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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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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夫·戴维斯对此更是一窍不通。博林认为，“他去苏联时像个白痴似地对其国家
结构和意识形态毫无了解……他甚至不清楚大清洗和镇压是怎么一回事。几乎相信
了‘斯大林阴谋’（即清洗对象都是反苏维埃分子）的那套理论”。上校（后升为
准将）菲利普·菲莫维尔1934年一1939年任美大使馆武官。博林认为，虽然他能讲
一口流畅的俄语，但与众不同的是，他比戴维斯还不了解苏联的事情。上校完全是
“靠着俄国人加官进爵的”。少校阿文·德·伊通是1939年一1941年驻莫斯科使馆
武官，他认为菲莫维尔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1939年，伊通动身去莫斯
科，当时在华盛顿的菲莫维尔交给他两份秘密的法军条令，并请他带给他的朋友—
—位红军战士。除此之外，菲莫维尔极力向伊通保荐他的俄国司机，他说“这个司
机会成为您在莫斯科最可爱的人”。正因如此，伊通一到莫斯科马上就解雇了这个
司机。两周后，他居然碰上了这个司机——当时他正穿着佩有大尉军衔的内务人民
委员部军服。
刚到莫斯科时，伊通任武官助理，当时他就十分惊诧于安全系统的混乱管理。
使馆密码早已在报上公开发表。使馆工作人员到处在和来自“慷慨”的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姑娘们游逛调情。当然他也不会忘记使馆内的同性恋关系。内务人民委员部
提供的来自莫斯科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到处追逐着使馆的工作人员。博林说；“使
馆里常有两三个女芭蕾舞演员，吃完中饭吃晚饭，聊天喝酒，闲扯到天亮……时间
纠缠不清。”
似乎诱惑大使的企图未获成功。一位女芭蕾舞演员经常呆在使馆，曾向布里特
大使表达过“如火如茶”的爱情，并称他为“我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但好像未
能得手。
伊通对使馆安全系统的责难，好像只对他的同事起了点作用。当伊通报告说，
前任大使罗林·斯泰恩加特（1938－1942年任大使）的法国女管家曾在“黑市”上
捣卖军粮，大使不但不信他，反把他数落了一顿。当1940年初美国国会使用新密码
前，伊通冒险决定通过华盛顿军事情报机构，请一位联邦调查局间谍来检查使馆并
防止新密码泄露。一天深夜，以外交信使身份派来的间谍在密码室看到保险箱敞开
着，密码本与其他文件之类的东西随意混放在桌上。还有一次，值班的密码员干脆
就擅自离岗一小时去干自己的事儿了，当然他走后密码室的门仍旧敞开着。当时受
雇于美使馆的苏联雇员人数基本与美使馆自己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当，可想而知，他
们会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搞到密码和秘密文件。
联邦调查局间谍报告：“在使馆里，无法看到体面、正经的妇女，使馆这些男
性工作人员都把苏联那些妓女招来服务……，有情报表明，这些妇女都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情报员。”除此之外，密码室工作人员常沉缅于反常的性行为之中。根
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一小批单身汉”很快就被召回华盛顿，使馆安全系统
也有所改善、但要命的是，联邦调查局的间谍不是个技术专家，他想都没想应找一
找窃听装置。最终，在1944年，还是由“最高君主委员会”（这是流亡白匪的一个
组织）的一个电气技师解决了问题，他只大概看了看就找到了120 个隐蔽微型窃听
器。后来，据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讲：“这些微型窃听器出现在所有桌、椅的腿上，
还有墙皮里——简直无所不在、无孔不人”。
三十年代初，莫斯科总部几乎对在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但到三
十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的几个有影响的地下活动小组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持着与
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起地下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纽带作用的，是
一名坚信共产主义教条的记者，他名叫维塔克尔·切姆伯斯，1932年受令中止了与
共产党的有形联系。
1934年，切姆伯斯主要为华盛顿各地下党支部做联络工作，这些地下组织的领
导人是加罗德·维尔，他曾在农业部任职。但在1935年的一次车祸中维尔丧了生。
据切姆伯斯提供的材料，几年后，在其他地下组织领导人中有农业部的约翰·阿布
特（后来供职于劳动教育参议院委员会和司法部），农业部的纳塔·维特（后供职
于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农业部的里·普列斯曼（后供职于劳动就业委员会），
农业部的艾德热尔·希斯（后供职于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军工活动调查小组、司法部
和国家议会），希斯的兄弟、国家议会工作人员唐纳德·希斯（后供职于劳动部），
来自民族复兴社的杰利，柯里恩（后供职于农业部），来自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的
查尔斯·克拉梅尔（他就是克里维茨基，后供职于物价局和参议院下设军事调动委
员会），还有来自物价局的维克多·彼尔洛（后供职于军事生产委员会与财政部）。
1935年，维尔党支部最得力的成员希斯，在切姆伯斯的帮助下，建立了“平行
机构”。除此之外，1935年一1936年，切姆伯斯的间谍网也加人了新成员：在财政
部占居高位的加里·德克斯特·怀特，招募怀特的国家机关统计员乔治·西德维尔
曼（后在五角大楼供职）以及牛津大学毕业生、1936年由农业部调至国会贸易协议
部的朱里安·沃特利。和“五杰”的初始思想一样，华盛顿的苏联间谍们也持此种
看法：
“当共产国际成为世界唯—一支反纳粹德国和人侵者力量的局势明朗之时，我
要把自己的努力作为与纳粹法西斯斗争的微薄贡献献给华盛顿的苏联地下工作。”
1936年秋，新成立的第四处间谍头子鲍利斯·贝科夫来到华盛顿，他向戈德伯
格了解了切姆伯斯的活动情况。后来切姆伯斯如此描绘贝科夫：中年，一米七0 个
头，少见的浅棕色红头发，穿着昂贵的毛皮大衣，戴着帽子。右手总放在西装衣襟
后面（“像拿破伦一样”），表现得“派头十足”，但总有点儿像“艾虎”。贝科
夫为了使地下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富有成效地工作”，建议要给他们“物质刺激”。
切姆伯斯则一开口，贝科夫就给了他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一千美金，让他给四位
具有重要价值的间谍——希斯、怀特、西德维尔曼和沃特利一人买一个布哈拉地毯，
同时对每个人说，这地毯——“是苏联人民送给美国同志的”。
当时在英国，苏联间谍机构只打进一个外交部。而在华盛顿，苏联间谍网与日
俱增，几乎对罗斯福行政部门所有领域都有所染指。当然，在莫斯科看来，打入华
盛顿内部远没有打人英国白厅重要，因为欧洲超级大国和日本远比美国要让莫斯科
更感兴趣。就连贝科夫本人也不是特别关心美国政治机器的部件运行情况。和戈德
伯格一样，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德国和日本的材料，尤其是“德国人和
日本人对我们开战的准备”。
贝科夫曾因沃特利搞不到德、日政策的重要文件而严厉斥责过他。而对希斯，
贝科夫则比较满意。1936年，希斯当上了助理国务卿佛朗西斯·塞勒的助手。这样，
他就可以经常接触外交人员和武官们的报告。1937年初，他每十天给切姆伯斯拿几
摞文件，有时一周一次，贝科夫认为，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中日战争时期对
日本政策的评价。1937年3月2日，希斯搞到了一封援引未署名的日本高级军官话语
的电报，上面说道：“他们能够成功地发起对苏之战，并毫不费力的把中国人扼制
在战线侧翼”。在国会中，希斯同后来英国安全局的麦克林一样善于伪装自己的行
动，甚至连沃特利也从未怀疑过希斯在为俄国人工作：“我认为他是个有着强烈保
守观点的新政策的拥护者”。后来塞勒得出结论，希斯弄来的文件使俄国人破译美
国密码成为可能。当时，他还没有想到，苏联间谍打入美驻莫斯科使馆后，这些密
码早已尽人皆知了。对美国情报的不重视，不仅表现在干部工作中，还表现在一系
列行动管理方法上。戈德伯格和贝科夫与杰依奇和梅伊来往很少。1933年切姆伯斯
在莫斯科接受培训时，竟公然违反制度给美国朋友寄明信片。在一张明信片中，他
对新生儿给予“苏联式的祝福”。回到美国后，他又开始玩弄奇怪的间谍游戏。比
如他用轻挑的腔调说话，这使沃特利和朋友们觉得他不是个美国人。但戈德伯格和
贝科夫对破坏纪律现象总是视而不见。一些朋友们知道，切姆伯斯正“从事着非常
神秘的工作”。一天，他甚至直接了当地说，他“正为苏联对日战争干反间谍工作”。
切姆伯斯对自己的头头、间谍艾德热尔·希斯就像个世交，他甚至和妻子住在希斯
家。和其他间谍的联系也很紧密，他们一起去作客、看展览、玩乒乓球。
但造成失败的最大危险还是切姆伯斯本人。1937年7 月，他被召囱莫斯科。由
于对斯大林主义感到绝望并担心其终结， 切姆伯斯实际上是推迟了九个月才走。
1938年4 月，他中断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联系。年底前他隐藏了起来，然后就
接连不断地向所有接触他的人抱怨自己命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切姆伯斯的
抱怨有可能会彻底毁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网。但好在华盛顿比起伦敦来似乎对
安全更不屑一顾。也正因如此，后来几年，切姆伯斯才痛苦地明白，无论是联邦调
查局，总统行政部门或其他部门，对他的存在根本就是视而不见。由此可以看出，
二战后，这个变成内务人民委员部“主要敌人”的国家，在当时对苏联所设想的防
线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可以说是虚无防线。
第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1）
希特勒把使东欧大部分领土变为其种族主义帝国视为最终目的。在这个帝国中，
低等的斯拉夫人将被高等的德意志人当作奴隶来使唤。除此之外，从斯拉夫人中还
应将那些犹太“毒液”清洗出去。希特勒一直坚信，获取这样帝国的决定性阶段就
是对苏之战。1933年他上台后，一部分人真的相信了他在《我的奋斗》华丽篇章里
所勾画的东欧帝国的幻境，相信了他那几乎用了十年才写成的毫无联系的政治宣言。
30年代中期，希特勒将自己在东欧问题上狂妄的傲慢隐匿起来，并迫使德国人民相
信，第三帝国将随着“平等权利”的复兴，成为欧洲和平的保障。
1922年，国际社会的两个失去原有性质的大国——革命的俄国和战败的德国突
然开始接触起来，并签订了拉格洛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彼此在不提出财产要求
的前提下携手合作，这大大震惊了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十年中，虽然由苏维埃和
共产国际策动的德国1923年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苏联同魏玛德国的外交和
贸易关系，比起其他大国来还是要紧密得多。但1933年末，纳粹分子的篡权结束了
拉帕洛和约的时代。虽然斯大林直到1941年德国法西斯人侵前才意识到纳粹的危险，
但希特勒无论是对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可化解的仇恨，
都早已把纳粹德国实际变成了苏联在欧洲的最大威胁。同样，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
也使苏联大有难以顾全、疲于防御之势。出现的这种严峻形势，迫使苏联不得不在
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苏联的官方对外政策在此之前一直是建立在寻找与西方大国
联合，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侵略威胁的集体安全体系之上的——这种政策可以以苏
联1934年加人国联、随后又抵制国联以及1935年首次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资
本主义国家签约的事实作为例证。1930…1939 年，任外交人民委员的马克西姆·李
维诺夫，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忠心拥护者。十月革命前，他在英国担任了十年境外布
尔什维克小组的领导，革命后他偕自己的英国妻子回到俄国。比起同一时代的其他
政治家李维诺夫更加希望与西方国务活动家和西方激进分子建立友好的关系，因为
这些激进分子都为自己的政府面对来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威胁、即将发起的侵略
而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绝望。
但与李维诺夫的思想有所不同，早在1934年，斯大林就开始秘密寻求防御德国
威胁的道路。可这条道路不是组织反对它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是想与希特勒单独好
和。 1934年7 月初， 即德国冲锋队参谋长艾伦斯特·雷姆和180 余人在希特勒的
“长刀之夜”行动中被枪决后不久，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据说斯大林对大家喊
了起来：“你们听到来自德国的消息了吗？希特勒是怎么摆脱雷姆的？好样的，希
特勒！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对付政敌！”没过几个月，斯大林就把基洛夫、自己最主
要的潜在敌人杀了，因此可以说，他的这项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希特勒的先
例。斯大林对“西方力量对比”的评价（此种理论不顾对力量均衡的传统评估，更
注重政治意志和军事实力）也反映出他对希特勒的那种与日俱增的尊敬与好感。斯
大林并不相信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结盟的可能性。正如马列信仰的公理所
表明的那样，斯大林深信所有资本家的自然愿望就是组织反对苏维埃国家的阴谋。
俄国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内部矛盾使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而正
是这些矛盾给了俄国革命一个最后机会。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刻骨仇恨导致苏联
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可能性大大低于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盟的可能性。但斯大
林还是满心希望，希特勒作为一个现实政治的老手，能意识到纳粹与苏联在东欧划
分势力范围会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1937年1 月，驻柏林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大卫·坎德拉基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没有提到李维诺夫）授意之下，开始为苏德政治条约的签订作准备工作，谈判是
在秘密中进行。但那时希特勒对这种可能性未表现出任何兴趣。尽管如此，坎德拉
基在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时，据克利维茨基说，他对与德签约的前景作出了乐
观的评价。事实上，他的乐观是因为不愿承认自己未能成功地完成使命。叶若夫对
克利维茨基说：“德国十分强大，可以说，现在它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希特勒造
成的这种局面谁又能够怀疑呢？哪个智力正常的人能不这样认为呢？苏联只有一条
路可走”。他甚至提到，斯大林曾对他说过：“我们应和纳粹德国这样强大国家签
订和约。” 虽然希特勒上台之前苏对外间谍机构在德国活动十分活跃，但来自纳粹德国的
情报比来自其他国家的情报在可靠程度上要小得多。德共是西方最大的共产党组织，
它把几千名工人记者组织成了一个网络。这些工人记者的公开目标是——像在法国
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向共产主义报刊报导工人的劳动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
还有一项更秘密的任务——搞工业和军事情报。1930年，德共政治局委员、负责地
下党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的汉斯·基彭伯格被选为德国议会议员。在纳粹分子
上台前的三年中，他利用议会议员和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资格所赋予的特殊保护权，
继续其间谍工作。实际上，当时的柏林成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在西方活动的主要
基地、进步组织以及明岑贝格的情报帝国中心。在柏林还工作着一个意义重大、高
度职业化的护照伪造机构，这个机构专为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第四局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间谍制做护照并编造“假履历”。汉斯·富纳
斯是这个机构的护照技术专家，他曾以某个“伊瓦尔·米勒”的名字为例，来说明
每个细节都要花费许多精力与功夫：
“口袋里装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护照，可这个米勒也不能从天而降。他还应有一
些证明他身份的必备文件。比如，出生证明，工作地点证明，社会保险证件和其他
证件。所有这些证明个人身份的文件要制作成‘套’，为了使这套文件内容充实，
还要让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通晓警察工作手段的专家参与伪证件的制作。”
“整套”文件做完后，还要有一些辅助的安全措施。比如，当伊瓦尔·米勒第
一次穿越国境时，他的护照看上去不应当是全新的。内有许多签证和边境验章的护
照能说明护照持有者不止一次地安全通过检查，这样就可以减小被警察怀疑的可能
性。正因如此，护照制造机构还需在护照“成品”上添几个伪造签证并盖上几个边
境验章；同时还需仔细制订出“旅行者”经历的路线，一切都应富有逻辑地与间谍
的“假履历”相符。
据雷纳斯说，从1927年至1932年，柏林护照伪装机构每年要制造450 套左右文
件。1932年11月，警察局搜查了一个护照伪装机构所在地，在那里发现了600 份空
白护照表格（有伪造的，也有真的），35本“半成品”护照，800张护照照片，700
张警察局的专门表格，2000个印章和许多其他用于制造“假履历”的正式文件。
在魏玛共和国灭亡前的最后几年中，使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间谍网
头疼的是苏联间谍活动的死板、德共内部行动的不协调以及德国工人记者们的过分
热情。这些情况往往会给间谍工作带来危害，仅从1931年6 月到1932年12月，德国
法庭就审理了300多桩涉及苏联间谍机构的间谍案。
苏联情报机构在德国最大的失败，是1931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格奥
尔格·泽梅尔曼的叛逃。八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苏联驻汉堡贸易委员会掩盖下活动，
叛变之后，他答应为一家维也纳报纸撰写一系列有关苏联间谍在德国、奥地利和其
他国家活动的文章，并以此方式揭露基彭伯格和其他苏联间谍的长期活动。但他还
未来得及实施计划，就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塞尔维亚族共产党员安德
烈·彼克洛维奇干掉了。1932年，在法庭上彼克洛维奇供认自己杀人有罪。但声称
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消灭叛变行为，为了许多死去的“无产阶级斗士”。由于共产
党报刊掀起了保护彼克洛维奇的行动，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彼克洛维奇
被无罪释放。
大部分德共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家，之所以能够在1933年纳粹分子上台之后
隐蔽在国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护照机构提供的伪造文件。但纳粹警察国家的
建立，对德共活动的明令禁止，人民对希特勒专制与日俱增的狂热，加之一大批共
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叛逃，这一切都使苏联谍报网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叫格留
菲尔德（外号布鲁诺）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被派往德国，前去执行收拾残局、
重组余部的秘密任务。但莫斯科总部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很快又换了一个富有经
验的间谍，犹太族医生格列戈尔·拉比诺维奇。他给一个被招募者留下如此印象：
“在他那双深陷的栗色眼睛中闪现着忧伤和聪颖，他那身做工精致、略显保守的衣
服加深了可靠和威武的印象”。拉比诺维奇把第四局的间谍网缩减为原有编制的四
分之三，并决定彻底脱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网。工人记者的队伍也再次活动
起来。1934年，护照机构迁至萨尔，一年后萨尔与德国重新统一，护照伪造机构迁
到莫斯科，后又迁至巴黎。国外处处长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5年在莫斯科附近召
开的德共国际大会上说，苏联在德国的大规模情报网已被彻底摧毁，而拉比诺维奇
目前所支撑的第四局间谍网的活动与其说是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倒不如说是希特
勒政权的地下反对派的一种低效的活动。1936年，拉比诺维奇被调往美国，以便帮
助领导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渗透活动。
由希特勒发起的消灭驻德苏联间谍机构行动。差不多是由斯大林亲手结束的。
许多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的德国人在“大清洗”时期都被逐出莫斯科，其结果与德
共一样，都难逃脱灭顶之灾。汉斯·基彭伯格就是第一批牺牲品之一，1936年，他
在苏联被迫承认了莫须有的“为德意志帝国搞间谍活动的罪名”。
苏联在德国间谍网的覆灭导致了更大的损失，因为德国是唯—一个未被内务人
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侦察机构与第四局联合小组实施技术侦察的国家。1938年，贝
利亚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这个联合小组就解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
侦察机构迁到了位于捷尔任斯基大街的原“谢列克特”饭店，在这里，他们开始集
中进行外交信函截听工作。绝大部分军事情报都由苏联情报总局（苏联军事情报机
构）获取。但直到1941年6 月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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