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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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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破坏了整个工作”。
1927年，对苏联间谍人员的揭露，对斯大林的影响也相当大。他从中看到了帝
国主义阴谋的迹象：“毫无疑问，现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问题。
这不是某种非现实的、抽象的、局部战争的‘危险’，而是完全现实的、具体的、
整体上的战争，尤其是反苏联的战争的威胁。”
依斯大林看，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联合阵线”的组织者，首推其主要敌人—
—“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战斗指挥部——保守党”。“英国帝国主义曾经是、现在是、
将来也仍是人民革命的最凶险的刽子手”。斯大林认为保守党政府制造的阴谋分三
个主要阶段。
第一步是对北京的苏联使馆进行搜查，目的是“揭露有关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
‘可怕的’文件，并以此制造群情激愤的氛围”。第二步是对伦敦的“全俄有限公
司”的处所，进行突击检查，并断绝英苏外交关系，目的是“在整个欧洲开始对苏
联的政治封锁”，以作为战争的序曲。第三步是“保守党间谍组织”在华沙刺杀沃
伊科夫的行动，它就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刺
杀奥地利皇储弗郎茨。费迪南的事件一样。
虽然这个“英国阴谋”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但之后必然会有其他阴谋接蹱而至。
英国继续资助“在苏联的间谍恐怖主义小组”，并试图挑起白色流亡人员及其他帝
国主义势力的对苏行动。斯大林表示，他反对“那些所谓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们
认为新的战争的威胁是‘凭空想象’的，而用和平的谎言去麻痹工人，并对资产阶
级对新的战争的准备视而不见……”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威胁，必须做好以下几项
工作。首先，需要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加强我国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加强军事
工业，并提高苏联人民的警惕性。其次，必须向那些内部敌人——恐怖分子、工业
生产中的怠工分子和“其他的废物”进攻，以“巩固我们的后方”。斯大林的“废
物”也暗指共产党内的反对派：“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对我们的反对派还能说些
什么呢？无论是对他们在面临新的战争威胁之时对党的非难，还是对于他们在战争
威胁切实存在的时刻加紧对党所进行的攻击，我们都勿需表白什么。”
在1927年之前，对斯大林日益增长的权力欲构成唯一威胁的因素来自于布尔什
维克党内部。战争威胁的出现对斯大林是个绝好的时机，因为此时他正在积极巩固
手中的权力；从另一方面讲，斯大林这个人，正如赫鲁晓夫所言，是个“有着病态
的疑心”的人，很显然，他坚信自己的阴谋理论。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可以这样来
概括所有的党的领导人，要知道是意识形态本身使得他们相信这一点。布尔什维克
人的信仰的基本公理之一，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永远不能容忍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帝
国主义国家及其特工机关一定在策划阴谋，以图消灭“工农国家”。正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作为“革命的盾牌和宝剑”，担负着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将其消灭
于萌芽状态的使命。
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巩固他个人在党内的权力。和肃反委
员会一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务是同反革命作斗争。但是，这时“反革命”的
概念已发生了变化。列宁时期“反革命”即意味着共产党的反对者。而鉴于站在反
对斯大林的最前线的正是共产党人，因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在党内也使用起过去
用于对付党外敌人的渗透和离间等手段。
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左翼反对派” 成了最早的牺牲品。1927年9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潜入“左翼反对派”中的奸细，发现了一个非法“印
刷所”（事实这个印刷所不过是几台油印机），反对派打算在此印刷自己的纲领。
据一位曾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后来跑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讲，
当亚戈达向斯大林讲了印刷所的事之后，斯大林回答说：“真是好极了！现在要把
你们那个间谍升格，说他是弗兰格尔将军的一名军官、你们一定要在报告中指出，
托洛茨基同弗兰格尔的白军分子有联系。”此后，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报告说，“左翼反对派”有同白色分子合作的嫌疑。
1927年11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近百名拥护者被开除出党。季诺维也
夫愿意悔过，同“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线，因而才被恢复党籍。托洛茨基拒绝这
样做，所以，在1928年1 月，他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判决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同中国
相接壤的偏远边境地区。在此后近十年间，托洛茨基一直是“猎人”的狩猎对象，
他是克格勃历史上被监视时间最长的目标。1928年，“猎捕妖婆”（“妖婆”指托
洛沃基分子）行动刚开始时，将一个伟大的异教徒强行逐出莫斯科颇具喜剧的色彩
（然而几年之后这种作法恐怕就不足为奇、毫无“喜剧色彩”而言了）。
l 月17日早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住所，
当时，托洛茨基还穿着睡衣。托洛茨基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革命前，警察来抓他
时，他不只一次这样干过。隔着门谈判未奏效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行动小组负责
人便命令破门而人。当托洛茨基认出其中一位年轻的军官是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一
个警卫员时，他吃了一惊。看见自己过去的政委穿着睡衣，年轻人失声痛哭起来：
“您枪毙了我吧，托洛茨基同志，枪毙了我吧”，他抹着眼泪央求说。托洛茨基安
抚了自己过去的警卫员，还对他说，不管命令对否，都应该服从。然后，他选择了
消极抵抗策略，拒绝更衣，并哪儿也不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强行除去了他的
睡衣，给他套上外衣，然后不顾他家人的抗议，驱车把他送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快
车。
1929年2 月，托洛茨基又被转到土耳其。放逐之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想
方设法不让他人与其接触，以防他又采取消极抵抗的方法。在奥德萨，在两名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他和妻子、长子列夫·谢多夫登上了“伊里
奇”号轮船。据后来所知，他们是这艘轮船的唯一乘客，甚至船员也接到指示，让
他们离托洛茨基一家远点。当“伊里奇”号驶进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后，托洛茨基的
一个守卫给了他一千五百美元，以便他“能够在国外开始生活”。当时托洛茨基身
上分文皆无，于是，他将自尊心紧紧搂在手中，接了这些钱。在国外的头半月。托
洛茨基是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里度过的，然后他去了土耳其的“王子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二十年代末的“猎捕妖婆”行动，是针对政治、经济间谍的。
1928年3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宣布破获了一起在顿巴斯煤田制造的“反革命阴谋”。
根据对阴谋过程极为详实的描写，首先被北高加索政治保卫局局长IO·卜叶夫多基
姆揭露的，是沙赫特城的一伙工程师，他们同煤矿的旧主、当时流亡在外的白色分
子以及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参预了旨在破坏煤矿生产的阴谋。侦察报告呈交
给了缅任斯基，他要求拿出证据。叶夫多基姆出示了几封截获的由国外发给这些工
程师的信件。尽管信中没有一点犯罪的迹象，但叶夫多基姆坚持认为，这些信中有
用这些工程师才懂的密码写成的“破坏指示”。缅任斯基说了对此的意见，并给叶
夫多基姆两周的时间破译密码。于是，叶夫多基姆便直接去找斯大林，而斯大林命
令将这些工程师逮捕。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斯大林得到了亲自处理这一案件的权
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凭着几起因机器损害、工人酗酒、劳动组织不当而引起的事
故（也可能还有几起是真正的破坏活动），再掺进几个过去的沙俄工程师和国外商
人，便编造出一个由华沙、柏林和巴黎组织的“蓄谋已久的国际阴谋”。苏联的报
刊对“可耻的怠工者、阴谋分子和间谍”鄙薄地抨击了两个月之久。整个这起假想
中的阴谋被写成25万字的起诉书，指控50个俄国专家和3 个德国专家搞怠工和间谍
活动。人为拖延的公审大会，是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革命前此建筑是贵族议事厅）
的水晶玻璃大吊灯下举行的。总共有10万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经过专门挑选的
听众，每天轮流着参加法庭的会议。《合众报》记者尤泽·莱昂斯过去曾是共产党
人的积极支持者。他写道：
“那些拒不承认有罪的人引起了听众的特别关注。他们被挤在大厅的一角，弯
着腰，声音中充满了恐慌。他们不时要回答检察长刻薄的提问，还要及时地驳斥那
些来自被告席的、与其不利的‘声明’。每次，当认真听完法官所说之后，他们就
会自语一阵，但很快又顿住，最终又不言语了。他们无力地、惊慌地望着礼堂，好
像这才意识到这里还有他人的存在。实足的一场好戏。对公审大会的组织者来说，
这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在工会大厦上演的这出悲剧，与斯大林以后搞的“公诉”相比，其血腥味还淡
多了。只有十一个所谓的沙赫特怠工分子被判处死刑，还有六个人被判无罪，这是
因为他们顺从地、准确地扮演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他们安排的角色。对于大多数
出庭的公众，以及苏联报纸的读者来说，这出教益性剧目确实很有说服力：这些与
国外反革命势力相勾结的“阶级敌人”是很合适的替罪羊，可以将那些否则要使国
家领导人良心不安的痛苦推到他们身上。在1928年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斯大林“揭
露”了一个大阴谋，而所谓沙赫特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会让我们安宁那就太愚蠢了。不，同志们，他们是不
会的，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他们是不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发
展等闲视之的。过去世界资本主义企图通过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
一企图破产了。现在他们企图、而且将来也仍会企图以无形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们
的经济力量；他们并不总是很明显地、但也相当猖狂地在组织怠工，在这样或那样
的工业部门搞各种各样的‘危机’，以此为将来的军事干预铺路。这一切都是世界
资本主义反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偶然的
事。”
沙赫特事件五十年后，一些克格勃的军官们才承认，此事是间谍恐怖症的产物。
但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时代，克格勃还未能正式承认这一点，甚至在1978年由第二总
局（反间谍局）局长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里戈连科领导编写的克格勃秘密
材料中，还毫无依据地称，沙赫特事件是真正的阴谋。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克
格勃仍然坚持斯大林对1928年沙赫特事件的解释。在1979年公布的解密材料中讲道：
“很显然，二十年代末那些构成反苏统一战线的破坏分子、间谍、奸细对发展
社会主义和巩固我国的国防力量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及其特
工机关对这个敌对的地下组织进行了揭露，帮助党和国家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的阴
谋。”
1928年时，甚至大部分曾为沙赫特事件编造证据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们，
显然也反对这一阴谋。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曾在一战时笼罩欧洲的间
谍恐怖症。在一战前的头几周，英国警察局便接到告密（这些告密者没有一个有凭
据），说国内有“好几千”所谓的“德国间谍”。“间谍恐怖症”，伦敦特工机关
的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写道，“好像一场可怕的流行病，伴随它的是无可救治的
幻症。”直到战争末期，仍有一些大臣和部分公众认为军队失利、生产的跌落以及
其他非正常的情况，都是敌人的破坏和阴谋的结果。在1918年的一个指控陪审员有
诽谤行为的刑事案件中，有人证明说，德国秘密机构有一个“黑名单”，里面有四
万七千名性畸形者的名字，主要是英国的一些达官贵人，他们受到了讹诈和恫吓，
目的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军事计划。
在二战初期，欧洲再次被间谍恐怖症所笼罩。1940年，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的荷
兰后，英国充满对内奸——“第五纵队”的恐怖，这与一战时期的间谍恐怖症相差
无几。国内侦察机构在六月份所作的报告中讲道：“‘第五纵队’的猖狂行为已达
到了危险的地步。”直到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才认识到，有必要
采取一些“最强硬的措施”，以消除事实上根本没有的危险。
战争期间让西方国家人心惶惶的关于“第五纵队”庞大阵容的神话，以及冷战
时代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以假想的美国共产党人为目标的“猎捕妖婆”
行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斯大林总是认定有反苏破坏行动的存在。但斯大
林的“猎捕妖婆”行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规模上都与西方的同名行动大不相同，比
如，冷战期间美国的行政机关与其说是麦卡锡主义的倡导者，不如说是麦卡锡主义
的对象之一。而在苏联猎捕妖婆的主要猎手则是斯大林本人。丘吉尔对“第五纵队”
的担忧很快就过去了，并在1940年底他得出结论：“猎捕妖婆”有害而无益。
虽然，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也患过”间谍恐怖症”，但实
际成为其猎捕牺牲品（包括假想的间谍和假想的共产党人）的人数并不多。与此相
比，苏联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仅三十年代被镇压的假想敌人的人数就以百万计算。
斯大林及其同谋，利用所谓的沙赫特阴谋，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时代（即对资产阶级
的利益容忍的时代），开始了向那些破坏经济的“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其对象主
要是工业生产中的资产阶级专家以及农村里的富农。在消灭了“左翼反对派”以后，
斯大林将其对苏联经济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据为己有。而以布哈林
为代表的温和政策推行者（他们赞成建立在妥协基础上而非阶级冲突基础上的政策）
以及“右翼反对派”，显然比“左翼反对派”更容易地成了众矢之的。1929年1 月，
布哈林被清除出政治局。促使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人在次年实施更快的工业化步骤，
作为五年计划的基础部分和在农村进行旨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的强制
性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面对国内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分子长期信心不足。
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能否生存，
决定于苏联经济是否能够赶超西方：“或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或是让别人把我们打
倒。”他在1931年2月又重复了自己的话：
“旧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明显特点便是她总因为落后而挨打……我们比发达国家
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该在十年内缩小这一差距。我们要么做到这一点，
要么完蛋。”
理想主义和缺乏安全感是斯大林改造苏联经济思想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大飞跃的前景，使得党内新一代成员的头脑极度发热，这实际上是在重蹈1917年列
宁的覆辙。五十年后，苏联一名不同政见者彼得罗·格里戈连科回忆了他和那些年
轻的共产党员们是如何“狂热”地接受斯大林的思想，相信1929年是“伟大的转折
年”的说法：
“那时面包不够吃，到处排长队，眼看就得实行凭票证供应，并可能发生饥荒，
但我们不管这些，都为斯大林的思想所陶醉，我们都充满激情地说。‘是啊，伟大
的转折，消除小农经济，消灭可能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帝国主义豺狼甭想来进犯
我们！我们走在通向社会主义胜利的光明大道上’！”
斯大林的经济计划将许多过去支持托洛茨基的人争取到了自己这一边儿来。国
家银行行长、托洛茨基过去最亲密的战友皮亚塔科夫，在1929年10月对人民委员会
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时代到来了。”
这一成为许多党员热情的来源的“英雄时代”，需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个强
制工具作为保障。1929年11月，所有刑满三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转归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管理，因而，广阔的劳改营网络在三十年代迅速成为强制为苏联经济劳
动的主要场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理想主义信念和粗暴的力量，改造了苏联的工业。
人们定下了不可能完成的生产任务，并坚信“没有布尔什维克人攻不下的堡垒”，
因而取得的成果，比从国家的现实状况出发而预料的结果要多得多。在乌拉尔河、
库兹巴斯和伏尔加河畔，出现了新兴工业中心；不毛之地上有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
（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拔地而起；新设备运进了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的边远地区；
第涅伯河上建起了巨型水坝，使得发电量增加了近两倍。这些成绩都是在三十年代
初取得的，而那时正是西方因1929年的华尔街七月一悲剧引起的大萧条而走向全面
衰退之时。苏联的官员颇为自豪地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世界资本主义无法解决
的矛盾作了对比。
资本主义虽然处于萧条期，但在苏联人看来。其危险性并未减少。1930年7 月，
斯大林说：“每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激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把目光投向苏联，
好像说：‘我们能否通过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这个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的革
命堡垒来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部分矛盾，或者是所有矛盾呢？’这就是他们为何企
图对苏联进行冒险的进犯，搞武装干涉，而这种企图因为其经济危机而变得更加强
烈。”
1929年6 月，保守党人在大选中失败之后，随着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第
二个工党政府的掌权，以及英苏复交，英国不再被苏联视为战争威胁的主要策源地。
战争的威胁，用斯大林的话说，是来自于法国这个‘所有进犯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中
最有侵略性和最富有军国主义的国家”。当时，法国指责苏联对西方市场搞倾销政
策，于是开展了反苏运动，这就更增加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忧。1930年10月，法国工
商部长下令限制进口苏联商品并试图说服法国的东欧盟国也效仿此举。苏联以全面
禁止进口法国商品并公开谴责法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作为回复。“法国人的计划”，
人民委员会主席、未来的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说，“主旨在于对苏联进行
经济封锁，并以此做为武装侵略的准备”。
新的外来侵略的威胁，使得苏联加紧了对那些同外国人、尤其是同法国帝国主
义分子联手的国内怠工分子的打击步伐。1930年9 月22日，新闻界宣称，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发现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它以亚历山大·梁赞采夫教授为首，里面有
48名教授、农艺师及食品企业的领导人。他们都被指责为破坏粮食供应。第二天，
各个报纸的社论中都登载了各个劳动集体要求惩治反革命阴谋分子的会议决议， 9
月24日就公开宣布，所有据名阴谋分子都已被枪决。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声明中的
片断，声明中他们对自己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据苏联报界报导，在几百个劳动集
体中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工人们“对光荣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把出鞘的革
命利剑，为清除这一肮脏的阴谋而作的卓越贡献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以后，几乎每次供应脱节，或是生产中出现某个大事故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总能及时地披露一个“肮脏的阴谋”。在“一五”期间揭露的最大的假想阴谋，
是“地下工业党”阴谋。参加该党的有两千名工程师和计划工作人员，他们妄想推
翻苏维埃政权，先后同以法国为首的十来个国家的总参谋部串通起来，还同著名的
法国国务活动家莱蒙·普安卡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知名人
士，如劳伦斯·阿拉维斯基、石油巨头亨利·德特尔金相勾结，当然，也同在巴黎
的妄想重返俄罗斯并恢复资本主义的俄国白色临时政府（据后来得知，这个政府的
两个成员在此之前已经死了）狼狈为奸。对由八个人组成的工业党执行委员会的公
审，是在曾以殿堂辉煌美丽而著称的贵族会议大楼内进行的。审判是在五十多万工
人和职员的震天吼声中开始的，他们在大楼外面踏着积雪高喊着“处死！处死！处
死！”。有声明说，帝国主义间谍的反革命集团随时都可能营救这些被告，并煽起
群众性怠工运动，但在年迈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向全世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
行了热切的号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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