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乙丙丁-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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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东不停地说着，这些的话好象根本就不需要经过脑子，而是直接是从舌尖牙缝里冒出来的。同时，他也在想象着电话那头格子的样子，紧咬着下嘴唇，清秀的脸庞红一阵白一阵。他想起了第一次见格子，后者清清爽爽略显羞涩的样子让他心一动。多看了格子两眼，格子的脸竟然就红了。
　　“说得好！”
　　小东慌忙转身去找声音的来源。整个天桥上，只有自己和那个脏兮兮的流浪汉。他又四下看了一遍。
　　“别找了。”流浪汉朝小东很有风度地摆了一下手，眼睛却看着别处，好象他说话和摆手的是两个不同的对象，“是我。说得好，继续说。”
　　小东不由认真地看了他两眼，发现这家伙竟然一脸的踌躇满志，似乎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正等着他去办，也只有他能办成，而他喝完瓶中的那点酒就要去了。一个踌躇满志的流浪汉在深夜喝着酒对你说，说得好，继续说。妈的，这算怎么回事。
　　小东停了下来，他突然就觉得无聊极了。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小东往天桥另一端走去，“在家呆了两天，没说过一句话，今天突然有人主动来和我说话，我高兴糊涂了。”
　　“没什么的。”
　　“这个电话号码是新的？”
　　“是。”
　　“这一段过得好吗？”
　　“还那样，老样子，每天上下班，回家睡觉。”
　　“和费珂有联系吗？”
　　“没有，再没有。”
　　“其实，她还是个不错的女孩，你说得对，对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人，是没有权利多加评说的。”
　　格子没接茬。小东顺着天桥的台阶往下走。一个和他一样在打电话的中年男人从下往上来，不一样的是，那家伙是一步两个台阶跳着上来的，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嘴里还非常快活地埋怨着，哎呀，你怎么不早说，怎么不早说呀。小东已经尽量靠边了，可那个家伙有意无意地还是和小东擦了一下肩，并且眨了下眼睛。
　　“你他妈想干什么？”小东冲着那个男人吼了起来。
　　“没，没想干什么。”格子惊恐不安地回答道。
　　“哦，不是和你说，在路上走着，被人碰了一下。还没问，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没事，没事，只是打个电话，好久不联系了。”
　　“是呀，好久不联系了。”
　　格子那头又没了声音。
　　“没什么好说的了？那就挂电话吧。等等，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还能做朋友吗？”小东问得十分犹豫。
　　“我想——，应该能吧。”格子的回答就更犹豫了。
　　2
　　挂了电话，格子把电话旁的台灯关了，在黑暗里坐着。和小东的交往，似乎自始至终有着一种他自身想抗拒又抗拒不了的力量在起着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小东和费珂是一类人，都是那种有力量的人。格子喜欢有力量的人。
　　刚才小东问他还能不能做朋友，格子想了想，觉得无论是小东，还是费珂，对他来说，哪怕已经没有关系，也没有一点联系，在心里他依旧会常常牵挂他们的，不是想不想去牵挂的问题，而是不由自主就会去惦记。
　　此刻费珂会在做什么呢？今夜既然已经和一个久不联系的人联系了，那么干脆也给费珂打一个吧。房间里黑乎乎的，格子起身，走到窗口，拉开窗帘，把头探出窗外，仿佛是想让夜风吹走自己的这一想法。
　　电话通了以后久久也没有人接，格子正在犹豫是不是挂了，费珂的声音传了过来。
　　“是不是已经睡下了？对不起，没想到你这么早睡，我还想着以前你总是要磨蹭到三四点的。”
　　“是睡下了，但没睡着，正在和自己斗争是不是起来再干会儿活。
　　“还好吗？”
　　“想听实话？”
　　“是。”
　　“不好。”
　　“我过来看看你吧。”格子忽然有些冲动。
　　“现在？”
　　“对。好久不见了，就聊会儿天，等你想睡了，我就走。”
　　“你等一下，让我点根烟。”
　　电话里传来了很轻的走路的声音，格子想费珂应该是穿着那双淡黄色的软底拖鞋。然后是打火机打火的声音，费珂深深地吸了一口。格子在电话这头悉心体会着，他感觉费珂的那口烟一定吸得很香，很舒坦。
　　“算了，太晚了，都已经躺下了，就在电话里聊会儿吧。你今天给我打电话，说实话，我挺意外的。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和我联系了。上一次的事情以后，我一直想和你道个歉。”
　　“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说了吧。”
　　“好。”
　　“是穿着那双鞋面上有只蝴蝶结的拖鞋吗？”
　　“对呀，怎么想起问这个？”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哦，你最近怎么样？”
　　“还那样，正常上下班，只是现在已经不再请假了。”说着格子笑了起来，“我们部门的经理昨天从我身边经过时，突然就停了下来，问我，‘你这个月怎么没请假呀。’”
　　费珂也笑了，但笑得很勉强。格子仿佛看见了她那弯弯的眉眼。
　　“以前我总认为我们是不会真的分开的，如果分开，我大概会因为受不了而去死的。我难以想象没有你的日子，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是我真实的想法。你信吗？”
　　“信。”
　　“所以我干了很多傻事，以为那样就能留住你。这一个多月，我想了很多，我觉得一对男女，当他们还没‘好’的时候，他们是在为‘好’做着努力，他们迎面在往那个‘好’的点上跑，他们之间有着一根像橡皮筋那样有弹性的情感线在绷着。一旦‘好’了，其实也就到了两个人交往的最高峰。再往后，他们就转身往两个相反的方向跑了，当然那根线还在，但俩人越跑离得越远，线也就绷得越紧，直到终于有一天，线断了。所以说，从真正‘好’的那天起，其实他们已经开始‘不好’了。”
　　格子说得有点激动。他已经说完了，但觉得还意犹未尽。
　　“你怎么不说话？”格子问。
　　“在听你说。”
　　“问你个问题，行吗？”
　　“问吧。”
　　3
　　“我们还是朋友吗？我的意思是那种有事没事常联系的朋友。”
　　“当然。”费珂回答得异常地干脆。
　　互道了晚安后，费珂慢慢把话筒放回话机。曾经很多次，格子刚和她通完半天的电话，放下电话又冲了过来。过来无非是再见一面，或者吵一架，然后他就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了。但是今天不会了。以后也不会了。永远都不会了。这样浓烈、纯粹、矛盾、绝望、不顾一切的爱和狠，再也不会有了。
　　费珂又点了一根烟。这根烟纯属习惯，她抽了一口，又把它掐了。
　　和格子谈了那么多次分手，分手，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费珂想，可能还是源于自己内心深处对爱的不满足，是在借分手调整和期待着新的爱的强度。所谓强度其中也包含着一种互相的折磨，类似于荡秋千，把这种关系先降到谷底，再借着反作用力弹到一个新的令她心跳的高度。
　　也许，我从来没爱过谁，我爱的只是那种恋爱的状态，那种被娇惯被纵容的感觉。此想法一冒出来，费珂自己都感到吃惊，她想立即就此反驳几句，不应该是那样的，怎么能那样呢。可想了半天，硬是想不出话来。
　　电话旁放着穆树林的名片，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给她的那张。白底黑字，十分简单。这一个多月来，费珂无数次地拨过穆树林的手机，每次都是一个女声的录音：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明明知道这个电话再也打不通了，可她还是一遍一遍地拨着，哪怕仅仅是摁摁那一串熟悉的数字，也是和木头的一种联系。这11个数字所能穿透和抵达的，对眼下的费珂来说太重要了。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本来我已经睡下了，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又得重新培养睡意了。对了，我还没告诉你，我把头发剪了。我知道你喜欢我留长头发的，但是天就要热起来了，这样会凉快一些。夏天就要来了，我们还没一起过过夏天，我记得你说你游泳游得好极了，真想看看你游泳的样子。好了，晚安。”
　　费珂拿起名片，75036978，是穆树林家的电话。费珂不安地在房间里走动了起来，烟雾再一次在四周弥漫开来。当一个女人懵懵懂懂的声音传过来的时候，费珂轻轻地把电话挂断了。
　　4
　　叶郑蓉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小闹钟，12点20，她刚迷迷糊糊睡着。睡眠就像是一只小船在河面上起伏飘荡着，有个男人站在不远处的岸边指着叶郑蓉问：我给你打了那么多次电话，你为什么不接？那个男人面容模糊，可声音是她熟悉的。她努力想看清他的脸，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叶郑蓉连着“喂”了两声，对方却一点声音也没有，过了一会儿，听筒里传来很轻微的“咔哒”声。肯定不是打错的，叶郑蓉想，否则没必要那么小心翼翼地挂断。但会是谁呢？
　　2003/9/27
　　戴来访谈集
　　《读书时报》访谈
　　《读书时报》2003年10月29日
　　本期作家：戴来
　　童仝：你的《练习生活练习爱》出版之后，曾经引起了读者的好评，你对这部作品满意吗？
　　戴来：现在回过头去看，写到后三分之一处有点急，显得仓促。
　　童仝：感觉你是一个特别会写作，而且特别会起名字的作家，像《别敲我的门，我不在》、《我们都是有病的人》、《练习生活练习爱》等等，都特别好听。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经常要先起好一个名字，感觉如果这个名字起不好，自己就写不好一样。你是先起名字？还是写好后再起？
　　戴来：我的小说题目基本都是写完了才回过头去起的。
　　我的写作经常是由一个念头开始的，在过程中，这篇小说会有多种走向和可能性，我今天坐下来写和明天坐下来写可能写出来的故事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结局，没有更好或更坏。我不愿意想得很明白了才去写，我的写作过程有时候是个比较混沌的过程，也正是多种可能性让我体会到了更多的写作的乐趣。
　　童仝：你觉得生活的环境会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戴来：一个相对安静稳定的生活环境会让我有一个相对好的生活和写作的心态，五颜六色纷繁杂乱的生活对一个写作者是有杀伤力的。
　　童仝：我曾经在《当代小说》读过你的许多小说，但这二年感觉你写长篇好像多了一些？你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戴来：这两年我的所谓的长篇是写得多了点，我自己也觉得不好。去年一年，因为各种原因，我几乎没好好写东西。今年上半年我写了四个短篇和一个去年没写完的小长篇，分别发在6期的《人民文学》、5期的《芙蓉》和10期的《山花》，那个叫《甲乙丙丁》的小长篇发《收获》的“秋冬卷”，接下来还是想踏踏实实写点短篇。
　　童仝：每个人小时候的理想和长大后总会有些不同，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你所经历的一切与你的创作有没有关系？
　　戴来：我小时候的理想其实是我爸爸的理想，当一个体面的医生，走到哪儿都很吃香，永远不会失业，而且年龄越大越唬人。我曾经很羡慕过老师，拿着教鞭，想威严时就威严，想亲切时就亲切，反正从来没想过当作家。
　　经历对写作肯定是有意义的，它会直接和间接地渗透进你的作品里。
　　童仝：你还会不停的写下去吗？你的写作有没有年龄和时代的限制？一个作家总要不断地尝试新的事物，你以后的状态会不会有所改变，比如写写农村题材？
　　戴来：应该会写下去的，否则还能干嘛呢，想不出来还有更好玩的事。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生活阅历对人生的感受会不同，对写作来说不是坏事。至于时代，我想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剔除了其时代背景后依然有生命力的，这不是个问题。
　　我喜欢尝试新的、对我已有的写作经验有一定挑战性的写作，那会让我觉得意思，也多少让我的写作变得有点意义。我想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写那种写起来也许很顺手但已全无新意的东西，其实是最没意思的一件事。但农村题材估计我不会写，完全没有那样的生活，是我经验和我想象之外的。
　　童仝：上过你的网页，看到有不少网友对你留言，你平时上网吗？你觉得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区别及意义有哪些？
　　戴来：网络是我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用于上网的时间不比写作的时间少。我上网基本就四件事，看新闻、玩游戏、捣鼓软件和收发伊妹儿。其中捣鼓软件是我最乐意干的事，那里面的乐趣真是无穷无尽。
　　网络文学我没怎么接触过，但真有不错的东西，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更自由更随性。
　　童仝：你是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不知对于一见钟情这样的事情你会不会相信？能谈谈你心中优秀的女性是什么样子吗？
　　戴来：我相信有一见钟情这样的事，尽管我没碰上过。但我想真正浪漫的事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钟情之后的事，也就是说你会为了这一见钟情而去做什么。
　　这最后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觉得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不好回答，也许让男性来回答更合适。
　　答《杭州杂志》编辑问
　　（1）过去的一年对你而言，应该说是比较丰收了。不仅连续推出了三部长篇小说：《鼻子挺挺》、《练习生活练习爱》和《爱上朋友的女友》，而且还从王蒙手里拿到了“春天文学奖”。不过，你似乎说过，在今年会多写一点中短篇，感觉还是短小说更有成就感。刚刚读过由中国小说学会主编同时也出版不久的《2002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序中指出由于在本质上是对文本的一种有效控制，短篇小说必须要让它的每一个叙事片断负载起最大的审美信息，另外，短篇小说对语言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这些就使得短篇小说创作对作家最具挑战性。不知道你的成就感是否来源于这种挑战性？
　　答：去年出了三部长篇，其实都是前一年写成的，也就是说前年的成果，在去年收获了。去年因为种种原因，写得不是很多，一直在写的一部长篇，总也续续断断；倒是今年写了几个短篇，《人民文学》、《山花》都在陆续刊出。
　　在小说的长、中、短三种体式里，我最喜欢写的还是短篇。我喜欢短篇的节奏，它要在有限的篇幅和节制的语言里，表达有意思的感觉和有情趣的意绪，这对我很有吸引力。如果说这是一种挑战的话，我喜欢这种挑战。
　　（2）女作者居多，而且相比较男作者，质量也居上——这似乎成了70后作家群的一个特点。去年的春天文学奖，得奖的你是女性，获提名的陆离（70年代作家）、龙女也是女性。而在今年南方某报业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2002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的获得者盛可以（70年代作家）也无外乎是一个MM。很多文艺批评家因此将21世纪命名为她世纪，虽然有炒作之嫌，但也言之不虚。你如何评价在本世纪刚开始时70年代女性写作这一显得比较“疯狂”的现象？作为70后生人，你又是怎样看待同时代男作家在写作阵地上的“失守”？
　　答：女作家在年轻一代里越来越多，确实是一个事实。我想这可能跟写作这种个体性的劳作更适合于钟情于文学的女性有关。对女性写作如何评价，不是我该做和能做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女性写作好象说不上有“疯狂”的迹象，男性作家也没有因此而“失守”。今年的第二届“春天奖”的获得者李修文，就是七十年代中很不错的男性作家，还有一些人我们可能并不了解，还有一些人可能正在涌现中。
　　（3）对70后写作我们应该持有赞赏的姿态，然而我们似乎也应该注意到，像你，以及写作ing的陆离、金仁顺、魏微、朱文颖依旧处在大众视线之外，多是为评论界和圈内人士所熟知。而被媒体炒作出来的卫慧、棉棉等人目前更是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你还说过，自己本身的风格也没怎么成形——给人一种“仍在发育”的感觉。刚做过一个80后的专题，这群小鬼们雄心勃勃地想扫灭70年代作家给他们留下的“阴影”。在60年代作家中，像王安忆、铁凝这样实力派作家也是老而弥坚。在这样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70后作家群如何能突围而出？在你眼里，他们是否具有了对抗或者领跑的实力？
　　答：我认为作家应该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我正在向这样的一个方向在努力。目前只能说越写感觉越不错，知道怎么写才好。一个作家一旦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文坛也就有了自己的位置。就不同代别的作家来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优长，谁也代替不了谁。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十年代人代替不了五十年代人，七十年代人代替不了六十年代人，八十年代人也代替不了七十年代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尽可能地做好，在写作的演练中不断地取长补短，形成并强化自己的特点。我不想“对抗”谁，也不想“领跑”。其实，我一向赞成各写的各的，争地盘或者争地位其实挺没劲的。
　　（4）现在具体地来说你的小说。在男人的印象里，女人是很感性的。但你却似乎很理性，理性得不像女人。评论家李敬泽就说，你很残酷，但不是恶毒的残酷，而是冷静、精确。而你在一次访谈中似乎也提到，对你来说，写诗像喝酒，人会处于一种很有激情的状态，写小说就像抽烟，整个状态是冷静的，理智的。另外，虽然你是个女人，但你在作品中给主人公安插的多是些男人的角色。不过在70后作家写作中，一些女性作家却喜欢张扬自己性别的优势，作品中大多带有半自传体的影子，以迎合读者对女性的“窥视”。但你为什么会选择在创作时使自己像70后女性（作家）中的一个“异类”呢？而“我”在作品中被取消，让人看不到你个人的影子，是不是造成了你没有卫慧等人大红大紫的一个根本原因？
　　答：我的小说里会有一些我生活的心得和经验性的东西在里面，但也就仅此而已。因为对我来说，写作是写作，生活是生活，它们不应该混为一谈。把这两者分开有利于我更好地写作，同时也有一个好的心态去生活。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经验。
　　说到“大红大紫”，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每部作品都是有它自己的命运的，它的命运可能和作者的性格、为人处世有关。反正是这样，该你红的时候，你不想红都不行，不该你红的时候，你再上窜下跳也没用，所以干脆想也别去想，不期待也就不失望。
　　（5）不过用“残酷”的本意来修饰你，我想也差不多能行得通。就像在你的笔下，很多男人都成了倒霉蛋。如《练习生活练习爱》里的男模特马力，一心只爱自己的妹妹，结果妹妹因他出车祸而高位截瘫，最后他带着妹妹四处流浪；而在《鼻子挺挺》中，上一代人沉重的浪漫爱情，在下一代人那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似乎就是你“眼中”的生活。而生活在众多的六七十年代作家看来，却是琐屑的是肉欲的是不崇高的甚至有时还是晦涩的，那么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眼中”的生活——是残酷吗？
　　答：生活在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景象。在我看来，它经常是严酷的，甚至是残酷的。很多时候，你以为你在把握着生活，其实生活一直在掌控着你，面对我们无从把握的生活，我们只能不断地“练习”生活，修炼自己。
　　（6）你现居河南是吗？不过，你应该算得上是苏州人——在苏州你待了差不多21年。不知你的“残酷”（一笑）是不是苏州的阴翳给你打下的烙印。然而，一个城市给人的却不尽相同。苏州赋予你的或许是“残酷”，而给另一位苏州作家朱文颖的却是“杀气”——一种不张扬、不显山露水的对抗。当然，给同样是苏州作家的荆歌却是以“琐碎”、“水性”。你又是如何看待同在文坛上的这两位苏州老乡？另外，是不是由于都市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得六七十年代作家将笔头从乡村转移城市，而面向城市写作的？你如何评价“都市”在六七十年代作家创作所占的分量？
　　答：我在苏州生活了二十一年，在那儿度过了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通常是这样，当你生活在其中时，可能会忽略你所生活的这个地方。我对苏州的感觉是我离开苏州后在北方城市生活了很久后才变得真切生动起来的。苏州整体的风格是阴柔的，细腻的，也是大多数在苏州生活过的作家写作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荆歌和朱文颖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在创作上比较勤奋，也各有特点，因而都还会有大的发展。
　　我觉得写作上没有简单的从哪儿向哪儿“转移”的事，我写都市，是由各种条件所决定的，目前也只适合写都市。六十、七十年代作家写“都市”，也大都因为他们是天然的“都市”人。也许从他们开始，中国一向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