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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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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本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因各种原因都在国外的监狱里呆过，因此很
容易就被指控说他们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工机关收买了。在所有的外国共产党人中
又数波兰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间谍”嫌疑大，尤其是波兰共产党人更为苏联当
局所“怀疑”。首先，他们的领导人中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在列宁死后站到了托洛
茨基一边。毫无疑问，他们都逃脱不了被枪决的厄运。马努伊尔斯基在1939年苏联
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说：“为了破坏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托洛茨基的间谍
们千方百计在一些共产党中建立自己的‘代理派别’和‘小团体’，并挑起宗派斗
争，而受敌对分子沾染最深的是波兰共产党，其上层领导的位置，基本上都被波兰
法西斯间谍所占据”。
对于由西马·马尔科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斯大林也放心不下。因为他
们在1925年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曾持反对意见。不可思议的是，斯大林所信任的唯
—一名著名的南共党员，在战后成了苏联阵营里第一个异端分子，他就是约瑟普·
布罗兹·铁托。铁托后来回忆道：“1938年我在莫斯科前……我们讨论了是否应该
解散南共。当时在苏联的所有南共领导人都已被捕，就剩下我一人，我当时在那儿
真是孤立无援。”
最后一个大规模“粉碎国际反革命阴谋”的行动，是1938年2 月进行的对21名
“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成员的公审。主要的被告是布哈林、李可夫和亚
戈达，对他们的指控不外乎是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也有的那些罪名：进行间谍活动、
搞破坏、实施恐怖行动、积极为外国人侵和肢解苏联当马前卒、阴谋推翻苏维埃政
权、复辟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是，以前托洛茨基分子只是被指控同德国和日本的秘
密机构合谋，现在则指责他们还和英国和波兰的秘密机构合作。按照指控的说法，
托洛茨基似乎在1921年时当了德国的间谍，而从1926年起又成了英国间谍。对亚戈
达的指控更离奇，说他在一段时间内“被德国、日本和波兰的间谍像苍蝇一样团团
围住。”
在最后一次审判中“查明”，托洛茨基及其所领导的反革命团伙，曾答应将乌
克兰割让给德国人，把滨海边疆区及阿穆尔边疆区划给日本。1938年2 月又“查明”，
他们还把白俄罗斯许给波兰，将乌兹别克斯坦许给英国。托洛茨基分子们的恐怖主
义计划也越发显得危险诡诈、规模庞大。比如，亚戈达不仅参与了暗杀基洛夫的行
动，他还是首先利用医学手段进行“救死扶伤”的人之一：正是他一手策划毒死了
自己的前任缅任斯基、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B·B
·古比雪夫；正是他企图向叶若夫本人下毒，但未达到目的，因为他的阴谋被及时
揭穿。
在对“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审理中所体现出的阴谋理论的新特点，
是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上来。他们认为，托洛茨基
分子已不是外国特工机关的一些普通帮凶，而成了他们的“走狗”，成了自己主子
的“奴才”。国家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宣称：“‘右倾分
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不是一个普通政治团体，而是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和奸细
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这一点已被完全彻底地证实了，而这也正是本案独一无二的社
会、政治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按照斯大林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阴谋理论，从十年前的沙赫特案件开始，外国
情报机构在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颠覆活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阴谋理论
的最终方案中，外国情报机构“后来居上”，成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进行
反革命险恶活动的主角：“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整个历史，是同国际资
产阶级欲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积极企图紧密联系的。在苏联策划的所有阴谋，不论大
小，没有哪一个没有外国资本家和军事集团的直接的、积极的参预。”
菲茨罗伊·马克林是“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旁听人之一。他
当时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中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后来他回忆道，在审理中，有一次
灯光忽然照在了礼堂尽头的一个单人包厢上，马克林极为吃惊地看到斯大林坐在包
厢里。尽管斯大林并不热衷所有的细节，甚至他连大多数被告的名字也不知道。然
而正是他主宰了这一切，他是恐怖政策的设计师。戈尔季耶夫斯基从自己的父亲以
及其他老克格勃那儿得知，基洛夫死后，斯大林每天晚上都要分别同亚戈达和叶若
夫会面。同叶若夫的谈话常常是晚上十点开始，深夜两点才结束。斯大林不仅对惩
办党内、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军队内的有地位的活动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个人兴趣，
而且也很关注被揭露出的普通“人民之敌”的数量。他经常派他最信任的助手，像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等人，到全国各地巡视，以保证“揭露’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
成。甚至在‘大清洗”最高潮的时候，斯大林也仍不满足于向他报告的被镇压的人
数。伊万诺沃州警察局长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后来回忆说，1937年卡冈诺维奇就到
他这儿视察过。每天他都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逮捕的人数，尽管当地的内务人民
委员部，用施赖德尔的话讲，已采取了“残酷的拷问”方式以获取那些臆想的“人
民之敌”的招供，但每次给斯大林打完电话后，卡冈诺维奇都要求再加快获取供词
的过程。有一次卡冈诺维奇当着施赖德尔的面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截止此
时逮捕的人数。和以前一样，斯大林很不满意。施赖德尔听到卡冈诺维奇一个劲地
重复道：“一定完成，斯大林同志。我刚刚已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交
待过，让他们不要太姑息，要尽量扩大对‘人民之敌’的打击数量。”
凡是同外国有联系的人，一旦成为“人民之敌”，就必须要承认自己是间谍。
许多年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的档案里看到了这些人的案卷。其中最典型的
一例，是他年轻时就留在记忆中的一个名叫施图尔姆的德国共产党员的案子。1937
年，他饿着肚子从乌克兰前往沃洛格达。在吉比雪夫城，当他想要点面包的时候，
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逮捕了。在几次不堪忍受的审讯之后，他承认自己是德国间
谍，并很快被枪决了。
恐怖的不可遏制的势头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臆想出的“人民之敌”
又不得不供出同样也是臆想出的“同伙”，而众人的疑点又自然地落到他们的亲朋
好友身上。结果是1937—1938年间被逮捕的人数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恐怖政策
的主要推动者、急于让它无所不在的人，当然，还是斯大林。为了在公审中收到最
大效果，经常需要伪造这样或那样的罪证，对此，斯大林从未感受到良心的谴责，
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叶若夫，都深信自己的阴谋理论，而所有的诉讼也都是建立在这
一基础上的。实际上，这些有关“帝国主义特工机关和其托洛茨基分子爪牙的联合
进攻”的荒谬理论，同列宁的思想逻辑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在审判“右倾分子—
—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时候，斯大林就曾在一封公开信中引用列宁的话，试图
证明其阴谋理论的正确性：“我们不单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多
国体系中，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并肩存在最终是不可思议的。但只要这
一局面还未结束，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恶战便不可避免……我们应
该记住、我们时刻都处在遭受侵略的危险关头。”
就斯大林看来，如果认为苏联的外敌不会一有机会就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
那就“荒谬而愚蠢”了：“能有如此想法的不是盲目说大话的人，就是隐藏的人民
的敌人。”这样一来，那些不同意斯大林阴谋理论的人立刻就被划归为“人民之敌”。
依据列宁的原则，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弃消灭世界上唯—一个工农国家的企图的。
而一旦他们准备实施这个计划，其情报机构进行积极的破坏活动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如果要把两位领导人相比较。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列宁从未达到斯大林的那
种惨无人道、那种对“间谍恐怖”思想的偏执程度。列宁曾说，“认为那些负责领
导几个商业企业的外国人会构成威胁，或以为我们不能好好地盯着他们，那就太可
笑了。”当然，斯大林那种充满了荒唐的公审创举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也是不会有的。
有两个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斯大林时期要比在列宁时期更易接受
阴谋理论。首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只存在于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
的一国之内。这使得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输出革命的最初愿望逐渐地
让位于在国内捍卫革命的迫切任务。“寻求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斯大林在1937
年2 月的公开信中说道，“应同巩固国防力量、巩固红军和红海军、动员全国力量
打退国内敌人的军事进攻，与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进行斗争工作结合起来。”
那个年代的间谍恐怖症也可以用赫鲁晓夫所说的斯大林本人的“多疑症”来解
释， 在他眼里， 敌人无处不在，两面派和间谍无时不有。共青团书记亚力山大（
“萨沙”卜科萨列夫的遗孀后来回忆了她丈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最后
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斯大林不仅同他碰了杯，甚至还拥抱并吻了他。回到自己的
座位上，萨沙面色苍白、神情不安地对我说：“咱们回家吧。”我们离开后，我问
他为什么心绪这么不好，他答道：斯大林吻我的时候在我耳边说：你要是叛徒，我
就杀了你。”
几个月以后，科萨列夫就被枪决了。苏联最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弗拉基米尔·别
赫捷列夫虽在1929年就曾断言说，斯大林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一伟大学者后
来也为这一诊断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在1989年举行的苏联著名精神病专家会议
上，大家推翻了这一原始诊断。因为与真正的妄想症患者不同的是，斯大林始终保
持了不说是惊人的，至少也是冷静的判断能力。除此之外，他还有着惊人的直觉力
和时间概念。当然，也不排除在斯大林“多疑症”病态中具有一些妄想症的倾向。
叶若夫也和斯大林一样，生活在阴谋世界中。无论是在私人交谈中还是在官方
发言中，他总是说，外国情报机构“结成了一张卑鄙的阴谋大网，在这张网里，形
形色色的敌人在一面大旗下活动着。”在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军官的讲话中他说，
在“同法西斯间谍的斗争中”，不可能避免一些“无辜的牺牲者”；“宁可让十个
无辜者受害，也不可让一个间谍漏网”。叶若夫总是担心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叛徒
会对他进行暗杀活动。因此，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想到他在卢比扬卡的戒
备森严的办公室去，也要乘电梯到五楼，穿过几条长长的过道，再沿楼梯下到一楼，
再过几条过道，然后登电梯到三楼，这才来到叶若大秘书的办公室，而且在这么长
的路上他们还要不时地出示自己的证件。很可能，叶若夫真的相信对“右倾分子—
—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审讯中被告所说的话，亚戈达曾企图毒死他。斯大林也担
心别人会对自己下毒。他有一个女服务员，其唯一职责就是用存放在一个上锁的柜
子里的密封袋里的茶叶为斯大林烧茶，而这个柜子只有当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
员的面才可打开。有一次警卫发现柜里的茶叶袋是启封的，于是这个女服务员便被
逮捕，并立刻押送卢比扬卡。
大多数的苏联人当时都相信，苏联遭受着众多间谍的大规模阴谋，以及受控于
外国秘密机构的破坏分子的威胁。在各个工厂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部宣传着
官方的这一理论，他们向工人们讲述，若是他们集体里混人帝国主义间谍该是多么
危险。几乎所有的电影中，也包括喜剧中，都至少有一个人物是间谍。很多被内务
人民委员部抓获的臆想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尤其是在叶若失恐怖初期抓获的）都相
信，他们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斯大林本人能明白这一点该多好！”）
但是、他们同时又绝对相信其他的“人民之敌”的罪行。劳改营的老住户们已对此
习以为常了，于是他们让那些再次进来的人“别再放老唱片了（即别再说自己是无
辜的。冤枉的）。”甚至那些已看出公审的证词是荒谬的人也常常认为，那些被告
“客观上有罪”。党内工作人员总是从字面上理解别人的每一句话。叶夫根尼哑·
吉兹堡回忆说，1937年，当她的一位女友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前来抓她丈夫的
时候，便失声惊喊起来：
“这么说他骗了我，这么说他这么长时间真的是反党的？”
军官们冷笑了一下，说：“你最好收拾一下他的东西。”。
但她没有为党的敌人做这件工作，而当他去吻别自己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她挡
住了他的路：
“我的孩子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但令人惊讶的倒不是这种质朴的迷信，而是那种还在三十年代初（饥荒时期）
就表现出来的、来自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材外国观察家们的惊人的轻信。美国大使约
瑟夫·戴维斯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讲道，法庭出示了“证据……它们毫无疑问地证
明对叛国罪的宣判是正确的。”获过多项奖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米兰
迪认为，“将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同意斯大林的说法。”当时英国最有名的俄国
历史专家伯纳德·佩里也称公审的速记材料“印象深刻”：“那种说斯大林最初是
想消灭潜在的‘第五纵队’的说法……无疑是毫无根据的。”维伯自己则认为，被
告“表现得很正常很明智，而英国人难得有这种理智之举。他们只知道一味地抵触，
而又无法克服官僚陈规，要知道，人为的法律陈规只有在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存有疑
问时才有利于被告。”
对于许多经受了恐怖或是接替那些被镇压的人的职务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
来说，活下来便是最主要的一目的。工作使他们的知觉迟钝起来，心肠残酷起来、
他们觉得还是不要去想他们所做的可怕的事为好。
米哈伊尔·戈罗霍夫是个工程师，他在1938年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他讲道，“大多数新来的人都是党员（而实际上还都是些毛孩子），人家对他们说，
‘社会主义’的敌人企图打破我们的苏维埃体系，杀死我们的领导人，这些破坏分
子都应被消灭殆尽。”刚上训练班时，他和其他一些新手要参加拷问，他们平静地
注视着如何折磨某个农民，并深信这是搞清阴谋真象的完全必要的手段。后来逃到
西方去的维克托·克拉夫琴科讲道，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一个与他从小就要好的朋友
有一次说，恐怖“是清除间谍和叛徒的绝对必要的手段……”“试想一下，若是无
缘无故，他们也就不会上我们这儿来了，”他说道。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工作人员不像他们这么幼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中间的大
多数人遭到了清洗。但就是他们，在接到粉碎“间谍和破坏分子”命令的时候，也
常常无法弄清，哪里是真理，哪里是谎言。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
又被人干掉了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他就是伊格纳季·赖斯）的遗孀讲道，1934
年到1938年任国外处处长的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是一个“惹人喜爱的，随和的人”，
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那些（哪怕只是几个人）面临恐怖的无辜者。但她又
写道：“斯卢茨基是个很矛盾的人，1936年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勇敢地为一些人辩护，
想使他们免遭逮捕。他一讲道那些人是怎样审讯这些以后坐在了被告席上的人的时
候，总是泣不成声，他为这些人的家人而哭泣，但转而又会称他们是‘托洛茨基法
西斯分子’。
斯大林对间谍和破坏分子的猎捕，将斯卢茨基以及那些有着和他同样思想的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知道，大部分“叶若夫恐怖’”
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但作为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们又必须赞成说，苏维埃俄国
总是遭受着国际资本主义组织的阴谋的威胁，而他们的特工机关又一定在对它进行
破坏活动。而事实上，德国人和日本人企图利用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极端恐
慌思想而促使他们相信还有更多的臆想的阴谋的存在——也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三十年代给俄罗斯造成了最重大的损失。斯卢茨基和国外处的老一辈近卫军战士不
能对此无动于衷，尽管他们很清楚周围已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
力上都是屠弱的。在陷人自己意识形态的陷饼之后，他们只有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才能摆脱这个阴谋世界。
第五章 国外的“人民之敌”
（1929－1940）
1980年，为庆祝“国外处”成立六十周年而编撰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秘史表明，
30年代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注意的国外主要对象是白匪流亡者的活动，以及总
部设在巴黎的“俄国军人联合会”。鉴于1925年法国对俄苏的外交承认。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主要任务成了监督该联合会的活动并制定、 实施针对性的
“积极行动”。
“俄国军人联合会”逐渐成为越发易受攻击的目标。据该组织头目库捷波夫将
军的估算，尽管两百万流亡国外的白军中的百分之九十还属于是“强烈的爱国者”，
但有百分之十的人已有绝望之情。当时在法国的白军流亡者有30万人，他们因思念
祖国、害怕客死异地、为国内亲属的命运担忧而郁郁不振。根据库捷波夫自己的统
计，他们中有3 万人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设想目标。尽管有苏维埃侦察机关在
二十年代中期进行的“托拉斯”行动的教训，但库捷波夫对苏联间谍渗透的政策危
险性仍非常无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甚至已打人流亡白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里，
其中有指望在苏联海军中官运腾达的克雷洛夫元帅，有1926年11月假装自杀以掩盖
逃往苏联阴谋的蒙克维茨将军。除此之夕，还有库捷波夫国内战争时期的参谋长施
泰冯。
国家保卫总局打人流亡白军圈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搜集情报，也为了制造动
乱。“托拉斯”行动张扬出去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损害库捷波夫的威信。沙皇的表兄
弟尼古拉大公对自己的好友们就曾讲过，他对库捷波夫已感到“极大失望”。国内
战争时期，白军的一个统帅弗兰格尔将军曾劝库捷波夫，不要再试图在苏联领土上
搞任何反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阴谋了。但要说服库捷波夫是不可能的。尽管“托拉斯”
行动使他遭受了种种鄙视，但由于幼稚，他很轻易地就继续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间谍渗人行动的战利品角色。他1929年曾对白军将军邓尼金说：“一场伟大的运动
正在俄国大地蔓延。以前从未有这样多‘那边来的人”到我这儿来请求与他们的地
下组织合作。”
应库捷波夫的请求，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至少秘密去了两次俄罗斯。他在那里
会见了假地下人员，而且每次回来都充满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赋予他的“乐观情绪”，
并立刻把这种情绪也传染给了库捷波夫。
库捷波夫是一个悲剧人物，尽管在其崇拜者眼中他是一个“铁将军”，但是更
符合他的评价却是他给最后一个沙皇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下的评语：“一个狮子
心肠、绵羊头脑的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让他待在巴黎，蒙骗他，破坏他的
威信，也就能达到目的——动摇白色流亡分子。然而，无论是肃反委员会，还是以
后替代它的各种组织，都不能清醒地、客观地评估反革命势力的真正力量，都有过
高评估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所有形式的“反革命活动”都被无限扩大了。他们
甚至认为“俄国军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库捷波夫已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而应加以
铲除。但是因为库捷波夫未能像萨温科夫和赖利那样被骗回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便对他进行了劫持。这个决定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作出的。
从莫斯科派去劫持库捷波夫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谢尔盖·普济茨基，参
加过“托拉斯”行动和“辛迪加”行动。劫持行动是1930年1 月26日星期六上午将
近十一点时，在巴黎第七区的大街上进行的。看起来圈套是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将
军设的，因为是他通知库捷波夫，说有两个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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