吗？其实没什么，就是我从小学起每天记的日记，从来没有间断过的，我今天把它都给小雷了，我请他写一个叫做《少林寺》的小说。对了，他过几天就要飞回去，我们去送他吗？”
　　我说，“送送也可以吧”，但芹芹却不再回话，我睁开眼看去，依然是那迷离的星光，依然是那天使般纯净的面庞，依然是那均匀的呼吸——她仿佛根本没有醒来，没有说过话，甚至连梦话也没有说过。
　　后来，我们没有去送小雷。我没有主动提这事，芹芹也没提，我越来越觉得那晚我是在幻听。小雷回国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音讯了，仿佛他从来就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出现过。渐渐地，我就把这些都淡忘了。又过了半个月，2002年3月初的时候。我陪芹芹去苏格兰旅游，英国属于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候，虽然罕有极热或极冷的天气，但天气相当多变，且无法预测，一年四季都可能下雨。我们在北部城市爱丁堡郊外游逛时，遇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由于是在远郊的旷野上，我们被淋了个落汤鸡。回到饭店，我发现芹芹额头很烫，显然是发烧了。我决定亲自去请爱丁堡最好的大夫史密斯，当我带着史密斯回到饭店我们的房间时，门紧闭着，我再次感到一种类似的强烈预感。我的心脏剧烈地跳起来，我用颤抖的手打开了房门。
　　屋里没有一点气息。但并不是漆黑的一片——床头的橘黄色台灯亮着，光线被调到了最小，淡淡的光晕，温馨却又冷漠。我们的房间很大，台灯只照亮着很小的一团空间，其他地方则是很深的灰色，仿佛有什么蹲在暗处，屏息静气……台灯底座下压着一张洁白的纸，上面有简单的一行字，“老葵，麻烦你在接到小雷的《少林寺》稿件之后，想办法把它出版了。另外，郭家桥的那套房子，我希望能转送给廉泊。”我把这张纸慢慢在手心里卷起来，直到卷成紧紧的一团，纸变硬了，有些棱角，硌着我的掌心，有些疼。我体会到一种很平静的心痛的感觉在心底里慢慢弥漫开来，我浪荡一生，终于真心爱上一个女人，而她却只给我留下这么一张纸和几个字。她什么也没要我的，比如我的房子，我的钱，我的爱情……但是，她也什么都不给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啊，如此的冷酷。此刻，她紧闭着眼睛，睫毛依然那么密，那么长，她的乌黑的头发依然那么细密，她的细腻的皮肤依然那么白，白得看得见皮肤下的血管。她的血管里还有血吗？或许已经没有了吧，那些血都从她手腕的横截面里流出去了，我看得出它们流动的轨迹，肯定是顺着手的弧度，沿着手心的纹路抵达手指的尖端，而后在指甲的末稍离开她的身体，像雨滴一样落在地毯上，地毯上因此盛开出一朵鲜红的花，像是我们中国的牡丹。
　　史密斯医生已经职业化地将厚厚的窗帘拉开了，我抬起头，看看窗外，苏格兰的雨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
　　3月后，也就是2002年6月10日，我接到了小雷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里是小说《少林寺》的全本。我用一个通宵读完了这部小说。我发现这部小说其实是由相互交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