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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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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商务代表人员的数量，这样就给克格勃和情报总局打了一把无边的“保护伞”。
除此以外，同其他许多国家不同，印度并不拒绝那些已被不友好的政府驱逐出
境的苏联情报人员呆在印度。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印度的同事曾对他夸口说，在印度想受贿的记者和政客要多
少有多少。西·尼哈·辛格曾先后作过《政治家报》和《印度快报》的编辑，他说，
可以说印度的社会精英们正用苏联人的钱尽情享受。一些政治机构的代表认为，”
苏联人的钱，特别是竞选时用于政党或个别活动家的开支的那些钱，把美国及其他
反共赞助者的钱挤了出去”。
1974年英迪拉·甘地发表一系列讲话，指责中央情报局的破坏活动给印度造成
了经常性的威胁。美国驻德里的大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亨命令进行特别调
查，结果查明两起尼赫鲁执政期间在邦大选中向共产党的对手提供资金支持的事件。
一件发生在喀拉拉邦，另一件在西孟加拉邦。莫伊尼亨后来回忆说：“两次的钱都
转给了提出要钱的国大党，其中一次是给了甘地女士本人，她那时还是一名党内官
员。因为我们后来不再给她钱了，很自然她对我们把钱给了谁很感兴趣。这种做法
不能纵容。”
尽管从工作人员的数量和活动规模来说，克格勃在印度远远超过其他外国情报
机构，但它也不是唯一受到印度国家安全机关优待的机构。1985年德里由间谍行为
引起一场丑闻，其中牵扯到法国人、波兰人、东德人和苏联人。法国人认为印度人
用最严厉的措施针对他们，是为了把丑闻对苏联集团造成的不利后果降低到最小。
克格勃的任务并不是对印度政府施加影响，因为在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
地执政期间，印度的政策一直对苏联非常有利。苏联是想利用印度作为行动基地，
对西方和第三世界开战。70年代以前德里已成为克格勃在海外“积极行动”的最大
基地。间谍头目梅佳尼克和他的下任都有一名“专门负责积极行动的助手”，一般
都是上校或中校军衔。随着科技间谍的发展，印度的作用变得更大，它为接近那些
无法接触到的西方技术提供了渠道。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70年代中期，有一次
T 局局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非常恼火，因为苏联在美国、西欧和
日本的技侦人员以系统都搞不到西方某种设备的一个零件。他大骂：“如果这样我
必须通过印度的渠道了，它们从未让我失望过！”
纳赛尔死后，在第三世界除了印度以外，古巴也是苏联的“家产”。1963年卡
斯特罗首次访苏，受到英雄般的礼遇，而加勒比海危机时的相互指责似乎被淡忘了。
他的随行翻译是尼古拉·列昂诺夫。列昂诺夫是第一总局的一颗新星，当时35岁，
比卡斯特罗小三岁。50年代中他在墨西哥的间谍机关工作，是第一个发现卡斯特罗
领袖天才的克格勃官员。列昂诺夫中断了自己在墨西哥的旅行，陪同卡斯特罗做了
一次对卡斯特罗来说从未有过的凯旋式的访问，周游了苏联，从列宁格勒直到西伯
利亚，在整整40天时间里，这位游击战争的超凡领导人身着保护色的作训服在工厂、
俱乐部面对情绪高涨的人群讲话，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检阅“五一”游行。他被授
予“苏联英雄”称号，获得了列宁勋章和“红星”奖章。国事访问结束后，列昂诺
夫在总部吹牛说，他和卡斯特罗已经成了永远的朋友。卡斯特罗访问后。第一批古
巴情报机构（古巴对外情报部门）的人员被派到苏联总部进修。在哈瓦那同卡斯特
罗联系最密切的还是亚历山大·希托夫，曾任克格勃驻外机构间谍头目，当时已成
为苏联驻古巴大使。他肯定地说、卡斯特罗同加勒比海危机时一样，仍然把苏联大
使馆当成自己的家。希托夫和切·格瓦拉一起负责选拔和培养拉美间谍。
尽管卡斯特罗和列昂诺夫、希托夫关系甚好，莫斯科却认为他是一个看不透的、
难以对付的同盟者。卡斯特罗是从马埃斯特游山游击队基地直接进入哈瓦那，夺取
了政权。他以此为骄傲，并声明；是他自己的武装道路而不是莫斯科提供的和平道
路，将使拉丁美洲的各共产党取得政权。1966年他宣扬一种反叛的思想，认为取得
通向民族独立和对帝国主义胜利的钥匙，不能在莫斯科而应在哈瓦那寻找。同年召
开的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古巴代表团竟然敢于批评克里姆林宫在帮助北越方面
做得太少。当时卡斯特罗声称，由于他同“官僚主义”和物质享乐做了斗争，古巴
正以比苏联还快的速度奔向共产主义。
60年代中期古巴革命的实际战果，如保健、教育方面的改革和彻底肃清匪徒，
很快被一些导致效益低下的经济政策的不着边际的空话所代替，被越来越多的限制
不同政见的规定所代替（卡斯特罗也承认，1965年古巴有20000 名政治犯）。尽管
政治犯问题，很少打扰克里姆林宫，但莫斯科一直快快地注视着古巴将来自苏联的
经济援助挥霍掉，他们的钱大部分都被用于非常荒唐的项目上。但是凭自己穿军装
的大胡子大卫的形象以及被美帝国主义堵在戈利阿福姆岛上的经历，卡斯特罗比身
着大西装的勃列日涅夫更受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激进年轻人的敬仰、中央情报局在
塑造卡斯特罗英雄形象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在白宫最初的鼓励下，中央情报局组织
了一系列不可思议而最后也并未实现的暗杀活动。1967年，切·格瓦拉在波利维亚
同游击队一起作战，被捕后被绞死。他英勇的死更使卡斯特罗的名字家喻户晓了、
卡斯特罗的形象也立即被印在背心上而享誉全球。
1968年，古巴举行了对由35人组成的“亲苏小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指责这
些人对党的政策进行反动的地下宣传和犯有其他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罪行，他们被
判长期监禁，这使苏古关系达到了危机的边缘。在古巴外交部任总顾问的克格勃工
作人员鲁道夫·彼得罗维奇·什利亚普尼科夫好像参与了“小集团” 的阴谋， 于
1967年被调回莫斯科。他曾断言：“使古巴成为新的匈牙利的条件已经成熟……国
内不满情绪已经相当高涨。”他认为，古巴现在的安全机关已经被“小资产阶级毒
素”污染，无力镇压暴动。总部把一部分责任推到希托夫身上，他使自己的朋友卡
斯特罗失去了控制。莫斯科指责他“古巴化”了，他本人也于1968年因病被召回。
代替他的是一名更加冷酷的职业外交家亚历山大·索尔达托夫，此前不久他是驻英
国大使。同卡斯特罗另外一名来自克格勃的朋友列昂诺夫不同，希托夫没能挽救自
己的仕途，而列昂诺夫后来成为第一总局副局长。1980年希托夫退休，后又在马达
加斯加做了6 年大使。希托夫的儿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日本偷袭珍珠
港之日，他自己认为这是吉兆，将帮他同“主要对手”斗争。后来果然如此，他的
这个儿子成为第一总局拉美事务专家。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一次听说他是在80年代
中期，他当时在拉巴斯任克格勃间谍头，他用的还是他父亲的代号“阿列克谢耶夫”。
当古巴面临经济崩溃的威胁和在弟弟劳尔的预先警告之后，卡斯特罗的“犯上
行为”停止了。什利亚普尼科夫曾对“小集团”的领导人讲，只要巴库的石油供货
迟到3 个星期，就可以使古巴经济崩溃。1968年初，苏联用缩减对古巴的石油出口
来压卡斯特罗，当时就有一些古巴糖厂停了产。8 月卡斯特罗准备妥协。苏军开进
捷克斯洛伐克后的两天内，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和古巴的同情者在哈瓦那高举“俄国
佬，滚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标语游行。8 月23日晚，卡斯特罗通过广播和电视发
表讲话，他警告说：“他们要讲的话将与很多人的愿望背道而驰……捷克斯洛伐克
已经走向反革命的边，走向资本主义，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
同‘美国情报界’、‘西德及所有法西斯反动势力的乌合之众’有着密切联系”。
卡斯特罗接下来进一步支持勃列日涅夫的理论：“社会主义阵营有权利用某种方式
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而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当其他几十个国家的
共产党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一边时，卡斯特罗支持苏联的侵略行为恢复了莫斯科对
他的信任。由于卡斯特罗的一片忠心，苏联以拯救古巴经济作为交换条件。1969年
底古巴对苏联的债务高达40亿美元。
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苏古在情报方面的联系也得到了巩固。1970年古巴对外
情报机构清除了克格勃认为有反苏情绪的人。在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马努埃尔·平
埃罗·洛萨多办公室隔壁，住进了一个以维克托·谢苗诺夫将军为首的苏联顾问组。
由克格勃提供资金，对外情报机构迅速扩大了行动规模。1971年驻伦敦的古巴使馆
外交官中10个人中有7个是该机构的人。同年9月大批苏联情报人员被驱逐出英国，
于是古巴和其他苏联集团的外交官就承担起莫斯科总部情报网的补缺工作。然而在
伦敦，克格勃同古巴对外情报机构的人并没有直接联系。谢苗诺夫坚持使他们的活
动同时受莫斯科和哈瓦那的协调和控制。卡斯特罗领导的“7 ·26运动”的主要参
与者之一平埃罗对克格勃日益插手对外情报机构的行动表示出越来越大的不满。
1974年他调出对外情报机构“美洲”局，此局是为组织帮助拉美解放运动而建立的。
平埃罗在对外情报机构的职务由更听话、更亲苏的霍赛·门德斯·科明切斯接
替。古巴革命在本国内迅速陈腐退化。秋天，大胡子卡斯特罗甚至反对留长发，他
认为长发是道德沦丧的标志，会导致政治经济上的散漫怠工，紧接着他下令为那些
违反禁令者强行剃头。此后社会道德被进一步形式化，小姑娘穿迷你裙，就被视为
是“有伤风化”，要强行送到乡下的劳改营。此时，国外的革命正呈蓬勃发展之势。
1970年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卡斯特罗也总算有了一个
拉美同盟者。阿连德亲自决定允许古巴对外情报机构，把智利作为向拉美革命运动
供应武器和培养游击队员的基地。革命领袖们用该机构为他们提供的假护照、假文
件纷纷投奔到圣地亚哥的古巴使馆。他们得到的钱并不多，古巴对外情报机构认为
他们应该靠抢劫银行、扣押人质收取赎金的方法自己搞资金。
同卡斯特罗一样，阿连德的世界名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盛顿的倒行逆施。
1973年，阿连德在军事哗变中被推翻并丢掉了性命。而在此前的3 年中中央情报局
按照白宫的指示，为颠覆他的统治花了800 万美元。尽管中央情报局没有直接参与
政变，但它好像预先知道此事，因此把政变的罪过加在中央情报局头上并不奇怪。
阿连德并没给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留下深刻的印象。1972年智利经济出现危机，克
格勃对它作了非常悲观的评价，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也是这样。正当古巴人得到一批
又一批贷款时，阿连德却无人理睬，给他的只是象征性援助和列宁和平奖金。1973
年9 月，军事政变中阿连德悲惨地死去（迄今为止不知道是谋杀还是自杀）后，在
莫斯科对他的名声大加鼓噪与渲染，这位倒台政府的首脑被看作是为反帝斗争而牺
牲的。这样，组织破坏活动。暗杀进步领导人的恶名更是非中央情报局莫属了。在
总部的某些帮助下阿连德的英名在第三世界大概能保持到本世纪末。
70年代中期，卡斯特罗开始谋求在第三世界的领导地位。1972年5 月，他乘自
己的“伊尔一62”专机飞离哈瓦那，开始了他为期两个月、对跨越两大洲的10余个
国家的访问，这是他访问苏联8 年后的首次出访。1973年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不结
盟国家第四次会议上卡斯特罗非常引人注目，他巧舌如簧地表示支持苏联的政策，
有些话甚至连任何一名苏联代表都说不出口。阿尔及利亚坚持同东、西方保持等距
的原则，支持传统的不结盟政策，遵循存在“两个帝国主义”（一资一社）的理论。
而卡斯特罗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是不结盟国家自然而然又不可或缺的同盟者。
“怎么能给苏联贴上帝国主义标签呢？难道它参加了跨国公司？难道它在发展
中国家拥有工厂、矿山或石油资源？难道有哪个亚、非、拉的工人受到了苏联资本
家的剥削？
……只有世界上所有进步力量最紧密的联合才能使我们战胜目前仍很强大的帝
国主义势力，新旧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势力，为全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和平和公正
而斗争。”
社会主义阵营最终没有被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而西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
却没有逃脱这一厄运，他们在大会上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道路上最严重
的障碍”。古巴不仅是苏联在第三世界最热情的支持者，而且在70年代苏联情报和
军事行动中同样起着积极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集团对第三世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情报和军事机构的
渗透总的说要比对西方国家成功。只有联邦德国是一个例外，两个德国的同时存在，
特别是东德以马尔库斯·沃尔夫为首的情报总局，给克格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成功
条件。
西德海军少将格尔曼·吕特克是北约后勤部副部长，由于职务之便，他知道几
千枚战术核武器的部署。他曾利用“米诺克斯”像机拍下了北约的绝密文件，照片
被发现后于1968年10月8 日自杀。他的朋友、联邦情报局副局长少将赫斯特·文特
兰德也在当天自杀身亡。按官方的说法，文特兰德是因为“个人原因”自杀的。但
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叛逃者后来说，文特兰德为捷克安全部门效力。此后的几周中又
有几个人自杀，其中包括约加恩·亨克，他是波恩国防部征兵局局长；还有经济部
高级官员甘即申克。同时还有几名以前从东德跑过来从事科技间谍工作的知名学者
和物理学家纷纷逃回东部。留下来的卡耳斯鲁厄核研究中心的博士加罗尔德·戈特
弗里德被捕，从他那里发现了800页秘密文件。
与此同时，马尔库斯·沃尔夫想出来的“女秘书攻势”仍在变本加厉地实施。
1967年波恩外交部秘书莱奥诺雷·休得尔扬被指控通过自己的丈夫汉茨向克格勃提
供了3500份秘密文件。当她得知丈夫原来就是克格勃，只是为了收买她才同他结婚
时，在牢房中自杀了。因替东德情报部门工作而被指控的女秘书中还有科学部的伊
雷妮·舒尔茨（1970年）。克格勃向政治机关的渗透层次要高得多，不只一个德国
社民党的官员同克格勃的人会过面。这些克格勃分子以外交工作为“幌子”说服他
们尽自己所能缓和对东方的政策。情报总局在联邦德国最重要的间谍是亨特·吉尔
奥姆，1970－1974年他是勃兰特总统的私人助手。吉尔奥姆能够控制马尔库斯·沃
尔夫，通过他莫斯科总部对波恩东方政策的制定及波恩同美国的关系了如指掌，正
是他还提供了大量有关北约和西德安全机构的情报。
至于在“主要对手”美国及其主要盟友英国，克格勃没能招募到像柳特克、文
特兰德和吉尔奥姆那样身处高位的间谍。在这些国家里克格勃只收买了一些能够接
近重要文件的中、低层官员。70年代莫斯科总部在英国的情报活动既简单又富有实
效。连续四任间谍头目——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巴格里契夫（1962一1964年）
、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奇若夫（1964－1966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洛帕京（1966一1967年）和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1967—1971年）——在
任职期间使得间谍机关不断扩大。1960－1970年克格勃和苏军情报部在伦敦的人数
从50人增加到120 人，超过了设在美国（联合国未计算在内）或驻西方任何一个国
家间谍机构的人数。与此同时，苏联集团其他国家在英国的情报机关也迅速发展起
来。如此众多的情报人员充斥英国，使英国军情五处工作异常紧张繁忙，以致无力
把所有人员都置于有效的监视之下。当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约瑟夫·
弗罗利克1964年接到任命去伦敦时被告知，“英国情报机关目前人力物力奇缺，在
那里甩掉尾巴相对容易些”。1967年沃罗宁成为间谍头目，苏联在英间谍机构的条
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他手下的弗拉季斯拉夫·斯拉温，收买了伦敦车辆登记部门的
工作人员西里奥什·侯赛因·阿布杜卡德尔，他知道军情五处和刑侦厅特务部门所
有车的牌号。有几次军情五处非常狡猾的监视都失败了，因为苏联间谍毫不费力地
认出了那些车是用于侦察行动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伦敦被招募的间谍中绝大多数在科技侦察领域工作，特别
是在军事领域。间谍机关70年代这方面的主要专家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洛帕
京，1967年他成为第一总局新设立的T 局的创立者之一，该局负责科技侦察，并利
用国外间谍局X系统的工作人员。1968年初至1971年，X系统在伦敦的负责人是列夫
·尼古拉耶维奇·舍尔斯涅夫，他为人严厉，是在社交界不受欢迎的工程师，他的
英语带加拿大口音，对西方语音系统不能适应。除了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编制内间
谍外，T 局和情报总局还利用那些以商务代表身份被派出国的人。除此以外他们还
任用在英国学习的苏联大学生。T 局的秘史中还提到了60年代在一系列工业和国防
技术领域内取得的卓越成绩，其中包括电子技术的最新样品、计算机、有机合成的
化学纤维产品和航空航天技术。
军情五处对付科技情报活动困难重重，这不仅因为人力物力缺乏，同时也由于
诉讼程序带来的麻烦，而这些麻烦又不便大肆宣扬。如果情报人员没有公开认罪或
在交接材料时被当场抓获，通常无法判被告有罪。这些麻烦在1963年对朱津贝·马
尔特利进行诉讼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位30岁的物理学家在受审前的一年里，在卡
尔海姆原子动力局试验室工作，他因一名克格勃叛逃者提供的证据而被逮捕，并当
场发现了他同尼古拉·卡尔佩科夫及其他克格勃人员会面时的记录，藏在精致烟盒
中还未用完的一次性密码本，甚至还有拍摄文件用的设备。但是拥有间谍用具并不
能说明他有罪，况且马尔特利不可能公开接近秘密材料，尽管同他交往的人能够接
触到。马尔特利承认他同卡尔佩科夫见过面，但他声明，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恶作剧，
打乱企图讹诈他的苏联间谍的全部计划。法庭最后宣布马尔特利无罪。
1965年还有一起科技间谍案也以被告无罪释放而告终。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是
温特顿“柯达”公司所属工厂的工作人员，他的同事杰弗里·科努埃尔似乎也被他
收买了。他们俩均被指控，将防静电薄膜的技术和其他制造胶卷的技术流程细节卖
给了东德情报总局。因为案件没有涉及任何政府秘密，他们只是被判有贪污罪。但
后来新的证人让波尔·苏佩尔博士在法庭上确认他本人同罗伯茨打过交道，让一波
尔·苏佩尔是化学技师和双料（三料？ ） 间谍，他同时为苏联情报总局、克格勃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比利时情报机构工作，经过认真仔细的审讯，罗伯茨的谎言
终被彻底揭穿。
可以说军情五处负责调查的科技间谍案，大多数都很难搜集到必要的证据而无
法诉诸法庭。通常叛逃者提供的情况总被置之不理，无论在法庭外他们的言辞多么
可信，但在法庭上只被看作是旁证。在T 局的秘史中间谍很少被直书其名，但从中
仍可得出结论；最后做出有罪判决的案件简直是凤毛城角。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初期，共有三起案件最后被告被判有罪。这三起案件的当事
人都是在经济发生困难时，出于一种自私的动机作的案，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安全系
统的漏洞。1965年，航空部52岁的设计师弗兰克·博萨尔德被判21年徒刑，因为他
把可控导弹的设计秘密卖给了情报总局。他说自己是在4 年前被一名自称戈尔东的
人策反的。他俩是在伦敦的一家叫“红狮子”的啤酒馆里相识的，俩人都酷爱古钱
币。初次见面几天后戈尔东给了博萨尔德200 英镑，很可能是此前几个月博萨尔德
曾毛遂自荐的缘故。他很少同接线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格拉兹科夫见面。每两个
月他把摄有秘密文件的胶卷放在10个“信箱”的一个之中并取回数额不等的报酬，
有一次拿到了2000英镑现金。至于用哪一个“信箱”，是通过每月第一个星期二和
星期三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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