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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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到了，号召夺权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有精神准备。当时，设想在今年二、三、四月可能看出眉目来。现在，可能拖长，二、三、四、五月。　
所谓决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决战，不是解决一切问题，主席讲明年二、三月看出结果。　
因为这个夺权是史无前例，是由上面发动，下面动员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有无产阶级专政，有解放军保卫，没有历史经验可循，对形势只能作一般的估计，主席当时说二、三、四月有个眉目，真正完成还是要看明年二、三月，一年才能看出来，不是由时间的长短来决定的。　
要看主席指的方向，时间的长短有偶然性，看工作做得好，时间就短一点，工作差一点，时间就长一些。　
准备夺权的有七个省市，北京就是个夺权单位，红代会准备夺权，主席知道了，只有学生开代表会，为什么工人、贫下中农不开代表会？中学生也常常批评我们，中学生也要开代表会，三方都要看，何必急呢？三方开了，合起来，建立委员会，这就比较全面一点。　
抓革命、促生产也是主席的号召，去年生产搞得好，农业是很大丰收，不仅是粮食，还有油料、糖料等。工业快过第一季度了，必须抓紧，生产必须抓，如果生产停顿了必须用军事接管来解决。但不同于解放初，现在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夺权的基础是好的。这次夺权除了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要一分为二，一九四九年是由农村到城市，但没有形成群众性的自觉的行动，这次群众自觉起来行动，条件不够，可以通过军管来促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这是过渡的办法。　
全国准备夺权的有七个，还有七个还不明朗，十个军事接管，五个夺权，共二十九个，这是全国的情形。到五月份时间就差不多了。　
陶铸的说法，怀疑一切，实际上把毛主席、林副主席孤立起来了。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世界人民的领袖，林副主席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其他的人要看他的大方向，允许说错话，可以贴大字报，但必须是善意的，要用主席的干部政策对待干部，只能用同志式的帮助，批评，这是完全允许的，还有一种不是善意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红旗四期是反形“左”实右的，第五期社论是反右的，这两个社论回答了两个问题。在两条路线上展开斗争。在群众来说，不要否定一切，要一分为二看待干部，进行排队，另一种是对领导干部说要统统一下子保下来，这是不对的，应该实事求是。干部的情况要看历史的发展，改了就可以重新胜任，有的历史上无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了新错误就不能再保了，再保就不行，对干部要一分为二，照毛主席讲。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屡教不改的，就可以教育。　
二、主席关于军训的批示问题：要全院训练，不要对保守派不搞军训。不是造反派的不要，歧视他们，而应该教育他们，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不仅要解放，还要（……不清）全世界进入了那个形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就小了。　
三、现在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为什么不提新反扑？矛头应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保守派从政治上教育他们，进入夺权斗争，革命派中发生了问题，私心杂念也有了，有的不该夺的，也夺了，甚至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合起来搞假夺权，有的夺了权，排斥另一派，压制另一派……这是夺权中出现的问题，这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在学校里是另一种形式，过去否定一切不好，现在一些当权派、小当权派、负责干部出来压制群众，恢复旧的秩序，我们要建立新秩序，打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他要恢复旧的，从广义上讲，就是复辟。在机关、学校、企业都出现，夺权是从上而下的（指单位），这次复辟逆流也是从上而下的。　
思想也有新陈代谢，还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不但要世世代代传下去，而且要推广到全世界，我们要敢于做去思想上灰尘的工作。　
先念同志问题，以后要在财贸口子作检讨的，陈云同志的问题是过去的事。文化革命他没参加。他的问题是中央常委间的问题。这个人的思想是右的，但不属于文化革命范围。例如，过去陈云同志家里有人要去抢材料，陈伯达同志亲自去保护，把材料运到中南海去了。打、砸、抢是不允许的。　
联动的思想很嚣张，现在还在活动，这倒是个大问题，你们有弟妹，干部有子女。联动不但思想嚣张，还有物质基础。联动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文化大革命。当然弄出问题也不大，只不过是一小撮，不过要重视，北京反联动思想还不够猛，力量不大，这样会培养法西斯，什么“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抢、砸还有革命的？　
这一次搞出了一批叛徒，红卫兵是有功劳的，瞿秋白是叛徒，写过求饶信。安子文的组织路线、反动的学术权威要当靶子批判。　
先念同志三月十日的讲话基本上是对的。内容我们讨论过，中央文革看过，有人说我是对的，先念同志是错的，这是挑拨我和先念同志的关系。火烧李先念的问题，问我，我当然不赞成啦，不同意李副总理大字报上街。　
团结　95％　，现在还早呢！革命派联合必须彻底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主席一边，按十六条办事，大方向一致的，把几个观点不同可以联合。　
焦点在骆风问题，据说李先念也点过骆风的名。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　3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　1967　年　4　月。　217）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系统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李先念　
1967。03。21　
〖地点：国务院小礼堂。国务院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代表和财贸各部党组成员出席。〗　
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很对不住大家，昨天晚上大家呆了半夜，昨晚搞了两个座谈会，搞了一个是黑龙江的，一个是安徽的，继续下去就不行了。财贸系统座谈会是最多的了，你们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还要找我，现在怎么谈法？你先谈还是我先谈。看来财金学院“八·八队”的大字报，提了一些问题，我来解答，你们同意不同意？当然有些不是属于我答复的，财金学院八·八队，有一个批判分队的“从来急”纵队，“匕首纵队”“追穷寇”分队，转抄了一些东西，是三月十七日的东西，时间比较晚了一点问你们的意见，是我问你们问题呢？还是你们提问题我解答（群众说：请总理讲）好！我讲，你们事情比我知道得多，有些问题，你们比我知道得多，我找谁去问问题呢？这二十五个问题，如果可以答复，要我讲，我讲也好，对形势有好处，这样也可以节省时间，街上有大字报，小报。　
一、毛主席为什么在接见张春桥同志时说，今年三、四月是决战时期，我们如何理解其深刻的含义？　
主席讲话登报了吗？没看见有，大概是传出来的。有这么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十个月吗，去年这个时期，毛主席亲自批转聂元梓的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全国轰轰烈烈的群众大运动，去年到年底已经七个多月，你们都熟悉嘛，运动本身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的目的，十六条规定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前七个月是思想准备，思想动员，树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露了以刘邓为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对立面搞得更清楚了，经过十一中全会，十六条，红卫兵运动，大串连，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到全国，从城市到乡村，十月一日，林彪同志讲了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中左派的旗子举得更高，保守势力缩小了，革命派从政治优势，发展到组织优势。不但做了思想准备，而且做了组织准备，这是第一阶段。再前进，进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突出，夺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这是上海工人阶级起了领导作用。所以毛主席抓住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的十一个团体声明和三十二个团体的紧急通告，和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以工人阶级领先，一月革命风暴，从上海发起，这是第二阶段。夺权斗争开始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经济主义进行反扑，不仅经济主义方面，还有其他方面进行反扑，进一步夺权斗争，夺权是必然的，这是反动阶级向我们挑衅，全面的阶级斗争嘛，党号召我们，毛主席号召我们夺权，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上海一月革命风暴所引起的这个夺权斗争，并不是说一些地区，一些企业单位，机关，团体都要夺权，这样就不是一分为二，这就没有阶级分析了。夺权是夺应该夺权的地区，企业单位，机关，团体的权。但是这必然会有连锁反应，农管不该夺也连锁反应了，这些一月份给你们座谈了，二月份也讲了连锁反应，所以势必带来连锁反应，必须要有精神准备，当时设想夺权斗争在二、三、四月份可能看出一些眉目，这是毛主席说的。现在看来，可能时间还要拖长了，到二、三、四、五月份。所谓决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跟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就是决战，不是一切都解决了，所以主席讲，明年二月三月四月看出结果，夺权首先是地方，全国有二十八个省市，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直辖市天津，变成了二十九省市，还有专区、县、公社、一般地说，顾不过来，有些地区搞了，最近中共中央发了通知，大队，生产队春耕大忙，不进行夺权，二三四月不能普遍铺开夺权。中央机关里权权斗争已经进行两个月了，现在眉目还未看清楚、企、事业单位更慢了一些，为什么这样？因为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最高统帅提倡的由下而上的发动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保卫下，夺权没有历史经验可学，自己摸索，对形势只能作一般的估计，北京革命群众的报纸，我不确切信，我只讲我自己的看法。主席讲主要二、三、四月份看出眉目（记录不清楚）现在只是估计，时间晚一点，早一点，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搞内战，但内战以前已经有了，四五年日本投降，四六年就进攻，大规模是四六年七月到四九年六月，三年半不到的时间就解放了全中国，四七年主席在陕北时估计的时间还要长一些，时间来得快一些，主要看主席的方向，方针，预言对了。中心是今年看清眉目，明年看出结果来，这是带偶然性的，工作得好，快一点，做得不好，就慢一点。同志们很着急，何必着急，急不行！现在同志们提出问题，觉得三、四月是决战，现在在房子里坐不住了，写给我信，今天是三月二十一日，等不急了，还有四、五月嘛，何必急呢？不是两个月过去就没有日子了。“三结合”，应该夺权的地方都得“三结合”，我从一月份，就讲“三结合”，首先在财贸口讲，在外事口讲，直到现在还没树立起一个典型，不能责怪谁，不是这里出毛病就是那里出毛病，没有经验，我们两个月也在摸索，不断总结，不是这两个月过去了，决战的日子就没有了。全国二十九个省市，我现在给你们讲一讲，现在已经实行“三结合”有临时权力机构的，有上海、贵州、山西、黑龙江、山东五个单位，五个单位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就这样，拿黑龙江讲，革命委员会，昨天晚上（二十号）谈之前还没有正式成立，一个夺权组长不是领导干部，一个组长是哈尔滨师大的学生，两个副组长，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哈尔滨工大的学生，而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一个十、七、八人的领导小组，虽然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已经站出来了，军区负责人支持革命造反派负责夺权，原来夺权只请他们作顾问，我解释了，才参加“三结合”做委员，直到这时才通，因为革命的学生说，如果让他们做组长，我们就变成阿斗怕做阿斗，就不要诸葛亮了。当然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诸葛亮，问题在你需要不需要，不在形式，关于“三结合”《红旗》杂志第三、第四、第五期社论都讲过这个问题，革命的领导干部可以成为“三结合”的核心，骨干力量，革命群众为基础，解放军代表为柱石，这样一讲就讲通了，经验和教训大家认识到，五个单位夺权，黑龙江比较早，还是这样反复缺乏经验，问题是方向对不对？是前进，不是后退。目前夺权有十个省市，北京也是准备夺权的单位之一。召开大专院校红代会，就准备夺权，在主席那里汇报，主席说为什么光开大专院校红代会，不开工人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中学生红代会，革命干部代表会呢？过去中学生批评我们只注意大专院校的工作，不注意中学生的工作，三个代表会最近准备召开，开农代会、工代会、中学生红代会，既然开了都是革命造反派大会，三个代表会先分别开，然后再合起来开全体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再开个群众大会祝贺。上海来得快，工人提倡议，后来边开会，上海各农村，不叫上海公社，怕全国都照抄。国家名称也得改变，改成中华人民公社。这没有必要，后来改成革命委员会了，天津也筹备，也在开各种会议，筹备中十个单位另外还有两（记录不清楚）噢！这里我讲错了七个准备夺权的省市，十个条件不成熟，先准备军事管制不成熟，左派组织代表没产生，好多派争执不下。过去是对当权派斗争，主要是对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向上。去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相比之下，保守势力弱小，造反派力量强起来了，从政治优势发展到组织优势，到今年一、二月份夺权，革命组织内部发生的争论，不易形成左派大联合，这时革命的领导干部没有出来亮相，另一方面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同反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毫不留情地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地毫不留情地亮相，取得群众同意……。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三结合”条件不成熟。在当地工作需要抓工业，作业，交通运输，卫生，财贸。春天来了，瘟疫多了，这样就发生需要过多的办法。需要军管，但这种军事管制，必须说明，跟初解放时的军事管制完全是两种性质。那时是共产党领导，打下了天下，把国民党赶出海，由上而下一一排除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抛开外，一般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学校都包下来。新的机构实质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基础上，人事制度也包下来了。四九年不能说是彻底的夺权。因此，继续了十七年夺权斗争，十七年由下而上不断地进行夺权斗争，如农村清匪反帮，城市的三反五反，五七年的反右政治斗争，六二年党内批判，提倡阶级斗争，六三年春起，进行三年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四清运动，都是夺权斗争，一般的来说，都是自上而下领导发动的，只有六六年五至六月份，“四大”才是最高领导毛主席发动的，这是真正由下而上彻底地群众大革命运动，是史无前例的群众几万万人起来要把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过来。去年的七个月，就作这样的准备，今年一月上海革命群众进行了夺权。夺权如果说是决战，这就是决战。这样的运动条件，不成熟不能急。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主席的号召，去年生产是好的，农业工业都超额完成了计划，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经济作物都超额完成计划。今年就应该继续增产，……，工农业，第一季度过了，必须赶上，但是夺权斗争还没有抓起来，如果一个地区的工作瘫痪了，过渡的办法就是军管，但是不同四九年，五○年军管。这是自己专政条件下，在毛主席领导下，在解放军保卫的基础上，只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其他的还要一分为二，一九四九年是农村包围城市，城市群众运动本身没有形成，虽然也是敲锣打鼓，但那是群众的热情，而不是行动。这次运动是城市群众自己起来行动，这样夺权，条件不够先等一下，军管促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建立临时权力机构，地方省市、专区、县都可以这样。条件成熟的有七个省市，还有七个省市情况不明朗，五个省市已经夺权了，十个准备军管和已经军管了，这是全国的情形，不管怎么样，三、四月份准备，五月份再试验，差不多了，这是对全国地区来说的。机关来说财贸口，本身或下属企业单位，个别企业单位，刚才说了条件不成熟，二月份夺权，不管党委是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我还不能下结论，财贸口停职已经有多少？（先念同志插话：十六个财贸口，八个单位，健康报不算，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外贸部，银行，供销合作总社，健康报，工商管理局），（群众：不是健康报，是前进报）啊！是前进报。这样八个单位，报社不算还有七个单位，十六个停职反省，数量不少，当然不只此，可能还有，上次希望大家排队，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拿财贸口来说，我首先要求“三结合”第一点没有经验，二月份只能说两句话，算也夺权，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虽然造反派占优势，开大会，我们支持了，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已在造反派手里，文革已不起作用，但保守派已屈服，夺权形势已经造成，经过三个月的斗争已经实现了，从政治上转到组织上的优势，应该算夺权，这早已肯定。第二，业务怎么办？一月中，我建议大家监督业务，中央各部直属中央，是中央的权，有许多机关是机密单位，如外交部，财政部，公安专政等更是中央的，外贸部一部分银行，金库大权，都不该夺，除去让大家监督业务。一月中试验可以，现在还可以监督，二月中出了毛病，外交出了毛病（记录不清）。　
中央调查过，泄密很多，对外经委，对外援助项目，不该公开的公开了，再不限制要超过。财贸口表现在财政部，是不容忍的，上次有许多预算机密，预算分配，做什么事，实际上都极端机密的，监督的都看了。这些东西在党中央只能政治局常委同志才能看，政治局委员也不看，不要说中央委员。建国初期，对党外人士当时（记录不清）……党外人士张文升给泄密了，后来经国家最高会议开除出去，财政部××泄的密，不好在这里说了，国防尖端不要算了，……。可以在预算中看出来，我们没料到监督组都看了，原因是主管的长字号都靠边站，阻不住了，青年没重视，犯了这样的错误。外交也有，银行也有，（李先念同志插话：武汉银行）。极端机要的材料要弄走，弄走了我们要负责，为什么不抓呢？十七日不能再等了，如果不是杜向光他闯进来，他来抵抗，现在造反派的信，还在手里，让他们去反省检讨，还没有回答我。财政部杜向光和造反派走到那样极端，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是党和国家不能容忍的，今天我还要讲，已经晚几天了，再晚了就要违背最高指示。许多同志不清楚后果，如不过问，过错太大了，不过问，我就辜负党和国家的委托，就要犯罪，我过问晚了几天因为忙开会了。因为这些事情超过了监督范围，为什么我对杜向光管得那样严呢？因为他是副部长，他知道嘛，财政预算要出去，他拒绝召开党组会议，就不能容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警惕，那次取得造反派的支持，财政部当时超过了监督范围，今后对外贸口应规定个范围，整风中提出要求，自己整风提出办法来，夺权斗争的基础吗！你们要联合起来，事情发生后，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垮台了，但战斗组还存在呢！事先我不知道，先念同志也知道晚了，后来方知道。司令部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可以搞联合机构，希望革命组织还是要联合起来，尽管战斗组在行政单位，上面还是要搞联合组织。两种联合，一个是司、局里有几个战斗组，大方向一致，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观点一致，局内就可以联合起来，还可以监督业务，形成部内联合，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另一种形式，司里有小，上边有大的也可以设临时的监督机构，不妨多试点几次。哪种合适，战斗组不要交叉。便于业务工作，业务时间搞革命，忙大家都忙，不能因为观点不同在工作中吵架，行动系统可以联合，大部分可以联合，总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搞起来。三月份已有十天，要把各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二、三月中整风差不多了，不能再迟了。这些首先请大家实现。至于外边是否来推动呢？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去年是可以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