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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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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
哲宗即位,任过尚书左仆射。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想参与政治,而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资治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主编的巨著——《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花了19年的时间,才编成这部巨著,据说,他们摘引的资料和底稿,堆满了两大间房子。书未完成,分工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由于积劳成疾死了。分工撰写两汉部分的刘攽,这时已经62岁了。分工撰写隋唐五代部分的范祖禹,这时虽年仅43岁,也显得未老先衰了。司马光此时也65岁了,由于操劳过度,双鬓霜白,牙齿脱落,用他的话说:“我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部书上了。”这年12月,司马光不顾寒冬腊月,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用车马载着,他和刘攽、范祖禹等人亲自押送,从西京洛阳出发,日夜兼程,送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献《资治通鉴》。神宗加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司马光因编纂此书,损害了健康,此书问世时,他已逝世1个多月了。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历年图序》),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同上),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史学方面,从《汉书》到沈约的《宋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记载。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宋代的王应麟、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都有赞语。
钱大昕在《跋宋史新编》中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这是符合《通鉴》实际情况的。
《通鉴》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由于司马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其立场与观点大有问题。它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另外,在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洪迈《容斋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如年号问题,在封建社会,一年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年号,司马光只采用后一个年号,而其他年号一概不提,这就使读者对在这之前的年号无从知晓,给阅读带来不方便。
这里还要提一下《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目录》30卷,仿《史记》年表的体例,纪年于上,列《通鉴》卷数于下;《考异》30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这两书虽不能与《资治通鉴》相比,但它们互相配合,这样使《资治通鉴》的体例更为完备,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五十四:《通鉴纪事本末》
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
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情。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一种版本。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划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
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例如,对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黄巾之乱”);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往往用“讨”、“平”一类的字样。
《通鉴纪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张溥(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复社领袖)曾就《通鉴纪事本末》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后。这两种版本,一种有论,一种无论,还是容易区分的。
在袁枢的影响下,明、清两代许多学者仿照他的体例编纂了不少纪事本末体史书。例如:《绎史》、《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五十五:《通志》
“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
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属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存历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到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为后人所注意的,有郑樵作的《通志》与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以上三书被合称为“三通”。“三通”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流分明,检索方便,所以深受后人欢迎。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迁,也不如班固。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
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同”起来,所谓“会同”,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他说:“黄巾赤眉,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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