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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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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后恢复了他军人、共产党员的身份。后又成为一名编写党史的官民。英国大批
情报人员复员，使苏联失去了在军情五处的唯—一名间谍和在情报处的两名间谍。
经过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批准，安东尼·布兰特也离开了军情五处。他战时的两
位上司，安纳托里·戈尔斯基和鲍里斯·克罗托夫（从1944年夏天起）曾在报告中
不断提到，每月提供上千份文件使他身心紧张，疲惫不堪。战争结束前夕莫斯科断
定，让布兰特在情报五处继续留任要冒很大的风险。国外处处长菲京，1945年秋在
布兰特的个人档案中写道：“该情报人员在战争期间承担了异常艰巨的工作，以致
蝉精竭虑，应该让他休养5—10年。”
1945年10月，布兰特离开军情五处，以名画收藏家的身份回到艺术界，之后又
成为库尔托德学院的院长（自1947年）。在这种紧张的双重生活中他却表现非凡。
布兰特曾对自己的同事罗伯逊上校说过：“向俄国人提供军情五处人员姓名使我感
到很愉快。”
菲京似乎有意让利奥·朗接手布兰特的秘密使命。战争期间布兰特是他的上司。
但朗从隶属国防部的军情十四处调到了英国监督委员会，去了德国，成为主管侦察
的第二把手。1946年，布兰特推荐他到五处去任职，但选拔委员会看中了比他略胜
一筹的另一个候选人。此后朗便摆脱了这类使命，并表示不愿同莫斯科总部建立固
定联系。总部对朗拒绝合作的解释是：一方面，布兰特不能做他的上司，另一方面
是朗家庭生活的变故。朗娶了一个共产党员作妻子，这次婚姻后来失败了。现在他
再次结婚并且被家庭所累。 在总部断断续续交给布兰特完成的一些任务中，包括2
－3次德国之行，目的就是从朗那里取回情报。
像大多数在战争中招幕的情报人员一样，克恩克罗斯也退役了。同菲尔比不同，
从1943年他离开布列奇利园；到百老汇大街的情报机构参谋总部工作之后，就没能
同从事机密工作的同事建立起联系。情报机构政治侦察的头目戴维·弗特曼（曾经
在二战最后一年领导过克恩克罗斯）认为，克恩克罗斯为人乖僻，又好惹事生非。
但是克思克罗斯并没有像布兰特那样在苏联侦察工作中退居二线。战后他又回到了
财政部并继续每月向上司鲍利斯·克罗托夫提供情报，“五杰”中的另外两名，盖
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则曾在另外一个权威机构——白厅一一英国政府中担
任要职。1946年，伯吉斯成为盖克托·马克纳尔的助手，此人当时是战后工党贝戈
政府的外交部长。同时，麦克林也恢复了自己作为驻美大使馆一名诚实的年轻外交
官的清白名声。虽然如此，苏联向英美情报机关的渗透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由于
战略情报局的大整顿，总部在华盛顿实际上已没有身居高位的情报来源，而特别行
动机构被撤消、布兰特离开军情五处、克恩克罗斯离开情报处，使总部在伦敦也只
剩下一名出色的情报人员——金·菲尔比。他也许是“五杰”中最棒的一员，或许
也是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天才的一名间谍。金·菲尔比是在情报处工作的情报人员中，
唯—一名在战后因工作出色而获得奖励的间谍。 除了在英、美情报机构中失去了主要情报人员外，战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
经历了两起在北美发生的间谍叛逃事件，及一次发生在土耳其的叛逃企图。1945年
10月，伊丽莎白·边特丽开始向联邦调查局提供有关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行
动的情报。她的叛逃，使联邦调查局第一次仔细研究了切姆伯斯提供的有关战前苏
联间谍活动的证据。尽管对边特丽和切姆伯斯指控的大多数情报人员，都没有收集
到足以把他们送上法庭的确凿证据，但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来说，他们已变得毫
无意义。1949年，菲尔比来到了华盛顿，这使得莫斯科总部开始安下心来，因为在
此之前，莫斯科一直担心联邦调查局会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并对边特丽小组提起宠
大的诉讼。被边特丽和切姆伯斯出卖的4 名主要情报人员中只有涉及埃尔德热·希
斯的案子被受理。他离开美国国务院后，于1947年初成为卡纳基基金会主席，1950
年，他因被指控犯有伪证罪被判处5 年监禁。加利·德克斯特·怀特离开了美国财
政部，1945年成为国际基金会主席。他向国会主管监督反美活动的委员会提供佐证
之后不久，于1948年夏天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曾任多诺万将军私人助手的敦坎·恰
普林·利和佛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助手的洛奇林·卡里则先后移居海外。
同伊丽莎白·边特丽一样，1945年9 月伊戈尔·古琴科在渥太华的叛逃同样是
对苏联情报工作的严重打击。9月5日晚，他曾去过《握太华日报》编辑部和司法部，
被告之次日凌晨行动。但第二天没有任何人出面帮忙，古琴科带着妻子孩子在邻居
家度过了整个晚上。直到半夜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人破门闯人他的公寓，警方才
赶来救援。1935年上任的加拿大首相麦肯齐·金格对可能发生在自己国家首都的间
谍活动，比富兰克林总统还要掉以轻心。事发之初他简直不相信会如此。即便最后
被说服，他仍为苏联在战争期间针对自己的盟国搞间谍活动深感惊奇。他在日记中
写道：
“我边口述文稿边想着离这里仅隔几幢房子的苏联大使——那就是阴谋的策源
地。大战期间加拿大竭尽所能帮助俄国人，巩固加俄友谊，而俄国人竟一直把对我
国进行间谍活动作为他们的工作之—……令人震惊的是，这与身居政府、工业部门
要职的人之间竟有如此多的联系。”
除供出在加拿大的苏军情报总局间谍网外，古琴科还提供了苏联密码系统的资
料、有关埃尔德热·希斯和加利·德克斯特·怀特间谍活动的补充情报、以及有关
阿兰·南·梅伊的情况，这些情况在1946年把阿兰送上了法庭。他还对一个化名为
埃利的英国情报人员表示怀疑，但这人一直没被发现。直到1981年，戈尔季耶夫斯
基被获准查阅克格勃有关埃利的个人档案时才弄清，这人便是列奥·朗。
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叛逃未遂事件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行动遭受重
大损失， 其程度不亚于伊丽莎白。边特丽的叛变在美国带来的损失。1945年8月27
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土耳其活动的二号头目，以副领事身份为掩护的康斯坦
丁·沃尔科夫提出要面见英国副领事佩奇。佩奇没有答复他。9月4日沃尔科夫登门
拜访， 要求为自己及妻子提供政治避难。 这次他的愿望实现了， 并得到5万英镑
（相当于1990年的100万英镑） ，作为回报，他供认了在总部国外局英国部工作时
曾搜集重要的个人档案、文件及其他情报。他断言，二战期间苏联主要间谍中，有
两名在英国外交部，还有7 人在英情报机关任职，而且，其中一名在伦敦英国反间
谍部门担任头目。沃尔科夫坚决要求不要通过无线电、而通过外交信使向伦敦报告
他的变节行为，因为早在两年半以前，伦敦同英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无线电密码
就被破译了。
9月 19日，菲尔比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外交邮件中得知沃尔科夫的所作所为，并
为此感到十分惊恐，因为邮件中提到了“反间谍组织中的某个领导”，也许真的言
中了，就是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写道：“那天晚上，我工作到很晚，形势需要
刻不容缓采取非常行动。”毫无疑问，“刻不容缓”的行动指的就是同鲍利斯·克
罗托夫的会面。这是菲尔比一生经历的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沃尔科夫的叛逃很可能
获得成功，否则的话，古琴科就不会在两星期前在渥太华叛逃得手。显然，沃尔科
夫再走运一点就会挖出菲尔比，给这位“五杰”之一以沉重打击。不幸的是，驻伊
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正在休假，而临时代办先生鄙视间谍活动。没有把此事通知情
报处的地方头目西里尔·梅奇里，而此人一定会懂得沃尔科夫的重要性并会帮他达
到西方。
与菲尔比会面后不久，9 月19日，克罗托夫向总部汇报了沃尔科夫的企图。一
天后，土耳其驻苏领事馆就给两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专家”签发号护照，两
人以外交信使身份赴土。9 月22日，伦敦的苏联情报机构决定，沃尔科夫事件必须
由菲尔比亲自处理。由于路上耽搁，菲尔比到9 月26日才抵达伊斯坦布尔。按照后
来西方的说法（这是菲尔比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故弄玄虚使西方产生的误解），
“几星期后沃尔科夫被带出伊斯坦布尔”。实际上，沃尔科夫和他的妻子在菲尔比
到达两天前，就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那两名特务人员用毒药灌晕后带上了飞机。
在回忆录里菲尔比还回忆道：在返回伦敦途中，他是如何沉静自若地打着报告，
试图列举沃尔科夫叛逃企图失败的各种原因，诸如嗜酒，麻痹大意，国家安全人民
委员部的人对他的住宅窃听以及决定临时变更等。“另一种解释是有人预先警告过
俄国人会反叛——这更是无稽之谈，不能写人报告里。”古琴科叛逃后没过多久，
沃尔科夫事件的始末又搅得菲尔比心神不定。因为生怕事情捅大，于是他决定在自
己的报告中尽量贬低沃尔科夫的作用。当这份报告的副本送到总部后，莫斯科也真
的开始不安起来。
菲尔比对沃尔科夫叛逃企图所做的解释是， 沃尔科夫是个“叛徒” ，而他的
“叛徒”企图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时发现。菲尔比急于低毁沃尔科夫提供的有
关苏联情报人员打人内部的情报，因为这些情报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菲尔比还不
厌其烦地试图说明沃尔科夫许诺提供的情报是不可靠的。他一方面说明了苏联近两
年来在破译英国密码的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一方面又对沃尔科夫不能提供详尽情报
表示惊奇。菲尔比贬低沃尔科夫价值的愚蠢想法同后来他在莫斯科写回忆录时采用
的说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菲尔比到情报处之后第一次受到彻底失败的威胁，他
因此而惶惶不安。其实那时他根本没有被怀疑，沃尔科夫事件也没有威胁到他。直
到1951年伯吉斯和麦克林叛逃，专案文件被公诸于世后，他那些对沃尔科夫价值的
贬毁之辞倒成了指控他有罪的证据。
战后莫斯科总部在西方开展活动的最大潜在威胁，来自战争最后一年密码的安
全性失去保证。1944年，美国战略情报局从芬兰人那里搞到了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长达1500页的密码本。尽管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干预。原件
还给了俄国人，但副本还被多诺万留下了。密码本本身对西方的破译人员并无太大
意义，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给每封信函加密时，每个词甚至每
个字母均用这个本子中的一个五位数字表示，而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国外的加
密员还要在每组数字中加人从一个“粉红色笔记本”中任意选出的五位数字。“粉
红色笔记本”在莫斯科还有一个副本。如果按照总部的指示每组数字只用一次的话，
那么破译该密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战争最后一年从美、英发回的秘密情报数量
庞大，因此情报机构有时也重复使用“粉红色笔记本”。据说这名违反规定的密码
员后来被枪决了。 战争快结束时， 又发生了两起违反密码制度的事件，结果使得
1944年联邦调查局截获并破译了几份由纽约发给莫斯科的情报。伊戈尔·古琴科叛
逃后，于1945年向美透露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情报总局运用的加密方法。
1948年，卓越的密码专家梅雷迪恩·加德纳在破译苏联密码方面取得了重大突
破。加德纳曾在美军的安全事务部工作，该部一年以后改组为武装力量安全事务部，
即1952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加德纳是著名的语音学家和密码专家。据说他
在战争期间3 个月内便掌握了日语，开始和日文电码密码打交道。1948年，他成功
地破译了战争最后一年由莫斯科总部发出及发给总部的几段密码。联邦调查局的罗
伯特·兰波见过他一面后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少言寡语的高个儿青年人，样子
有些笨拙，一看便知是个知识分子，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工作，生怕超出了联邦调查
局从破译情报中得知的内容。”在其后几年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几千份密码
文件被破译，这些文件代号为“维诺纳”。有关“维诺纳”的秘密及加德纳的破译
方法，是1948年美军安全事务部加密员威廉·威斯巴恩德出卖给苏联人的，此人于
1946年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策反。后来他被美国法庭缺席判了一年徒刑，但对他从事
间谍活动的指控却没有进行审判。因为美军安全事务部和它的英国同行政府联络总
部都认为“维诺纳”是绝密，即使不公开审理也要冒极大的风险。
莫斯科总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维诺纳”对它的间谍网来说，是一颗具有
巨大潜在破坏力的定时炸弹。既然不清楚哪些情报被破译，炸弹何时何地将被引爆
也就不得而知了。金·菲尔比在1949年成为英情报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员后，解决
了一部分问题。梅雷迪恩·加德纳后来沮丧地回忆说，菲尔比总站在他背后，吧喀
吧喀地吸着烟斗，神情兴奋地监视着苏联情报的破译过程。直到1951年6 月离开以
前，菲尔比利用自己接触“维诺纳”的机会，及时地预先提醒总部，哪个情报人员
正面临危险。
即使是在遥远的澳大利亚， “维诺纳” 也给苏联情报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1943年在堪培拉设立第一个苏联公使馆之前，澳大利亚基本上没有引起苏联的兴趣。
但后来，在谢苗·马卡罗夫领导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外处很快渗透到澳大利
亚外交部。该外交部成为苏联获取英澳两国机密文件（包括总参谋部的机密文件）
的重要来源。其间有两名马卡罗夫的重要情报人员就是因“维诺纳”被发现的。
1948年初，军情五处的一个工作小组来到澳大利亚调查有关苏联情报人员渗透
的事件。当时由珀西·西里多任组长，成员包括未来的组长罗杰·霍利斯。为了保
住情报来源，他们在堪培拉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从在苏联情报部门卧底的英国间
谍那儿得到消息的。外交部第一个被“挖出”的是吉姆·希尔，根据“维诺纳”查
明了他的代号为“旅行者”，他的兄弟是一名共产党员，律师。在“维诺纳”的帮
助下调查人员确定了希尔发往俄国的电报编号，这样就可以证明他有罪。这次的截
获成功也导致了另一名代号为“布尔”的间谍的暴露，他是一名共产党外交官，吉
姆败露之后他由外交部去了联合国，之后在布拉格请求政治避难。冷战期间，苏联
对澳大利亚内政外交机关的渗透未能重整旗鼓。1954年叛逃的驻外克格勃头子弗拉
基米尔·彼得罗夫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他领导的间谍组织取得的成绩微乎其微。
西方情报人员复员，苏联间谍叛逃及“维诺纳”的成功破译给苏联情报工作带
来了巨大损失，并在两个相关领域里，使莫斯科总部陷入极大的恐慌。
首先是向“主要对手”高层渗透间谍。冷战时期的那代人不再相信所谓“苏维
埃万岁”，而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这一口号曾鼓舞过成千上万才华横溢的美国年
轻的理想主义者。战争后期苏联曾成功地向华盛顿下层甚至中层权力机构进行渗透，
这目前已为世人所知。那时著名的间谍包括美国国务院的埃尔德热·希斯，财政部
的德斯特，怀特，情报部门的敦坎·恰普林·利以及白宫的洛奇林·卡里。但后来
这些岗位上便后继乏人了。而且直到现在再没出现过像加利·霍普金斯那个层次的、
虽然不是有意识的但却给苏联情报工作带来极大益处的“间谍委员”。
1947年7月中央情报局成立在即， 美开始广泛实行更为行之有效的审查措施，
这使得大批间谍打人战略情报局的那种情形一去不返了。从威廉·威斯巴德起，给
美情报部门造成重大损失的，已不是那些渗透间谍而是无线电截获及密码破译。招
募间谍又由于首批苏联派往华盛顿的间谍头自工作不力而问题重重。格里戈里，格
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即便是在患精神病之前就对工作一窍不通（总部认为这是梅
毒后遗症），所以1948年他被召回。他的继任者是格奥尔夺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
洛夫。此人在1947年苏巴（巴西）关系破裂前是里约热内卢的间谍头目，后来被愤
怒的人群用臭鸡蛋和烂番茄赶出了巴西。1949年他同多尔宾一样因为工作不力被召
回。
莫斯科总部的另一块心病则与核武器研究有关。1945年8 月美国对日本使用原
子弹，这使苏联感到对手已在军事上占了优势，于是挖掘原子秘密便成为苏联情报
部门的首要任务。轰炸广岛之后，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宫召见主管武器装备的人民委
员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和他的副手，同他一起被召见的还有科学家伊戈尔
·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他当时领导原子武器研究工作。斯大林对他们说：
“同志们，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们提供原子武器！你们
知道轰炸广岛震动了全世界。（力量）平衡被打破了！苏联一天没有核武器，来自
西方的巨大危险就随时有可能危胁苏联。”
在这次谈话以前原子武器研究方案全权由莫洛托夫监督实施。但谈话前几个月
库尔恰托夫给贝利亚写了张便条，批评莫洛托夫办事拖拉并请求帮助。便条是手写
的——库尔恰托夫不敢把这么机密的东西交给打字员。但他的目的达到了。广岛原
子弹爆炸后斯大林把监督方案实施的权力交给了贝利亚。
领导班子的更换很快产生了效果。库尔恰托夫的助手、伊戈尔·戈洛温教授回
忆说：“贝利亚的领导才能在那时是有目共睹的。他精力过人，不开长会，处理问
题很果断。”在他的指示下，原子武器研究项目只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劳改犯。
戈洛温解释说；当时科学家们很少考虑到他们正在使用奴隶劳动。他说：“那时我
们脑子里只想着尽可能在美国轰炸我们之前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面临新的原子
战争的恐惧压倒了一切。我们的同龄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也确有一些科学家对贝利亚的领导方法持更多的批评态度。伟大的物理学家彼
得·卡皮察（后来获诺贝尔奖），就曾在1945年10月25日请求斯大林允许他离开研
究工作。他说：“没错，指挥棒是在贝利亚同志手里。但第一小提琴总该由科学家
拉，因为小提琴将给整个乐队定出基调。贝利亚同志的最大不足是，作为指挥不仅
是挥挥指挥棒，还要懂音乐。而这正是贝利亚同志所欠缺的”
卡皮察写道，贝利亚只是一味想模仿美国原子弹的构造。卡应察坚持，苏联科
学家应该研究一种自己的、更为经济便捷的制弹方法，当然这些建议毫无结果。”
卡皮察抱怨贝利亚总是热衷于抄袭美国人的方案。1945年俄国人手中已有大量
有关广岛、长崎两枚原子弹的秘密情报，但贝利亚还在得陇望蜀，并由于战后这方
面资料供应的减少而闷闷不乐。同年9 月古琴科叛逃西方使阿兰·南·梅伊败露，
导致西方对所有原子弹研究中心的工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保安措施。2 月戴维·格
林格拉斯被复员，这使总部损失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美国西南部城市，核研究中心
一一译者注）两名间谍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克劳斯·福克斯1946年6 月调离洛
斯阿拉莫斯，去了英国哈白埃尔的一个新建原子能基地。尽管在1949年以前他一直
作为苏联间谍在活动，但作用已不及当年。1946年通过了关于成立美国原子能委员
会的麦克马洪法案，该法案禁止再向英国提供美国原子能研究的新情报。英国工党
政府失去了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资料后，决定1947年制造自己的原子弹，但英国人在
这方面要比俄国多花两年时间。
尽管颁布了麦克马洪法案，唐纳德·麦克林却仍享有接触原子能研究资料的权
力，因为禁令并不涉及核原料及已经公开的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作为英国大使馆
的正式代表，他负责将原子能用于政治目的的工作，获准单独出入美原子能委员会。
从1947年夏到离开华盛顿之前，他一共12次去过原子能委员会，有几次是夜间。根
据原子能委员会的损失报告显示， 他可以接触有关铀矿需用量的估计数据， 和对
1948——1952年需用量的预估，尽管后来证实，后一组数据是不准确的。
有关原子武器计划的重要情报不断减少，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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