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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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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基尔皮琴科后来成了克格勃在开罗的间谍头目。从1970
…1974年的5年间，他从事间谍工作的成绩使他在总部平步青云，终于当上了第一总
局副局长、谢拉夫负责检验埃及高级官员是否可靠，他可以听到任何他个人和克格
勃组织感兴趣的电话内容。除此以外他还在其他方面为克格勃效力，如派埃及情报
人员到莫斯科学习，为包括招募间谍提供机会等。纳赛尔对他的一些部长的亲苏态
度非常清楚，尤其是对阿里·萨布里。此人在不同时期先后担任过总理、阿拉伯社
会主义联盟主席和副总统。但好像他把谢拉夫看得和自己一样是一个坚定的阿拉伯
民族主义者，会竭尽所能在不损害埃及主权的条件下争取苏联最大的援助。基尔皮
琴科一再地刺激谢拉夫的虚荣心，他经常对后者说，赫鲁晓夫、后来是勃列日涅夫
认为他提供的情报极有价值。纳赛尔死后一年，谢拉夫终于在1971年苏共第二十四
次代表大会上见到了勃列日涅夫，并极尽感激友好之辞：“我非常感谢勃列日涅夫
同志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会见我，毫无疑问，这是您特殊加惠于我。我相信我们的
关系将不断发展下去，今后的岁月以及我们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将成为埃苏两国、
两党、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友谊最可信的证明。我深信，在埃苏友好关系史上萨米，
谢拉夫将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是伟大领袖纳赛尔的儿子。”
虽然克里姆林宫对纳赛尔不乏公开的溢美之辞，但60年代中期，他作为阿拉伯
世界不可战胜的英雄的威名被过分拔高后，也导起了总部内外对他的嘲笑。1964年
纳赛尔和他的总参谋长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一苏联最高奖是首次授予外国人，
后来这成为主席团会议上迫使赫鲁晓夫辞职的罪状之一。这次授奖还引起了一系列
在总部广为流传的笑话。尽管有关纳赛尔的顺口溜众所周知，但60年代总部还是相
信，甚至是过分地相信苏联在中东的形响在扩大。“力量平衡”似乎形成得很缓慢，
但确实是在朝不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的君主政体受到来自
反西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严重压力。克里姆林宫、总部和高层军事官员普遍认为，
依靠苏联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埃及武装力量早已今非昔比了。可想而知，在叙利亚和
约旦的支持下，埃及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是也有人极力反对这
种现点。1967年4 月，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访问埃及后报告说，
埃及和叙利亚需要苏联更广泛的援助，以便更有效地同从色列对抗。但没人重视他
的报告。1967年春，当埃及同以色列的关系进一步紧张时，谢拉夫提供给纳赛尔的
情报，仍然在附和总部“力量平衡”的乐观评价。
1967年6月5日（星期一），开罗时间早晨8 时45分，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突然
袭击，第三次阿以战争爆发，并持续了6天。战争的结局实际在最初的3个小时内就
已确定，以色列的突袭使340架埃及战斗机中的286架毁于一旦，在紧跟其后的西奈
半岛战斗中埃及军队完全失去了空中掩护。直至6月5日下午4 时，纳赛尔的将军们
都不敢告诉他，他的空军已全军覆没。当他得知这一情况后，便马上声明，有迹象
表明以色列得到了美国和英国飞机的支持。西奈半岛作战初期埃及拥有同以色列数
量相等的坦克，在有生力量方面埃及人甚至占有优势。4 天的战斗使埃及人损失了
700 辆坦克，死亡和被俘的士兵达到1740人。纳赛尔提出辞职，但几百万埃及人的
大游行说服他留在了总统位子上，对他们来说纳赛尔仍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化身。
埃及及其盟国叙利亚在军事上的失利，经过以色列的大肆渲染，在阿拉伯世界
以外普遍认为阿拉伯人畏战。埃及战俘身穿短裤，以尚未损坏的苏联坦克为背景或
以其他沮丧的姿态被拍照。克里姆林宫公开站出来支持阿拉伯人，痛斥帝国主义的
侵略行径并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后来不得不后悔这一行动）。但在非公开场
合。阿拉伯军队的不善作战也受到了尖刻的批评。大批苏联军械被以色列人缴获引
起了苏联的愤怒。尽管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理论仍然存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指出，
莫斯科总部的很多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赞赏以色列人所取得的胜利并且承认，在
英勇善战方面阿拉伯人永远不能同以色列人媲美。
埃及在6 天战争中的失败迫使克里姆林宫做出唯一的选择：要么减少开支，要
么重建阿拉伯武装力量。最后选择的是后者。苏军总参谋部部长马特维·扎哈罗夫
元帅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一同前往埃及督阵，为整编和重新装备埃
及军队提出建议。在埃及的苏联顾问逐渐超过了20000 人。纳赛尔极想恢复昔日阿
拉伯民族英雄的荣光，为了换取苏联的援助，他准备做出比6 天战争以前更大的让
步。而在埃及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建立军事基地已经成了莫斯科的政治
目的之一。在埃及的一些港口——亚历山大港、塞得港、马特鲁港和塞卢姆港，伊
拉克的乌姆盖斯尔港，以及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亚丁港，苏联建立了一批物资技
术保障基地。1970年，应纳赛尔的要求为巩固埃及的防空系统建立了一些苏联空军
基地，装备有“萨姆一3”导弹的地对空火力系统和配有苏联机组人员的飞机。
鲍利斯·博恰罗夫是第一总局的阿拉伯学家，在开罗协助间谍们工作。他对戈
尔季耶夫斯基说，他已调到政治侦察部门工作；似便控制“埃及政府机关中一名非
常重要的间谍，此人更喜欢讲阿拉伯语”。1966－1970年谢尔盖·米哈伊尔·戈卢
别夫在开罗任间谍头目，在他领导下招募间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此他回到莫
斯科以后得到迅速提升。在总部经常可以听到有关“埃及苏维埃共和国”的玩笑，
克格勃对埃及国家机构的渗透在此时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但是，苏联投到埃及的大量资金因为没有可靠的基础而并未使埃及强大起来，
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埃及反而加深了苏埃两国人民之间的分歧。苏联人和埃及人很少
有结成夫妇的，这似乎可以是一个例证。要知道，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受教育
的5 万阿拉伯人有近一半同美国公民结婚。但从未听说过有哪位苏联顾问与阿拉伯
女子结成百年之好。
1970年9 月纳赛尔突然去世，苏联的强大影响开始逐渐减弱。将近20年过后苏
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还一再讲道：“如果他（纳赛尔）再活上几年，这一
地区的局势就会大不一样。”苏联总理阿烈克谢·柯西金曾对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
尔·萨达特说：“我们从未对纳赛尔隐瞒过什么，他对我们也没什么秘密。”柯西
金一清二楚，前半句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后半句由于有谢拉夫等人还算确切。上任
总统的第一天，萨达特就同谢拉夫在办公室里大吵一通。后来萨达特回忆说，“他
给我带来一大包东西。我问：“这是什么？’‘这是某些被监视的人的电话记录。’
‘对不起，我不想读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是谁给你的权利窃听这些人的电话？
把这些纸收走。’我说着一下子把这包纸扔到了地上”。
但终于萨达特有时也兴趣十足地去看待这些“胡说八道”，他曾向谢拉夫承认
过这一点。1971年 5月11日，一名年轻的警官未经谢拉夫的批准将一盘录音磁带送
到萨达特那里（萨达特肯定自己并不认识这名警官），录音带上有证据说明阿里·
萨布里，即克格勃确定的纳赛尔接班人，和其他一些亲苏官员“策划阴谋，企图推
翻萨达特和国家政体”。5 月16日萨达特命令逮捕了谢拉夫、萨布里和阿拉伯社会
主义联盟中亲苏集团的领导人。
这件事过去仅仅11天，萨达特就和波德戈尔内在开罗签署了苏埃友好合作条约。
后来萨达特承认，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苏联领导人压惊”。他试图使苏联领导
层相信，他不打算改变埃及的对外政策，此次只是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机场同波德
戈尔内告别时他请波德戈尔内向政治局传达：“请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要相
信！”实际上在此之前，莫斯科对萨达特的信任已经严重动摇了。萨布里集团被捕
后，克格勃的几名间谍也都同自己的接线人失去了联系。
纳赛尔死后，总部对阿拉伯国家的最大希望就是在苏丹发生共产党政变。克格
勃认为苏丹共产党是中东最忠诚最乖巧的党。1971年7 月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苏
丹军官企图发动政变，但被萨达特支持下的政府残酷镇压了下去。被绞死的阴谋策
划者中有共产党总书记阿布杜勒·马哈古卜和列宁和平奖金获得者艾哈迈德·阿里
一谢赫。与此同时莫斯科总部也得知，驻中东的苏联外交官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
维奇·萨哈罗夫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在约定的暗号警告下，他及时地隐蔽了起来。
他出卖给美国人的秘密中包括证明谢拉夫是克格勃间谍的证据。1971年底，苏联党
内和克格勃总部已经经常把萨达特说成是叛徒，因为当时已经得知萨达特的情报长
官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和中央情报局有染。1972年，萨达特把苏联顾问从埃及
赶了出去。在短短7天内共有21000名顾问飞离埃及。然而莫斯科暂时还不打算同萨
达特翻脸，害怕这样做会失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中东阵地。勃列日涅夫得
出结论，苏联除了对埃及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外别无选择，甚至萨达特公开转向美
国也是如此。
还是在英国统治时期，莫斯科给印度共产党的指示就常被设在德里的刑事调查
司的特务截获。 1947年印度独立后， 尼赫鲁任内阁总理（1947－1964年），直到
1964年的17年间穆利克一直负责特务工作，他说，截至50年代初，“从莫斯科来的
指示一直强调利用印度共产党的力量推翻‘反动’的尼赫鲁政府”。1951年初穆利
克把最后一份莫斯科给印共的指示交给了尼赫鲁。尼赫鲁“放声大笑说道，看样子
莫斯科不晓得我们的侦察部门干得很出色”。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第三世界兴起
不结盟运动，从中赫鲁晓夫发现了一名同西方斗争的潜在同盟者。同纳赛尔和铁托
（赫鲁晓夫同他们已部分和解）一起，尼赫鲁成为了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之一。1955
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印度作了一次凯旋式的访问，它标志着苏印关系新时代的
开始。为了在亚洲同苏联取得平衡，美国把赌注压在了巴基斯坦身上，这使印度彻
底转向苏联。在60年代，苏印两国携手反对毛泽东统治的中国。莫斯科非常赞赏印
度在联合国中对它的支持，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大表决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苏联
集团而不是西方。1956年英法联军入侵埃及时尼赫鲁表示，他“从未遇到过如此触
目惊心、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但与此同时他却在联合国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军、
由联合国监督在匈牙利举行自由选举时，投了反对票。尽管尼赫鲁了解斯大林主义，
他仍认为，“苏联革命使人类社会有了一次重大的飞跃，它所燃起的熊熊烈火是不
可能被扑灭的”。
在有克格勃参与的出版物中，尼赫鲁被描绘成一个“政治天才”，他“从未在
危险面前怯步”，他的“政策及人道主义和道德准则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敬仰，因而
具有了世界性”。“新闻”出版局是苏联“积极行动”的工具，并负责为克格勃在
国外的众多间谍打掩护。1989年该组织出了一本小册子，里面仍有尼赫鲁幼稚的观
点，他认为在苏联，“少数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完满解决”，这是苏联“民族
政策”成绩的证据。
1964年尼赫鲁去世，赫鲁晓夫下台。几年后克里姆林宫在对待印、巴方面采取
更为平衡的政策，希望以此促使巴基斯坦同华盛顿和北京分手。莫斯科的一名政治
家曾批评赫鲁晓夫在这个点火就着的地区偏向印度。在这种偏袒印度的南亚政策的
狂热支持者中，有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人和它在德里的间谍头目拉多米尔、格奥尔吉
耶维奇·波格丹诺夫，和他的下任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叶罗欣。克格勃对
印度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党制民主国家里侦察工
作有充分的可能，而且印度用英文出版的刊物数量众多。
60年代初，莫斯科总部的假情报高级专家伊万·阿加扬茨主持D 处的工作。根
据同该处的协议。波格丹诺夫帮助寻找能被广泛运用于“积极行动”的印度报纸，
他最终还真找到了一家。这家报纸同许多别的报纸一样，根本没有想到会被利用。
尤里·莫金就曾在1967年竞选前和竞选中把假资料鱼目混珠塞进印度报刊（莫金曾
任“五杰”的上司）。为了抵毁反共的孟买竞选者帕秀尔。莫金散布了一封假信件。
信中说，孟买的英国总领事弥尔顿曾写信告诉切斯特·鲍尔斯大使：“我认为策略
地停止同巴基斯坦的私情，哪怕仅在竞选期间节制我们的胃口，将使我们顺利达到
目的。说实话，我们的援助已经不少了，该适可而止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看到，
孟买已经开始传说，他已经从我们这儿得到50万卢比用于竞选。”
莫金还公开了一封英国最高专员“约翰弗里曼爵士”的电报，电报向英国外交
部报告，美国人为右翼政党及政治家的竞选基金划拨了大量资金。而真正的最高专
员弗里曼先生此时骑士爵位还未得到。莫金设法为自己的假情报销赃灭迹，大概可
以说明他为什么在1967年4月突然离开印度，而他在那里只呆了9个月。
60年代末，叶罗欣任间谍头目时，他搞的一次有效的“积极行动”是散布以美
国海军研究中心的戈尔东·戈尔德斯坦名义执笔的假信件，里面提到在越南和泰国
有美国的细菌武器。最初这封信发表在孟买的《自由新闻报》上，然后1968年3月7
日的《时报》又提及此信。而莫斯科电台把此事用于对亚洲的节目广播，证明美国
在越南制造流行病。印度的《闪电》周刊登载了一篇基于这一假消息的文章，题为
《美国将认可细菌战和原子弹》。后来查明，在此之前一年戈尔德斯坦曾投寄过一
些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请柬，他的签名和公文纸被人拍了下来。自从朝鲜战争时
“细菌战”的行动将一些西方学者引入歧途以后，“美国的细菌武器”这一题目就
不止一次被用于苏联的“积极行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印度的隐蔽组织中的主要人物是印共党员罗梅什·昌
德拉，二战前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他就对苏联抱有强烈的好感。1966年昌德拉任世
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这是二战后代替明岑贝格“无罪者俱乐部”的苏联最大的隐蔽
组织。开始时世界和平理事会设在巴黎，1951年由于有类似“第五纵队”的行为而
被驱逐；1954年迁往维也纳，1957年又由于从事“有损奥地利国家利益”的活动而
被取缔。其实此后世界和平理事会又以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名义继续在维也纳活动，
直到1968年9 月在赫尔辛基建立了总部。昌德拉使世界和平理事会同很多第三世界
国家的问题打起了交道，从而使该组织更有力量。1971年昌德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
组织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作了关于60年代的总结报告，他痛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不仅是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也是全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不管是在亚洲还是非洲都可以感到北约的魔爪……帝国主义的力量，特别是
北约的剥削对全世界几亿人的贫困和饥饿负有责任。”
世界和平理事会表示，该组织是靠它的会员组织交纳会费维持的。确实，在各
国都有“保卫和平委员会”。但它如此充足的奖金实际上都来自苏联，70年代末苏
联每年为它提供5000万美元，这是因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忠实地遵循着由苏共中央国
际部制定的方针。后来它在联合国取得了一席之地，它努力证明自己是一种独立运
动。而实际上，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行动主要是针对西方的。昌德拉经常表示，来自
苏联的对和平的威胁是不存在的。
“苏联对外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持稳固的和平以及与不同体制国家的和平共处。
苏联的军事政策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它完全是防御性的”。
其他一些组织的行动一般也都追随世界和平理事会。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
界和平理事会的公开行动和克格勃的“积极行动”都首先集中于越南战争。莫斯科
总部完全正确地预见到，美国的参战正好可以大大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对
第三世界国家的地毯式轰炸和近50万美国兵的参战不仅使世界舆论开始谴责美国，
同时也分化了美国人民。昌德拉和和平理事会想尽办法促成这两种转化，1967——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年会上，反对美国的意见趋向一致。1969年大会通过了
一系列决议：有关“孤立和长期谴责美国政府官员”的决议；有关给“逃避兵役、
从军队中开小差的境外美国人提供帮助并在其军队内部开展宣传工作” 的决议；
“扩大对美国产品的抵制，如武器、汽油，并抵制为越南战争供应武器、提供服务
的美国公司（加泛美航空公司）以及支持战争的非美国公司。”
第一总局“积极行动”分队在动员国际社会舆论反对越南战争方面功绩显著，
为了肯定其成绩。把它由处级晋升为A 机构。但正如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不止一次
指出的那样，总部对“积极行动”所起的作用有些夸大。尽管克格勃在第三世界散
布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谣言，引起了不少的反响，但没有一条苏联的假消息在影
响世界舆论方面能够赶上美国记者通过电视屏幕向全世界播放的镜头，里面有被团
体汽油烧焦的婴儿和各种战争惨象。引发约翰逊总统放弃1968年再次参加竞选的，
并非昌德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的反越战行动，而是因为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中有
人说，约翰逊总统在战争性质和美国参战规模上欺骗了国会。
1962年来自中国的威胁终于使勃列日涅夫把同印度建立特殊关系作为南亚政策
的基础。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1967一1977年，1980－1984年任总理）已经
准备签订苏印条约，但因为她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所以没有足够的力量同认为条
约会破坏印度“不结盟国家”名声的反对党抗衡。但在1971年大选以优势取胜后，
英迪拉·甘地同苏联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印度外交部常任秘书卡乌尔证实，
“这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几次绝秘密谈之一。双方知道此事的都不超过6 个人，其中
包括总理和外交部长。大众传播媒界对此一无所知”。在8 月的签字仪式上荡罗米
柯指出：“这一条约的意义怎么说也不为过。”苏联得到了不结盟运动领头国家的
支持，两国马上发表联合公报，呼吁美国军队撤出越南。印度此时也可以指望得到
苏联的外交支持，以及为不久就要发生的“印巴”战争提供武器。
在9月为期4天的战争中，尽管有美、中两国的支持，巴基斯坦还是遭到毁灭性
的失败。东巴基斯坦取得独立，成为孟加拉国。而巴基斯坦成了只有5500万人口的
国家，已不可能对印度造成严重威胁。苏联外交官在联合国欢呼：“这是历史上首
次美、中两国同时失败。”
莫斯科总部认为，印苏的关系之所以越走越近，克格勃劳苦功高。
60年代在德里任间谍头目的德米特里·叶罗欣于1970年回国，成为克格勃最年
轻的少将。作为奖励，克格勃在德里的间谍机构升了一格。叶罗欣的继任者是雅科
夫·普罗科菲耶夫·梅佳尼克，他还非副手。梅佳尼克领导着另外3 个克格勃间谍
局，它们分设在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苏联领事馆。据戈尔季耶夫斯基
了解的情况，这3 个机构都直接同莫斯科用密码联系，他们力图从莫斯科而不是德
里得到日常工作指令。
1971年友好条约签订以后，印度成为苏联集团以外驻有克格勒数量最多的国家
之一。在大约300名苏联驻印度的“外交和业务人员”之中，有150人是克格勃和情
报总局的工作人员。克格勃在印度行动规模之大是因为这个国家在苏联外交中占有
优先地位，而且这里开展工作的条件十分有利。戈尔季耶夫斯基提出，克格勃有意
在任何一个像印度一样无法限制克格勃间谍机关规模的国家扩大活动。
无论是英迪拉·甘地还是拉吉夫，甘地执政期间，印度都没有减少苏联外交人
员和商务代表人员的数量，这样就给克格勃和情报总局打了一把无边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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