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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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他说是造反派，年轻人造反好么，造走资派的反。现在查清，搞军队带头的就是他们。（江青同志插话：首先动手打解放军的就是叶向真、刘诗昆。）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生，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不可，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部队冲派也搞这一套，北京军区文工团“星火燎原”他们知道了，抢了先了，首先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的非常不利。　
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他们就做了很多坏事，而这时，我们逐步发现吴传启这个根子，这个是不得人心的，在中央文革开会时三四月份，更早在六六年底，提醒他们要和吴传启划清界限，他们退了一下，他们知道了中央文革知道了是不允许的，他就准备撤退，让吴传启、林聿时到河北赞皇县农村搞根据地，准备上山打游击，潘梓年，年纪大了打游击不行，就把他送到太湖养起来了，就这样暂时停下来。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这些坚持立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就反对，他们搜集材料，反对康生、江青同志，想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打倒。　
六七年　5　月　16　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　513　”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　616　”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口号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很反动，正好在这时开始有二月逆流，传到社会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央各部委，对准解放军。武汉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变成了什么角色，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依靠的伟大长城，六、七人闹的最凶。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总之这个问题摆在面前，当时的政策是割断联系，在北京有少数拘留起来了，吴传启到处乱跑，从西安到武汉，用飞机把他捉回来，潘梓年老了，从太湖把他捉回来，另外告诉他们组织有坏人，自己抓，有的连名字都告诉他们了，是为了把他们和群众隔开。第一是本组织自己抓比较好，第二是不要扩大化，第三是引导到斗、批、改上，第四是不允许二月逆流翻案。过年后，杨余傅的问题出来了，牵涉到更多，要更谨慎，要小心，所以没有广泛的讲，“　3。24　”、“　3。27　”讲了，只是一般的讲，要大家警惕就行了，没有今天讲的详细。当时还不知道这么多的内幕，到下半年解决天地派的问题，还有工人进驻上层建筑，工作转到这方面来了，深挖“五·一六”工作冷了一阵，同志们来了后，对“五·一六”不清楚，更不知四条汉子的问题，三十年代的问题，“二流堂”问题更不清楚，象今天这样对宣传队没有讲过，你们来了，我们的责任没有把他们讲清楚，去年八月以后，有的单位动的早，有的晚，有的人不敢下手搞，有一碗水端平的问题。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支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斗争，（江青同志插话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无所谓一碗水端平，因为他是秘密组织，是颠覆我们党，颠覆我们的军队，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六九年“九大”以后，新的党中央成立了，在斗、批、改阶段，在清队中，要把这个案子清出来，搞清楚。好的、坏的分不清楚，是非不清，有的是敌我问题，不清楚不行。学部搞了几百人，现在数目很大。（江青同志插话：一定要注意。）必须弄清楚才能定案。不能逼、供、信。要有旁证，但一定要发动群众和群众结合，不给群众讲，就没办法搞清楚。样板团发动群众比较好，有的单位没有发动群众就搞不清楚，今天承认了，明天又翻案，（江青同志插话：要搞政策攻心。）样板团的文艺战士顶住了。“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两面派，他们活动时间不长，有的有证据，有的没有证据。所以要搞清，不搞清对无产阶级专政不利。在北京，有很多人参加，极“左”思潮，烧英（国）代办处，违背了毛主席的外交方针，当时群众受蒙蔽，要把黑手抓出来教育群众。　
现在给你们讲清楚，我们耽搁一下子，希望你们认真讨论，要发动群众，宣传要和革委会，大联委互相联系，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干部，教育后代是有利益的。不能用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搞反革命专政，这种人夺了权，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为了小团体、阴谋集团，怎么许可？不揭发清楚总是不利的。　
总之，希望其他同志讲了，大家回去很好地讨论，这次会比十月份的动员，江青同志八月份讲话更进一步了。　
康生同志讲话　
我看讲话也要有的放矢，今天参加会的好多单位，不大清楚，其中有一个单位就是专案单位，我还比较清楚，不想多讲，将来把材料弄准确，详细一点，专门讲一讲，我想简单笼统讲一下，从文化大革命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斗争中，经常想到值得注意三点：　
第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舆论准备。”当时中央对周杨这些人的讲的，这种舆论准备，就是抓文艺、教育、宣传，同志们大多数在文、教、学，在支左，必须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这一教导，来看党内所有叛徒、反党集团，他们也是首先在教育方面特别是造舆论，所以同志们的岗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岗位。　
第二件事是反革命要反我们，他们一是抓舆论，另一方面是抓机要，要抓我们的核心机密，刘邓叛徒集团利用杨尚昆、罗瑞卿等人，完全掌握我们的核心机要部门，主要在中央办公厅、公安系统、调查系统。他们叫杨尚昆抓，他们要搞阴谋，就必须把这些掌握在他们手里。　
第三件事：从斗争中看，反革命进行阴谋活动，掩盖他们的面目，一定是要抓档案的，他们为了掩盖他们的反革命事实，投降、叛变材料和阴谋活动和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行为，首先从各方面抓档案，这件事刘少奇、安子文在全国一解放，首先抓敌伪档案，他们从北京图书馆查出叛变材料、自首启事，他们从报纸上全部挖掉，刘少奇、安子文他们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南京、上海、苏州、武汉查这些单位的敌伪档案，销毁他们的罪证，但他们没有想到，全国的报纸是挖不完的，怎么能够挖掉呢？（江青插话：连报纸都是销毁，报纸是烧不完的。）（总理：全国那么多报纸，他们知道哪个登？哪个不登？）今天讲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也不外乎走这个道路，抓文艺、机要档案。刘少奇、王、关、戚，他们有共同的手段。我们搞专案的同志，要得到这样一个教训。关于“五·一六”问题，不是　5　月　16　日的问题，刚才总理讲“五·一六”这个问题，不仅是　67　年　5　月　16　日通知发表，在这以前，从各方面情况看，说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怎样阴谋篡夺机要大权，这是“五·一六”专案的主要问题，大概是六六年十一月中旬、末旬开始作准备工作的。大家记得这时正是十月工作会议开完后，刘邓面目一揭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没有传达，他们的问题是在林付主席讲话后公开的，还有刘邓很不象样的检讨，刘少奇司令部垮台了，王、关、戚想代替这个司令部。他们的口号最集中的就是一个“权”字。“王八七”讲话，王道明可以当外交部长（江青：主席看过的文件，他们可以在上面写三个揪军内一小撮。）六七年一月戚本禹说：现在二十四级的干部可以做部长，意思说，老家伙都不成，就是他们这些人掌权，来上台了，军队也不成了，这是他们的基本纲领，戚本禹这一段完全是同主席、中央方针针锋相对的，他们想把无产阶级的人都赶下去，他们上台。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同志负责，他们想把汪东兴同志打下去，他们来搞，还要夺机要部门的权。六六年十月总理有一个讲话，就是机要大权是中央的，党的，毛主席的，这个权不能夺。发电报不能什么人随便都能签发，这些单位最核心的机密，不能夺权串联。第二方面讲这些部门不能串联，要不两串联，不就把机密串掉了吗？这些核心部门和别的单位不同，核心机密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可是戚本禹老婆邱良英勾结了一些机要部门的人来冲机要部门，戚本禹在六七年一月十四日讲话时，特别煽动要夺机要权，这是反革命报告，成了全国机要的行动纲领，煽动群众说“为什么机要大权不能夺？”他的报告是攻击总理，实际上是攻击毛主席。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六七年一月五日，王力有的讲话，特别攻击总理不能到机要部门串联的指示，戚本禹到机要局煽风点火，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他们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中央机要局的大权。他们掌了二十八天，夺权以后怎么办？他们一方面联络北京的外交部、联络部、冶金部、交通部、调查部一齐夺权。另一方面，当时全国机要人员大多数都来到北京串联，特别是武汉所谓造反派一千多人，就住在中央机要局，这样的地方我们都不能随便去。（江青：电台已经夺了权。）同志们要记住这个教训，这是有党以来，有机要工作以来第一次。第二方面叫反革命夺了我们的机要权，抵消了总理关于机要人员不许串联的指示，他们夺权后，就向全国、全世界发电报，真是反革命。王、关、戚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他们向全国发电报，对抗总理指示，外交部夺权后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反对中央，反对总理，反对不准串联的决定。这不就是犯罪吗？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对这些家伙我们不是枪毙的话，起码要判他个无期徒刑。调查部夺了权，就可以自己派人到柬埔寨使馆，把蒋匪气象击毁（？）。到处调查我们的核心机要密码，调查后进行扩散，完全帮助了敌人，还有冲军事机要处，他们联合冲机要局，富治算了一下，有几次我算了一下，有　13　次，最大约三、四次，每次　300　－　400　人。再一个来抢档案，交通部有个头头叫黄辉，砸了保卫处，档案有的到现在还没收回，据说有的弄到外国去了，我有本大事记　1　－　8　月份都记全了，在六七年一月一日，冶金部反动头子刘金洪，还有马金权和钢院的张建旗联系，共同收集材料，反对总理，反对汪东兴，实际上反对毛主席。五月　26　日冶金部准备成立“五·一六”兵团。总理要机要部门保守机密，他们针对总理的指示，外交部成立“大喊大叫”兵团，甚至讲恩来同志执行主席路线是动摇的。（总理插话：主席在六七年七月去武汉事件后，我去营救王力是对的，因为他当时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的。）与此同时王力抓电台，关锋抓军委三部，搞军内情报（江青同志：他们偷剪了我给陈锡联、黄永胜同志的信。）有的是有教训的，军管会的意见不一致，交通部的军管会支持黄辉抢档案的这一派，在机要局部门也是一分为二的，地质部两个机要人员，为了保卫机要档案，挨了打，打伤了，这样的同志，全国到处都有，坏人是少数的，一部分后台是王、关、戚主要的。　
江青同志讲话　
总理刚才讲了一个大体的伦廓，康老着重讲了一个问题的面，我就是补充一下点，供同志们了解一下。今天来的我也不熟，比较熟悉的五团、北影等，八一厂也不太熟，八一厂来了没有？不重复，有的需要补充一点。　
要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挂不上钩。当时我们分化王、关、分不开，就把戚分开了。但是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我那儿成了罗马大会了，摸到了我的生活规律，对这件事有个认识过程，我们都有个认识过程，同志们就更长了。今天总理、康老讲的这些话对同志们有很大的帮助，要好好学习。追其根，还是刘少奇的黑秀才、武将军，“文曲星”、“武曲星”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们是一案，最早是从七分钟的闪电开始的，当时对他们不了解。　
他们一是串通，二是演习，想到中南海陷害毛主席、总理，也到过林副主席家里，还围攻我。他们很早就勾结，又是黑秀才，我们不知道，怎么接见他们的，一九六六年初，对王力这个人我从来不知道，关锋写的文章我从来没看过，戚本禹写了一个“忠王不忠”我看了。我对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不报告主席、党中央。”这样才搞出来。六六年初春，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革文件起草成员，在上海我和他们有两个斗争。第一个是王、关、戚要求把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拉进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说不了解，没经过中央不能来。春桥、文元同志知道，总理也知道。第二个事情，戚本禹有个政治资本，后来知道是狗咬狗，所谓“八司马”。到四月十六日快起草了，北京搞了真包庇，假批判，他到上海去。他说：“八司马”是主席知道了的，有问题也要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温情，坏了要保留，我就打电话给汪东兴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南海工作，后来不知道，他已到了西楼。“八司马”坏了，他就坏了，后来发现把他弄到记者站，才发现的。　
我对杨成武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讲过他的坏话，但我和他斗了几次。一次是他假借抓大的，搞饶漱石专案，利用合法专案，搞了我那么多所谓黑材料，这个专案组并没有戚本禹，他呈阅时也写上戚本禹，我把戚本禹用黑笔画了。（问吴法宪是不是？）（吴法宪答：是）后来是我要戚本禹到上海取材料，当时只有我和叶群知道，我说没有，你再搞就是香港，就是台湾了，他就说：我不就成反革命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去吧。戚本禹也利用合法手段，搞了我的专案，就是“北图事件”，从图书馆、报纸、杂志什么都搞。中央批了，这是反革命事件，第二封信是法宪送来的，我一看又是“北图”，我当时就拍了桌子：“你是什么东西，老子不在乎！”这时已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当时七、八、九三个月主席外出巡视，林副主席八月也出去了，只有总理、康老在，他们一下子要端掉我们三个常委，允许不允许呀？（答：不允许。）他们要破坏军队，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因此就这三条，决定把他们捉起来，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报告了主席，先抓了两个，戚本禹没捉，差点把我害死。所以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今天无论如何替同志讲话的，特别是从去年八月份以后，还扭不（过）来就不妥当了。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二月逆流逐渐认识。六七年一、二、三、四月，我就说，你们要和吴传启、潘梓年划清界限，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说了多少次，他们就是不作，同志们有物证，捉戚本禹的时候，身上还有给彭真、翦伯赞、吴晗的信的底稿，总理有一份正式的，这是铁证，他是亲笔。　
六六年下半年，我感到他们不对头，他们开始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累了，身体不好，不要去了。”举个例子，捉萧华时，戚本禹说不要去了，后来突然来电话，指定要江青来，我当时觉得有预兆，我说非去不可。他们把萧华的党、政、军文件的钥匙，萧华秘书交给一个吹小号的。那里的档案是军队的机密。我说，谁要抢，我就要捉人，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我命令他们把钥匙交出来，后来吹小号的才把钥匙交出来。还有一次抢中央负责同志一类档案，我实在压不住，告诉了总理。他们抢档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假借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封，实际是偷，一种是利用群众抢，这是非常恶劣的。六六年下半年出我们几个人的丑。把我们几个人的象画在一起，出我们和主席的丑，我提了抗议，后来又出了我一个人的画本，这是破坏我们党，出我们的丑。我说你们不销毁，我要立即采取行动。六六年下半年要从工业、农业，到消费等方面调查一下，王力只是哼了哼，就这样没办法。他们大肆整我们，是在六六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他们要夺财政大权，主席说：财政大权可不能叫人家夺。他们是在六六年底，六七年春开始整我们几个人的所谓的黑材料。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把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讲话和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我们的讲话的录音放给同志们听。六、七、八月他们要下毒手，首先是危害主席，其次是总理，林副主席出去了，主席出去到那巡视，他们就搞，他们想一箭双雕。武汉的问题，陈再道这个人不好，主席回来，给我们说，先作军队的工作，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完全封锁。王力回来时，我还到机场欢迎了他，他负了伤，我说请医生给护理，他说“不用，杨代总长给我找了。”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时，主席和我、中央文革决定让富治同志主持，戚本禹想去当第一把手，他有什么资格去？他还想把富治同志弄掉，他想把中央文革架空，还有什么周景芳，据说也是萧华这条线上的，还有李广文，也是山东这条线上的。我们对他们的问题，一时挂不上钩，对冲派也挂不上钩，他们把邱会作同志的头都打破了，主席、林副主席说不能这样子，邱会作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象杨成武这样的人怎么敢怀疑？“红小鬼”、“老红军“，从来没有怀疑。但是作了斗争，大树特树，我和他们斗了两次。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这样搞。后来抢档案时，杨、余、傅给了他们解放军的衣服，他们到中央档案馆去偷查档案。我的有一个批件烧了，我说不能抢中央档案，我的“九·五”讲话讲了，其实七月底就讲了。你们可以读一读我的“九·五”讲话还有个八条十条的关系，我说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他们就不高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我，说“你讲的对”。我在九·五讲话中讲了，不能冲英代办（处）。他们还把援越的物资炮弹抢了，在整理文字时他们说这对红卫兵造反不利，不能写。我不同意，说不能去掉，造反在大使馆门前搞，不能冲，这是国际惯例，你搞人家，人家也会搞你，这是完全破坏。　
所以说，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当时我是部队的文化顾问，谢镗忠他们不理我，林付主席写信也不灵了。他们要抓肖力，捉了一个和他差不多的戴眼镜的，否则这个孩子就完了。这是一群非常凶恶的敌人，我在十二月发高烧时，他们串联很多人，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