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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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委婉地称之为“事件”）。“但是回首往事，从另一个角度我看清了很多事情，
这是很自然的事”。今天克留奇科夫还认定自己是匈牙利文学的虔诚崇拜者，但遗
憾的是总也找不到时间用来阅读。
　　　　50年代中期的安德罗波夫，大概还有克留奇科夫很快就看出拉科西搞新斯大林
主义是匈牙利实行共产党统治的严重障碍。1956年2　月，在共产党第20届代表大会
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后，拉科西的政策愈加遭到低毁。4　个月后西方报刊登载
了这篇讲话稿。这个报告中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由此产生的党性原则、党
风民主及革命合法性的严重扭曲”。1956年7月7日，米高扬飞往布达佩斯劝说拉科
西以健康原因辞去第一书记职务，然后让他来了苏联。但接替他的并不是著名的进
步人士伊姆昏纳吉，而是“老禁卫军”主席埃尔诺·格罗。拉科西的下台和关于波
兰改革的报道激发了公众要求切实的政治变革的愿望。对此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是
10月6　日举行的隆重的拉斯洛·莱克遗骨迁葬仪式（莱克在死后被恢复了名誉）。
10月，在匈牙利危机日愈尖锐的形势下，克格勃总顾问叶梅利亚诺夫将军被召回莫
斯科。谢罗夫将军亲自飞往布达佩斯主持工作，这是克格勃主席首次亲自指挥在苏
联境外的重大行动。　10月23日，大学生游行队伍达到6万人，他们走上布达佩斯街
头要求举行自由选举、恢复伊姆昏纳吉的职务，撤走苏联军队。晚上9　点多一点，
匈牙利安全机构的人就在广播大厦旁边朝几名参加和平示威的人开了枪。当匈牙利
安全机构的增援人员藏在救护车中赶到时，人们从他们手中夺走了武器。几小时之
后，自由卫士们用从同情学生的警察、士兵，甚至是从武器库中得到的枪支武装了
起来。随着“轰隆”一声巨响，铸钢工人把巨大的斯大林纪念像由基座上掀翻在地，
革命就此开始。
　　　　在当晚举行的内务部紧急会议上，谢罗夫作为苏联新顾问被介绍给大家，但没
有提他的姓名。谢罗夫字字控辩地向与会者宣布：“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在布
达佩斯街头集结一伙人打前阵。而贵国的武装力量仍在怀疑该不该动用武力。”布
达佩斯市警察局局长尚多尔·科帕奇却站在自由战士一边，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态
度，回答说：“想必莫斯科来的顾问同志在我国还未来得及调查研究。应该告诉他，
参加游行的不是法西斯分子或帝国主义分子，而是大学的学生，是工农的优秀子女，
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要求实现自己的权力，他们想表达对波兰人的同情并表
示同波兰人民站在一起。”25年以后，科帕奇仍忘不了当时谢罗夫那冰冷的、咄咄
逼人的目光。
　　　　4　月23日当晚，格罗经苏联领导人同意任命纳吉为外交部部长，同时他向正在
匈牙利同反革命威胁作斗争的苏联军队求援。翌日早晨，苏联红军误认为工人不支
持学生，在匈牙利安全部门协助下采取了第一次扼杀革命的行动，持续了几天的巷
战有力地表明，工人们到底站在谁一边。
　　　　10月25日，卡达尔取代格罗任党的第一书记。后来他同纳吉一同表示，有关撤
出苏联军队的谈判只有在恢复秩序以后才能开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有几天时
间克里姆林宫在“动用武力”和“撤出匈牙利”之间举棋不定。“不知有多少次我
们的决定朝令夕改”。由于怀疑存在所谓的帝国主义阴谋，谢罗夫命令大约20名由
克格勃伪造国籍、住在西方的情报人员到匈牙利汇报情况，并在必要时进行一些挑
衅活动，以便为军事介入作辨护。这种策略1968年在布拉格再次被运用。
　　　　与此同时布达佩斯的事态发展得越来越快。10月29日，众叛亲离的匈牙利安全
部门被解散，该组织应对几百名游行者的死亡负责，对自己的一些工作人员被人群
挤压致残负责。10月30日，克里姆林宫特使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同意撤出苏联军队，
并指责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的行动。半天之后纳吉向全民发表广播讲话，声明
他将组织多党政府：“为了国家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内阁决定改变一党制，将以
1945年实行过的多党联合、民主合作为基础来治理国家。”10月30日以前，莫斯科
对纳吉还寄以重望，但从这时起克里姆林宫内已开始准备推翻他的计划。
　　　　使纳吉对苏联领导层的意图琢磨不透的是尤里·安德罗波夫。一名驻布达佩斯
的年轻的苏联外交官后来兴致勃勃地回忆说，安德罗波夫是第一个把纳吉“吃透”
了的人，而且在后来发生的危机中始终没有失去自制：“他是绝对冷静的人，即使
是子弹在耳边呼啸，可我们都觉得呆在大使馆里就像呆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堡中是一
样的。”11月1　日凌晨纳吉得到消息，说进入布达佩斯的苏联军队正在撤出，但另
一部分红军部队却又越过匈牙利边境。安德罗波夫多次向纳吉保证，撤军正严格按
计划进行，而其他调进匈牙利的部队只是为了确保撤出军队的安全。纳吉宣布退出
华沙条约组织，成为中立国并请求联合国将匈牙利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第二天，11
月2　日，匈牙利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抗议，抗议其再次出兵匈牙利并把这一事实通
知联合国。安德罗波夫一面继续努力使纳吉相信撤军并未终止，一面与卡达尔一起
暗地策划推翻纳吉政府的阴谋。卡达尔的行为似乎是迫不得已的：他还没忘记1951
一1954年他在监狱里受折磨的滋味。但安德罗波夫还危胁他。如果他拒绝合作，就
请拉科西回来。
　　　　11月3　日，纳吉政府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列特尔及其一行人被请到苏军司令部
商讨红军撤走的最后细节问题。午夜大家举杯祝辞刚结束，以谢罗夫为首的克格勃
人员撞了进来，手里晃着毛瑟枪。谢罗夫逮捕了匈牙利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并且命令
把每个代表分别锁进不同的房间。第二天凌晨几次枪响后，马列特尔和他的同事们
确信：其他所有人都已被枪决。11月4　日天亮前不久红军开始发起冲锋。为了最大
限度地减缓匈牙利人的反应速度，安德罗波夫直到最后关头仍使用着欺骗手段。当
匈牙利军队总司令打电话给总理报告苏联部队进攻情况时，纳吉回答他说：“安德
罗波夫大使现在就在我这里，他一直对我说这是一场误会，苏联政府没有下令入侵
匈牙利。我和大使正打算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就在那个早晨，纳吉最后一次向全
国发表广播讲话：“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我们的首都，明目张胆地企图推翻
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作战，政府仍继续行使自己的权利。我希
望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
　　　　当天，纳吉和他的几个部长躲到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在谢罗夫领导下逮捕了最
重要的“反革命分子”——那些没来得及寻求政治避难或逃到国外的人。在这些人
中他亲手逮捕了尚多尔·科帕奇。此时谢罗夫才第一次告诉科帕奇自己是克格勃主
席。他提起10月23日他们的会见，然后许诺说：“我将把你吊死在布达佩斯最高的
一棵树上。”11月21日，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的亲苏政府答应，如果纳吉和
他的部长们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他们的安全将得到保证。11月22日他们撤出使馆，
但他们当即被从接他们的汽车中拖出，克格勃逮捕了他们并将他们押送到了罗马尼
亚。
　　　　对纳吉和他的同谋的审讯由克格勃专门负责“反革命问题”的首席顾问鲍里斯
·舒米林主持。11月26日卡达尔通过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宣布：“我们已经作出保证，
不就伊姆雷·纳吉以前犯下的罪行提出起诉，　即使他们承认自己有罪。”1957年2
月匈牙利外交部重申，“无意将伊姆雷·纳吉送交法庭”。虽经克格勃和匈牙利安
全部门一再努力，纳吉仍拒绝承认罗织给他的罪名。于是，莫斯科决定采取另外的
办法。从南大使馆撤出时被捕的6个人中，l人死在审讯人员手里，四人在宣布绝食
后被缢死。纳吉和另外3名政府官员活了下来。1958年2月他们被送交秘密法庭。法
庭调查显然让克格勃的人非常失望，他们不习惯在这种政治案件的审理中被告拒不
认罪。不久调查暂时终止。直到1958年6　月法庭恢复审讯时，他们4人中有3人仍坚
持说自己无罪。　但所有4　人都被判有罪，绞死后葬在无名墓地。另有5名被告被判
刑期不等的监禁。
　　　　在苏联集团中，过去还没有一起政治诉讼引起过像舒米林和他的匈牙利安全部
门的部下所遇到的问题。他们炮制了针对“纳吉和他的叛徒集团”的诉讼。拉斯洛
·莱克被平反昭雪和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报告使人们不再相信被编制得有根有
据的阴谋理论，那些斯大林式的公开审理就是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组织的。引人注目
的是，过去20年间那些精心排练的“剧目”在法庭上表演得如醉如痴，而这次关于
“伊姆雷·纳吉及其同谋的阴谋”的报告却显得软弱无力。报告认为，帝国主义已
被确定为“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者”，而纳吉则已被查明是“帝国主义的俯首贴
耳的帮凶”。但报告未就阴谋的细节做出以往那种绘声绘色的描述。“自由欧洲”
广播电台被宣布为国外反革命的军政司令部，而通过红十字会来的邮件是帝国主义
向匈牙利输送武器的主要方法。在匈牙利境内，英国使馆武官詹姆斯．，卡乌斯上
校被认定直接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西德议员胡贝尔图斯·冯·列维斯坦则是同
西德帝国主义大资本家之间的联系人。对纳吉的诉讼材料以条理清晰的形式公布于
世，这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到来前很长一段时间，就被克格勃看作是对公众舆论施加
影响的极不成功的一例，这也是苏联集团内最后一次被告被判死刑的案例。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干了　3年，没给莫斯科总
部带来任何实质性进展。这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他的一个同事与他见面时感到
非常惊奇，“他走路猫着腰，有气无力好像站不直”。帕纽什金宽敞的办公室内有
两把大扶手椅。一把放在写字台前，另一把临窗放着。他“疲惫地瘫软在里面，尽
管他身材高大，却总是缩成一团”。现在第一总局的荣誉室中看不到帕纽什金的画
像。1956年他的充满活力的副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接替了
他。此人创下了自己特殊的纪录，任局长长达15年之久。他也是继费金之后第一个
真正有资格在纪念馆中悬挂其画像的人。第一总局的人对他的印象是：精明能干、
精力充沛。然而，萨哈罗夫斯基并没有对西方工作的经验、他30岁到内务人民委员
部工作，战后在东欧，主要在罗马尼亚充当国家安全部顾问。
　　　　任命萨哈罗夫斯基作第一总局局长时，正赶上总部在国外策动的一次重大转折。
不管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前后，克格勃一直认为在芬兰农业联盟中的政治活动家
乌尔霍·卡列夫·吉科宁，是自己级别最高的间谍，他定期同苏联上司联系。吉科
宁于1956年当选为芬兰总统，这一消息使莫斯科总部欣喜若狂。吉科宁任总统长达
25年。1961年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叛逃到西方的阿纳托利·戈利岑证实，克格勃还招
幕过一名高级间谍，代号为季莫。50年代末为了争夺对季莫的指挥权，间谍头目热
尼霍夫和苏联大使扎哈罗夫两人差点打起架来。为此他们都被召回莫斯科中央委员
会，受了处分。最后决定季莫的主要联系人是克格勃的热尼霍夫，但热尼霍夫要同
大使保持协调关系。
　　　　20年之后，关于由谁指挥古科宁而引起的纷争，再次发生在间谍头目维克多·
弗拉基米罗维奇和大使弗拉基米尔·索博列夫之间，最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奇的是，
弗拉基米罗维奇安排同他经常接头的是一个具有英国绅士派头的人。精心修剪过的
髯须，英国西装、领带，英国皮鞋、大衣，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颇有教养、为了照看
祖上留下的田产很早就退役的禁卫军军官。7O年代中期，弗拉基米罗维奇领导第一
总局下设的一个部，主要负责在苏联境内招募外国人作间谍等工作。他首次在赫尔
辛基工作是1970…　l971年，1977年又以间谍头目的身份到过那里。同吉科宁这样的
间谍合作使他获得了克格勃将军军衔。
　　　　在安德烈·葛罗米柯（1957——1985年的苏联外交部长）的回忆录中写道，没
有一名西方国家活动家像吉科宁那样得到如此众多的赞誉（吉科宁不仅在芬兰的政
治生活中，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是著名人物），“他在众多领域中为苏芬之间的友
好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对外政策得到了全世界对芬兰的称赞”。不管是个
人生活方面，还是在社会活动中，吉科宁总是极力表示自己是苏联忠实的朋友。有
时他还同意把苏联间谍头目提供给他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制定的提纲纳入自己
的讲话稿。那时赫尔辛基间谍机构给第一总局呈送的战功简报中曾提到“在高层有
积极行动”　，　而每次总部也都骄傲地向政治局报告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尽管围绕
“积极行动”叫嚷得沸沸扬扬，克格勃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在芬兰享受完全的行动
自由。芬兰安全部门虽不及苏联情报“大军”人数那么多，但也查出了一系列克格
勃和苏联军事情报局的间谍。吉科宁从未干预过这些事件。但不管怎么说，70年代
以前克格勃在芬兰拥有的间谍和内线人数比第一总局三处主管的所有国家间谍的总
数还多（包括英国、爱尔兰、大洋洲和除芬兰以外的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
赫尔辛基还分布着苏联用于各种不同目的而建立的主要组织。比如，1968年世界和
平理事会就把自己的总部设在这儿（该组织曾因涉嫌“破坏活动”而被赶出巴黎和
维也纳）。
　　　　苏联对芬兰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维持吉科宁的统治。1962年，莫斯科部分
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时它向很有实力竞争总统职务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霍克施
加压力，迫使他放弃竞选，使吉科宁顺利在改选中获胜。但总部并非总能弄懂，有
时甚至根本不想了解吉科宁对苏关系的性质和他的长远战略。对吉科宁来说最重要
的是保持芬兰的独立。二战及战后芬兰的经验使他确信，维护国家独立的唯一办法
就是同莫斯科建立联系。芬兰是唯一（除了奥地利的苏维埃地区）未被纳人苏联集
团的国家。1949年一1956年的芬兰总统尤霍·帕西基维非常明白，芬兰绝不能指望
利用西方的某种援助来对付苏联的野心。除此以外，芬兰还要向苏联支付巨额战争
赔款，苏联的压力妨碍它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贷款。
　　　　吉科宁出身农民。长期在沙皇统治下生活的历史经验教会了芬兰农民如何同俄
国人打交道，这可能并不愉快，但要善于同他们搞好关系。一句古老的芬兰民谚说
得好：“俄国人，连俄国人都吃，更不用说有黄油拌着吃。”吉科尔属于那种芬兰
政治家，他们认为自已同苏联人的私人关系是仕途中颇有远见的一条后路。他们称
那些同自己有这种关系的苏联人为“家猫”（意为“养在家里的俄国人”）。尽管
吉科宁一直试图消除俄国人可能有的怀疑（例如将克格勃的间谍头目变成“家猫”），
但他依旧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使芬兰的独立不至受到损害。如果他认为哪名官员或
部长可能攻击他的独立主张，那么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不声不响解除他的职务。
第一总局得意洋洋地向政治局报告，吉科宁是个完全被策反的间谍，但无论是第一
总局还是它下属的任何下名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头目都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芬兰首
相实际上是一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1956年，萨哈罗夫斯基开始主持第一总局的工作，他接管了西欧的一批杰出的
情报人员。诚然，他们中最卓越的一颗明星金·菲尔比那时几乎已坠落。1951年他
被从华盛顿召回后的3　年间，他的上司尤里·莫金认为在军情五处的监视下同他建
立直接联系太危险。1954年莫金通过被菲尔比称为“最独特巧妙的一条渠道”同他
恢复了联系。这个渠道就是安东尼·布兰特。一天晚上，在库尔塔特艺术学院上完
课后，莫金走到布兰特身边，这大概是1951年以来的第一次，递给他一张印着名画
的名信片，并问他认为怎么样。名信片的背面是伯吉斯手写的便条，上面约他第二
天晚上在“天使”啤酒馆见面。在那里莫金请布兰特帮助他和菲尔比会面。30年之
后，在安德罗波夫学院的课堂上，当莫金讲起布兰特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的职业技
能，他仍然对其赞叹不已。
　　　　几年来的这第一次见面使莫金得以说服菲尔比不必担心。后来菲尔比回忆说，
此举确实等于给他“吃了定心丸”。
　　　　而克格勃驻澳大利亚的间谍头目，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和他的妻子叶夫多基
姬叛逃西方后，菲尔比才真是需要“吃定心丸”，这对夫妇说了一些有关伯吉斯和
麦克林的情况，其中包括说他们俩都在莫斯科。莫金使菲尔比相信，彼得罗夫夫妇
根本不知道他是苏联间谍。　议员马库斯·利普顿受到联邦调查局情报的震动，　于
1955年在下院指控菲尔比，称其为“第三名”间谍，但菲尔比对此泰然处之。后来
他不无理由地强调，利普顿的指控甚至对他有利。尽管政府不愿为他辨护，但由于
缺乏足够的证据展开法庭调查，迫使外交部长加罗尔德·麦克米兰放弃利普顿所提
出的指控。于是，菲尔比在自己母亲的客厅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向与会的记者表
示：“我最后一次同我认识的共产党人谈话是在1934年。”
　　　　社会舆论为菲尔比恢复了名誉，这更坚定了他在英国情报机构的朋友们的立场，
他们认为菲尔比是无辜受到迫害。1956年，他们为其找到了一份在贝鲁特《观察家》
和《经济学家》两家杂志当编外记者的工作。他叛逃莫斯科后努力证实那些认为记
者工作只是他在贝鲁特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掩护的传闻。同所有曾为情报处工作
的官员一样，他被执意要求同主管部门保持联系并提供有益情报。但他所能接近的
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仅限于他那些对他未起半点疑心的朋友的随口介绍。菲尔比在
贝鲁特期间英国情报机构的头是他的死对头季克·怀特，原军情五局局长，此人自
1951年起就始终怀疑菲尔比有罪。1961年12月，克格勃工作人员阿纳托利·戈里岑
叛逃西方并提供了一些有关“五杰”的新情况后，菲尔比案件在伦敦又被旧事重提。
1958年，尤里·莫金离开伦敦来到贝鲁特，警告菲尔比不要回英国，英方可能会逮
捕他、此外，他也想与菲尔比讨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逃往莫斯科的可能途径。
　　　　菲尔比被指控的最主要的罪证是他战前的女友弗洛拉·所罗门1962年提供的。
她说（当然已经晚了），菲尔比曾试图收买她。但英国情报机构感到如果菲尔比本
人不认罪，那么就没有足够的证据保证诉讼成功。英国情报机构认为，一旦企图引
诱他到伦敦来，他会马上在外面隐蔽起来。因此决定派人到贝鲁特找他。在黎巴嫩
的最后两年中菲尔比处于崩溃的边缘，时而暴饮，时而处于沮丧压抑的状态。他做
客时也常喝得烂醉，需抬上出租车送他回家，朋友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他的第三任
妻子埃列奥诺拉对朋友们说，他常常一连几夜被恶梦惊醒，嘴里喊着胡话。1963年
回月，雄国情报机构的一个老朋友——前黎巴嫩局局长尼科拉斯·埃利奥特在贝鲁
特碰到他，看见他的头因狂欢时撞在暖气片上而缠满了绷带。后来埃利奥特回忆，
他当时对菲尔比说：“这些年来你一直牵着我的鼻子走，现在该对我说实话了，即
使用钳子我也要把你的嘴橇开。我曾经尊敬过你，天哪！可我现在却十分憎恶你。
真希望你还有点良心，知道这是为什么。”菲尔比承认他是苏联间谍，又说了一点
个人的经历。是否接受埃利奥特的建议全部招认以换得自由，对此他犹豫了好几天，
但他后来还是逃走了。回到莫斯科他却杜撰说，埃利奥特的使命并非要让他认罪，
而是促成他叛逃，这是白厅狡猾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避免一场轩然大波。这种说
法曾迷惑了不止一名西方记者。
　　　　从菲尔比调出华盛顿到他从贝鲁特出逃的这12年，对他以前作为苏联间谍的光
荣历史来说，只能算是个冗长而杂乱无章的结束语。“五杰”的业绩在伯吉斯和麦
克林出逃、克恩克罗斯被查获和菲尔比被英国情报机构解职之后，于1951年宣告结
束。但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克格勃在英国情报机构还有一名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