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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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同样不少有关国计民生的“论”、“说”、“文”、“集”却不载于《天下郡国利病书》，却收入了《肇域志》中。甚至论证同一问题的资料却被硬行拆开分置在各书中，最典型的是对曾子籍贯考证，提出问题和罗列不同说法的材料在《肇域志》中，大量考证资料却留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而考证后得出的结论却又放入他的另一部著作《山东肇域记》中。所以对这两部书的资料，不能机械隔立对待，需要相互补充、相互参证，互得益彰。
　　八十八：《读史方舆纪要》
　　“千古绝作”，“海内奇书”
　　有清一代地理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颇受后世称道，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久居无锡城东宛溪，被学者称为宛溪先生。他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秉承父亲遗命，立志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他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康熙年间，虽曾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坚持民族气节，不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在此期间，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传是楼藏书，为《读史方舆纪要》的修撰，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顾祖禹50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后附《舆地要览》4卷），约280万字。综观全书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选材得当，体裁新颖。《读史方舆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不同。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词则大多“汰去之”。前9卷撰述历代州域形势。接着，以114卷之多，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分叙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迹、山川、城镇、关隘、驿站等内容。与各地理实体有关的重要史实，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并常在叙述中指出该地理实体得名的原由。随后，以6卷记述“川渎异同”，作为“昭九州之脉络”。最后一卷是传统之说“分野”，作天地对应，有“俯察仰观之义”。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以地理为纬；后面分省则以政区为纲，朝代为目，全书经纬交错，纲目分明，且自作自注，叙述生动，结构严谨，读之趣味无穷。
　　第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顾祖禹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为反清复明之需，当然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不仅前面9卷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皆有总序一篇进行论述。《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几乎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
　　而且每叙述某一地理实体时，必穷根究源备述其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顾祖禹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对于兵家，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远行者需靠舟车一样重要。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军，加上“乡导”的帮助，“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这正是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地理环境与战争得失成败的关系着重记述的初衷。难怪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认为，“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
　　第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读史方舆纪要》，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连同“培塿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
　　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上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其主流，毫不影响它闪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
　　《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至今仍成为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八十九：《大清一统志》
　　内容最丰富最完善的地理总志
　　《大清一统志》，清朝官修地理总志。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前后编辑过3部：即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
　　康熙《大清一统志》。清自努儿哈赤统一长城以北，世祖灭大顺、大西，至康熙三年（1662年），最后灭南明。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二十四年（1685年）又击败沙俄侵略者，国内出现了空前稳定的局面。同明代相比，无论是政区、边界，还是职官、户口、田赋、物产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为了全面了解并掌握国内的情况，进一步治理国家，次年三月，圣祖下令编纂《大清一统志》，以反映当时国内变化了的情况。其体例，基本仿照《大明一统志》。由于工程浩大，特别是地图的绘制，资料的收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同时人事又有很多周折，断断续续，以致圣祖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去世时，这部总志尚未完成。
　　世宗继位以后，重加编辑。可是迄雍正十三年（1735年），仍未完成。高宗继之，至乾隆八年（1743年），才最后成书，俗称乾隆旧志。又因为该志的时间至康熙时为止，故世人称之为康熙《大清一统志》。
　　全书共342卷。排次为京师、直隶，然后是各省。直隶及“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图表，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职官、次户口、次田赋、次名宦，皆统括一省者也。
　　其诸府及直隶州，又各立一表，所属诸县系焉。皆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风俗、次城池、次学校、次户口、次田赋、次山川、次古迹、次关隘、次津梁、次堤堰、次陵墓、次寺观、次名宦、次人物、次流寓、次列女、次仙释、次土产。“（《凡例》）其后续修、重修，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个体例。
　　乾隆《大清一统志》，是反映雍正元年（1723年）至乾隆时期国内情况大变化而续编的。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三年（1725年），将青海北部的厄鲁特蒙古诸部分编为29旗（其中和硕特部为21旗、辉特部3旗，土尔扈特部4旗，喀尔喀部1旗），又将大喇嘛察罕诺们汗所属的蒙古人分为4佐领，青海南部的藏族分设40个土司，上设西宁办事大臣管辖之。雍正五年（1727年），又平定西藏阿尔布巴之乱。九年（1731年），晋封颇罗鼐为多罗贝勒，使之办理西藏事务。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其子谋反伏诛，清政府设驻藏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分驻前藏和后藏，统领西藏事务。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噶尔。二十二年（1757年），再平阿睦尔撒纳叛乱，二十四年（1759年），又平大、小和卓木之乱，定南疆，于是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及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管理新疆地区。与此同时，内地和东北、内外蒙古地区的政区、赋税、人口等，也有大小程度不同的变化。这样，原来的康熙《大清一统志》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了。于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高宗下令续修《大清一统志》，以反映变化了的情况，满足当时的需要。
　　续编《大清一统志》，首先要测绘、制作青海、西藏、新疆地区精确的地图，编写《西域图志》等边区的图书，并动员各省官员收集、整理、上交有关《大清一统志》所需的资料等，工程也相当大。因此，历时20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10年）方才完成。
　　全书共500卷。其体例与康熙《大清一统志》相同，只是增加了新疆地区和雍正至乾隆时期的变化内容。就这一点来讲，它比前者进步，价值要大。
　　《嘉庆重修一统志》。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中国国内的情况又有很大的变化，其中包括田地日辟，田赋日增，户口日盛，人物日多，物产渐丰，政区变迁，等等。为了补充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年间的这些变化，嘉庆十七年4月，仁宗下令重修《大清一统志》。这次重修也经历了30年，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才完成。因为开编于嘉庆十七年，取材内容也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止，所以称为《嘉庆重修一统志》。
　　全书共560卷，另加凡例、目录二卷。其体例是在前两志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补。例如：在直隶承德府增加了“行宫”门，在各省统部“田赋”之后，增加了“税课”门，等等。最主要的是增加了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间各方面的变化，同时对前志的某些内容进行了一些补充。
　　《嘉庆重修一统志》的排次是：“首京师，次直隶，次盛京，次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次新疆，次蒙古、各藩部，次朝贡各国。”“自京师以下，每省有统部，总叙一省大要。各府、厅、直隶州自有分卷，凡所属之县入焉。蒙古各藩统部，分卷悉照各省体例。”（《凡例》）有新增者，则另标出。
　　这次重修，是在两志之后，收集的图书比两志多，特别是有关边疆地区。如采用的群书中，自国史之外，新增加的有：《日下旧闻考》、《热河志》、《盛京通志》、《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舆地全图》等书，旁搜博采，“然后确切参稽。”这些新图书和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的新资料一起，“并照体例登入，”（《凡例》）因而内容较前两志丰富而且准确。
　　在《嘉庆重修一统志》里，凡是新增补者，都一一加以说明。如“府、厅、州、县有升降分含者，府与直隶州、厅自立专部，即于'建置沿革'门叙清源流及升降分含年分，其各州、县，除于所辖府、州下详载外，仍于本条兼注。”又如：“直、省修葺及新建之城池、学校并海岳江、河神庙与诸寺、观等，凡在嘉庆二十五年以前奉旨修建及赐名者，均据各省来册备载外，其各书院及津梁、隄堰等，有经某官、某人增建增修者亦载入，”并且注明。“职官有增设、裁汰者，于本条下注明。”“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向设有土司官员，历年有裁汰、停袭，《续志》悉仍前志。”今按嘉庆二十五年前所查之各省来册修改。“河工海塘事宜，谨遵嘉庆二十五年以前所奉谕旨及督抚河臣奏疏所陈节，载于各省河、海条下。”陵墓、名宦、人物，凡自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新增者，一律补入。“外藩各部，自内扎萨克、察哈尔至喀尔喀、青海、西藏诸境，俱详核其山水、形势之迹，及封爵、旗分添设移改，并世袭传次之数，照理藩院册籍登记。”“乌里雅苏台设有将军一，参赞二，统辖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喀尔喀四部官兵，会办库伦以西事务，并设办事司员，旧志未经晰载，今详考晷度、山川、卡伦、台站，自为二卷，附于新疆志之末。”（《凡例》）
　　《嘉庆重修一统志》不仅仅是嘉庆二十五年以前的清代地理总志，而且也包含了以往各代的地理志内容，因此，成了每一个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必读物，而受到官方、学者的重视；同时，它也为我们研究清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可见，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部地理总志。
　　它的最大缺点，是只反映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止。由于编辑者中学术水平不一，其中不少内容存在错误，封建糟粕也不少；还有，它把当时派使臣来华的所有国家，统统称作“朝贡各国”，列为专门，排于书尾，根本与事实不符。
　　然而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是封建时代任何一部官修地理总志所不能避免的。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嘉庆重修一统志》伟大的学术价值与重要性，也不能掩盖它在世界历史地理著作中的光辉地位。
　　九十：《孙子兵法》
　　“武学之圣典，兵家之绝唱”
　　《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期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所著的一部军事经典著作。
　　孙武的生卒年月现已不可考。他本是齐国人，后移居吴国，因擅长兵法，被吴国大臣伍子胥推荐给吴王阖庐。孙武将其所撰兵法13篇献给吴王，阖庐遂以孙武为将，出兵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扬名诸侯之间。孙武最后终老于吴国，葬在吴都巫门外。
　　《孙子兵法》的主要思想和内容出自孙武。但后人因《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兵法》有82篇，图9卷，而多认为13篇是曹操削除繁冗，取其精粹而成。又有人因《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即《孙膑兵法》久已失佚，后世流传的只有一部《孙子兵法》，而认为13篇出自孙膑之手。不过，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部《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的残简，以及记载孙武言行的70余枚竹简后，学者们已多倾向于13篇应出自孙武之手，82篇则是孙武后学所著，是用以补充和解释13篇的。
　　《孙子兵法》共有13篇，各篇均有其主题思想，但又构成一完整的思想体系。
　　《计》篇论述的是能否进行战争的问题。孙武指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道”、“天”、“地”、“将”和“法”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要素。“道”指使人民与统治者同心同德：“天”指昼夜、晴雨、寒暑等气候时节和天命、人事、道义：“地”指土地和地势、地形的高下、险要、平坦、距离的远近，攻守进退的利弊：“将”指将帅的智谋、赏罚必信、爱抚士卒、英勇果断和军纪严明：“法”则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职责的划分和管理，以及军需物资的供应、管理。
　　孙子认为，从这五要素出发，根据国君是否贤明，将帅有无才能，“天”、“地”二方面的条件如何，法令能否贯彻实行，兵力强弱与否，军队是不是训练有素，和赏罚是否分明，可以预知战争的胜负，从而采取适当的对策和相应的行动。
　　《作战》篇主要阐述的是如何进行战争。孙子认为，战争的清耗和战费的开支是十分庞大的，战争旷日持久势必危及国家的存亡。所以，他主张速胜。此外，为弥补己方的消耗和削弱敌国，他又主张“因粮于敌”，“胜敌而益强”。
　　《谋攻》篇主要论述了如何进攻敌国的问题。孙子主张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取得最大的成功，即力求不战而胜，不靠硬攻而夺取敌城，不需久战而毁灭敌国。所以，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就特别强调以谋略取胜，指出：用兵的上策首先是以政治谋略取胜，其次以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取胜，下策才是攻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需要知己，还要做到知彼。
　　《形》篇主要讲如何利用物质之“形”来保全自己，取得完全的胜利。孙子认为，只有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和寻求战胜敌人的时机，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当取胜条件不足时，应采取守势，当取胜条件具备时，则应采取攻势。因此，会用兵的人善于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必胜无疑的地位，擅长于创造战胜敌人的机会。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他所战胜的是已经注定要失败的敌人。而上述足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物质之“形”，便是由国土的大小所产生的物产、军资、士卒的多少，以及军事实力对比的强弱。
　　《势》篇主要阐述如何造成有利的态势，来压倒对方。孙子认为，只要选择有才能的将领，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为基础，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有力态势，士卒就会勇猛无比地战胜敌人。而要造成有利的态势，就必须正确组织和部署兵力，善于指挥调动军队，擅长出奇制胜，即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奇”、“正”是相辅相生的关系，它们的变化是无穷的。所以，要出奇制胜，就应善于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根据情况的变化，改换奇正的战法。此外，要造成有利的态势，还必须善于故意向敌示弱，诱敌以利，以达到欺骗和调动敌军的目的，造成战胜敌军的有利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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