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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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谈话者穿透。”
　　　　戈里科夫训导自己的下属要注意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情
报总局的工作人员将它领会为要善于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威优势。1940年　9月，
戈利科夫在情报总局六个战役部领导会议上说，他接到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的指示，
要继续对情报总局进行清洗。他说：“有太多的人、太长时间地呆在国外，与国外
人交往甚密，他们就对安全问题造成了极大威胁”。伊斯梅尔·艾哈迈托夫是当时
接受清洗任务的领导人之一，为寻找可能的候选人他查看了档案卡片：
　　　　“有时我很走运，真能找到一些倒霉的人。他们实际上都犯过某种罪行，早晚
都会被清除出系统。然而我还是主要注意他们与西方的联系。”
　　　　1940年12月，与斯大林连续谈话后，戈利科夫召开了全体领导会议。他的发言
可算得上是教条主义、忠诚斯大林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暴露了他对国际形势极其肤
浅的认识。戈利科夫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定性为“斯大林同志辩证天才的作品”。
他认为，有关德国人侵的预告不切实际，英国如同法国一样很快就会被摧毁，它的
殖民地也会被德日瓜分。那时作为经典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国就会为了将英国从彻
底崩溃中解救出来而向德国开战。“这时苏联就会耐心等待，直到该它出场为止。
资本家们一开始互相削弱和倾轧，我们就将解放全世界。”
　　　　虽然大部分有关制订“巴巴罗萨计划”的情报，都是通过情报总局信息渠道获
得的，但这些情报的复本还需要同时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份，从1941年2　月开始，
这些情报改送到重建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去。　1941年2月3日，　内务人民委员部
（过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情报机构被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国家安全人民
委员部。贝利亚的又一个格鲁吉亚马匪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成
了这个部门的领导。1921年到1931年，梅尔库洛夫先后在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
卫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了十年。后来又被调到格鲁吉亚搞了七年“党的工作”，
终于在1938年12月当上了贝利亚的第一副手。透过梅尔库洛夫教条的、残酷的斯大
林主义，显露出他唯心主义肃反工作者的品性，他以牺牲自己的伟大理想为代价熬
过了“大清洗”时期。与斯大林一样，梅尔库洛夫深信“共产主义与西方哈叭狗的
厮斗早晚会来到……我们健康的、充满活力与感召力的理想——列宁和斯大林的理
想一定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有一次他甚至还创作了一个表现斯大林精神的电
影剧本。在影片中，战胜资本主义恶习的男女主人公驾驶着集体农庄的新拖拉机一
直奔向苏维埃深红色的晚霞中。战后与梅尔库洛夫进行过谈判的匈牙利国务活动家
尼古拉斯·尼亚拉基认为“他是个怪人：他集伟大的善良与兽性和残忍于一身，他
既保持着绝对严肃，又异常思维敏捷，他有着约夫（1589年任俄牧首，l605年失去
牧首宝座并被放逐一一译者注）的谦逊。他还是个瘾君子，他一天不停地要抽上四
五十根烟。这是一个如此有威力的人，他在场时苏联大使都站得笔直。梅尔库洛夫
是个千面人，他讲话时，嘴上总挂着谦虚的微笑。梅尔库洛夫（战后）以无情的顽
强精神亲自领导过屠杀近二百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但就像一个人性
尚存的强盗一样，他对孩子们具有典型的俄罗斯式的多愁善感，当我们关系十分密
切时，有一次他含着眼泪给我看他服役的儿子的照片。”
　　　　虽然尼亚拉基讲的是梅尔库洛夫的“超人的智力”，但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他
一分钟也没忘记“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己”的规矩。
　　　　在重建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里，负责国外情报的机构升了一大格，现在不叫
“国外处”而升为“‘国外局”。年轻的局长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接替了
自1940年以来任国外处最后一任处长的杰卡诺佐夫的职位。1938年末，党中央为了
充实经过清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挑选了200　名具有大学学历、年轻有为的共
产党员加人到机构中来，菲京就是其中之一。菲京较为正经刻板，在决定问题时，
他并不完全像梅尔库洛夫那样，只是一味连媚奉迎，而是无论什么样的情报分析他
都上报。与他的三位前任，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施皮格尔格拉斯和杰卡诺佐夫不
同的是，菲京的画像今天仍挂在——伴着对他一生的颂辞——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荣
誉厅内。
　　　　菲京接到过来自情报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但直到的1941年6　月22日
德国人侵前，他比情报总局局长戈利科夫的影响要小得多。然而，无论是菲京还是
戈利科夫，都没能真正影响到斯大林，使其相信“德国威胁”的存在。斯大林的传
记作者德米特里·茹尔科戈诺夫认为，“直到最后一刻，斯大林还在指望他的洞察
力和预言的力量”，极端盲目的自信使斯大林把那些与他的“阴谋理论”不符的大
部分情报全都抛弃了。
　　　　1973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的作者们认为，当时，莫斯科从各种信息渠道一共搞到
了84份有关德国人侵的“警告”情报。假如今天还搞这种调查的话，那么情报的实
际数量肯定会超过100　份。戈利科夫战后曾宣称：“苏联的军事侦察有着可靠的秘
密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源遍及一系列国家，包括德国”。然而，在1942年　6月22日
前，戈利科夫自己对大部分情报来源也不大相信。他把获得的情报分为两类：来自
“值得信任的情报来源”的情报和来自“可疑情报来源”的情报。看戈利科夫把大
部分有关德国不宣而战的情报划归到第二类了。菲京对上报情报的可靠性比较相信。
他后来说，他曾准备了一份关于“来源可靠性”的论证报告，但梅尔库洛夫却拒绝
签字并上报斯大林。“上面，——他对菲京说——他们（就是斯大林）更清楚该怎
么评价这个问题。”
　　　　1941年　3月21日，戈利科夫把来自各种情报源有关德国制订出突袭苏联计划的
警告信息一并呈送给斯大林。但和报告一起呈上的，还有他自己的结论：只要德国
尚未摧毁英国或者尚未与之签订和约，进犯苏联就不会成为可能。“那些认为反苏
战争不可避免，并在今春开战的预言和文件都应看作是英国人，甚至是德国人散布
的伪情报。”那时任总参谋长朱可夫元帅后来说，戈利科夫的报告只呈给了斯大林：
“（他）未向其他任何人报告过，甚至是总参谋长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或
许这是夸张，但无论是朱可夫还是铁木辛哥，都无权接近有关德国可能进攻的大部
分情报。苏联历史学家维亚切斯拉夫·达希切夫指责戈利科夫，说他“为了讨好斯
大林”，自己杜撰报告。但是戈利科夫的报告并不是他奴颜婢膝的结果，这里还有
他的“坚强信念”在作祟，尤其是他对斯大林旨在“挑起英德争端保全自己”的阴
谋深信不已。
　　　　关于希特勒的真实意图，邱吉尔曾提醒过斯大林，但这种尝试却更加深了斯大
林对英国阴谋的怀疑。在所有西方国务活动家中，斯大林最不信任的就是邱吉尔。
他认为邱吉尔是个恶魔，正是他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挑起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恶毒进
攻，然后又急于撕毁英一苏贸易协定；还是他于1927年在英国内阁拉帮结伙，策划
中断对苏外交关系的行动。现在他又上了台，斯大林认为他已酝酿好了新的反苏阴
谋。
　　　　可能有关德国进犯苏联的最严肃的警告是来自1940年6　月25日邱吉尔写的、并
在7月1日由新任驻苏联大使赛尔·斯泰福尔·克里普斯亲自交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件。
邱吉尔的警告不仅以所获情报为依据，还有对希特勒未来战略的准确评价。但斯大
林把这封信看作不是德国，而是英国旨在挑起苏德战争阴谋的又一证据。
　　　　按照斯大林的指令，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舒伦堡递交了照会，照会中向德国告
知了邱吉尔的警告。斯大林还把从英国和美国获知的情报也转告了德国，这显然是
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希特勒就有可能怀疑他与德国的敌人有密谋。
　　　　1940年　9月，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从内部了解英国政府政策的机会，因为约
翰·克恩克罗斯成了那时兰卡斯特公爵首相上院议员亨基的私人秘书。在英国社会
活动家中，　上院议员亨基具有在内阁委员会和白厅工作的丰富经验。　从1912年到
1938年，他曾先后担任过帝国安全委员会、内阁及其下属许多委员会的秘书。1939
年战争开始以后，亨基逐渐成了张伯伦“军事内阁”中没有部长职位的部长，而情
报工作也进人了他的职责范围，亨基就此还写过两份详尽的报告。当邱吉尔1940年
5月取代了张伯伦以后。　亨基失去了在“军事内阁”的职位，但却保住了兰卡斯特
公爵首相的部长官衔，继续有权阅读内阁的所有文件、主持许多秘密委员会的会议
检查获取的各种情报。
　　　　通过亨基私人秘书克恩克罗斯之手的政府文件是如此之多，以至他想把其中一
小部分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不可能的。克恩克罗斯从亨基1940年上半年有关
“评估战前可能性”的汇编文件中选出了三分之一，作为第一批情报提供给内务人
民委员部。这些文件准确地预测说，德国侵占不列颠岛的计划不会得逞，希特勒会
集中兵力用潜水艇对付英国。
　　　　在亨基领导的众多委员会中，由英国最著名学者组成的科学委员会引起了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特殊兴趣。1940年为了协调战时科学技术的运用，这些学者们被召集
在一起。克恩克罗斯的目光始终紧紧盯着与从前一样有权接近“军事内阁”秘密文
件的亨基。1941年，新“军事内阁”做出决议要对亨基的外交电报加以限制，但克
恩克罗斯帮助亨基立即上诉英国外交部，结果限制很快就被取消了。
　　　　但克恩克罗斯发出的“军事内阁”文件以及其他苏联间谍通过各种消息来源获
得的文件都无法使斯大林相信，邱吉尔有关德国人侵苏联的计划是以现实存在的危
险为依据的，而不是以挑起斯大林和希特勒矛盾为目的的、背信弃义的阴谋为基础
的。1941年4月3日，根据一份有关德国准备人侵苏联的破译材料，邱吉尔又一次向
斯大林发出紧急警告。邱吉尔指出，这份“情报的来源渠道可靠，内容可信。”邱
吉尔后来写道，他发出的警告目的，是为了指出它的“特殊意义并引起斯大林的注
意”。由于驻莫斯科英国大使克里普斯担心斯大林会把此信看成“一向的离间阴谋”
，所以并未及时转交。当邱吉尔得知克里普斯在4　月19日才通过维辛斯基之手把他
的信交给斯大林时十分恼火。克里普斯的担心果真成了现实，斯大林正是把这封信
看作一种离间行为。后来克里普斯抱怨：“不仅是斯大林，连莫洛托夫也想方设法
回避与我见面，好像我就是死神。斯大林……不愿与邱吉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
且最害怕德国人知道他在和邱吉尔通信。”
　　　　斯大林倾向于把所有有关德国可能人侵的情报，无论来自哪个消息来源，都看
作是英国杜撰出的阴谋的证据。　4月17日，驻布拉格情报总局间谍头目向莫斯科报
告，希特勒准备在6　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条消息是德国的一名身居高位的军官提供
的，他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以“斯科达”工厂（位于比尔森市，是一个重型机械制
造联合企业一一译者注）总工程师的身份工作，消息来源绝对可靠。但这份情报按
情报提供者的指令交给斯大林时，他把报告退了回去，并在正文上端用红笔写下了
措词十分激烈的批示：“英国人的挑拨！再分析分析！斯大林。”
　　　　斯大林始终认为英国人图谋不轨，他们不过是想挑起苏德的矛盾。这种盲目、
狂妄的偏见与敌视恰恰助了希特勒一臂之力。　　为了将斯大林引人歧途并顺利完成
“巴巴罗萨计划”的准备工作，德国最高指挥部经常故作声势，指责英国之所以散
布有关德国人侵苏联的谣言，其目的是要“搅混井里的水”。这种“英国阴谋”理
论没想到还真被一件突发事件给弄得难以辩别真假。1941年5　月10日，希特勒的副
手，发了疯的鲁道夫·格斯意外地飞到了苏格兰。一般认为，格斯受卡尔·豪斯浩
弗教授“地缘政治学”思想的多年影响，而后者十分主张建立英德联盟共同对付苏
联。突如其来的谜一般的格斯的到来，使英国政府被迫保持难堪的沉默，而这更加
深了莫斯科对反苏阴谋的怀疑。斯大林“深信”，英国正在挑起德国进攻苏联。在
伦敦正在进行着由格斯提议的秘密谈判。实际上格斯对“巴巴罗萨计划”只字未透。
相反，他一直坚持说：‘有关希特勒打算对苏联不宣而战的谣言是站不住脚的。”
格斯说，他此行的使命是缔结英德和约。英德双方都认为他精神不正常，而斯大林
却不这样认为。
　　　　直到“巴巴罗萨”战役开始前，虽然苦苦困扰斯大林的“阴谋”理论主要是施
加给英国人的，然而斯大林也越来越强烈地怀疑德国也在推波助澜，参与了阴谋活
动。而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伯爵秘密制作的有重大意义的预告更加深了斯大林
对“德国阴谋”　的怀疑。6月初，舒伦堡邀请刚到莫斯科不久的杰卡诺佐夫到自己
官邸共进早餐。人席的苏方陪同人员一共有两人，即使馆参赞古斯塔夫·希尔杰，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翻译B·H·巴甫洛夫。后来希尔杰说，舒伦堡是想借这顿早餐
警告杰卡诺佐夫，德国突然人侵苏联的计划确实存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航苏联历史
学家（虽然远非所有历史学家都持这种观点）否定了这种说法，把它看作“不合实
际的事件”。然而在1988年，一家苏联杂志发表了退役克格勃军官厄恩斯·杰里在
那顿早餐事件发生二十年后写成的一份报告，报告的依据是对甫洛夫的采访记录。
舒伦堡当时是想就希特勒的真实计划警告杰卡诺佐夫。在1989年《真理报》上发表
的历史学家格奥尔吉·库曼涅夫的文章中又补充进了来自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旁
证。正像米高扬所知道的那样，舒伦堡当时对杰卡诺佐夫说：
　　　　“也许这是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但是我还要向您公开我们国家的最大秘
密……希特勒已决定　6月22日向苏联开战。您也许会问我，我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因为我是在永远反对与俄罗斯交战的俾斯麦传统中受教育的。”
　　　　杰卡诺佐夫认为舒伦堡的话是挑拨离间，但还是把这番话的内容向斯大林作了
汇报。斯大林接着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假情报已经开始在大使级上传播了！”
厄恩斯·杰里得出的结论是对的：“斯大林认为德国大使所提供的信息不过是希特
勒迫使苏联向德国做出新的让步的狡猾的一步。”由于越来越难掩饰德军向东调动
的行动，德国情报部门故意放出谣言说，希特勒已经准备好了要求苏联进一步让步
的最后通谍，同时还要做出一些武力相逼的姿态。正是这并不存在的最后通谍的威
胁，而不是突然进犯的真正威胁，使斯大林整日坐卧不安。误入歧途的不只是他一
人，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记者也上了最后通谍谣言的当。
　　　　有关德国突袭的最严肃的警告，来自佐尔格和德国内部的情报网。5　月19日，
佐尔格报告说：“包括150个师的9个方面军将集结起来对苏开战”。这份情报使斯
大林几乎恼羞成怒。斯大林生气地说。佐尔格“不过是个无耻之徒，在日本经营几
家小厂，整天泡在技院里。”情报总局对佐尔格警告的回答十分简短：“我们怀疑
您提供情报的真实性。”当复电传到日本时，佐尔格的无线电发报员马克斯·克劳
森正和他在一起。佐尔格当即大喊道；“这些混蛋怎么能对我们的报告置之不理？”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使劲地用手挤压头部，克劳森都有点害怕他会把头挤碎。后
来的一个月内，佐尔格还试图使莫斯科相信危险的真实性，然而莫斯科十分顽固地
拒绝相信他，这使佐尔格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佐尔格的日本情妇从前认为自己
的情人一向是十分殷勤并且情感丰富。可自从有一次与莫斯科“谈心”之后，佐尔
格回到家里便喝得酩酊大醉，并且还带着如此的愤怒在办公室与她做爱，为使自己
不喊出声来，她不得不用手捂住嘴。还有一次，她发现佐尔格失神地躺在沙发上，
泪流满面。“我是多么孤独！”——他向她抱怨。
　　　　在苏联情报机构的官方档案中记载着：　　“佐尔格同志6　月15日向中心报告：
‘战争6　月22日开始”’。事实上佐尔格被日本反间谍机构逮捕后一次也未提到，
他曾告知莫斯科战争开始的确切时间。他所判定的“巴巴罗萨”战役开始的大约日
期是6　月22日。佐尔格当时还不知道，克劳森对间谍活动十分失望，并且，虽然不
是情愿地，却开始对希特勒的功绩表示出了相当大的好感来。他甚至在一段时间内
停止向莫斯科发送佐尔格的情报。“我拿到佐尔格许多报告战争不可避免的消息，
——克劳森被捕后说。——但我只向莫斯科发了一小部分。我不记得我曾发过预告
战争开始日期的情报。”
　　　　正如一位对克格勃倍加称颂的苏联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莫斯科是在1941年　6
月16日搞到了“德国两个情报小组”发出的关于希特勒准备进犯的、“最重要”的
情报，很可能这两个小组就是哈尔纳克和舒尔采一博伊金的小组。
　　　　“德国已做好了军事人侵苏联的充分准备，战争随时可以开始……匈牙利积极
参与了德国一方的军事行动。德国歼击机空军联队已布署在匈牙利的机场上。”
　　　　第二天中午，斯大林召见梅尔库洛夫和菲京。斯大林独自在办公室里。他们刚
一进来，斯大林就对菲京说：“不必再重复这条消息了，我已仔细研究过它，请问，
这条消息从何而来，他们在哪儿工作，可靠程度如何，他们是怎么搞到这么秘密的
情报？”菲京讲话的时候，斯大林在屋中踱来踱去，有时快速地提个问题。菲京解
释完后，斯大林继续踱了几步，时不时抽一口烟斗。最后他转向菲京，“那么，情
报部门的领导，——他说，——除了威廉·皮克，不能相信任何德国人了。明白了
吗？”威廉·皮克（1876－l960）是在莫斯科熬过“大清洗”时期的、为数不多的
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战后曾领导过东德的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的首任总统。
　　　　“明白了，斯大林同志。”——菲京回答。正如菲京理解的，斯大林怀疑德国
情报人员都是纳粹党成员和德国军队的军官，他们故意制造假情报。斯大林命令菲
京检查这些情报，并向他报告检查结果。菲京拟好一份类似内容的电报发给柏林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机构，要求“澄清一系列问题”。然而该情报机构尚未来得
及作出答复，德国就已向苏联不宣而战了。
　　　　战争即将开始前，向总部发回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警告的还有法国的特雷伯。
法国维希政府（对1940年7月一1944年8月法西斯军队占领期间投靠法西斯的法国政
权的称谓——译者注）的苏联武官苏斯洛巴洛夫将军一直负责把特雷伯的情报发往
情报总局，但他通常对情报却持怀疑态度。正如特雷伯所说，每次当我把德国备战
进攻苏联的消息给他，他总是故作宽容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亲爱的朋友，我当
然会把你这些消息发出去，　但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你高兴。”6月21日，当特雷伯向
他最后一次报告战争将于次日开始时，苏斯洛巴洛夫将军说：“您大错特错了。我
今天见到了刚从柏林回来的武官。他让我相信，德国没有备战。他的话我们可以相
信。”第二天一早特雷伯被处领导叫醒，并对着他的耳朵大喊：“真的发生了！德
国发动了对苏战争！”
　　　　不仅斯大林和他的主要谋士一直顽固地拒绝认真对待德国的人侵准备，而且许
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分析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作出了错误的
判断。正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即1941年　5月23日，英国联合侦
察委员会就认为：“德国与苏联签订和约优势明显，并从战争一开始就会占上风”。
斯大林一直对邱吉尔不信任的一个原因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打人敌人内部的间谍
报告说，白厅对德国威胁苏联的看法与邱吉尔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戏剧性警告大相径
庭。甚至在六月，英国政府还认为，德国只是在备战进攻苏联。白厅还一直在等待
希特勒以武力作威胁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