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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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每月20号（“肃反工作者日”）领取工资，似乎仍以此来纪念肃反委员会的诞
生日。
　　　　正如1799年英国实施的所得税制，肃反委员会的建立是一项必要的临时性措施，
列宁不曾想到。肃反委员会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警察局和最强大的对外情报
部门。　在1917年10月25日（新历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列宁甚至也未曾
设想过，以后什么时候会有必要建立政治警察局或是对外情报机构。推翻沙皇的二
月革命过后两个月，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现列宁格勒），开始期待世界革命的到来。
布尔什维克忠实地认为，他们的革命将开创最终在世界上战胜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
运动的新纪元。他们认为，新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外交官们的位置，更不必说间谍了。
十月革命以后，列夫·托洛茨基在接受外交人民委员一职时曾宣布：“我要向世界
各族人民发布几个告示，然后就把这个铺子给关掉。”他下令公布沙皇政府与其盟
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并宣称，“放弃秘密外交是实行正直的、人民的、真正民主的
对外政策的主要条件。”
　　　　革命前，列宁对布尔什维克胜利后俄国生活的构想不是完全现实的。他在1917
年夏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道：将来不会有警察局的存在，秘密警察局就
更不必说了。同时他也承认，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折时期，还有必要进行
大多数昔日受奴役的劳动者对少数剥削者的镇压。但他认为，这种镇压将是“相当
简单的”事情。列宁写道：
　　　　“非常自然，剥削者若没有实施其目的极为复杂的机器是无法镇压人民的，而
人民甚至只要有很原始的机器或在几乎没有任何机器，没有专门的机构的情况下，
通过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普通组织就能镇压剥削者……”
　　　　列宁认为，人民会根据需要在街头自己主持阶级法庭。但是，十月革命后建立
起来的则是与《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述的完全不同的体系。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
国家的基础，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神话，它宣称，布尔什维克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领导了一次不仅反映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反映所有俄国人民意志的人民起义。而事
实上，十月革命不过是由革命的少数派发动的一次国家政变，它推翻了曾经取代沙
皇制度的垂死的临时政府。但无论是列宁，还是其追随者，都无法承认这个现实。
先是作为反对派，而后又推翻了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但布尔什维克还是没能得到
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在革命后马上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布
尔什维克的主要左派对手。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而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不
到四分之一的投票者的支持。甚至在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中，他们也仍是少
数派。于是他们解散了1919年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
　　　　列宁没有料到，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会遇上像国内外反对势力
这样的巨大问题。很快他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对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创性和绝对正确性笃信不移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对任何
一种反对派，　不问其社会根源，一律视为反革命。12月4日，曾领导进行十月革命
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由费利克斯·
捷尔任斯基任主席。12月19日传来了国家公务员要进行总罢工的消息。这一消息使
得人民委员会及其主席列宁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措施。　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　要他
“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旨在通过最有力的革命措施来弄清同罢工一类现象做斗争
的可能性”。第二天，即12月20日，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道：“资产阶级企
图犯下滔天罪行……”在当晚致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捷尔任斯基称：“别以为我
会寻求革命的公道途径。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
的战争。我建议并请求建立一个同反革命进行革命清算的机构。”　　　　　　　　　人民委员会也支持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建立一个全俄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的特
设委员会，即以后众所周知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今天克格勃对费利克斯·捷尔
任斯基搞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崇拜。对他奉承的赞扬之辞比对所有继任者所说的加起
来还要多（令人费解的是，继任者当中相当一部分都被官方认为是罪犯）。苏联历
史学家B·安德里阿诺夫教授称他为“革命的勇士”　。他写道：“有许多人配得上
这一称号，可尽管如此，当每一次我们道出这几个字眼时，想到的首先是费利克斯
·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他以自己英勇的一生，开辟了一条不朽之路。”
　　　　同大多数肃反委员会的初期领导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不是俄罗斯族人。他1877
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时他把自己的志向定为当一名大主教
的神父。但还是在中学时他就又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895年加人了立陶宛社会
民主党。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目的是“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后来他说，
他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如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
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
1900年，他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领袖是萝扎·卢森堡。
这个党不是主张波兰独立，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者进行合作。任何一种形式的折衷对捷尔任斯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1901年他曾
写道：“我不能用自己的一半去恨，一半去爱，我不能只奉献出灵魂的一半，我要
么贡献出我的一切，要么什么也不付出。”。
　　　　在自己整个革命生涯中，不管在沙皇俄国还是在波兰，捷尔任斯基从未有连续
三年以上不被捕的时候。他第一次被捕是在1897年，一名被“宪兵许诺的10卢布赏
钱所引诱的”年轻工人告发了他。
　　　　在经过了20年的囚禁（其中有11年在监狱中度过的）、多年的流放。飘泊和三
次逃跑之后，捷尔任斯基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先是以波兰和立陶
宛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份，而后他在1917年夏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被选人布尔什维克
党中央委员会。后来捷尔任斯基又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
　　　　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卢比扬卡
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于律已的作凤，他得了“铁费利克斯”的
绰号。老肃反工作者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福明后来曾颇为叹服讲道，捷尔任
斯基是如何拒绝享用其他肃反工作人员没有的特权的。“一个老兵在所有肃反委员
会工作人员就餐的普通食堂为他打饭。如果他给费利克惭．埃德蒙多维奇拿来什么
更可口更好的东西，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就会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　问：
‘您知道今天其他人吃的也是这些吗？’‘是，是，大家都是，捷尔任斯基同志，’
老人赶紧回答，尽量掩饰自己的心虚。”
　　　　和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也是一个非常正直、特别能工作的人，为了革命理想，
他既会牺牲自我也会牺牲他人。在生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捷尔任斯基说道：“我
从未顾惜过自己，这也是我的力量所在。”捷尔任斯基死后人们对它的颂扬，令人
感到好像是一幅中世纪受难的圣像。1982－1988年间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克多·切布
里科夫说道：“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力图根除世界上的不公平和犯罪，向往着
有朝一日，战争和民族仇恨会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他总是格守自己的信条，
这种信条体现在他的言语中；‘我想拥抱全人类，向她倾注我的爱，温暖她，洗净
她身上现代生活的污垢’。”
　　　　神圣的费利克斯假如尚在人世，他并不一定理会切布里科夫这些不能不令人发
笑的奉承之辞，因为他不是很有幽默感的人。但按照八十年代的标准，像捷尔任斯
基这样“崇高的人道主义者”，是应该尽善尽美的。因而切布里科夫也就认真地想
证明，捷尔任斯基确有幽默感。切布里科夫说，捷尔任斯基“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
样是个禁欲主义者，他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也会说笑，喜欢音乐和大自然”。
　　　　克格勃对圣人费利克斯的崇拜是在1926年他去世之后立刻兴起的。捷尔任斯基
的画像、死后拓的石膏面模、拓的手纹以及他的军装都被装进玻璃柜中——作为致
敬的对象——摆放在克格勃军官俱乐部的会议厅中，就像那具躺在红场陵墓中的木
乃伊一样。捷尔任斯基的声望总是很纯洁的，虽然在斯大林的光辉中稍显黯淡了。
斯大林是无所不能的天才，在情报活动．方面也是如此。1937年12月庆祝肃反委员
会成立20周年之时，捷尔任斯基被称为“不知疲倦的布尔什维克，不屈的革命勇士，
在他的领导下，克格勃曾经数次消除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极大威胁”。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淡化了对捷尔任斯基的敬仰，他的肖像不仅越挂越
少，而且越挂越小。二战后不久，他的石膏像和手纹就被从克格勃军官俱乐部中拿
走，而且很可能是被销毁了。
　　　　六十年代否定斯大林的政策，又使得对捷尔任斯基的崇拜开始恢复了。克格勃
千方百计地想与其在斯大林时期所扮演的血腥角色划清界限，于是便塑造出一个缚
杀反革命的恶龙的“革命勇士”、圣人费利克斯的传奇式的形象。各种资料都竞相
引用捷尔任斯基的话。”比如他曾说过，肃反工作人员应该具备“火热的心，冷静
的头脑和洁净的双手”。五十年代末，在克格勃中央大楼对面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
树起了一座好几米高的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今天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的工作
人员致敬的主要对象则是安放在大理石底座上的捷尔任斯基的半身像，在它旁边总
是摆放着鲜花。所有第一总局的年轻军官早晚都要进行一次向克格勃创始人的塑像
献花或花环的仪式。克格勃的军官们欲从这种仪式来巩固自己肃反工作人员的形象，
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扯断那根将他们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联起来的黑色连线。
　　　　捷尔任斯基及其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是1917年12月20
日经人民委员部认可的，即“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
等等”。而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列宁没有想像到革命后他所面
对的反对势力的规模会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识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
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在阶级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不能局限于过去
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理解。列宁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十九世
纪最伟大的革命起义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起义者将过多的希望寄托于和解
上面，而使用的暴力太少。不善于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结果是埋葬自己。列宁严
厉批评了“知识分子对死刑的偏见”。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更健康的理智。早在19
17年12月，列宁就赞成人民群众自己去主持审判（“街道法庭”）那些“投机分子”。
他千方百计鼓励那些反对“阶级敌人”的行动，包括恐怖行动。
　　　　捷尔任斯基并非是个天生残酷之人，和列宁一样，他确实是由于对自己出身的
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仇恨而热血沸腾。他对妻子说，他教育自己要“毫不手软”
地保卫革命。他最亲密的一位战友马尔丁·亚诺维奇·拉齐斯在肃反委员会的《红
色恐怖》报上写道：“我们不是在对个别人作战，而是在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
消灭。在调查时你们也勿需寻找证据来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言语上是否反对苏维埃
政权。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应是：他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什么出身，受过什么
教育，从事过什么职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确定被告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
义和内涵就在于此。”
　　　　捷尔任斯基及其助手走向红色恐怖不过是因为这种手段是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
而肃反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尤其是各个地方上的成员，他们却以这种残酷的权力为
乐，并不珍惜这种手段所具有的崇高的意识形态意义。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维奇·
彼得斯是捷尔任斯基早期的、　也是最出色的助手之一，　他晚些时候曾承认说，有
“许多用心险恶的家伙”企图混人肃反委员会。不过他却没有补充说明这些人中有
许多已达到了目的。就其残酷程度而言，肃反委员会可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
齐名，虽然其迫害规模要小得多。
　　　　直到1918年夏，肃反委员会的恐怖政策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指责而有一定缓
和，　因为初始阶段布尔什维克还指望其帮助。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里的社会革
命党代表，不顾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的反对，坚持要在肃反委员会中设立该党的代表。
四个社会革命党人获准进入该委员会，其中有一个叫维亚切斯拉夫·阿贝克谢耶维
奇·亚历山德罗维奇，　被任命为捷尔任斯基的副手。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
里托夫斯克同德国签订和约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人民委员会以示抗议。布
尔什维克党后来改名为共产党。从此人民委员会中就只有共产党员了，而布尔什维
克政府也由彼得格勒迁在新首都莫斯科。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人民委员会，
但他们还留在了肃反委员会里。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自己说，这是因为捷尔任斯基
挽留了他们，他对他们的领导人玛莉妮·斯皮里多诺娃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再
也无法“控制那些贪恋血腥的肃反工作人员”了。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留在肃反委
员会期间，政治犯是不被处以枪决的。捷尔任斯基对自己的副手。左派社会革命党
人亚历山德罗维奇是绝对信任的。总部迁到莫斯科后，他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权
力全部交给亚历山德罗维奇，而自己则把全部精力投人到业务工作中。
　　　　肃反委员会总部在莫斯科，在大卢比扬卡街11号，以前这里曾是一家保险公司
和伦敦一家公司所在地（后来肃反委员会迁到2号楼，　那里曾是俄国的“俄罗斯”
保险公司所在地）。现在克格勃的总部在捷尔任斯基大街上。那些被捷尔任斯基称
为“贪恋血腥”的肃反工作人员很快也出现在莫斯科。在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恐怖
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是著名的马戏团丑角比姆一博姆，他常常嘲笑共产党员。同克
格勃一样，肃反委员会也不懂这种幽默，而将其视为是意识形态的挑衅。正演出的
时候，一些脸色铁青的肃反工作人员走近比姆一博姆，而观众们以为这不过是整个
演出的一部分，但很快他们的笑声便变成了恐慌，因为他们听到了枪声——肃反工
作人员朝试图逃跑的比姆一博姆开了枪。
　　　　除了搞恐怖活动，肃反委员会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也常使用间谍。虽然捷尔任
斯基曾反对使用奸细这种沙皇时代的作法，但很快他自己也成了这方面地道的专家。
据苏联官方资料记载，到1918年初，肃反工作人员“经常采取派遣间谍这样的行动”。
“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尽快行动，捣毁反革命巢穴。任何一步失误都有可能付
出肃反工作人员的生命，但勇敢和忠诚是他们天生的品质。”据克格勃资料记载，
肃反委员会在派遣间谍方面取得的首次重大成功是对付彼得格勒的一个名为“同布
尔什维克斗争并向卡列金（将军）派兵同盟”的组织的行动。一个名叫格鲁别夫的
肃反工作人员假称自己是过去沙皇军队的军官，“很快就打入‘同盟’内部，揭露
了白俄地下组织的许多成员，并弄清了他们秘密接头的地点”。在一、二月份期间，
拥有近千名成员的“同盟”便被肃反工作人员查清并在赤卫队战士的配合下被彻底
肃清。肃反委员会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的有效手段，即相当完善的恐怖手段和派
遣间谍的技巧，为斯大林时期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项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和平
时期欧洲最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和对国外政府机构最广泛的间谍渗透。与此同时，
在1918年至1920年国内战争期间，恐怖活动和派遣间谍的行动就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全面混乱的情况下，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生存一直受到威胁。十月革命后布
尔什维克能够控制的也只有彼得格勒、　莫斯科以及与其毗邻的方圆500公里的地区
（主要是莫斯科以东和稍南的地区）。俄国的其他地方则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不
管怎样，在世界各国政府看来，解散由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使得布尔什维克无法证
明他们是俄罗斯的合法政府。他们的问题也因德国提出的苛刻的和平协定而变得更
为复杂了，而列宁同时又认为，苏维埃俄国除了签约以外别无选择。“如果你们不
准备在污泥中匍匐，你们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不过是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而已，
”列宁的这番话，是说给那些对决议是否正确持有疑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其
中也包括捷尔任斯基。　　按照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和约
（该条约8个月后，　由于协约国军队在西线取得胜利后被废除），布尔什维克需要
割让俄罗斯西部的地区。五月西伯利亚地区发生了由沙俄军队组织的捷克斯洛伐克
军团的叛乱。这个武装叛乱拉开了持续两年半的国内战争的序幕。到了七月，在过
去沙俄帝国的领土上已有了十七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仅为德国侵略者（到同年
11月他们自己也成了战败国）所承认的苏维埃政权已成了世界的弃儿。协约国的许
多外交官在苏维埃俄国遭遇战火。1918年夏，他们开始与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接触，
而英、法、美、日则进行了军事干涉。
　　　　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认为，国内战争是协约国武装总阴谋的一部分，而事实
上，协约国并非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起义的唆使者。叛乱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军事委
员列夫·托洛茨基想解除这些士兵的武装，而后者担心自己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便
揭竿而起。但对列宁及人民委员会来说，这些捷克人无非是“英雄经纪人”的工具。
列宁在七月曾说：“我们遭遇的是英法帝国主义的所有代表为反对苏维埃共和国而
经过数月精心策划的、有组织的、有步骤的军事和财经阴谋。”直到现在，克格勃
还将所有反对新生的苏维埃制度的阴谋和行动视为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
势力”“共同阴谋”的体现。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如果真有什么“共同阴谋”的
话，布尔什维克政权也就不可能支撑下去了。在1919年间，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的有
三个主要的军事势力。春天，由前沙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为首的部队在西伯利亚发
起，夏天则是由白军的邓尼金将军和尤登尼奇在南部和北部发动进攻。尤登尼奇一
直打到彼得格勒城下，几乎切断了该城与莫斯科的所有铁路联系，布尔什维克能够
挺住多亏统帅红军的托洛茨基的指挥天才，但更多的还是敌人内部的内讧帮了他们。
如果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分头进攻是针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有组织的
统一行动的话，则很有可能是反革命一方取得了胜种。但结果却是各支白军队伍各
自为战，每个指挥官都想只身摧毁苏维埃制度而使自己荣光，于是他们便都遭到了
失败的命运。同时，红军则是扮演成一个整个俄罗斯人民的、而非少数派政府的利
益的代表者，去与那些旨在恢复反动统治和旧有特权的白军将军们展开了斗争。
　　　　国内战争的混乱给了西方政府扼杀十月革命的机会，但他们没有利用好这个时
机。直到1918年11月战胜德国之前，协约国部队考虑的主要是军事目的，而不像苏
联的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意识形态的目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和
约使得德国人可以从东线调集大量兵力对西线发动整个战争中最强大的进攻。英军
总司令黑格元帅称此阶段为危急时刻。　在他4月11日对部队发表的著名的讲话中说
道：“为保卫每一个阵地，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步不后退。就是背后已是
高墙，　我们每个人也要搏斗至终，并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到1918年6月，
德军已挺进马恩河，直逼巴黎。与此相比，东线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命运已退居次
要位置。虽然西线的战局在整个夏天发生了迅速变化，但协约国部队仍未料到德国
会在秋季如此迅速地溃败。
　　　　1918年夏，由西方外交官和派人俄国的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