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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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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西小组”的隐秘性导致了许多神话的出现，其中包括下述假想，即该小组
只是个掩护。英国情报机构正是通过它将截获并破译的德国情报转给俄国人，这样
就可以隐瞒真实来源。虽然英国情报机构事实上并未将廖斯勒作为传递信息的渠道，
但瑞士情报机构却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诱使廖斯勒从事此项工作的主要是他贪财的
本性。拉多1943年11月向莫斯科报告：“西西说，吕西小组若再拿不到钱就将停止
工作。”拉多向莫斯科所发情报表明，与廖斯勒第一次建立联系不早于1943年9月。
尽管情报总局的间谍热爱祖国，并且业务精湛，但他们的情报对斯大林格勒战
役前苏军实战并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形成的初期休克状
态中，“大本营”（战时由总参谋部和最高指挥部组成的机构）经常搞不清德军的
位置。军事情报机构甚至未能及时发现德国人向南运动，结果导致1941年 9月基辅
沦陷。10月份，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势也令军事情报机构始料未及。1942年夏季“大
本营”又一次感到措手不及：斯大林和“大本营”都确信德国人试图夺取莫斯科，
可是德军却在南方展开了进攻。在德国人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时，苏军同样感
到心中无数，他们不知道德军下一次的打击目标是哪里。11月，德军的一个集群在
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大本营”确信，在“包围圈”中有八万五千人到九万人，
而事实上，被围人数至少比估计的要多上两倍。同样“大本营”当时也没有关于德
军解围行动的任何可靠情报，而有关德国从法国调 6个坦克师之事，“大本营”是
在遇到苏联骑兵之后才知道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由于德军1943年 1月
末～2 月初的投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赢得这场战役充分证明了红军指挥的高超水
平，证明了军事指挥官灵活、随机应变的能力，证明了苏联战士的英勇。这次胜利
的取得并不是靠苏联战役情报的质量，而是多亏没有完全依赖它们。
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尤其是头两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掌握俄国盟国的情况要比掌握希特勒德国情况要好。提供有关英国政策的全部情报
的间谍，看来是“剑桥五杰”中的“第五人”——约翰·克恩克罗斯，1941年 3月
前议员亨基的私人秘书。1941年 7月亨基从兰斯特公爵大臣的职位上被调至权势略
逊一些的邮政总局局长职位，但他却保留了审阅国防部文件的权力，和一系列重要
委员会主席的宝座。1941年前，亨基领导着协调向俄国运送弹药和原料的联合供应
委员会。在战争开始的头九个月里，克恩克罗斯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上吨”
的文件。不过在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中，他显然是夸大了邱吉尔反对派的
力量。亨基是邱吉尔的批评者中具有毫不妥协精神的一个。有一次，他在私人谈话
中直接了当地说：“由清一色赞同者组成的军事内阁是有害无益的。”1942年初，
他以战争进程为依据写了一份“邱吉尔战略领导分析”，称之为“起诉书”。1942
年邱吉尔最终将他赶出了政府。
自从成立国外处和第四局（情报总局前身）后，苏联情报机构就一直对英国表
现出特殊的兴趣。而美国在战争开始前一年才被列人第二档次中。三十年代，虽然
第四局在美国的行动次数也不少，但它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美国，倒不如说是利用
它来对德日的重要目标实施战役行动。1938年，驻美国的主要联络员维塔克尔·切
姆伯斯的叛变给第四局带来严重打击。一段时期，切姆伯斯由于担心遭到内务人民
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暗算而转入地下，那时他并不想着手搞那些公开自己间谍生涯的
研究。1939年当他再一次出现时，他已经是一个作者，后来又成了“时代”杂志的
编辑。虽然他对苏德和约签订并不感到惊奇，却异常愤怒。就在9月2日——二次大
战开始后的第二天，他就将自己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国务卿助理、总统内务安全事务
顾问阿道尔夫·贝利。贝利使他相信，他的报告将直接上呈总统，他本人也不会因
与苏联合作而受到惩罚。然而，贝利并未向他承诺免于调查。与切姆伯斯会面以后，
贝利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有关“地下间谍”的情况报告，其中提到了切姆伯斯为他们
作联络员的艾德热尔·希斯、加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其他主要苏联间谍的名字。
罗斯福对这份报告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好像否认在自己的行政机构内有任何间谍行
动，并视此观点为谬论。同时有趣的是，贝利则将这份报告束之高阁，自此他也似
乎不再关心希斯之事。直到1941年，他才向希斯的前任领导、美国最高法官费利克
斯·弗伦克福特，和前任外交家丁·艾奇逊提到了切姆伯斯的罪行。但这两人对贝
利亚的指控根本不予理睬。这次之后，贝利不再有任何举动。到了1943年，美国联
邦调查局亲自来索要时，他才将自己与切姆伯斯谈话的材料交了出去。
其他一些社会活动家——大使威廉·希利特、工党领袖大卫。杜宾斯基和记者
沃尔特·温切尔，都曾向罗斯福讲过切姆伯斯的过去，但总统始终对此不予关注。
1942年，一个过去的共产主义地下组织的战友认出切姆伯斯是苏联间谍，并向有关
部门告知，切姆伯斯“所掌握的情报比其他任何一个情报员积累一年的还多”。因
此，切姆伯斯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审讯。这次，他比三年前与贝利谈话时要小心谨
慎得多，并且他只谈自己从事共运的过去，不谈自己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局长
约翰·埃德加·古维同样对长达八页的审讯记录不屑一顾，并称之为“无稽之谈，
空想和推理”的报告。后来的三年里，切姆伯斯没有再受到类似的传讯。在切姆伯
桥供出的人当中，联邦调查局只对约翰·皮特斯进行了一般性立案而这个人早就作
为美国共产党的领袖，被列人调查局专案文件中。
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后，第四局在华盛顿的间谍网归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纽约的头目盖克、 巴达洛维奇·奥瓦基米扬管辖， 后来，联邦调查局里都称之为
“狡猾的亚美尼亚人”。美国逐渐成了苏联情报侦察的主要目标之一（二战结束前
此目标已变为最主要的目标），而不像从前那样，仅把美国看作对其他国家情报侦
察的基地。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尚未意识到美国行政机构对待苏联在美国的间
谍行动是如此地轻率，所以，切姆伯斯的叛变，以及接踵而来的联邦调查局的关注，
都很自然地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自己在华盛顿的活动有所顾虑。在美国的苏联间谍
中职位最高的应属财政部官员加里·德克斯特·怀特，那时在妻子的干涉下，他也
停止了发送情报的间谍工作。
纳坦·格列戈里·西尔维马斯特（不要把他与他的朋友兼间谍活动的同事乔治
·西尔维曼相混淆），为了重建华盛顿的苏联间谍网可谓劳苦功高。他出身于乌克
兰的犹太人家庭，四十多岁，曾在安全局工作，后被调至经济战争局。虽然感情上
无法接受斯大林时期俄国的残酷现实，可他仍在心目中将革命理想置于不可亵读的
地位。他身患慢性支气管气喘，经常受严重呼吸困难的折磨。可他深信，正因他的
日子屈指可数，他应在死之前无愧地意识到，自己已为别人建立正常生活尽了哪怕
是微薄之力。正是西尔维马斯特说服加里·德克斯特·怀特，在战争开始之后重操
旧业。在进攻佩尔一哈伯之前，他把十几个既为罗斯福军事机构工作又同时为内务
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政府官员组成了一个小组，怀特虽未加人小组，却直接给西尔维
马斯特提供情报。西尔维马斯特认为，“怀特是个机敏的人，是个不愿让右手知道
左手在干什么的人。”为了稍稍安慰他，并使他妻子相信怀特不再从事间谍活动，
西尔维马斯特对怀特说，他所提供的情报只提供给美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西尔
维马斯特并不怀疑怀特知道真相，但认为，怀特宁愿不这么想。怀特在闹楼上藏着
一块贝科夫战前送给他的非常贵重的天鹅绒地毯。怀特作为财政部长亨利·摩根泰
的得力助手，不仅可以接触到财政部所有秘密文件，还有可能看到一些来自其他国
家机关的秘密情报。
从1941年起，毕业于瓦萨大学、住在纽约的伊丽莎白·边特丽小姐开始担任西
尔维马斯特小组的联络员。她在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住过一年，笃信共产主义，
并在1935年加人美国共产党。1938年，她被劝说停止与共产党的公开联系，以保守
分子的对外形象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她的上司、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杰科勃·戈
洛斯也是一名乌克兰籍犹太人，以“吉米”之名闻名于他的下属。他破坏了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规矩，引诱了自己的部下伊丽莎白。后来边特丽借用米尔斯和布恩的话
语来描述她和戈洛斯在纽约暴风雪之夜的罗曼史：“他用手轻抚我，我抬眼看他，
突然被他紧紧抱住。然后他吻我的嘴唇。时间好像停滞不动，然后我感到自已飘向
那无穷无尽的迷离恍熄的黑暗中。长夜过后，边特丽和戈洛斯相拥坐在他的汽车里，
抬眼望去，是一生中最美丽的朝霞。”但戈洛斯之后的一席话却多少破坏了些浪漫
气氛。他说，“他刚刚的行为已破坏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规定，规定禁止我们结交
过于亲密的朋友，更不用说相爱了，按共产党员的要求，我们之间不应有现在这样
的感情。”
受戈洛斯愚蠢榜样的鼓舞，边特丽也把友谊与间谍工作混为一谈，而且她做得
使莫斯科中心也大为震惊：她把精心挑选的圣诞节礼物——从香水到内衣都送给了
同事、而且这些都是用公款买的。l943年当戈洛斯死后新任头目准备严密加强安全
措施时，她满怀遗憾地回忆起“过去那些像好朋友那样工作时的美好时光。”
但小组中的其他一些间谍不遵守地下工作规定的行为甚至让边特丽也感到不安。
约翰·朱利乌斯·约瑟夫战时曾在战略局当间谍，1942年被招募。“他好像根本就
不善于遵守地下工作的规矩”。他经常干那些让我们不安甚至疑惑不解的事情。比
如，有一次当人们告诉他文件应烧毁或扔到厕所，而他却把一叠正烧着的文件塞进
抽水马桶——结果坐垫被烧着了。前来察看房屋破损情况的房主对此感到费解，从
住宅出来时边走边低声嘟喀着：“简直无法想象，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战时美国对苏联在华盛顿猖撅的间谍活动漠不关心，所以上述这些破坏保
密制度的举动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伊丽莎白·边特丽每两周去一趟首都，她带去的
情报越来越多。起初的情报不过是几页复述秘密材料内容的打印纸或是几份重要文
件的复印件。那时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将秘密材料带到他家中——西北35大街第
5515号住宅。在这里，他和他妻子每晚再把材料拍到微型胶卷上，并自己冲洗出来。
当时，有三四卷胶卷（每卷35张）就足够了。可到了1943年春，边特丽每两周都要
在手提包中装上40卷这样的胶卷送走。
每卷胶卷都附有胶卷内容副本，因为时常会发生个别胶片报废的现象。内务人
民委员部为了不因大批的购买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就亲自为西尔维马斯特提供微缩
胶卷。的确，如果他自己购买，不仅很麻烦，而且对战时的平民来说从经济角度也
是件不可能的事。由于商品紧缺，内务人民委员部有时提供的胶片不合适，感光性
能差，拍照文件十分困难。“如果他们不能保障必需用品，我们如何正常工作呢？”
——西尔维马斯特问边特丽，——“也许国家的‘租借法案’出了什么毛病？”西
尔维马斯特这一具有挖苦意味的推断，指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急于以其它借口得到
美国的帮助，以便于它在美国本土进行间谍活动。事实上，这一推断也并不是荒唐
无稽的。1944年。在与美国军事委员会驻莫斯科长官会见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
局局长帕维尔·菲京和他的助手安德烈·格拉乌尔就曾要求“美国人提供一切现有
的有关照像技术和使用轻便设备对秘密微缩胶卷进行显影的技术信息”。
尽管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可伊丽莎白·边特丽每次带到华盛顿的来自西尔维马
斯特的情报，用她的话说“数量惊人”。1944年 3月，她又成了另一个小组的联络
员，该小组由八名政府职员组成，领导人是那时在军事工业局统计处工作的维克多
·彼尔罗。后来边特丽又列举了11名既非西尔维马斯特小组又非彼尔罗小组的政府
职员，他们从国家专案文件中搞到了大量情报。边特丽认为，西尔维马斯特“最能
产的信息源”是五角大楼。据她不公开的个人看法得知，这个小组提供了“所有的
有关飞机生产情况、向作战地区和国外派遣飞机的计划、技术性能、许多新机场秘
密建设情况的情报”。
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打人美国情报部门十分满意。伊丽莎白·边特丽
后来点到了战略情报局总部（战时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七名工作人员的名字——他
们也同时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要从被破译的苏联无线电通信资料来看，恐
怕人数会更多。在他们中间，大概最重要的要数内战时罗伯特·利将军的后代敦坎
·恰普林·利、牛津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罗德萨和纽约“威廉·约翰·多诺万公司”
（恐怕只是个幌子）优秀的年轻律师。1942年，多诺万当上战略情报局的头子，他
很快就将公司的律师利作为私人助手调到身边。戈洛斯“对利提供的情报评价很高”，
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总的来说，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况要
比内务人民委员部了解它的少得多。
苏联间谍对战略情报和罗斯福行政机构的渗透使多诺万也无法大规模地反对内
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11月，多诺万从芬兰人手中买到了一本有烧痕、长达1500页
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密码本。刚开始，一些在华盛顿的苏联间谍担心会露了马脚。伊
丽莎白·边特丽回忆说，当时，罗斯福的行政事务助理、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波
奇林·卡里急忙跑到乔治·西尔维曼小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美国人很快就会
破译苏联人的密码”。不久边特丽就弄清了真相。多诺万不愿冒险，也没有把买密
码本一事汇报给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了纽斯。但战略情报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
谍把此事汇报给了国务卿，斯退了纽斯就说服总统，说绅士不应看盟友的信件。于
是命令多诺万将密码本还给俄国人。对此多诺万一直认为是最大的遗憾。然而他把
密码本交给菲京时，隐瞒了真实意图，并说“作为诚实的盟友，当看到密码被出卖
时，不得不把它买了下来”。
“多诺万将军想让菲京将军知道，他们虽然没有研究过手头上的这份材料，也
无法对其进行估价，然而根据推断，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对苏联意义重大”。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菲京对多诺万在这次“十分重要事件” 中的行动表示他
“真诚的谢意”。应菲京的请求，多诺万把略有烧痕的密码本交给了苏联驻华盛顿
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而使馆其他任何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菲京并没有被多诺
万“盟友般的忠诚”所欺骗。但却为罗斯福和斯退了纽斯的幼稚大吃一惊。1945年
5月，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更换了密码。多诺万当时在退还密码
本原件时，还为自己留下了一本副本，而且在1948年前，他用这本老密码本还破译
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战争最后一年的一些报文，也正是根据
这些报文，美国人在后来才能对战争年代的苏联间谍予以揭露。如果1944年能将购
买密码本一事瞒过俄国人，那么它对美国无线电截听的价值就要高得多了。
虽然大部分间谍战时都在西尔维马斯特和由洛小组工作，但也有几名重要人物
却是单独行动。他们中有艾尔杰尔·希斯（化名阿莱斯）。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
后，他陷入了十分复杂的境地，因为他与切姆伯斯是朋友。1939年夏到1944年 5月，
他一直是斯腾利·霍恩贝克（国会远东局政治问题顾问）的助手。“对艾尔杰尔—
—霍恩贝克后来说——我绝对信任，而且我们的看法也一致”。毫无疑问，正是艾
尔杰尔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大量材料。1942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一项罪行进行
了短暂调查，可当他自我辩解道“只有一个我想推翻的政府——希特勒政府”之后，
调查立即停止了。
或许，内务人民委员部更希望怀特而不是希斯游离于西尔维马斯特和拍络小组
之外进行独立工作。然而由于切姆伯斯叛变带来的震动，怀特除了西尔维马斯特，
不想再与任何人打交道。
希斯战时的接头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伊兹哈克·阿卜杜洛维奇
·阿赫梅罗夫。19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出生于巴库。在美国，他以比尔·格伦
克、迈克·格林、迈克·阿达梅茨的化名生活。1938年他在华盛顿的餐馆碰到了剑
桥毕业生迈克·斯特赖特（这也是布兰特极力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的人员），当
时，“他站起身，面带热烈、善意的微笑……伸出手，十分友好地用力握我的手…
…这是个身材发胖、黑皮肤的人，厚厚的嘴唇好像随时准备开口发笑。他讲一口流
利的英语，举止轻松得体。看起来他对美国的生活很满意。”
阿赫梅罗夫在第三局的国外机构里曾引起过不大不小的混乱，因为他娶了美国
共产党领袖艾尔·白劳德的外甥女海伦·波莉。但是与戈洛斯的情况一样，这件破
坏内务人民委员部规矩的事情后来居然也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1943年11月，戈洛斯死后，阿赫梅罗夫（化名比尔）代替他成为伊丽莎白·边
特丽的上司。很快他提出要直接领导西尔维马斯特在华盛顿的小组。“跟着他忙乎
一天后——边特丽写道——每天晚上我几乎是爬回家的，为了赶紧倒在床上，有时
衣服也不脱，因为我已精疲力尽。”边特丽小姐为阿赫梅罗夫轻而易举就在第一次
见面时赢得西尔维马斯特的信任既担忧又钦佩；
“比尔（阿赫梅罗夫）总能保持最愉快的精神状态、并极力使格列格（西尔维
马斯特）喜欢上他。他坚持要西尔维马斯特点最贵重的菜、喝最好的葡萄酒。他把
西尔维马斯特捧上了天，并说，西尔维马斯特是苏联的支柱。我一边静静地观看这
出戏的上演，一边在想着友善面具后比尔真正的样子……如果比尔继续与格列格见
面，那么肯定会以将他吞并而告终。”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刚开始工作时，是第一总局三处的工作人员，曾有一
次在卢比扬卡听过阿赫梅罗夫的报告。那时他已年近六十，满头银发。对于希斯，
他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按他的观点，他主要谈谈战时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罗斯
福总统的随身顾问加利·霍普金斯。报告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三处的几个同事
以及第一总局的几名美国问题专家又讨论了霍普金斯的生涯，大家意见一致，都认
为霍普金斯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还得出一个结论，霍
普金斯不是一个自觉意识上的间谍，而是一个非主观意识上的间谍。如果考虑到他
的仕途，这种把霍普金斯与克格勃联系起来的解释更符合逻辑一些。
根据已知材料，霍普金斯从未与任何人谈起过与阿赫梅罗夫见面的事情。西方
对他们的联系情况也是从戈尔季耶夫斯基那里得知的。霍普金斯善于保守秘密，这
也是罗斯福总统信任他的原因之一。霍普金斯的母亲迹样评价他：“我根本不理解
他。他从不将所思所想告诉别人。”他的儿子罗伯特说，战时他父亲甚至不愿谈论
盟国全体会议的情况。霍普金斯之所以对阿赫梅罗夫感兴趣，是因后者说他带来了
斯大林的私人秘密信件。阿赫梅罗夫像对待西尔维马斯特那样，不无怂恿地把霍普
金斯夸奖一番，并成功地使后者相信在美苏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扮演的角色将
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他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幼稚观念所致，霍普金斯完全把阿
赫梅罗夫看作另外一个人，而不把他与现实中的角色相联系。非常有可能，霍普金
斯认为阿赫梅罗夫是斯大林由于不信任正统外交（霍普金斯对正统外交也持不信任
态度）而选择的非正式中介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霍普金斯对斯大林是非常钦佩
和信任的。经阿赫梅罗夫这么一“鼓舞”，霍普金斯一定会因拥有世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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