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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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也被窃听，他对是否应打电话给莫金犹豫不决。使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时伯吉斯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帮忙了。伯吉斯回到英国以后就去了外交部。但那儿的人通知他
说已决定让他马上退休。而他借这次机会交给麦克林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会面的时
间和地点，届时将商议他出逃的计划。
　　　　不久伯吉斯收到了菲尔比的一封信，信上说起忘在大使馆停车场的汽车。但信
的末尾半遮半掩地警告说：“这几天气热起来了、”伯吉斯此时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了。菲尔比后来写道：“他眼看就要疯了，情况比别人所能料想的还要糟糕。他在
英国的仕途给毁了，而克格勃也不再需要他。我们深深为麦克林担心，竟谁也没想
到过伯吉斯。”
　　　　但莫金想到了。伯吉斯害怕同莫金会面，并让布兰特把自己的担心转告他。考
虑到伯吉斯的状况，莫金认为他在审讯中大概挺不住，于是便强迫他同麦克林一起
出逃。
　　　　关于麦克林和伯吉斯出逃的事存在着各种说法。　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5月
25日星期五早晨，外交部长罗伯特·马礼逊主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28日星期一开
始审讯麦克林。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马上便有一个至今还未被发现的间谍（通常
被称为“第五个间谍”，这种叫法是错误的）预先通知了伯吉斯，当晚他就同麦克
林一起逃跑了。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25日的会议，也没有什么预先警告。马礼逊是
根据手下人的书面证据决定审讯麦克林的，但审讯日期并未确定。伯吉斯的家在肯
特郡和萨里郡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子里、但由于人手不够和失算，军情五处和警察局
的特务组织都没能对它进行监视而让伯吉斯跑掉了。即便是军情五处拘捕了他，当
时所有的证据还不足以给他定罪。因为官方拒绝在法庭上使用“维诺纳”，这就意
味着除非麦克林自己承认罪行。这种情况在福克斯身上曾经发生过。如果麦克林的
精神像后来菲尔比那样能经受住考验，他可以否认有罪，但在当时无论是莫金还是
莫斯科总部都不能冒这个险。
　　　　麦克林通过伯吉斯得到菲尔比的警告。菲尔比通知自己的上司：军情五处在华
盛顿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杰弗里·帕特尔松已接到命令，在5　月23日前向伦敦报告
有关“荷马”事件侦察进展情况。菲尔比判断对麦克林的审讯将在5　月28日开始。
莫金马上决定执行出逃计划。24日到法国去的船票已经买好。25日晚（星期五）伯
吉斯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往麦克林那幢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式样的房子。当时麦克林
夫人刚刚为他生日摆好餐桌，夫妇二人坐在桌旁。那年麦克林刚满38周岁。伯吉斯
称自己是外交部的罗德泽·斯泰因，他坚持让麦克林马上跟他走。麦克林匆匆上楼
同儿子们告别后，惊慌失措地跟妻子解释了几句，便上了伯吉斯的汽车。他们匆匆
忙忙赶到南安普敦，正好能赶上半夜起航开往法国圣马洛湾的“法兰西”号轮船。
在法国。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了伪造的文件，凭着这
些文件两人先到了日内瓦，然后从日内瓦回到了莫斯科。
　　　　30年后，每当尤里·莫金在安德罗波夫学院讲到“王杰”时，总会回忆起1951
年5　月伯吉斯和麦克林的危险处境。而他对布兰特的回忆却与此大相径庭。1945年，
克罗托夫在布兰特身上发现了同伯吉斯一样精神极度紧张的迹象。在之后的6　年中，
布兰特只为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完成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差事，从事科研并
在一个皇室成员的家庭的保护下休养，在此期间他完全恢复了精力。尽管在伯吉斯
逃回莫斯科后他又曾表现出新的紧张情绪，但莫金也欣喜地注意到。他在危急时刻
表现出的冷静的职业本能。后来莫金向戈尔季耶夫斯基坦白地说，领导像布兰特这
样的间谍是“莫大的荣幸”。伯吉斯和麦克林逃走时，布兰特却赢得了过去他在军
情五处时的同事们的完全信任。伯吉斯逃走之后。军情五处因怕此事声张出去而对
是否马上搜查他的住宅犹豫不决，布兰特答应向伯吉斯的同性恋伙伴杰克·希尤特
要房门钥匙。但在把钥匙交给军情五处的人之前，布兰特在房间单独呆过几小时，
销毁了伯吉斯和他同性恋伙伴的信件及其他一些杂物中有损他名誉的材料。布兰特
这样做并未得到莫金的暗示，他成功地找到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菲尔比最后那封
带有“天气变热了”的警告信。
　　　　“五杰”中的第五名成员约翰·克思克罗斯没有参与出逃的准备工作。从二战
爆发时起他就在国防管理局（物资保障局和干部局）和财政部工作，而且没有同其
他四人建立联系。他每个月提供的资料数量之多，一直使克罗托夫和莫金感到震惊。
他曾向克罗托夫报告了英国人研制原子弹的意图，因为他有办法接近有关军备预算
的材料，包括原子弹研制的预算开支。1947年，克恩克罗斯忙于通过“放射性元素
法”，两年后他又积极参与解决建立“联合国”的财政问题，并领导一个负责组织
工作的下属委员会。但他乖僻的性格影响了他的升迁。直到1950年37岁时他才获得
一个官衔。1951年由于布兰特工作中的一次失误结束了他作为苏联间谍的生涯。搜
查伯吉斯的住宅时，布兰特忽略了几张未署名的纸，这是二战前及二战初期白厅机
密会谈记录。记录中提到的约翰·科尔维尔爵士后来辨认出，该记录出自克恩克罗
斯之手。军情五处开始监视他，尾随他到了同上司接头的地点，但莫金并没有出现。
在军情五处的审讯中，克恩克罗斯承认他曾为俄国人提供过机密纪要，但否认自己
是间谍。他被财政部解职，在北美干了几年后，又转到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
最后在1964年例行调查之前、他供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而他作为一名积极活动的
苏联间谍的工作早在1951年布兰特漏掉他的会谈记录时就结束了。
　　　　1979年，布兰特的活动已经广为人知。他承认，曾有人向他施加压力，建议他
同伯吉斯和麦克林一起逃回莫斯科（此人就是莫金，尽管布兰特没有指名道姓），
但他拒绝了，他不愿离开库尔塔特今人愉快的学术圈回到斯大林统治的俄国，接受
那灰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过了13年，他终于向军情五处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但即使在那时，指控他的材料仍不足以把他送上法庭。作为认罪的交换条件他被免
于处罚。
　　　　与上述情形不同的是，当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之后，菲尔比马上就遭到了同事
们的鄙视，虽然并非所有伦敦、华盛顿的同事都相信他的间谍行为。对他的蔑视主
要是由于他同伯吉斯的关系引起的。伯吉斯在华盛顿期间，曾请求和菲尔比及其妻
子住在一起。尽管当时菲尔比怀疑此举是否理智，但还是迈出了这错误的一步。他
认为在多年相识之后拒绝伯吉斯会危及到自身的安全。同时他也希望伯吉斯同他住
在一起可以少卷人一些不体面的事情中去。即便是伯吉斯1951年5　月因为那些荒唐
事被调回英国时，他也没想到，伯吉斯会同麦克林一道去莫斯科。菲尔比是从杰弗
里·帕特尔松那儿知道出逃的事的，此人是军情五处在华盛顿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
　　　　“看样子他很害怕。他小声说：‘金，鸟儿走了。’我做出惊骇的表情：‘哪
只鸟儿？不会是麦克林吧，果然是他？’他回答：‘是他，不单是他……盖伊·伯
吉斯也跟他跑了。’这回我可真是给吓住了。”
　　　　当天，菲尔比便把为莫斯科复制文件用的照相设备埋到了树林里。总部为他制
定了出逃计划，但傍晚他决定暂时不着急走，他留了下来，同时放弃了一切活动。
　　　　在华盛顿，菲尔比并未完全销踪匿迹。中央情报局局长沃特·贝德尔·史密斯
通知英国情报机构，菲尔比不能再继续履行协调官员的职务。尽管菲尔比被召回英
国，但不管在华盛顿，还是在伦敦，他还拥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其中包括英国
情报机构未来的反间谍头目詹姆斯·杰苏斯·恩格顿。此人自认为早已看透菲尔比，
即使是在菲尔比离开一年后，他还对中央情报局来伦敦工作的同事詹姆斯·马卡尔
格说：“我仍然觉得，菲尔比将成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领导。”更有甚者，在明
了菲尔比确实已叛变后，他还深感震惊。菲尔比和“五杰”的其他间谍给英美情报
工作带来的最长远的损失是他们迫使恩格顿、彼得·赖特和其他一些大西洋两岸的
情报人员在嵌满镜子的房间里团团转，徒劳地搜寻苏联更大规模间谍行动的证据。
　　　　菲尔比从华盛顿回来后就离职了，他得到4000英镑的津贴，其中2000英镑马上
被他花掉了，余下的2000英镑也在3　年间花光了。菲尔比算计得很对，不把钱“一”
次花光，因为今后3　年他“有可能在监狱中度过”。1951年12月他被传唤到军情五
处的总部接受法庭调查。这个法庭实际上是非正式的，而菲尔比在回忆录中的叙述
并不准确。一名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曾回忆说：“离开法庭时，每个人对菲尔比有
罪都确信不疑。”很多菲尔比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同事也认为他有罪，尽管后来在莫
斯科他试图摆出另一种姿态。但法庭调查做出的结论是：由于搞不到材料，法庭调
查无法展开。英国情报机构的一群朋友继续支持菲尔比，在这些人面前，菲尔比是
一名麦卡锡主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无辜牺牲品。
　　　　此后，直到1963年出逃。菲尔比除了在贝鲁特有一些明显言过其实的功绩外，
他作为一名苏联间谍的作用大大减弱。“王杰”的黄金时期也随着伯吉斯和麦克林
出逃，克恩克罗斯的败露和菲尔比被情报处解职而宣告结束。自从30年代“五杰”
开始同苏联合作，莫斯科总部的大多数情报人员是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国
际中招募来的。而冷战时期的新一代间谍则并非如此。战后古琴科、伊丽莎白·边
特丽、切姆伯斯和其他间谍关于莫斯科利用西方共产党人充当间谍的供词公布于众
后，引起了一系列丑闻。这迫使总部除特别情况外，绝对禁止使用西方共产党员担
负情报工作。
　　　　正是那时，“五杰”的“黄金时代”日薄西山，而另一位30年代从剑桥招募的
间谍却走向了荣誉的顶峰。阿里斯特·沃特森，过去曾有一个时期担任过阿波斯托
洛夫的秘书；　在使布兰特信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　后又成为伯吉斯
“五人组”首批成员之一。在皇家学院读研究生的6　年期间，他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二战初期他以一名临时科技人员的身份进人海军部，从事雷达及及设计工作。战后
他的工作显得愈加重要，1953年，他成为海军部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开始从事绝
密的设计工作，该项目引起克格勃的极大兴趣——研究一种借助低频声波搜寻潜水
艇的方法。有一段时间，沃特森同军情五处官员彼得·赖特的兄弟住在一幢房子里。
早在他败露前赖特就厌恶他。“他是一个瘦高单薄的家伙，长着长长的山羊脸。走
起路来也很怪，好像总是用脚尖走路。”但是，其他人认为沃特森是个风趣的人；
尽管谈起话来有些怪。甚至年届七0　的时候他还能用一连串笑话与朋友聊天：从四
维几何题、对《失乐园》的想像到古埃及字谜。沃特森当时任海军部实验室潜艇设
备部的负责人。赖特认为一他从事的是整个国防部最机密、责任最重大的工作”。
克格勃的人也持同样的看法。40－50年代，他的上司同“五杰”一样，先后是戈尔
斯基、克罗托夫和莫金。1953年一1955年莫金在莫斯科的时候，沃尔森同莫金的下
任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绍夫吵了一架（此人后来当上了彼尔姆国立高
尔基大学副校长）。沃尔森对彼得·赖特说：“他过分资产阶级化……穿法兰绒裤
子、蓝色西装，退他那只卷毛狗。”然后罗金同他一起工作，之后莫金第二次同他
合作，再往后是尼古拉·普罗科费耶维奇·卡尔佩科夫，此人1958——1963年是苏
联在伦敦间谍网中的科技专家。1967年，军情五处对沃特森进行了调查，并把他调
到非保密的海洋研究所。
　　　　1980年编写的第一总局秘史罗列了大量战后的功绩，其中提到了来自英国的科
技情报数量增加。除了侦察潜艇设备系统外，苏联驻伦敦间谍机构还试图提供核动
力和军事技术等各方面的情报，包括导航系统。在50年代的科技侦察中最为积极的
是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那时他是一名政治侦察官员。后来他主持
专门从事科技侦察的丁局的工作。50年代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50年代初，总部成功地实现了对英情报机构的渗透工作。菲尔比被英国情报机
构解职后，国家安全部着手招募另一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间谍一29岁的乔治·布莱
克，他本姓贝哈尔。布莱克生于鹿特丹，父母给他起名“乔治”，是为了纪念国王
格奥尔格五世。二战期间，布莱克在荷兰抵抗力量中作战，战争结束时成为一名海
军情报军官。1947——1948年他在一所学院学习俄语，然后到英国情报机构工作。
英国情报机构似乎没有完全了解这名新工作人员的全部情况，至少不知道安里·丘
里埃尔（这是一名激进的埃及共产党党员），曾对布莱克产生过巨大影响。布莱克
年轻时常和他见面。1949年布莱克被派到南朝鲜，他以副领事的外交掩护身份在汉
城工作。一年后，朝鲜战争刚刚开始他就被进军的北朝鲜军队拘留。
　　　　莫斯科总部得以招募布莱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人；当时中国“志愿
军”已进驻朝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安全部曾建议向中国派遣大
批的顾问并在莫斯科对中国情报人员进行培训。毛泽东接受了这两项建议。但中国
始终注意不使自己的情报官员受到国家安全部的控制。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同东欧人
同出一辙。他们极力照搬苏联的经验，熟悉新技术，但拒绝按照苏联的规定学习，
不使用苏联课本，认为这些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像东欧国家一样，他们不允许
苏联人参与他们的情报活动。但是中国向苏联透露了从朝鲜战场上得到的美国军事
技术情报，把自己培养间谍的基地提供给国家安全部使用，以便对付美国和其他西
方国家。国家安全部也可以接触到一些抓到的中国、北朝鲜俘虏。这中间包括乔治
·布莱克。
　　　　招募布莱克的工作大概是从1951年开始的。据第一个审问他的国家安全部官员
格里戈里·库兹米奇说，布莱克一下子就流露出对西方政治的完全失望；对英美人
侵朝鲜也有些不满，但他拒绝出卖有关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但1953年春，当他和
其他一些战俘被释放时，他已完全被策反，成为一名苏联间谍。此后10年，他佝苏
联提供有关英国情报机构行动及人员的情报，就像当初菲尔比那样满怀热情，只是
不那么有效罢了。
　　　　冷战初期苏联情报部门有过几次向欧洲大陆国家的成功渗透，其中总部认为向
法国和西德的渗透最有意义。打人法国统治集团是利用了战后法共的巨大影响力。
法共曾连续10多年获得四分之一以上的选票。1947年，联合政府中的共产党员部长
们也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叛逃的苏联情报人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娃和叶夫多
基姬。彼得罗娃姐妹指出，国家安全部和情报委员会认为在法国极易开展情报工作。
1947——1949年，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驻巴黎的间谍头目是伊万诺维奇·阿
加扬茨，亚美尼亚人，将近40岁，会讲法语、英语，爱开玩笑。叶夫多基妞·彼得
罗娃回忆说，他是所有同事中最风趣的一个。“吸引人，有教养，一个彬彬有礼的
……知识分子，一个出色的间谍。”凭着在巴黎卓有成效的工作，阿加扬茨1949年
得到升迁，被任命为情报委员会第二总局局长，主管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事务。在
巴黎，1950－1954年接替他做间谍头目的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克罗欣，
他在法国过得也很愉快。据彼得罗娃姐妹回忆，他脸上带着微笑、快活，是个对自
己的生活知足而乐的人。克罗欣第二次被派往巴黎是在1966～1972年，这也证明了
他第一次在巴黎的工作是成功的。
　　　　在阿加扬茨和克罗欣做巴黎间谍头目时，彼得罗娃姐妹在总部看到了大量（如
果不是大部分的话）正式文件，但提供这些文件的间谍并没有暴露，至少没有他们
被捕的消息。冷战期间，在法国被发现的苏联间谍中最重要的是乔治·帕克。他在
法国工作了20年、1943年，帕克当时统年轻。才29岁，正满怀信心地学习意大利语，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亚历山大、古佐夫斯基将他招为苏联间谍（古佐夫斯基当时
在戴高乐将军临时政府的无线电站负责政治情报工作）。战后法国“第四共和国”
期间帕克随他的上司古佐夫·斯基也到了巴黎，曾担任过几个部的办公室秘书和顾
问。像冷战中很多间谍一样，帕克与其说是凭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倒不如说是靠
一种自我肯定的精神在工作。这种精神支配着“王杰”’以及更早的苏联间谍。帕
克渴望在国际关系舞台之外的领域成为主角，既然这个愿望已不能公开实现，他就
努力平衡苏联和美国的力量，他认为两国都过于强大。帕克讲过，斯大林和赫鲁晓
夫都曾向他致谢。帕克工作最富效率的时期是1958年戴高乐重新掌权后，他获准接
触最重要的国防机密。
　　　　德国分裂和东德源源不断逃往西德的避难大军使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国很容易
被东方集团打入。莫斯科总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半官方的对外情报部门，1949年，
它们作为联邦情报局（西德）正式加人联邦办公厅。渗透工作从1949年开始，在卡
尔斯霍尔斯特招募了原党卫军大尉，后来成为无业游民的汉斯·克莱门斯。1951年，
克莱门斯从对外情报部门得到一份工作后，又把自己当党卫军时的朋友海因茨·费
尔费推荐到对外情报部门。后者也开始为国家安全部收买间谍，其本人也很快成为
一名冷战时期最成功的间谍。1953年，他宣称自己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以红军上校
为首的情报网，使同事们感到震惊。这个情报网提供的情报包括一些真实情报和总
部加工过的假情报，其中相当一部分被送到波恩西德首相康拉德·阿登纳那里。卡
尔斯霍尔斯特继续帮助费尔费，向他提供东德的会议记要，并使他成为一名东德的
间谍。费尔费活动最积极的时期与帕克相仿，1958年以前，他被认为是德国的菲尔
比。像菲尔比在1944年那样，他成为苏联反间谍部门的一个头目。但他工作的动机
更像帕克，　他认为自己是个伟大的职业间谍、　联邦情报局的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
（而当时他正设法欺骗该组织）。在卡尔斯霍尔斯特充满了对他的褒誉之声，似乎
使人相信，他的功绩甚至超过了里哈德·佐尔格，这更助长了他的傲气。他曾说：
“我希望俄国人把我当成一流的间谍。”
　　　　冷战期间苏联情报活动的突出特点是，它们既针对假想的敌人也针对真正的对
手。30年代那种搜捕真正的，更多时候是臆想出来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被寻找
并消灭那些“所谓的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家”的行动所代替，并把冷战推
向了高潮。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同斯大林一样，他们认为，1949年铁托脱离莫斯科，
是旨在瓦解苏联集团的帝国主义阴谋的一部分。7　月，斯大林的宠臣日丹诺夫在共
产党情报局的会议上宣布，根据国家安全部已经掌握的证据，铁托参与了帝国主义
间谍组织对人民民主国家的颠覆活动。许多有关铁托同西方秘密组织有联系的假想
臆造都是为了使他名誉扫地。有一些则是斯大林和莫斯科总部偏执狂的偏见。其实，
这两方面是相互紧密地联系着的。
　　　　在东欧没被发现的、最大的、参与铁托帝国主义阴谋的西方间谍头目是诺埃尔
·哈维兰德·菲尔德，他过去是一名古怪的美国外交官，人道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
者。1949年，莫斯科总部“挖”出了他，认为他是美间谍机构的情报人员；负责向
各共产党内部派遣间谍，以便在铁托和帝国主义者的指挥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菲
尔德是一名很浪漫的共产党员，他的幼稚本身就足以使总部那些善于发现阴谋的理
论家产生怀疑。
　　　　实际上，1935年还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他就首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为间
谍。他提供情报但拒绝提供文件。1936年，他离开华盛顿到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秘
书处工作。弗洛拉·刘易价为他写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