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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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外交信函截听工作。绝大部分军事情报都由苏联情报总局（苏联军事情报机
构）获取。但直到1941年6　月德国人侵苏联前，没有一个德军高级密码被内务人民
委员部或是苏联情报总局的密码分析家破译。除极个别外。这些密码在战争结束仍
未被破译。
　　　　苏联情报部门竭力在德国，尤其是荷兰、法国和瑞士进行间谍活动，以期补偿
在国内的微小成效。30年代末，第四局的几名间谍开始建立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后
来在二战期间成了苏联情报部门从纳粹德国获取情报的主要来源。这里，必须首先
提到两个人。第一个是出身波兰的犹太人列奥波德·特列彼尔，他为共产国际国际
联络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于1936年被别尔津招募进第四局充当间谍。1938年，特
列彼尔冒名亚当·米克列尔以投资一万美元的加拿大商人身份来到比利时，与一个
先前在共产国际联络部工作的伙伴、名叫列昂·格罗斯福格尔的犹太人一起组成了
“优质外国雨衣”公司。这个公司成了特列彼尔间谍活动的掩护，正如他自己后来
所说，他成了“生意兴隆的企业家的典范”。但实际上他以此为掩护的主要目的，
是要建立由痛恨纳粹反犹太主义和志愿无偿为反对希特勒而工作的犹太人组成的间
谍网。虽然特列彼尔与佐尔格一样是整个间谍网的领导，但他本身也是一名优秀的
间谍。即使这样，在战前，他和他的间谍们并未搜集到很多重要情报。特列彼尔也
有自己的道理，他后来曾解释说：“严格地说，我们在战前几乎未从事情报活动。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可靠的商业掩护、并组织必要的基地，以便枪声一响，我们就能
整装待发投人战斗。”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与特列彼尔同时代的最优秀人物是匈牙利人尚多尔·拉多，
他和特列彼尔一样是个犹太人，也是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被第四局招募
开始情报生涯的。其工作途径也与特列彼尔大致相同，他在1936年在日内瓦以企业
主身份成立了一个制图公司。二战期间他领导了对德间谍网工作。但战前他的情报
业绩并未超出特列彼尔，同样是无足轻重。
　　　　战前的重要情报，基本上都是从打入德驻东京和华沙机构的间谍那里获取的。
在东京的苏联间谍佐尔格本身就是个优秀的例证。佐尔格做过统计，当他前德国朋
友、上校武官文金·奥托1938年4　月当上德国大使时，在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
中，有60％的情报是从德国大使馆搞到的。有一次佐尔格甚至受奥托委托，以使馆
信使身份前往马尼拉、坎顿和香港——一个苏联情报人员居然能在德国外交掩护下
工作，这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据苏官方的说法，佐尔格直到最后也不知道，第四局领导别尔津于1938年惨遭
枪决。因此，1938年他写信给上级领导的信就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
　　　　“亲爱的同志们！别为我们担心。虽然我们极度疲劳并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但
我们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坚定果敢，时刻准备着完成伟大使命赋予我前的任务。
向您和您的朋友们致敬。请您代为转交给我妻子的信和问候。并请密切注意她的安
全……”
　　　　然而，佐尔格在二战开始前后这段时期的主要侦察方向，是日本而不是德国。
1938年夏，他以手下尾崎秀实的情报为依据劝说莫斯科，日苏在满洲里附近哈桑湖
上发生的第一次严峻冲突，责任完全在当地驻扎日军指挥官本人，而东京政府一直
在竭力避免战争。佐尔格还在1939年5　月日本破坏内蒙古边境时，也发出过类似的
安抚人心的消息。莫斯科不相信佐尔格的情报，并一度认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大规模
侵略已迫在眉捷。1939年夏，第四局曾在一段时间内不再信任自己最出色的间谍。
当1939年10月1　日德国人侵波兰，二战开始时，莫斯科向佐尔格发出严厉的指责：
　　　　“日本准备与苏联开战，并且已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军事和政治上），而你
们却搞不到任何一点儿有价值的情报。这只能给人一个印象，你们不再积极工作了。”
　　　　战争开始前两年，苏联情报机构还将另一名间谍渗入德国使馆。1937年，为第
四局效力的德国犹太记者鲁道夫·根施塔特招募德国大使馆大使参赞鲁道夫·冯·
谢里哈的工作获得成功、冯·谢里哈当时四十来岁，他出身于西里西亚贵族之家，
出任外交职务前是一战时骑兵队的一名军官。但到30年代中期，他的薪俸与妻子的
收人已无法满足他的嗜好——赌博和玩女人。与佐尔格不同的是，与其说冯·谢里
哈是由于意识形态而成为间谍，倒不如说他是个金钱的俘虏。1938年2　月，第四局
往冯·谢里哈在银行的帐户上汇了6500美金——这是在两战期间付给间谍们酬金中
最大的一笔。”
　　　　由于冯·谢里哈具有罕见的洞察能力，他能从内部看出德对波兰政策的发展－
－这正是引起苏联不安的事件，从而受到第四局的高度评价。在希特勒上台的头五
年中，　这个纳粹魁首极力消除波兰对其在东欧领土上扩张的有理申的担心，　并于
1934年1　月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借此安抚波兰人，以便在用现代武
器装备部队之前暂时不用担忧波兰闹事，当时的上策就是保证支持波兰反对苏联。
1938年10月，希特勒要求波兰实行“在反共产国际方案基础上的对俄同步政策”。
“慕尼黑阴谋”之后，希特勒企图控制但泽（现在的格但斯克）港口，并进一步使
波兰沦为其附庸国的野心愈来愈明显。1939年　3月，波德关系日趋紧张。英、法放
弃绥靖政策向波兰保证，一旦德国人侵，将提供“全部可能的援助”。
　　　　在希特勒准备发动战争的重要关头，苏联的对德情报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
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来自佐尔格
与冯·谢里哈的真情报与来自其他情报源的假情报被混杂在一起，难以辩认；二是，
1938年3　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半年之后，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人侵。
所有这一切重大事件正好与苏联当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的“清洗”高潮赶
在了一起。可想而知，“下降”是必然无疑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度过“大清洗”时期的地下人员谢苗·罗斯托夫斯基（他
就是厄恩斯·杰里）和其他一些间谍纷纷指出，“德国吞并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的威胁不能忽视。因为这个前提如果实现，最使人担心的事就会发生：德国在芬兰
建造登陆基地，从哪里给予在波罗的海的德国海军以支持，并开始穿越卡雷利阿地
峡向列宁格勒发起地面行动。关于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列宁格勒党组书记安德
烈·日丹诺夫不止一次提到。1980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秘史强调，
30年代中期驻赫尔辛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机构干得相当成功。大约有五六个政
治家和政府官员在为该机构效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
和伦敦的间谍机构在“清洗”时期历经劫难，遭受迫害最大。1937年末，内务人民
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所有在外工作人员实际上都被召回了莫斯科，后来他们或被枪决
或被投入集中营。这样就使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完全瘫痪。与芬兰被招募的间谍的
联系也随之中断了。唯一两名经过在莫斯科审讯、幸免于难回到赫尔辛基的是鲍里
斯·尼古拉耶维奇·雷布金（他就是雅尔采夫，在大使馆以二秘身份作掩护从事间
谍活动）和他的妻子、赫尔辛基“外国旅行者”处处长卓姬·尼古拉耶芙娜·雷布
金娜（即雅尔采娃）。雷布金被提升为间谍头目之后，与妻子一起奉命于1938年的
春天重新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芬兰的活动。
　　　　后来任芬兰外长的魏纳·坦涅虽然知道雷布金的真实活动，却发现他“是个十
分活跃的、令人愉快的人。和他能够很轻松地谈论一些微妙的问题，与其同事不同，
他似乎是个较为随便的谈话对象”。而卓班雷布金娜，高高的个子，淡黄色的头发，
在组织中也小有名气。坦涅认为，这是位“十分美丽的妇人，虽徐娘半老，但却风
韵犹存”。战后，在重建国外处的过程中，她领导德国、奥地利的情报工作。雷布
金在与芬兰人的交往中表现活泼开朗、令人信任，而实际上，他的这种交往方式完
全是个骗局。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知道他是个斯大林主义的无限忠诚者，他很清楚
犹太人的出身，要求自己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正统，并要遵守“勤于揣摩，投
其所好，保全自身”的原则。
　　　　1938年，雷布金接到指示，命令他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开展秘密外交活动。3　月
12日，希特勒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奥地利，并立即把它归入第三帝国的版图。这
一切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担心，害怕希特勒下一步将夺取芬兰的登陆基地。但这
种担心很快就被庆祝赫尔辛基解放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打消了，赫尔辛基的解放并
不是依靠德国，而是苏维埃制度帮助的结果。由1918年指挥过德军的留基格尔·冯
·德·戈尔茨伯爵率领的代表团引人注意地参加了庆典。两天后，雷布金拜见了芬
兰外长鲁道夫·霍尔斯基。在前不久逗留莫斯科期间，雷布金说，“获得了着手讨
论苏芬关系的广泛权力”，而这些讨论甚至连苏联大使也禁止透露。雷布金对霍尔
斯基说，克里姆林宫“绝对相信”，德国计划在芬兰驻军完全是为下一步入侵苏联
做准备。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到处散布法西斯在芬兰策划的阴谋。雷布金向霍尔斯
基讲明了利害关系：如果德军入侵芬兰，红军一方肯定要还击，而这导致的战争将
在芬兰领土上进行。如果芬兰准备反击德国人侵，则苏联会向它提供武器和军事援
助，并有义务在战争结束后撤出其军队。
　　　　但几个月过去了，雷布金为谈判所做的准备工作还是毫无进展。六月、七月中
他两次拜见了首相A·K·卡扬德。雷布金再次强调，只有他拥有进行谈判的全权。
他十分鄙视地说，苏联大使虽然“确实与许多人进行过会谈，但他讲的一切都毫无
意义。”和霍尔斯基一样，卡扬德对芬兰为与苏联结成军事联盟而丧失中立立场的
前景并不乐观。1938年12月，谈判改在莫斯科举行。使芬兰代表团惊奇的是，迎接
他们的不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而是内贸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正如
他们被告知的那样，李维诺夫对此次会见并不知晓（虽然后来他也被吸收参加谈判）
。芬兰人继续抵抗着来自苏方坚持缔结军事协定的压力，同时，也不同意将芬兰湾
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租借给苏联。从雷布金向霍尔斯基提出秘密建议起，时间几乎
过了一年，谈判才于1939年3　月告以结束，但那时苏联外交已完全陷入了一个大变
动的海洋。
　　　　1938年10月的慕尼黑会议给“集体安全体系”政策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苏联
未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来自英法的压力迫使捷克人将苏台德区拱手送给了德国。
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有效保护，因此，半年后希特勒占领布拉格时，也
没能抵抗多久。斯大林、贝利亚和几乎整个政治局都认为慕尼黑协议的主要内容就
是西方大国迫使希特勒放过英、　法，　将炮口转向东方，集中兵力进犯苏联。这个
“阴谋者”的理论后来成了苏联正统历史科学的一条公理。直到80年代末苏联历史
学家仍坚持认为，“西方大国不仅放纵了法西斯的侵略，还以最明显的方式将法西
斯德国转向对抗苏联”。而实际上，虽然许多西方国务活动家对两个独裁者的冲突
幸灾乐祸，但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旨在挑起德国进攻苏联的阴谋。
　　　　斯大林情愿相信英一法阴谋，这不仅因为他个人就是一个“阴谋理论家”，还
因为他手中掌握有大量的情报。当时的情报工作实际上处于低谷，大部分合法的或
非法的间谍人员都被消灭。还有一些属于奥尔洛夫或克里维茨基这种少数情况——
临阵叛逃，即使有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没逃跑成，也在奴颜婢膝的原则“勤
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指导下纷纷自寻出路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
局越来越迫切、　强烈地要求国外处提供一些能使苏联领导阶层深信不疑的、　证实
“秘密阴谋”理论的情报。而那些不能拿出英一法试图挑起苏一德战争证据的人，
就会被怀疑与帝国主义分子有牵连。接替国外处以前那批遭到“清洗”的、善于全
面独立思考的“老”间谍位置的是新一代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对如何在另一个环境
中表现自我尚无足够经验，但他们却在竭力表现自己在发现和清除反革命阴谋的能
力，以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死后，1938年2　月他的副手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成
了国外处代职领导。施皮格尔格拉斯本人曾在西班牙领导过秘密战，在瑞士策划过
处决一个叫伊格纳季·赖斯的叛逃者。后来，另一个叛逃者、弗拉基米尔。彼得罗
夫回忆说，施皮格尔格拉斯是一个残忍的，但同时又是一个“举止得体，礼貌，实
干，头脑机敏，动作灵活”的人。和斯卢茨基一样，施皮格尔格拉斯也是个犹太人。
几个月后，他也被干掉了。当贝利亚1938年7　月以叶若夫继任者身份来到莫斯科时，
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格鲁吉亚“执朝郎”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
后来，这个“执朝郎”成了国外处的新领导。杰卡诺佐夫的外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身高刚过一米五O　，长着一个不大的鸟鼻子，几缕黑发横贴在那十分显眼的秃头上。
20年代初，他在高加索草营人命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一个“巴库刽子手”的名声。后
来这个名声又因他在“大清洗”时期担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一系列暴行
而愈发振耳。杰卡诺佐夫在国际事务中毫无经验，是国外处第一位从未出过国的领
导。但他比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前任都要显赫、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都要
重要。两年时间里，他升至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当上了驻柏林大使。
　　　　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杰卡诺佐夫向贝利亚和斯大林提供了一系列情报，它们大
多是有关1939年1　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罗马进行谈判的一些传闻，莫斯科认为，它
们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予以较高评价，李维诺夫曾对波兰大使说：“他得到了一个
可靠消息，好像张伯伦在谈判进程中试图触及‘乌克兰问题’，这似乎使人觉得，
英国不再把德国在此方向上的企图看成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莫斯科对英国企图挑
起德国进攻苏联的这些补充证据深信不疑，以至于李维诺夫的一位副手三个月后在
与意大利大使谈话中继续痛斥张伯伦的险恶阴谋。
　　　　正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机构的情报最不受信任时，此机构在苏联制订对
外政策时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种渠道都被用来准备1938年与芬
兰和1939年与德国的秘密谈判。与此同时，在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把主要精
力用来对那些被称为反革命或亲西方的外交人员进行清洗，　　这次清洗一直持续到
1939年。一位经历了这段时期的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经常是你和一位同事约好
再见面时谈论一些问题，第二天就发现他不再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了一一他已被
捕入狱”。最引起贝利亚和斯大林怀疑的，是那些既熟知西方又富有经验的外交家。
逮捕活动甚至触及到了人民委员部领导阶层。原副外交人民委员H·H·克列斯京斯
也成了“人民之敌”。他在1938年2　月所谓的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
运动中被判枪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副手鲍利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
尼亚科夫工作时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同事们经常看到他脖子上围个湿毛巾
以缓解折磨他的头痛。每当工作日结束时，他长时间地洗冷水浴。但和克列斯京斯
一样，他也难逃脱被枪决的命运。
　　　　在慕尼黑会议和集体安全政策破产以后，李维诺夫本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
间也屈指可数了。莫洛托夫后来指出“我们国家中就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他们只
有反法西斯狂热感情，却忘掉了我们（西方的）盟国的挑拨活动”。首先他怀疑的
就是李维诺夫，他认为李维诺夫整日沉施于集体安全的空想之中，反而对英法那些
企图秘密挑起希特勒进攻苏联的“统治集团”帮了大忙。1938年4　月，李维诺夫在
建议和英法谈判签订“反对侵略欧洲”互助条约后，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把集体安全
体系变为现实。但就在那天，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在这一
变动后不久，前红色工会国际领导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
员。虽然李维诺夫与自己的几个前任副手不同，他经过了大清洗，但为了彻底铲除
“李维诺夫残留分子”，由莫洛托夫倡议，在委员部内部成立了“精英”小组，贝
利亚和杰卡诺佐夫成了小组的一、二把手。当他们出现时，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穿着
便服，而杰卡诺佐夫则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制服。委员部的成员们要一个个经过
这“三人联盟”的挑选。他们自然是要竭力证明他们与人民的敌人毫无瓜葛，虽然
有时也有露马脚的时候。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莫洛托夫脚踩两只船，就签约事宜进行着平行谈判——公
开场合与英法谈判，然后拘谨一阵之后秘密与德国谈判。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英国，
人们对英一法一苏之间的谈判反应冷淡。张伯伦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对苏联的
真实目的十分怀疑，即使它真诚地乐意帮助我们，它的军事潜力也不足以令人信服。
”大概斯大林把与英法的谈判看作向德国施加压力、迫使签订和约的手段，或者是
一个双保险，即使与德签约无法实现，与英法的这种谈判也是最明智的决定、最成
功的选择。只有法国对迅速签订和约的必要性表示理解，因为它担心，英一法一苏
谈判一旦破裂，斯大林就会与希特勒缔约。
　　　　为使德国签约，内务人民委员部精心策划了“积极行动”。4　月14日，苏联大
使向德外交部提出议案几天后，驻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很容易就截收到一些英国外交
电报，并将其主要内容发给柏林。电文基本上都是有关英苏谈判进程的。奇怪的是。
在截获的电报中，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漏洞和失真。比如，电文中说，英法代表在
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更有利于苏联的条件，使得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这远远超出
了事实，德国的情报机构是最不可靠的消息来源：德国专家无法破译英国外交电码，
而且可能在英国外交部根本就没有能够接近这些电报的间谍。唐纳德·卡麦隆·沃
特教授认为，“消息一定是来源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情报机构”，只有
这种推测才是唯一令人信服的猜测，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9年4　月德国大使馆突
然地、而且是有选择地搞到了英国外交信件；为什么在德一苏签约前一周，情报接
收又突然中断。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也同样获取了一些类似以加速
双边谈判为目的的情报。
　　　　内务人民委员部拍往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伪造电报来自一个或同时来自两个源
点。第一个源点是英国外交部联络部密码破译员、大尉约翰·金，1937年他被召回
前一直受特奥多尔·梅伊领导，虽不能肯定，但极有可能是在1938——1939年冬，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重新开始在伦敦行使领导权后，金又被重新使用。第二个源点可
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电子侦察部门，金·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在其中是中坚力量方
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奉送”给伦敦德国大使馆的情报，被公正地称为“最令人信服
的虚假情报的光辉典范”。但这一切最终并没有派上真正的用场。当希特勒备战入
侵波兰时，与斯大林签约的益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魁首根本就不需要来自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协助”。在8　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如愿
签订。秘密备忘录预先规定，“当国家领土和政体需要重新考虑”时，苏联拥有对
东部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在罗马尼亚）的监
督权。这个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外交部和其他世界大部分国家措手不及。
　　　　两位独裁者对条约签订都欣喜若狂。签约后，斯大林举杯祝辞，“我清楚，”
斯大林说、“德国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他当之无愧。”
然后莫洛托夫为里宾特洛甫敬酒，里宾特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