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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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分子来说，莫斯科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耶路撒冷，而共产国际的建立只是更加坚
定了他们对光明未来的信念。法国共产党人鲁伊——奥斯卡·弗罗萨的发言表达了
公众的心情：
　　　　“遭到一大群敌人包围的、忍饥挨饿的、被推入混乱和无序状态的俄国，在付
出无法想象的代价之后建立起了我们共同向往的公平、和谐的世界。曾受禁止的、
处处遭压制的社会主义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我们所向往的、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
追求、期待而又未实现的东西，正在由为不屈的意志所鼓舞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们变
为现实。在古老的沙皇帝国的上空，飘扬着共产国际的红色旗帜。再没有人剥削人
了！资本主义终于被打倒在地，被碾碎、被消灭了！前进！人类不会灭亡，俄国开
始了新的一天！”
　　　　在西方一些国务活动家的咒骂声中，如同在镜子中一样，映出了共产国际对世
界革命最终要到来的坚定信念。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的工作结束后两周，劳合·
乔治对法国总理乔治·克雷孟梭说：“整个欧洲都充满了革命情绪……现存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各个方面都为欧洲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所怀疑。”　　　　　　　　　实际上，早在共产国际开始输出革命之前，革命就已经开始迅猛展开了。在没
有莫斯科帮助的情况下，　仅在轰轰烈烈的几周内，匈牙利（3月21日）和巴伐利亚
（4月7日）相继成立了共和国。共产国际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曾预言说，一
年内整个欧洲就会变成共产主义的欧洲。但布尔什维克遭受的打击是沉重的：成立
还不到一个月，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就被正规军和起义部队打败了，而8月罗马
尼亚的人侵则结束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
　　　　1919年10月，共产国际在西欧创立了两个秘密组织用以传播革命：柏林的西欧
秘书处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柏林的组织是由雅科夫·赖赫（化名为托马斯同
志）领导的，而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则是由西博尔德·鲁特克格思领导的。列宁亲
自选定了这些人，认为他们比那些名气较大的德国和荷兰的共产党人更合适，因为
后者就他看来可能会不遵从莫斯科的指示。他和他们每个人都见了面，并对他们初
期的秘密任务、经费及联系等问题亲自做了指示。尽管有种种防范措施，西方局还
是很快就被警察局盯上了。　1920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第二天，俄国来的
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波洛金就发现，荷兰警察局在隔壁房里装了窃听器。
他试图告知与会者有危险，但警察局已比他领先一步，逮捕了所有代表。虽然他们
最终都被释放了，但英国的代表却没能得到他们翘首期盼的共产国际答应提供的资
金，结果是空手而归。1920年4月西方局被关闭。
　　　　命运对柏林的西欧秘书处还是比较厚待的。托马斯同志成功地利用了秘密间谍
网，其工作人员持外交护照往返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给那些党的战斗队员提供了
伪造的证件，资助了德国和其他的西欧共产党。因为警察局更多地注意的是男子，
因而他的信使中有许多女性党员，　其中就有在1921年4月当上捷尔任斯基副手的约
瑟夫·斯塔厄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的妹妹。托马斯居然租了两架飞机和一艘不
大的轮船，将持有伪造证件或外交护照的代表送到彼得格勒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
代表大会，这也显示了他的精明能干。
　　　　在彼得格勒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主要由列宁起草的“二十一条”，事实上是确
定了共产国际成员的军事纪律。所有共产党的活动都应是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并用，
同时建立了一些平行的非法机构，以在关键时候帮助党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代表卡尔·拉杰克称：“俄国是工人阶级已
掌握政权的唯一国家，因而全世界的工人都应成为俄罗斯的爱国者。”大部分外国
共产党人都同意这一说法。英国工党领袖们的界定十分贴确，他们认为英国共产党
“是莫斯科的富有教养的奴仆，”而它却是自愿地、甚至是高兴地接受这种奴役的。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一名持强烈批评意见的英国代表从彼得格勒回来之后写道：
“很显然，对于许多共产党人来说，俄国不是一个他们可以学习经验的国家，而是
一个神圣之至、可望不可及的国家，在它面前他们须俯首贴耳、就像那些穆斯林圣
徒在祷告时面向麦加方向一样”
　　　　季诺维也夫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宣称，　执行委员会不仅有权。　而且也有责任
“干涉’　那些已是共产国际成员或是想加人共产国际的共产党的工作。　进行这种
“干涉”的主要工具，就是那些被称为“莫斯科的眼睛”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共主
席、参加大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保罗·莱维，在1921年同共产国际决裂之后写道：
“这些代表从未与那些独立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合作过，他们总是站在他们背后与之
作对。与当地的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受到莫斯科的信任……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就
像是肃反委员会派往国外的方案制定人。”
　　　　“莫斯科的眼睛”们是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们的职责包括准备秘密汇报。
这些汇报，用托马斯同志的话讲，是做给列宁本人及共产国际“小局”（即事实上
的政治局）的成员的。而意大利社会主义分子贾钦托·塞拉吉的说法更形象。他说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在国外的行动就像是些“灰衣主教”：他们对社会主义政党搞分
裂，其结果是1920－1921年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建立起
了新的共产党。1920年，在图拉举行了筹建法共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法
国社会主义者安德烈·莱·特罗克尔不无气愤地发言说：“虽然我也想加人第三国
际（共产国际），但我不准备容忍这种没完没了的、甚至连我们的代表大会也不放
过的监视行为。”
　　　　共产国际的特使对在共产党的活动中引入那些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时期采用
的秘密手段起了促进作用。在他们的活动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从莫斯科获取资金
来资助共产党和亲苏维埃的报刊。资金主要是一些从沙皇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没收
来的珠宝。据被驱逐到巴黎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首都的大公们说，他们有时还能认
出（当然有时不排除搞错的可能）一些陈列在珠宝商店的珍品是原沙皇国库里的珠
宝。芬兰女共产党员（其丈夫于1921年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艾诺·库西年回忆说，
1920年冬，他丈夫曾资助一名叫卡尔麦·皮卡尔的芬兰共产党员前往伦敦执行秘密
使命：“当时我丈夫忽然从西装背心的口袋里拿出四颗大钻石给我看，并说：‘它
们每颗都值四万元，我已记不清是按什么货币换算了。’然后他把钻石交给皮卡尔
的妻子，笑了笑，说道：‘这些钱是给你们路上用的”
　　　　一家经营社会主义报纸的年轻经理弗朗西斯·梅内尔也曾将沙皇的珠宝带出境
过。尽管在回到英国后，他多次遭到搜查，但警察却一次也未能当场将其抓获。有
一次在“钻石旅行”中，他将两串珍珠藏在装有荷兰黄油的罐子里顺利带走了。还
有一次，　他给自己的哲学家朋友奥卢·贾德寄去了一个包裹（此人后来成为BBC广
播“答听众问”节目的颇受欢迎的主持人），里面装的是伪装成高级巧克力糖的珍
珠和钻石。回到伦敦后，梅内尔即被“伦敦警察厅刑事部”扣留搜查。当然，在他
身上什么也没找到。两天后梅内尔从贾德那里拿回了自己的包裹，然后和妻子一起
“干了整整一个小时的非常不利于健康的工作”——吮吸那些裹上巧克力的珠宝。
　　　　这种用沙皇的珠宝来资助世界革命的顽童式的热情，自然时常造成一些麻烦。
1919年，波罗金受委托，将缝在皮箱夹层里的沙皇珠宝带给美国的共产党人。因为
怕有人跟踪，波罗金请他在船上认识的一个同路的奥地利人照管一下箱子。那人对
波罗金保证说，一定将这些箱子送到芝加哥。但从此它们就消踪匿迹了，而波罗金
本人也在一段时间内被怀疑偷窃了这些珍宝。
　　　　共产国际最初两年的秘密活动，主要是给那些非俄罗斯的革命者和亲布尔什维
克分子以指示和资助。　直到1921年3月，才在德国开始了第一次革命的尝试。德国
“三月行动”的倡导人是别拉·库恩——是当时非俄罗斯人的共产党人中最有功绩
的一位。　他参加过十月革命，　曾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共产国际”
“小局”的委员。库恩曾说：“资产阶级政府现在还很虚弱，这是组织起义、罢工
和暴动、对他们逐个进行打击的最佳时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德国，依他看来，
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列宁并没有像他那样头脑发热，这时他对世
界革命不可避免的信念也开始减弱。”他认为，苏维埃俄国必须同帝国主义暂时和
解，以重建这个国内战争后成为一片废墟的国家。’但是库恩还是得到了列宁的支
持，一一他向列宁表明，在德国的行动会减轻苏维埃政权所遭受的外部压力。
　　　　1921年3月初，　库恩随共产国际秘密代表团来到柏林，策划德国的革命。共产
国际驻德国的主席托马斯同志气愤得不能自已。后来他讲道：“我极力提出抗议，
井要求将库恩召回。我向他们提出证据，表明在德国还不具备起义的条件。莫斯科
则保持了沉默。　”尽管如此，到3月17日，库恩还是得到了德共领导人的支持，他
们宣称，“从此所有工人都被号召参加斗争。”法国、英国、捷克等国的共产党代
表人被召到德国来充当见证人，　并从中汲取德国革命的经验。3月21日和22巳，开
始了罢工和工人运动。　3月24日，德共发布指示开始全国总罢工，并号召工人拿起
武器，但是绝大多数德国工人并没有响应这一号召。到4月l日，为数不多的几个起
义中心都惨遭镇压，　于是德共又开始号召工人们停止罢工。起义过程中有145名工
人被打死，不少人受了伤，有3470人遭逮捕。在二月离职的德共领导人莱维指责共
产国际，说是它迫使德共尝试了这次连德国人自己都反对的革命。他称：“由于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错误，以及它对德国共产党的这些霸道行动，使得在此之前欧
洲唯一的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性政党遭到了极度威胁。”但是接替莱维任德
共领导人的根利赫·勃兰特则说，　那些关于执行委员会以及“接近它的人物”　与
“三月行动”有着某些牵连的说法，不过是“卑鄙肮脏的诽谤，”。共产国际的主
席季诺维也夫也附和说，这种指责是“可耻的谎言”。但到了1926年，这个“谎言”
得到了官方的证实，在他的正式传记中说道：“1921年，共产党人派他赴德国；任
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三月行动’。”
　　　　尽管列宁和共产国际都不曾表示对“三月行动”负有责任，但在德国的失败还
是对苏维埃政策产生了根本的影响。现在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输出革命了，而是从内
部来巩固苏维埃制度。在1921年党的五大上，列宁表明了他要“让反对派就范，将
他们肃清”，以及建立起一个清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党制的共产主义国
家。列宁称：“我们还未让广大的群众信服。”饥荒席卷了俄国的大部分地区；工
业濒临崩溃；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发生了农民起义，就在举行代表大会的时候，当时
被托洛茨基称为革命的“荣光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的水兵也发动了起义，
反对布尔什维克制度带来的政治镇压和经济混乱。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宣言《我们
为何而战》中，将同肃反委员会的斗争称为是起义的主要目的之一，把肃反委员会
的活动同伊凡雷帝的禁卫军相提并论：“以警察宪兵为护神的君主制的权力转移到
了共产党篡权者手中，他们非但没有带给工人们自由，反而使其总是害怕哪一天会
被投进肃反委员会的监牢，而这些监牢的恐怖程度远远超出沙皇制度下的警察民”
肃反委员会总喜欢将一切视为阴谋，因而很快就认定喀琅施塔得起义是西方帝国主
义者的唆使造成的。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报告说，喀琅施塔得的暴动是由里加的法国
间谍组织的。他们伙同社会革命党人企图’‘借助水兵和有不满情绪的工人群众在
彼得格勒发动政变，法国打算在此之后将自己的海军派往波罗地海。”列宁同意这
个说法。　1921年3月17日，也就是德共开始准备在德国进行“三月行动”的那天。
五万名红军战士，其中也包括肃反委员会小分队，残酷镇压了喀琅施塔得暴动。
　　　　喀琅施塔得暴动加速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转变，尽管它不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
因。在党的五大上，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取消了余粮征集制，允许私人
经营和小型私人企业存在。除此之外还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向外国企业主表明，
他们可以为俄国的发展投人自己的才智和资本、从这时起苏俄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成
了进行缔结贸易协定和获得资本主义世界对俄国的外交承认的谈判。
　　　　1920年3月，　以外贸人民委员列昂尼德·克拉辛为首的苏维埃贸易使团抵达伦
敦，开始就签署英苏贸易协定展开了漫长的谈判。英国特工机关的报告中讲道，刚
刚到达英国，克拉辛的贴身助手兼翻译、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H·K·克雷什科和一
些“共产主义人士”就接触上了。而1920年12月20日，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三周年之
际，　捷尔任斯基所做的建立“国外处”（这便是以后有名的nho的决定，是国外情
报搜集工作意义越发重大的又一个证明。
　　　　国外处进行外交情报活动的主要对象是英国，因为就苏维埃领导人看来，英国
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大国，是一把特殊的钥匙，依靠它布尔什维克俄国可以达到让资
本主义世界承认自己的目的。　英苏贸易条约签订还不到一年，在1921年3月，俄国
已同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奥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贸易条约。当英苏
条约签订的时候，刚刚诞生的国外处还没有关于英国对外政策的可靠的情报。在肃
反委员会给列宁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英国首相大卫·劳合则乔治——这位最有影响
力的贸易条约拥护者。报告说，首相的主要对手是“以寇松和丘吉尔为首的、有外
交部及其圈内人物支持的保守党。”很显然。根本不必用秘密情报部门来证实外交
大臣寇松勋爵同当时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内阁中两个反对
布尔什维克最厉害的人。　1920年5月，英苏谈判刚开始的时候，唐宁街10号的英国
内阁成员接见了克拉辛。而丘吉尔认为还是不参加这次会见为好，因为一想到他将
租这个毛发丛生的黄拂狒握手”他就觉得难受。寇松则参加了会面，但当克拉辛向
他伸出手来时，他却站着一动不动。只是当首相本人对他说：“寇松，要有点绅士
风度广他才握了握伸过来的手。除了以寇松和丘吉尔为代表的贸易协定的主要反对
者的表露之外，　肃反委员会在1921年3月对英国政策的真实内容及那些决定英国对
外政策的势力所能了解的东西很少。那时丘吉尔还是自由党人，当然，就如肃反委
员会认为的那样、不是保守分子。直到1924年，温斯顿·丘吉尔才成了保守党人。
　　　　据肃反委员会的文件记载，当时其最主要的，大约也是唯一的英国政策方面的
情报提供人，是记者阿尔托尔·兰塞姆，此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儿童作家，写有著名
故事集《燕子和女骑手》——讲述一些乘船游玩湖滨区的奇遇。兰塞姆身上集中了
杰出的语言大师和一名求知欲极强的学生的品质。作为《每日新闻》驻红色俄国的
记者，他是由一种细致人微的洞察力和孩童般天真浪漫性格的奇妙结合体。他赞叹
那些“善良的、优秀的、绝望的、疯狂的、务实的。无忧无虑的、轻信的、多疑的、
目光短浅的、敏锐的、精力极充沛的布尔什维克”，被他们建立新社会的革命思想
所吸引；“每个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只要其青春还未枯萎，其双目还未黯淡，都
可能是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者—t…假使我们这里用血和泪铸成的总不是我们梦想的
那个金色的城堡，它们也值得我参与和理解，哪怕仅仅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这样
或那样树程度上对青春有笔未付的债。”兰塞姆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熟识。
并且，在同自己的英国妻子进行了漫长的、不愉快的离婚诉讼之后，他娶了托洛茨
基的女秘书。兰塞姆并不掩饰他对捷尔任斯基和副手彼得斯的崇尚之意：“捷尔任
斯基——这是一个沉着冷静的革命的热衷者，他对自己的信仰笃信不移；也不承认
任何凌架于自己之上的至高权力。他多次进过监狱，在那里他颇引人注付，因为他
总是干一些对其它监禁者说来不愿干的活儿，比如擦洗牢房、倒脏水等。他有自己
的一套关于自我牺牲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个人应该善于承担那些否则要由许
多人分担的重负和痛苦。这就是他不愿担任现在这个职位的原因。”
　　　　甚至是在别人向他提供了表明肃反委员会的残酷性的证据后，他还是为其存在
辩护，认为它是对付混乱的唯一选择。而且在1921年，他还试图为镇压喀琅施塔得
暴动寻求开脱。
　　　　无论肃反委员会还是英国秘密情报处，都对兰塞姆的身份很感兴趣。尽管英国
秘密情报机构的一些人认为他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可其他人还是在寻求机会以利
用他与俄国领导人的广泛接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秘密情报机构争取兰塞姆的
所有努力都一无所获。在兰塞姆的传记中也写道，无论是他还是秘密情报机构。都
未能“互相利用”。如果把兰塞姆与秘密情报机构的关系相比较——他自己时常提
起此关系，目的是以自己与英国有影响的人物的来往为布尔什维克高层人物留下印
象一一他很少能在肃反工作人员中受到更高的尊敬。兰塞姆在战后同特工机关以及
负责居民破坏行动问题的情报局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经会过面，对此肃反委员会
想必会一清二楚的。
　　　　尽管1919年兰塞姆从莫斯科去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　但此后许多年间，　他以
《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到过俄国，在他那极简短并且不很工整的日记中提到
过，在出差期间，他曾见到过肃反委员会的一些高层人物，如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彼
得斯和温施利希特。肃反委员会中与兰塞姆来往的还有肃反委员会代表克雷什科，
他是参加英苏贸易谈判的苏维埃代表团成员。
　　　　肃反委员会错误地认为，为《泰晤士报》效力、并于1922年成为该报国际新闻
部主编的加罗尔德·乌尔雅姆斯和秘密情报处工作人员保罗，杜克斯，是那种对寇
松和丘吉尔强烈反对签署英苏贸易协定的态度起了主要影响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在肃反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外观察家中占上风的一种倾向，他们都过高估计了
《泰晤士报》和英国特工机关在白金汉宫（指英国政府）权力阶层中的影响力。那
种认为乌尔雅姆斯和杜克斯好像扮演了某种反面角色的想法，很有可能是由于兰塞
姆对他们的评论造成的。兰塞姆曾和乌尔雅姆斯关系不错，但后来因为他对布尔什
维克的强烈仇视与其断然分手。至于杜克斯，兰塞姆则因他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
合作而对其耿耿于怀。依兰塞姆所言，杜克斯为秘密情报处执行的秘密任务，使得
他“想起俄罗斯就好像是一只被追赶的狐狸想起猎手一样。”肃反委员会还误认为
乌尔雅姆斯是一个男爵，他“娶了一位名叫特尔科娃的女子为妻，而该女之父是一
名持有立宪民主党保守观点的著名政治家”。读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认为有
必要进行一些修改，便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个条子，上面说，乌尔雅姆斯的妻子不是
特尔科娃，而是特尔托娃，并且她本人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立宪民主党人”（“我
的妻子还是在年轻时就同此人很熟悉”）。
　　　　兰塞姆总是想夸大同英国政府的联系和对其的影响，这也使肃反委员会产生了
误断，认为他在l921年初的俄罗斯之行，是他和另一位英国商人莱特从劳合·乔治
那儿接受的特别任务的一部分，目的是促进贸易条约的签订。兰塞姆试图使肃反委
员会相信，同英国相比，“苏联在东方有着更大的影响，如果把俄罗斯的影响与英
国的影响相比，穆斯林世界对前者更有好感。从中肃反委员会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认为英国没有能力对付苏维埃在东方影响的扩大，因而它决定加快贸易协定的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