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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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文章称艾滋病病毒是美国在马里兰卅进行遗传工程试验时产生的。开始时
文章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但后来在1985年10月份的苏联《文学报》上被一再
渲染。在此期间，俄罗斯出身的东德退休生物物理学家雅科夫·谢加尔教授用“间
接证据”试图向人们展示，艾滋病病毒是由人工手段从自然界自然存在的两种病毒
交合而来的。后来、这种间接证明被完全推翻了，然而，这次伪造的有关艾滋病的
充满科学术语的说法不仅风行了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引起了西方大众传媒的兴趣。
1986年10月，保守的不列颠《苏格兰人快报》头版刊登了一篇由谢加尔教授接受记
者采访时讲话改写而成的冗长的文章。1987年上半年这件事在4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
得到了广泛的阐释。
　　　　可惜这次“积极行动”在即将达到成功的顶峰时，被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败
坏了名声。1987年7　月，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们讲真话，
只讲真话。”显然，他和他的顾问们都担心西方会揭露苏联时常出现的虚伪报道，
这会威胁到苏联在西方的新形象。在从国际科学组织收到美国官方关于这次艾滋病
事件的抗议书和反驳书后，苏联首席艾滋病专家维克多·日丹诺夫和克里姆林宫都
深为“积极行动”的这次成功战役感到难堪。1987年8　月，莫斯科向美国官方人士
声明，关于这次艾滋病事件苏联官方已予以批驳。的确，报刊已完全停止刊登这方
面的文章，而从1988年9月开始，苏联的大众传媒再没提及过这件事。
　　　　虽然苏联官方在1987年8　月驳斥了艾滋病的说法，但它同时却在第三世界用下
流无耻的积极反美行动来补偿。最成功的一次行动，是刊登了美国人将拉美孩子解
剖后进行器官移植的事件。1988年夏天，在布鲁塞尔的亲苏组织国际民主法学家协
会再次提到了此事，后来报界在50多个国家就此事大肆渲染。1988年9　月，法国共
产党员、欧洲议会议员达内丽·杰玛尔什女士建议官方给买卖儿童器官的人判罪，
并把要控诉的材料作为报告寄给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在众多会员缺席的情况下，
协会就此建议进行了公开表决。一些与克格勃无关的人员也参加了这场粗制滥造的
闹剧，如叶戈娃领导的情报网，1989年在它的杂志《觉醒》上刊登了一篇有关这方
面情况的文章，该杂志发行量达l100万份，用54种语言出版。希腊一家报纸写道：
在美国可以随便买到人的心脏，价格从10　万到100万美元不等。其它捏造的说法在
1990年也遍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　如有一种谣言，　说美国正在研制或已经研制出
“民族武器”，专门消灭有色人种。1990年之前，新思维政治完全禁止苏联报界反
西方虚伪报道潮流的泛滥，但对A处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规模行动却没有多大影响。
　　　　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克格勃对恐怖主义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莫斯科对它的
第三世界的几个恐怖主义者朋友的恶感不断增加，这在卡扎菲上校身上表现得尤为
明显。1984年4　月17日，利比亚人在伦敦塞恩特·詹姆斯街心公园的利比亚大使馆
（利比亚人称大使馆为“人民委员会”）前游行示威，这成了苏联和卡扎菲关系的
转折点。利比亚安全机构的一军官从一楼窗户向示威人群开了枪，打死了女警察伊
冯·弗莱切尔。不列颠马上同利比亚断绝外交关系，把60多名利比亚官员和卡扎菲
的一些追随者驱逐出境。当时《真理报》就此枪杀事件异常坦率地写道：“没想到
开了枪……结果一名女警察被打死，数人受伤……更有甚者，华盛顿散发的报告说，
借助间谍卫星截获了一封从的黎波里寄往伦敦的密码信件，信中命令，大使馆人员
可以向游行人群开枪。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的次日，不列颠当局通过了同利比亚断绝
外交关系的决议。”《真理报》刊登了利比亚的反驳文章，但读者毫不怀疑大使馆
内有人确实开了枪。
　　　　顺便说一下，克格勃对枪杀弗莱切尔事件的了解，要比《真理报》对读者讲的
多得多。1984年4　月18日苏联驻伦敦情报机构，接到总部的电报，其中有可靠消息
说，是卡扎菲亲自命令开的枪。电报还说，为了监督这次行动，利比亚情报机构这
方面的专家专程从东柏林飞往伦敦。后来里根总统称卡扎菲是“古怪的下流坯子”，
总部对此很赞同。1985年3月，卡扎菲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称开
枪时打死了“一条野狗”。总部评价说，这个讲话证明卡扎菲本人是一个彻底的行
为偏激狂。卡扎菲声明说：“我们全国人民具有合法的和神圣的权力去消灭我们的
敌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在白天，还是在夜晚。”他还解释说，建立
由150　名经过培训的恐怖分子组成的“穆塔拉比索温”（意思是“时刻准备着！”）
新纵队是为了在全球肃清利比亚的敌人。
　　　　总部不赞成卡扎菲把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资金、武器、炸药再提供给爱尔兰
共和军。70年代末英国报界曾宣称，爱尔兰共和军中的恐怖分子获得了苏联武器。
后来克格勃一名高层领导做了紧急调查，查出武器来自利比亚。当时莫斯科正式介
入此事并声明，它对于卡扎菲这一作法及购买苏联武器的诡计所带来的后果不负责
任。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莫斯科的立场改变了，苏联十分不安地盯着恐怖分子使用
苏联武器。
　　　　70年代和8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曾不止一次地试图与在都柏林的克格勃军官和
以记者身份来到贝尔法斯特的驻伦敦情报机构人员建立联系，但总部对此不予理睬。
克格勃驻都柏林情报机构通常很不乐意去同这些非法组织有所接触，因为他们认为
在爱尔兰似乎没有任何保密的可能性。克格勃军官们说，随便走进一个啤酒馆，听
听那里的谈语，都可令人惊奇地了解到许多情况。而总部对来自爱尔兰的间谍的汇
报并不特别满意。1985年2　月，三处处长尼古拉·格里宾来到都柏林检查工作，并
想竭力提高当地克格勃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此前几年，他曾写了关于北爱尔兰情
况的书。当时，总部把爱尔兰作为年轻地下工作者的训练场，他们一般先在那里干
上一年半载，以便在接到去更重要的国家的（按克格勃的观点）任命之前，了解爱
尔兰和不列颠的生活。
　　　　总部不太想和恐怖主义者小组有牵连，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这方面的表现更明
显，这是因为过分害怕自己也成为恐怖主义行动袭击的目标。1985年4　月，总部发
出由克留奇科夫亲自签发的通令，要求对8、9月间发生在保加利亚的一系列爆炸事
件予以重视。虽然制造爆炸的凶手还未查明，但克留奇科夫宣称，炸弹装置的复杂
性证明有一个西方的“特别行动组织”参与了爆炸事件。克留奇科夫自然倾向于西
方可能耍各种各样的阴谋，因此他认为，西方可能试图利用恐怖主义破坏苏联盟国
的稳定。他担心西方利用保加利亚侨民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这就有可能成为在其它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类似活动的恶劣先例。克留奇科夫建议各驻外情报机构与当地警
察局取得联系，并向它们强调对付恐怖主义危险的国际间合作的必要性。需要指出
的是，这样的协商合作已经开始了。古克在1980－1984年任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的
4　年间，先后约有10次同当地警察局取得了联系，向它们提供了来自中东的恐怖主
义者的情报。当然，他主要是通报恐怖主义者对苏联目标的潜在威胁，但他很少提
供恐怖主义者可能袭击自己仆从国的情报。
　　　　约在同一时期，即当戈尔季耶夫斯基接到克留奇科夫关于保加利亚爆炸事件的
通令后，　C局　（从事地下活动和特别行动）　局长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
（前纽约情报机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请他寄来了一套有关如何对付恐怖主义和西
方特别行动的材料。其中，最令人奇怪的请求莫过于索要彩色电影《制胜的勇士》
的拷贝，德罗兹多夫认为，通过这部电影能找到英国特别航空机构一些战役方法的
秘诀。除此要求外，他还要求提供左翼恐怖主义分子小组、不列颠“特别军事分队”、
武器交易行动及古怪、神秘暗杀行动的情报。C　局甚至想知道英国生产的防弹背心
的详细情况，这种防弹背心重量不足2　公斤。德罗兹多夫是作家弗雷杰里克·福尔
赛特的忠实崇拜者，他再三建议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一读他的小说《第四备忘录》—
—它是克格勃人员的案头必备书。如德罗兹多夫所说。该书描写的是一名克格勃特
别行动专家朝夕思慕的幻想：为了使左翼政府掌权，在大选之前，苏联间谍在英国
的一个美国航空基地制造了一起小规模的核装置爆炸案。
　　　　根据德罗兹多夫开列的这张清单可以看出，他很想更多地了解特别行动和恐怖
主义行动的情况。但戈尔季耶夫斯基猜想，他可能想在英国实施一项克格勃早已计
划好了的特别行动，德罗兹多夫一再要求伦敦情报机构租一些空仓库、这引起了戈
尔季耶夫斯基的怀疑：他确实在寻找储存武器和特殊设备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
一再索要一些情报，而这些情报只有在为克格勃某项战役组织掩护时才需要。
　　　　显然，克留奇科夫对恐怖主义向苏联蔓延的担心压倒了德罗兹多夫在西方掀起
冒险的“特别行动”计划。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切布里科夫任克格勃主席
之职后，东西方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性，成为他的一系列文章和接受记者
采访时的主要题目。
　　　　1988．年12月，一架从高加索起飞的“伊尔”客机被劫往以色列后，克留奇科
夫说：“我们的工作开始了新阶段。”在此之前的15年间曾发生过15次劫机事件，
它们虽都被及时制止了，但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报界对此只字未提）。1988年12
月亚美尼亚劫机犯要求飞机在以色列着陆时，克留奇科夫说，“克格勃没反对，因
为我们相信。我们同以色列能相互理解”。结果没发生流血，“没有一个孩子，没
有一名参加该行动的工作人员遇难，甚至没有一个恐怖分子丧生”。苏联外交部长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以色列为和平解决该事件，并遣返劫机犯方面所提供的帮
助公开表示感谢。克格勃对此表示赞同。克留奇科夫的副手维塔利·波谱马廖夫将
军在就劫机事件首次举行的西方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这是苏联和其它国家就此
类事件进行的首例合作。”克留奇科夫的另一副手格尼·阿格耶夫将军向塔斯社提
供了事件的详细情况，他说，劫机小组的策划者帕维尔。亚克什扬兹是个吸毒者，
克格勃给了他麻醉剂。“因为我们认为，这能使他平静下来。”
　　　　1989年克留奇科夫的一系列讲话中，都号召克格勃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它西
方间谍组织在与恐怖主义斗争时进行合作：“恐怖主义者的一只翅膀用来对付美国，
另一只对付苏联。我们对消除本世纪的这种可怕现象都很感兴趣。如果我们采取最
果断的措施，那我们就会很快结束这种罪恶。恐怖主义的残余部分还可能存在，但
它仅仅是残余部分，不是恐怖主义本身。”7　月，克留奇科夫在对最高苏维埃的一
次讲话中和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强调指出正在增加的核恐怖主义的危险，这也
是东西方国家间情报合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最高苏维埃的听证会上我曾讲错
了一句话，即当今世界已丢失了几吨浓缩铀。可不是几吨，而是几百吨。虽然我们
可以猜测，但我们不知道它们到哪里去了。当今世界上知识迅速传播，技术潜能越
来越高，以致于很容易地就能组装出一个核装置，它恫吓的已不再是一个城市，而
是整个民族。我不能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因为全球罪犯猖撅。简短地说，我
们都准备在同恐怖主义和毒品交易的斗争中合作。”1989年10月，克留奇科夫宣布
解散研究持不同政见者的五局（它的职能转给了第二总局，但在形式上已被淡化）
和成立维护苏联宪法体制的新局，该局要协调同“70年代初以来席卷全球的恐怖主
义”的斗争。他还宣布说，克格勃70年代在苏联揭露并打击了“1500多名带有恐怖
主义企图的人”。同时，克留奇科夫还派了两名不久前刚刚退役的克格勃高级军官，
前去参加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同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秘密会议，并讨论同恐
怖主义斗争的方法，他们是前第二总局副局长费奥多尔·谢尔巴克中将和前第二总
局反恐怖主义专家瓦连京·兹韦兹坚科夫少将。
　　　　但是克留奇科夫对其本人建议的，这种和平时期进行循史无前例的情报合作划
定了界线：“侦察，这是一种无规则的游戏。虽然它具有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
很遗憾，并不能使我们签署一些协议，规定我们如何、按什么原则来进行相互争斗
的情报战役。但是我想，干我们这一行的应该始终烙守‘礼貌的准则’。”克留奇
科夫提出的这种有限合作，使西方情报部门传统的恶魔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淡化。
我们知道，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报界经常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把它描写
成“令人极端厌恶的啊牙裂嘴的丑八怪，贪婪地吞食诚实的纳税人钱财的吸血鬼，
粗暴践踏一切道德准则、凌辱全民族尊严的恶魔”。70年代，第一总局内敢于明目
张胆地极力批评克留奇科夫的，是英国事务专家米哈伊尔·柳比莫夫和美国事务专
家奥列格·卡卢金；前者1980年被解职，后者是第一总局内最年轻的将军，1980年
被派往列宁格勒，他们都渐渐地被人忘掉了。
　　　　虽然柳比莫夫把罪过平均地推到东方和西方情报机构头上，但他还是常常鄙薄
地讥笑克格勃的自命不凡：“一次甚至极微小的成功都要颁授勋章。秘密情报机构
好像刘易斯·凯罗尔童话中的百兽和群鸟，围着一个问题转圈：谁是胜者。一听到
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会一齐回答：‘我们！’克格勃与其在西方的同行一样，变成了
间谍狂，‘破坏积极的外交努力’、‘在恶化国际形势方面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柳比莫夫认为，卫星侦察带来了“稳定的效果”，减少了双方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但当他在1989年成为克格勃第一个离任的驻外间谍头目后，他在苏联报纸上呼吁裁
减第一总局以及克格勃庞大的国内机构。1990年柳比莫夫出版了《关于传说的传说》
——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之间有价值的秘密战滑稽剧。《莫斯科新闻》报认为可以
把柳比莫夫的这本书改编成一部“很好的音乐喜剧”。
　　　　奥列格·卡卢金由于着手调查几个带有政治背景的受贿事件，而于1987年被解
除列宁格勒克格勃副主席之职，此后，他开始公开批评克格勃。1988年他开始对在
第一总局掌权14年的偏执狂克留奇科夫，发起了几乎毫不隐蔽的攻击：“就在几年
前，上面有人强迫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不成体统，其根源不是隐匿在我们体制内
的弊病，而是由于敌人的包围、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极力压制、少数人的反
社会行为和国内犯，这些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恶意的宣传和挑拨离间的结果。”卡
卢金1980年被克留奇科夫从第一总局解职也是因为类似的言论。即使在批评美国的
秘密行动时，卡卢金也是从克格勃的角度来抨击中央情报局这个传统的敌人。他在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担任驻华盛顿政治情报处处长时，对以下情报就曾深思良久；
中央情报局对越南战争结局的观点要比五角大楼的现实得多。他说：“我曾多次同
中央情报局人员见面，但他们都没告诉我从事什么职业。他们是些极其敏感，富有
教养的交谈者，在发议论时不会走极端。我并没被他们善意的微笑所迷惑。但我认
为，他们对全体苏联人民并不怀有阶级仇恨。”卡卢金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
怀布斯捷尔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当他感到要维护正义的事业时，就不怕影响自
己同白宫的关系。”显然，卡卢金对克留奇科夫并没有太大的好感，他在1990年称
克留奇科夫的改革是在给自己的脸上涂粉。“克格勃的爪子和阴影充斥了生活的各
个领域，所有关于克格勃新形象的议论都只不过是伪装而已”。
　　　　克格勃和整个世界一样，都未能预见到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国解体的速度和时间，
而实际上，解体早在1989年就已经开始了。但可能是它首先感觉到二战末期形成的
苏联集团注定必遭灭亡。80年代初期和中期，总部对东欧未来的态度就表现出绝望
和宿命论一一一80年代末更加深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戈尔季耶夫斯基就听到
一些悲观的抱怨、说共产主义制度不可信，责备说“我们推行了苏联的堡垒政策，
但这些国家都要完蛋了！”尽管这种说法未必很严肃，但类似的议论却在1989年的
变革中被东欧国家所证实。
　　　　在1985年3　月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任总书记以前，三个东欧国家就根据不
同的原因，严肃地向总部表示了他们的担心。第一个国家是波兰。1980－1981年间，
由于团结工会力量的迅速壮大，第一总局在波兰的地位已经动摇。1981年12月，雅
鲁泽尔斯基、波兰军队和波兰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动军事政变，镇压了团结工会。虽
然其娴熟的手段得到了莫斯科总部的赞赏，但克格勃比大部分西方观察员都明白目
前的情形只是暂时的。
　　　　总部主要担心罗马教皇在波兰的威望迅速提高并压倒波兰政府。当然，任何一
个苏联领导人都可以重复二战末期斯大林那个自负的问题：“教皇有几个师？”但
那个时代已成为历史。　总部的大部分波兰专家回顾过去时都认为，　波兰危机始于
1978年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特雷（后来改名为约安·帕维尔二世）被选为罗
马教皇之前。7　个月后，当沃伊特雷以新罗马教皇身份来到波兰时，全国几乎四分
之一的居民前去迎接他，其余的则通过电视注视着他9　天凯旋式的访问。访问结束
时新罗马教皇回到了他的故乡克拉克夫，他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对我都是非常珍
贵的”，感动得许多人在街上号陶大哭。当时已经腐朽的国家政治体制同教会的道
德威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部对克格勃参与1981年谋杀教皇的企图的说法不一致。几乎有一半同戈尔季
耶夫斯基谈过话的人都表示相信，克格勃不会干这类谋杀活动，即使是借保加利亚
人之手。而其余的人则怀疑从事特别行动的总局八处与此事有牵连，也有一些人对
谋杀未遂表示遗憾。
　　　　1983年约安·帕维尔回到故乡，当他号召对波兰体制持反对意见的人起来保护
教堂时，共产党政府再一次暴露出它缺乏威望的弱点。1984年10月，波兰国家安全
部宗教事务处绑架和杀死了支持团结工会的神甫——叶日·波佩留什科的父亲，大
约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瓦文萨在他的墓旁高呼。“团结工会永存，因为你为它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雅鲁泽尔斯基为表示此事与自己无关，命令公开审判凶手，
这引起了第一总局新的不安。1984年年末，总部在通令中命令，要在1985年进行一
系列积极行动，破坏教皇约安·帕维尔二世的威信。
　　　　总部对东德并不像对波兰那样感到忧虑。总部虽然对东德的共产党制度没抱任
何幻想，但它在戈尔巴乔夫初期，也没希望那里的共产主义迅速崩溃。令总部最不
安的是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越来越不听命于莫斯科。1971年78岁的瓦尔特·
乌布里希离开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位置之后、莫斯科想扶持维利·
施托弗，但在选举时昂纳克战胜了他。恼羞成怒的施托弗告诉莫斯科，昂纳克的民
族主义会威胁到苏德关系。后来证明确实如此。
　　　　乌布里希能忍耐肆无忌惮的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人员，昂纳克却不能，因此就
出现了一系列事件。70年代中期，德国当局发现一名克格勃人员喝醉后在卡尔斯鲁
厄市中心开车，便逮捕了他，此后，克格勃东德中心局局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
·拉扎列夫将军，向莫斯科抱怨，说东德当局用“纳粹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友好大
国（指苏联）。当时昂纳克对拉扎列夫满怀牢骚，在他的坚决要求下，拉扎列夫将
军被召回了莫斯科。1983年昂纳克又对苏联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布拉西莫
夫的举止傲慢产生不满，于是，后者也被召回，派任旅游局局长一职。东德国家安
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和任职多年的情报总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向莫斯科总
部抱怨说，昂纳克阻挠苏德间建立密切的情报合作关系。后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