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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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五十六：《文献通考》
　　“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文献通考》，是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被迫辞职，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廷鸾曾任史官，家中极富藏书。马端临随其父家居，读书颇广。父亲去世后，他曾短期间内出任慈湖书院、柯山书院院长、教授及台州路学教授等学职，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家乡隐居著书。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端临在其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李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
　　《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门，348卷。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本书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马端临是古代进步的史学家之一，他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考》与《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旧史书的粗略总和，《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
　　马氏著此《通考》，在《自序》中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这就形成了这部书的消极面，虽有同情人民之处，但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又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部门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廖廖；又如《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因此，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
　　《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行的刻本为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
　　五十七：《宋史》
　　“天水一朝的辉煌”
　　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便是《宋史》，总共有496卷，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字数多达500多万。但是同时它也是二十四史中问题最多，后人已经或者想要重修者最多的正史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意识便十分强烈，不但有着完善的史学机构记载本朝的历史，而且每一朝一代都为先朝修史。元朝虽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一传统也继承下来了。诚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临安攻克后，负责留守事宜的董文炳对前来招收儒士的李槃、王构所说的“国可败，而史不可灭。”（《元史》卷156）基于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国史院，南宋灭亡后，又在已下诏修辽、金二史的基础上，下令纂修《宋史》。但因元初局势初定，无暇顾及修史之事，《宋史》也就没有实际着手修撰；世祖以后数朝也曾多次下令纂修三史，也迁延未就。其原因何在呢？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经筵检讨官危素在写给中书右丞贺惟一（太平）的信中说：三史迁延未修，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三史纂修时，究竟以辽、金、宋哪一朝为正统问题的长期争论；二是本朝攻取金朝、宋朝有所避讳；三是经费问题；四是缺乏良好的修史人材。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朝野上下在正统问题上长期争论不决，形成僵局。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统王朝，若以宋为正统，在史书中以宋为本纪，辽金为载记，则失去了少数民族的立场；若以辽金为北史，宋分写宋史和南宋史，则又引起有着传统华夷观念的汉族文官和知识分子的抗争。到了元顺帝时，在贺惟一、巙巙等人的一再建议下，才最后下定决心纂修三史。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而这一次之所以成功，除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脱脱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庚申外史》卷上记载：“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脱脱的这一裁决虽然专制，但是它既为三史的纂修成功创造了条件，而且也彻底打破了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传统修史观念。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于是自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正式纂修三史，五年（1345年）十月，《宋史》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因脱脱已于至正四年五月（1344年）辞职，因而《宋史》是由继任的中书右丞相阿鲁图呈给顺帝的。参与修纂《宋史》的人之中，阿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因素不识汉字，因而所起作用不大；主要撰修者除上述揭傒斯等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
　　《宋史》修撰的时间是相当仓促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修成后对它的批评也极多，概括地说，其主要问题是：第一，篇帙庞大，内容繁芜；第二，对一些人物、事件的评价是非失当之处比比皆是；第三，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考证等方面相当粗糙；第四、事实记载详北宋而略南宋，详南宋前期而略后期，因而轻重失当；至于史实的疏漏、前后矛盾等则更为常见了。因此易代之后，就有人开始改订，重修《宋史》，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
　　出现了不少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删繁就简的；有重点改进正统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有：明代五洙《宋史质》100卷；柯维祺《宋史新编》200卷；王惟俭《宋史记》250卷。清代陈黄中《宋史稿》219卷、陆心源《宋史翼》40卷，等等。这一风气还影响了我们的邻国，朝鲜的李算也编了一部148卷的《宋史筌》。
　　这些改订之作，虽然也改进了《宋史》的某些缺点，然而没有哪一部能够取代《宋史》，甚至不能像欧阳修重新撰写《新唐书》那样，即虽不能取代，但也可与《旧唐书》并行于世。其原因何在呢？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又得从《宋史》的史料价值方面加以考察。
　　宋代史学相当发达，史家辈出、著述宏富，官府的修史制度及机构也相当完善。官府所修有关本朝的史书有会要、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所谓会要便是分类集中记载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兴废；所谓起居注、时政记便是按年、月、日记载皇帝的生活起居及君臣商讨军国大事的情况；此外还有根据起居注、时政记修成的日历，根据日历和其他行状碑铭编年的实录以及博采众书修成的国史。其中会要属于政书体裁，国史是纪传体史书；其余基本上都是编年体史书。这些史书在南宋灭亡时，多数被元政府完整地接受下来了，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的野史、笔记、文集等。《宋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那么，它主要依据哪一类的宋代史料呢？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宋史》中的15种志及列传基本来自宋国史的志及列传；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国史为主干的（宋国史无表）。这些史书至今大都已经散佚，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详略各不相同，因而《宋史》的史料价值是相当高的。加上在记载宋代历史各种文献中，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广泛而丰富，因而，要一般性地了解宋代历史便不可能离开《宋史》了；众多的修改之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也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了。
　　《宋史》修成以后，即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以后明代、清代及民国时期均有刻本。现在通行的是中华书局于1977年出版的标点、校勘的版本。本书吸收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校勘、研究成果，是目前最好的版本，极便阅读、应用。
　　宋代文治、武功略逊汉唐，然经济的发达、文化的昌明、思想的繁荣则远超汉唐，近代大史学家陈寅恪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天水一朝。而要了解这一光辉灿烂的时代，《宋史》将是一部很好的入门参考书。
　　五十八：《辽史》
　　穹庐里的春秋
　　《辽史》也是元代官修的一部纪传体正史，全书共116卷，计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另附《国语解》1卷，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辽代（907…1125年）的历史事实。
　　与《宋史》一样，《辽史》也是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
　　四月开始纂修的，但《辽史》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在至正四年三月（1344年）便完成了。要想修成一代之典籍，无论如何，一年时间是不够的，因而《辽史》完成之后，即成了二十四史中缺陷最为明显的正史之一。这一点既与如上所述的《辽史》纂修时间短促，元代史官不能仔细整理、考订有关；也与旷时日久、与辽有关的文献散佚太多有关系。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开国于公元907年，1125年为金所灭，共历218年。辽朝时，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国的制度，设立有国史馆，修纂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但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经散佚。元后期修《辽史》依据的主要是辽、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资料。原始文献主要只有以下几种：一、辽耶律俨的《辽实录》70卷。二、金陈大任的《辽史》。金灭辽之后，曾两次下令纂修《辽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萧永琪最后完成的《辽史》75卷，但未刊行；一次是在章宗时期，因为皇帝的重视和支持，这次修《辽史》颇花了些功夫，时间长达17年之久，参加的史官除陈大任之外，还有党怀英、郝俣，移刺益、赵沨等十余人，最后由陈大任完成。后人一般称此书为陈大任《辽史》。不过此书亦未正式刊行。三、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状元，时任元朝翰林学承旨的王鄂，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修辽、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因军事繁忙，时局未稳，没能实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议修辽、金二史，时元翰林国史院也建立起来，但这一次也未见诸行动。以后仁宗延祐、文宗天历曾多次诏修辽、宋、金三史，都因正统问题的争论未决，义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总裁官是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太平）、张世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等4人分别执笔撰写而成。与金章宗时修《辽史》不一样，元代在组织撰写、成书，特别神速。从至正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只用了11个月时间。
　　《辽史》所据资料既少，又匆匆成书，存在许多缺点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清代史学家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它都有过评论。概括地说，其缺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过于简略，以致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建国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称大辽。这样重大的事实，在《辽史》中竟然没有反映。又如从整体上看，《辽史》有116卷，卷数为《宋史》的1/5，而字数却仅47万字，只有后者的1/10。第二，记事前后矛盾。如《太祖记》载：“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属国表》记载同一事件却说成是“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毕离遏还是乌母主可汗？使人无所适从。第三，记事错误甚多。其中既有纪年错误，如《太祖纪》：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而据欧阳修《五代史记》等书记载：宋全忠自立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才弑济阴王；也有文字、史实错误，如《辽史》中记载道宗有寿隆年号。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第一，道宗先帝圣宗名隆绪，断无取祖先名字作年号的道理。第二，现在所见辽代碑刻、钱币皆作“寿昌”。
　　因为以上诸种缺陷，学者们一般认为元初三史中《辽史》是最差的一部。但是，留传到现代的辽朝史料已经非常之少，《辽史》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加上《辽史》在体例及内容也有许多为其他正史所不及的优点：首先，《辽史》立了许多的表，如世表、部族表、属国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等等，内容极为丰富而且简明扼要，为其他正史所望尘莫及；其次，其《营卫志》及《国语解》的设立也是颇为独特的。前者的设立，为我们保留了契丹早期宫帐（斡鲁朵）、捺钵（行营）及部族的组织与历史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后者的设立则对在本纪、列传、表、志中出现的有关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方面的契丹词汇作了译解，成了我们研究契丹语言文字历史的珍贵资料。正因为如此，《辽史》也能与其他诸正史一样，成为记载祖国各族悠久文化及历史文献的重要篇章。
　　《辽史》修成以后，在元代只刻印了100部，但这一版本今已失传。以后明朝及清乾隆、道光及民国时也有刻本。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勘本，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五十九：《金史》
　　草原与田园的交响诗
　　《金史》也是元末官修的一部记金代历史事实的纪传体正史，全书共135卷，计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书后还附有《金国语解》一篇。
　　《金史》的纂修，我们有必要从为《金史》作过重大贡献的王鄂说起。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军队包围了金朝廷的最后据点——蔡州，因蔡州的抵抗，元军恼羞成怒，攻下蔡州后下令屠城。正在这个时候，蒙古军统帅张柔发现原金朝状元——王鄂也在被俘者之列，张柔马上救下了他，从此，王鄂便成了张柔的座上客。他们二人为《金史》的成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之后，王鄂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为元初朝廷上下的文字制作及各项典章制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王鄂向忽必烈建议，设立史馆，并且纂修辽、金二史。
　　他认为，金辽二代皆有善政，如不及时记录，便可能逐渐被人遗忘，“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名臣事略》卷12）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建立了国史馆，并命编修辽、金二史。于是王鄂即开始搜集金朝材料，并亲自拟定了《金史》的体例并将它委托给王恽。但《金史》的纂修工作并未从此具体展开；后来数朝因为正统义例问题的争论，《金史》的纂修也与宋、辽二史一样被耽搁下来了。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才正式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皇帝的支持下，并由中书右丞相脱脱裁定，解决了正统问题，《金史》才与其他二史一起修纂成功。《金史》是至正四年四月（1344年）始修，次年十月完成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三史的都总裁官是脱脱，《金史》的总裁官有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由纂修官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等撰写而成。可见，这个写作班子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与《宋史》、《辽史》不一样，《金史》修成以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好评。学者们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各《本纪》的末尾，设立了《世纪补》一篇，专门记述了几位未曾即位称帝，而被后代追认的几位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