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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全史-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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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甚至要全家人都参与为克格勃工作，他认为女儿怀孕会影响间谍活动就试图说
服她打胎。尽管沃克的相貌不能给人信任感，但他却轻而易举地骗过了亲朋好友、
情妇、同事和上司。在1972年他的长官为他写的评语中说：“沃克非常奉公守法，
为自己在海军工作感到骄傲，无条件的烙守海军工作原则的传统。他责任心极强、
为人正派、颇富幽默感。他待人友善，和朋友们相处和睦”
这首“颂歌”写成时，沃克已经为克格勃干了4 年。他拜访华盛顿的苏联使馆
时展示自己设置的样品，并声称他可以畅通无阻接近加密机和解密装置，为此他要
求每星期l000美元的酬金。他得到了2000－3000美元的预支款（具体数目他不记得
了）并商定几星期后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见面。然后，沃克穿上厚重的大衣，戴上
帽子，被塞进小汽车后座上。他低垂着头坐着，两个身材高大的俄国人坐在他的两
旁。小车把他送出使馆后门，他上了公共汽车。2 月份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见面时
沃克交出了几张解密卡，为此他又得到了5000美元，这在当时对克格勃来说是个庞
大的数目。此外他还被明确告知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重要性。使馆的人对他说，为了
他的安全，直接见面只在万不得已时才采用，联系将通过“邮政信箱”进行。他得
到具体指示、地图、邮政信箱所在地的照片和微型“米诺克斯”相机。沃克觉得在
大西洋地区潜艇指挥联络中心用“米诺克斯”拍一些秘密情报和密码材料是再简单
不过的任务了。后来他调侃地说：“连百货商场里的安全工作都比海军要好得多。”
被他污辱欺凌的妻子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间谍。1976年他俩离婚前，她曾两次试图
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但每次都因缺乏勇气而挂上了话筒。后来她只能在酒精中寻
找安慰。
60年代末，在华盛顿负责打入美情报机关工作的反间谍系统由奥列格·卡卢金
领导。由于他为克格勃培养了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沃克，使他在第一总局飞黄腾达，
1974年他成为局里最年轻的将军。
莫斯科总部的一些领导认为，以前英美在电子侦察领域里的间谍没有得到充分
利用，原因是对他们不够爱惜。比如，196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杰克·丹拉普因为
无法承受压力而自杀；联邦调查局在英国BBC 的间谍杜格拉斯·布里特，在伦敦准
备同自己的监控人接头时，被军情五处一次很平常的跟踪查获。与此相比，克格勃
与沃克的合作则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开展的。
普赖姆和沃克的同时被招募，导致了克格勃电子侦察机构大改组。改组前电子
侦察一直由八局控制，八局还同时负责密码和克格勃联络的安全保障工作。1961年
在尼拉古·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的领导下组建了新十六局，专门负责电子侦
察。1973年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马斯洛克接替了安德烈耶夫。新十六局的工作
同第一总局十六处的工作紧密相关，该处从这时起全权负责第一总局中刺探外国电
码密码及向电于侦察机关渗透的工作，十六局驻国外间谍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只从
事单一的工作。而且完全独立于间谍机关采取的其他行动。甚至在第一总局内部也
要遵守严格的保密制度。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尤尔琴科1975一1980年在华盛顿
的间谍机关任安全官员，他甚至不知道还存在一个约翰·沃克——间谍机关最重要
的情报人员。十六局还有一条雷打不动的规定，禁止同间谍在其工作国接头。十六
局最中意的见面地点是维也纳、赫尔辛基和德里，这三个首都均在苏联集团之外，
而且克格勃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
虽然沃克已改由第一总局十六局的人领导，但三局仍然操纵着普赖姆，他们拒
绝将自己的“明星”转让给竞争对手。他们让普赖姆在芬兰和奥地利中选择一个作
为同监控人会面的地点。”也许由于普赖姆懂德语，他选择了奥地利。不能排除，
他还于1970年度假时在以色列，1971年在罗马，1972年在塞浦路斯见过自己的监控
人。他和克格勃的主要联络方式是通过“邮政信箱”和莫斯科电台。沃克和第一总
局十六局的联系更为谨慎诡秘。从1968年2 月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的那次接头以后。
他再没同克格勃直接接触过，直至1977年才同自己在十六局的监控人在卡萨布兰卡
见面。因为在前一年沃克离开海军并开始监控自己的“下手间谍”——他的同事杰
里·阿尔弗雷德·威图奥尔特。沃克的监控人同他说定每年在印度或奥地利见两次
面。沃克选择了维也纳。尽管他对十六局的建议从未怠慢过，但那边还是不断劝他
多加小心，“如果有危险，最好别动手”。克格勃把同间谍的合作说成是有共同理
想作基础的，这未必能使沃克感兴趣，但大概对普赖姆有一定意义。这个共同理想
出奇地简单：双方都在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贡献力量。两人被告知，“我们只渴望
和平，而帝国主义者希望战争”。
虽然三局同普赖姆的工作进行得不像沃克和十六局之间那样天衣无缝，但安全
性和保密性也一直很高。普赖姆在伦敦电码整编小组工作7年半（1968。9－1976。3），
在政府联络总部工作一年半（1976。3—1977。9），这期间他从未受过怀疑。离开政
府联络总部以后他干过出租车司机、 酒贩子， 与克格勃失去联系有3 年之久。但
1980年克格勃同他恢复了联系并说服他在维也纳同监控人见面，在那里他交出了15
卷以上的胶卷（后来他得知大多数显像很差）、一些照片和录音带，这些是他离开
政府联络总部后保存下来的。监控人没有指责他离开联络总部，也没指责他同克格
勃中断了联系，只是力劝他重返联络总部（当然，这毫无结果）。离开维也纳前普
赖姆得到了600 英镑。1981年他去了波茨坦，就他提供的那些文件回答了一些问题，
作了一些解释。这一次他被建议到比孔斯菲尔德的英国军队中教授俄语，这样他就
可以为克格勃未来的工作挑选一些合适的人。但建议仍毫无结果，临别他又得到了
4000英镑。
1982年夏，普赖姆因对未成年少女的下流行为被捕，这时军情五处和政府联络
总部才查出他的间谍行为。 三局的行动完全独立于第一总局， 戈尔季耶夫斯基从
1971年起在莫斯科总部负责英国方面的工作，1982年6 月到伦敦间谍机关，就连他
也是在普赖姆被捕后才知道他的情况的。据五角大楼估计，普赖姆给英美情报联盟
带来的损失有10亿美元。10年间普赖姆提供给克格勃的情报包括政府联络总部的行
动、编制和有关国内外的基地的情况。1976－1977年在政府联络总部工作时他可以
接触到绝密文件，其中包括政府联络总部在破译苏联情报时的成败情况，还有两颗
美国侦察卫星的绝密材料。
然而最重要的情报，克格勃是从两个自愿效劳的美国间谍那里得到的。1975年
4 月至1976年底，美国毒品商人安德鲁·李向驻墨西哥的克格勃间谍头目提供了侦
察卫星系统投入使用和其他卫星系统的详细技术资料，他是从一名叫克里斯托夫·
博伊斯那里得到这些的，此人是加利福尼亚州TPB 公司人员。侦察卫星的研究人员。
1978年初，当时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监视中心任职的威廉·凯姆佩兹来到希腊、雅典
的间谍机关，带来了开始使用美国最新的侦察卫星KH—11的指令。
尽管1942—1943年继克恩克罗斯之后，在英国电子侦察系统工作的最重要的克
格勃间谍确实是普赖姆，但由李和凯姆佩兹所做的工作，有理由认为，五角大楼对
普赖姆带来的达10亿美元损失的估计是言过其实的。普赖姆被捕后，第一总局开始
批评三局在同间谍合作方面方法不当。三局没有像第一总局十六局同沃克那样和普
赖姆保持长久的联系。那一年正赶上普赖姆可以广泛接近政府联络总部的秘密文件，
而他从广播中得到的三局的指示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破译出来，与他的联系就此中断
了。因此他在政府联络总部搞到的部分情报一直到了1980年才在维也纳的会面中转
交给监控人。
在十六局同沃克的合作中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约翰·沃克为克格勃工作了
17年，直到1985年他的妻子鼓足勇气拨动电话把他的事报告给联邦调查局。在80年
代初的9 年中沃克控制了他手下的间谍杰里·威图奥尔特，除此以外他还试图发展
自己的女儿，但是毫无结果。他不仅提供了海军各系统的情报，还有其他武装力量、
政府、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十六局还要求他提供加密机每日的解密材
料，以便破译各种信息。沃克间谍小组提供了大量有关密码的密钥资料，他被捕后
有关损失的估计表明：他的背叛使苏联破译员破译了成千上万份美国情报。对于苏
联来说破译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可以预先了解美国人的行动。1968——1973年在西
贡任中央情报局驻外间谍机构头目的特奥多尔·舍克利曾说过，在越南战争的决定
性阶段，“他们（越南人）总能预知B－ 52的轰炸目标。甚至由于天气原因飞机停
飞备战时，他们都知道将要轰炸哪些目标。很自然，这种状况削弱了轰炸的效果，
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无论如何搞不懂，究竟出了什么
问题。”尽管舍克利的批评，毫无疑问，高估了苏联和北越消息灵通的程度，但这
可以使人明白，由于泄漏情报使对方了解作战计划对军事行动的心理作用是多么巨
大。美国海军经常说，每当举行秘密（自认为）军事演习时，周围总有苏联舰船。
一位海军将军埋怨说：“他们好像有了我们作战计划的副本。”有时莫斯科总部也
正是这样认为的。在一次会面中接线人兴奋地告诉沃克，由于他对世界和平的卓越
贡献他获得了苏联海军将军的军衔。“请替我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感谢。”沃克回答
说。
普赖姆和沃克的案件说明了克格勃活动的能力和他们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英、
美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二战末期克格勃最重要的间谍——“五杰”，英国的怀特、
希斯、李和美国的加利都是出于一种信仰而工作的。他们在事业上犹如在高空飞翔
的鸟，最后都能够到达国家权力的高层。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后，克格勃在英、美
那种有理想和天才的间谍已销踪灭迹。70年代在英、美的最重要的间谍是两个微不
足道的刑事犯——一个是溜门撬锁的小偷，另一个是行为下流的惯犯（当然不是重
大罪行），他们两人都没有特殊的才能，在无关紧要的职位上工作，但是这些职位
确实使他们能够接触英、美电子侦察的最重要的秘密。
第十三章 缓和的停滞和失败
（1972——1984）
1972年6 月20日，第一总局搬往位于莫斯科东南、距环行路半公里处的亚谢涅
沃总部大楼，这座大楼是按照芬兰建筑师的设计方案建成的。最初，大楼预定供苏
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使用，但是，大楼开始兴建后，中央委员会发现，它离首都中
心太远，便转让给了克格勃。行政主楼呈“丫”形，一边是会议大厅和图书馆，另
一边是医院、综合运动场和游泳池。这里四周是双层围墙，并配备有警犬和持枪哨
兵。在院内广场上、供观赏的人工湖前，矗立着巨大的花岗石列宁头像。1977年12
月20日庆祝克格勃成立60周年之际，又在广场上树立了“无名侦察员”纪念碑。从
办公室向外望去，呈现在眼前的是风景如画的假山、小桦树林和绿草坪，夏季则会
有金光闪闪的麦浪起伏涌动。
每天早晨八点到八点五十，车流从莫斯科的各个角落涌向亚谢涅沃，其中一部
分幸运者（在80年代中期其数量不足全国总数的 5％）是驾驶自己的小车而来。或
许，第一总局停车场上的小车比苏联其他任何一个车场都要多。
每天工作从上午9点正式开始。工作人员进人总局大楼要经过3道岗：外门、围
墙外主要入口和主楼入口。此外，在大楼内所到之处，还要多次检查证件。进入亚
谢涅沃要凭克格勃证件，证件上通常印有持有者的姓名。父称、官衔，并贴有照片，
否则，请留步！每个工作人员还都随身装着带有他的（而很少是她的）照片和个人
编号的通行证（上面不显示持有者名字），上面还画有专门的网格，凡是打孔之处
就意味着持证人无权涉人之地。通行证不准随身带往国外，在他国活动的人员要将
通行证保存在他所在的处里。极少有人参观访问总局，如果有，那必然是高层领导
人。第一总局的人员如需要和克格勃其他局的人员、政府官员接头，那么，他们通
常是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某个地方进行。
每天的工作在下午6点结束，所有汽车在6点15分离去。车发动前，司机们要从
车上摘掉线路号牌。当车队驶上归程时，警察要拦住所有的来往行人、车辆，以便
这些有权势的“乘客”畅通无阻地到家。
然而，尽管第一总局装有敏锐、精细的安全系统，但却无法解决食堂存在的问
题，至少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位时是这样。从附近乡村招来的食堂工作及服务人员，
对食品的花色品种和精美十分惊讶，他们总是往口袋里塞一些，以便带回家去。他
们在出口受到搜查时，就扬言辞职。这样，不久以后搜查就取消了。显然，至今为
止，第一总局一直通过食堂的这些外来人员的口袋供给当地居民食品。
大约在迁往亚谢涅沃前一年，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离开了他的工
作岗位，这把宽大、柔软的交椅他已坐了15年——打破了历史记录。接替萨哈罗夫
斯基的是早就得到他提拔的、53岁的副手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此
人除了曾短期到过国外检查克格勃在那里的间谍活动之外，无任何国外工作经验，
他甚至连西方的生活方式都不了解。然而，莫尔京在亚谢涅沃时却大摆阔气。当然，
他和第一总局的其他高级官员一样，乘坐自己的黑色“吉尔”和“伏尔加”轿车上
班。他们进人大楼时走特别入口，进人自己办公室时乘特别电梯。莫尔京的办公室
在二楼，带有卧室和洗澡间，宽敞舒适。尽管莫尔京曾是萨哈罗夫斯基忠实而精干
的副手，但在总局，对他的升迁仍有不少传言，说这是政治急速发展时期，安德罗
波夫需要身体更加强壮的人。1974年，莫尔京被提升为苏联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工
业开发署管理总局局长，这个掌管科技发展的肥缺，通常都是由克格勃军官填补。 莫尔京之后，安德罗波夫提拔50岁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
夫继任第一总局局长，此人是安德罗波夫的一名得力干将。克留奇科夫在亚谢涅沃
工作14年——和萨哈罗夫斯基在任时间大致相当，1988年，他荣升为克格勃主席。
在官方的影集中，这个鞑靼人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嘴角下垂。此人很少露出笑容，
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他主持总局工作期间，总局呈现出独特的活力。他充满自信，
管理技能拥熟，政治嗅觉敏锐，他以狂热的忠于职守、完全缺乏幽默感而闻名。在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印象中，克留奇科夫从不偏离总局大会所起草的报告，从不漏掉
恰当的字眼，从不说俏皮话。1989年一名记者采访克留奇科夫：“您知道什么是业
余时间吗？”“恐怕我根本没有业余时间”，他答道。
克留奇科夫喜欢强调自己的工农出身，常常回忆起他在工厂工作的年代。他是
函授法学院毕业生，当过侦查员和检察长。后来——正如克留奇科夫本人所言——
他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外交学院毕业后，在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工作5 年（1954
－1959年），在那儿受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提拔而成为苏联驻匈牙利大使。1959
年，安德罗波夫开始主持苏共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管理部工作，克留奇科夫来
到他身边，一直工作到1967年。后来，克留奇科夫在谈到他生活中的这段时间时说：
“如今，挤入党的机关混饭吃成为时髦，而我却想说，我在那里学到了许多东酉，
结识了许多卓越的忠于事业者，虽然到处都伴有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他在中央委
员会期间，政治艺术和阴谋运用得相当娴熟。1967年安德罗波夫成为克格勃主席后，
克留奇科夫领导书记处的工作，并得以允许接触克格勃的重大机密。大约在1971年，
他升任第一总局欧洲业务部副主任，三年后又取代了莫尔京。
克留奇科夫不仅是个工作狂，而且热衷于体育活动。他手中经常握着一个小网
球，或是一个轻便拉力器，他的部下常常感到不解。在新落成的管理大楼内，克留
奇科夫有一私人体操厅，内设有按摩台，紧邻按摩台的是他专用的芬兰式蒸汽浴室
——有时他邀请克格勃的将军们来此。一次夜班时，克留奇科夫的一个书记处委员
陪同戈尔季耶夫斯基参观了该蒸汽浴池，浴池之豪华为他平生所未见：浴池用名贵
的芬兰板而非俄罗斯松木板镶包；雅致的灯具及其它附属设备都是在瑞典专门定做
的；墙上挂着进口的松软的浴巾和浴衣。显然，克留奇科夫对于花在私人浴室上的
外汇是毫不吝啬的。紧挨体操厅和浴室的是食堂，但内无酒吧，因为克留奇科夫本
人滴酒不沾，并禁止已接到出国命令的人喝酒，这弄得第一总局中那些嗜酒如命者
异常沮丧。
克留奇科夫担任第一总局局长时的最大遗憾是，他对如何在西方生活和从事间
谍活动一无所知。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72年受政治情报机构指令前往哥本哈根时，
第一次见到克留奇科夫，当时克留奇科夫已是莫尔京的副手。他问戈尔季耶夫斯基：
“请问，您打算如何在丹麦建立联络网？”那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刚从C 局（负责
从事地下活动）过来，于是就信口雌黄，开始说一些幼稚荒谬的话，没说上两句就
被克留奇科夫打断了，他“独白”一通，再也不给戈尔季耶夫斯基以插话的机会。
实际上，克留奇科夫把问题阐述得更糟，因为在有关西方社会情况方面他简直就是
一个白痴，他所有的观点都是一套套的僵死的教条和阴谋理论。第一总局中两个天
才的英美政治问题专家奥列格·卡卢金和米哈伊尔·柳比莫夫，在1980年被迫离职，
因为他们正是冒犯了克留奇科夫的这种阴谋理论。在第一总局，由于克留奇科夫喜
欢阿谈奉承，因此在他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批善于溜须拍马者。
克留奇科夫在亚谢涅沃担任第一总局局长时，正值从“冷战”开始到戈尔巴乔
夫时代美苏紧张关系出现重大缓和时期。1972年5 月，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访
苏。理查德·尼克松来访后，勃列日涅夫于1973年6 月对美进行了回访，一年后尼
克松又第二次赴莫斯科访问。这期间，美苏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比两国建交以来签订
的总数还要多。其中，最大的成果是尼克松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两国签署了关于
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第一个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尼
克松预言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写道，是美国于1972年第一次把世界从长期战
争的沼泽中扶上了和平的高地。”
虽然两个超级大国间竞争仍在继续，但他们都希望两国共同努力，预防核灾难。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道：总部的面孔已经改变，美国终于开始把苏联作为平等对手
来对待。1974年8 月的“水门事件”丑闻和尼克松受弹劾而辞职，颇令人沮丧和怀
疑。1975年年初，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亚库什金成为克格勃在华盛顿间谍活动
的秘密负责人，那时他就确信：尼克松的下台不是由于社会公愤，而是因为他和对
手关于缓和的秘密会谈。犹太复国主义者已成为他们的主要敌人，这些人借助于自
己在国会中的欧洲院外活动集团、甚至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到处暗设圈套。正如亚
库什金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千方百计要求扩大军费开支。
然而，对“水门事件”危机作如是解释，显然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根本
不了解美国的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那些陈旧的思想糟粕束缚了他们的政治敏锐性。
习惯于集权制和指令性经济的克格勃军官们和苏联外交官难以想像，在国家调节无
足轻重的美国，却有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和高水平的技术，因此，苏联专家总是要用
各种阴谋理论来掩盖对美国的国家运行原则和运行机制的糊涂认识。苏联外交官、
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柯（1978年移居国外）这样描写
他的苏联同行们：“许多人都抱有同一种不可思议的观点：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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