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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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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的戴眼镜的,否则这个孩子就完了。这是一群非常凶恶的敌人,我在十二月发高烧时,他们串联很多人,在我体温低时整我,体温高时就高兴,就是想整死我,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给他放假。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们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罗。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他们没有枪的后台,没有萧华、杨成武,他们能搞吗?那天幸亏林付主席去看我,林付主席去看我,林付主席到处找,找不到,急了,一直找到中南海。林付主席问:你怎么样?我说不好了,钥匙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 
六八年三月份,就是在提出杨、余、傅之前,傅崇碧带了四个干部冲中央文革,是要给我们点颜色看看。我们出去挡了挡,他们一直冲进去,后面的车被八三四一部队挡住了,他们要进去捉人,其中一个人用皮包打我,据说皮包里有四支手枪,要打断我的背梁骨啊!文元同志作证(文元:很凶恶),凶恶极了。我说你们干什么来了,知道不知道这是中央的所在地,这时对他们的篡党篡政的阴谋已有察觉。他们的阴谋多了,中学生有个四三派、四四派、四三派我们接见了,四四派我没见到,他们挡驾,说“你身体不好,我们去看”,他们接见了。 
傅崇碧还给坏头头发枪,韩爱晶到这里开会,手枪上着顶膛子。同志们你们要了解,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到六八年林付主席下了决心,把杨、余、傅揪了出来,把他们端出来,就是胜利,首先是端出刘少奇、后端出第二套班子,纯洁了党,是伟大胜利,他们是近视眼,以为天下乱,是他们的了,不知道毛主席有几十年的斗争经验,什么样的敌人都见过。他们以揪刘为名,把中南海围个水泄不通,糟了,我们上了一个大当。 
“五·一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单线联系,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他们搞秘密活动,这是不许可的。你们要成立民主党派,可以讲,他们搞秘密活动来颠覆我们的党,颠覆我们的军队,这是不许可的。这中间是有曲折的,同志们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们没时间给同志们讲历史,后来赶上“九大”落实党的政策,以为对反动组织也要一碗水端平,但要给出路,毛主席讲过:“不给出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要给出路。 
六七年春,首先是文艺革命战士顶着牛,他们直接干,因为打了他们嘛,戚本禹要搞他的样板,我看了,这是“红毛女”,还搞了“海港”。在五月下旬,我感到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有人说:没有“五·一六”了,“不存在了”。怎么不存在?我们有材料。这就是糊涂。把“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当作群众组织,这就不对了,对不对呀?张光同志,你的错误就在这里,我以前不了解你,没跟你打过交道,在总理、谢副总理讲了以后,还没转过来就不对了,转过来了没有?(张答:转过来了。)转过来就好,请坐下。 
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才挂起勾来了,才知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是他们的基层组织,这个是有不少材料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应该提起同志们注意。在中央已经提抓“五·一六”时,要防止扩大化,要抓骨干分子,对一般分子,只要交代好的,要给出路,切记不要扩大化,要打击骨干分子,一要分清是非,二是不要扩大化,是抓他几个凶恶重要骨干分子,一般分子交待了,就给各种出路,重要骨干分子交代好的也要给出路。 
在文艺战线上,他们的黑干将是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在开十万人大会时,给贺龙的信是大红纸,上面写着“光临指导”,给我们的信写的是“勒令到会”。这条线,这些家伙,我给他们划了个线:二十年代是陈独秀,二十年代末是李立三,在党内三十年代是王明在文艺界的“四条汉子”。我们现在搞的材料,可以发给同志们,有备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发展的“二流堂”,“二流堂”就是二流子,二流子就是流氓,他们有党徽,党章,从重庆到北京,五七年定了案。王关戚又要搞这个案了,借此搞总理和我。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个裴多菲俱乐部,六十年代就叫“五·一六”。他们的背景是国民党的 CC ,叫中统特务。文艺“四条汉子”下面有 10 个演剧队,他们的骨干分子是坏的。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以前是王明,这个反面教员还有美帝、苏修、特务,美英法日特务,比方说李敦白和王光美有联系,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一办”的同志来了没有。李敦白和王光美的关系知道吗?(答:李敦白和王光美在延安就有联系。)他们是一脉相通的,破坏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破坏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付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颠覆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这些人同流合污了,他们有黑高参。我们傻瓜,慢慢地才认识,我们讲了就要头脑清醒,要认真对待,但不要扩大化,要按政策办事,首先分清是非,然后区别对待,我的话完了。 441)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周恩来 
1970。11。01 
〖周恩来总理 11 月 1 日、 9 日、 18 日、 20 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摘要〗 
一、对 1970 年“三·二七”通知的阐述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五·一六”。 1 月 24 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 3 月 27 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二、关于“五·一六”的性质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三,关于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承认了的所以容易翻,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群众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内部揭发检举和外部调查结合。 
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材料要交给群众讨论批判。 
四、要重本质,要抓罪行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 3。10 ”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 8。11 ”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在“五·一六”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五·一六”就是利用《 5。16 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五、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把材料准备好 
总要有些材料才有意思。光有那些抽象的,一般的不行,要有站得住脚的材料,公诸于众,才能发动群众。 442) 周恩来谈清华大学蒋南翔的问题(摘录) 

周恩来 
1970。11。01 
“中央专案组把主犯定了,从犯还没有定。清华的蒋南翔和刘少奇、彭真的案子有关。现在查明,他的历史没有背叛。他的思想很右,个人主义,是个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这和他的地主出身有关。文化大革命前,他吹捧刘少奇、彭真。‘一二·九'学生运动刘少奇、彭真根本没有份。当时彭真反领导,被捕以后自首了。彭真就和一些坏分子来往。张洁清的叔叔是个大汉奸,彭真和他们来往。可是,蒋南翔吹捧刘少奇、彭真。一九六五年,中央到上海开会去了,留彭真在这里看家。那时纪念‘一二·九'开大会,蒋南翔吹捧刘少奇、彭真,彭真几次站起来鼓掌,电视上有这些镜头。所以,群众怀疑他在历史上和这两个叛徒有关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正义的呼声。要允许群众怀疑,接受群众的审查。现在专案组还找不到材料,蒋和刘、彭只是工作关系,犯了严重路线错误。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提议要他下去劳动,不要老是关着。刘少奇、彭真常唱不同的调子,看来有矛盾,实际上是互相包庇。野心家,叛徒常常是两面派。天真地看问题,常常受欺骗,就容易犯错误。应该相信群众。要理解群众的正义呼声。领导同志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否则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得这样轰轰烈烈。” 
“‘内查外调',我的意思叫‘内检外调'。‘内查'总是由上而下,还是调查,还是专案人员调查,还是不发动群众,自己查。‘内查外调'都是调查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内部群众检举,然后外调。‘内检',‘检'就是检举,就是群众检举。‘外调',就是外面专案去调。” 
“考验一个干部,要看是否真正承认了错误,不经过群众讨论光书面检查不一定可靠。‘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要经过群众批判。把真实凭据稿到了,他就无话可说,否则一有机会,他就翻案。” 443) 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几次谈话(摘录) 

周恩来 
1970。11。04 
〖时间: 1970。11。04 , 11。09 , 11。18 , 11。20 〗 
1970。11。04 : 
“从 67 年宣布‘ 516 '是反革命组织。主席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写了‘ 516 '是反革命组织一段话,当时没有用黑体字发表。 1968 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 516 '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付。当时只成立‘ 516 '专案叫第三办公室,是公安部搞的,专案就是当专案搞。在群众方面, 1967 年 9 月讲了一下,重点讲的‘ 516 '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材料掌握得不够。 1968 年 3 月 24 日、 27 日开大会批判杨、余、付,讲了一下以后,大家听了林副主席的录音报告,以后就没有继续发动,后来就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开‘九大',又搞了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查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病历,都查到家属头上去了。戚本禹说,查出来了材料交给他,就有问题了,他拿去干什么?就是彭真的病历你拿去干什么?……北京医院死了个赵尔陆,是心脏病暴发死的,后来,几个坏人一定要追查,要写成吃安眠药死了,这不许可嘛!后来查出来是几个坏医生搞的。……比赵尔陆早死的还有一个孙志远,至于跟贺龙、邓小平紧一点,是工作关系,他是管国防工业的,我告诉医院要注意一下,谢华不晓得,我亲自去抓,有多少个部长住在里面,这是中央关心不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有坏的,如吕正操啦,还是好的多,我去看他们,组织抢救,林副主席打电话要我去看,有人就查林副主席通过谁打的电话……国防工业‘ 915 '‘ 916 '都去查,现在介绍信都找到了,抢救孙志远是对的……” 
“孙正搞了个‘ 3。10 '。他看了几个发言稿子,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一起……内容都是攻击性的。……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 49 期上他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你把这些事情报中央是好的,但你铅印是不允许的。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但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 
“ 3。10 对抗中央指示,我们让不要开。他说已经停了,后来发现没有停,先念同志打电话追查,他说停了,实际没有停,就把我和先念同志的话告诉他才停了。第二天又开黑会,不久贴出‘打倒×××'(估计是李先念抄者)的标语,说‘×××同志是大叛徒',这是反革命行动。主席看样板戏时说‘这口号是怎么来的?'主席在接见了朝鲜代表团时也说:‘不知道这口号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卫生系统始终没有大讲特讲……” 
“ 1967 年的‘ 3。10 '黑会,名为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名字是冠冕堂皇的,群众的心情是好的,会的本身群众要求开是好意的,客观效果很坏,起了放毒的作用,被阴谋家利用,被孙正利用……是反中央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1970。11。09 : 
“‘ 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 516 。……” 
“‘ 516 '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 8 月 11 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1970。11。18 : 
“……后来又利用了 48 小时的声明,这个事我应该负责,我批了。不过他们总是要找借口的,不是 48 小时他们也要找别的借口。那个时候,香港当局封了三个报馆,都是外围的外围。不是《大公报》,也不是《文汇报》。包括《晶报》在内,而且香港当局也只说封一年。事情没搞清就送来批,制造借口。他们利用这个借口,搞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是个阴谋。到现在还有人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民族义愤,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这样说法,不晓得是什么精神面貌!……主席和外国朋友谈起‘ 516 ',总要举例讲火烧英国代办处。……(原文此处一段不清楚)我们同英代表一说他们就懂了,英代办乖乖地躲到解放军的岗楼里,说有你们我们很放心,他们是活命哲学。……” 
“六六年刚开完十一中全会,就得到一本北航出的《战略战术》,那是什么战略战术,把戈培尔那一套都用上了,说撒谎久就成了真的了。我一看大吃一惊,你说不对,他偏相信那些东西,不让他搞非要搞。” 
“武汉的事情,本来主席只叫富治同志去,那里的部队原来是他指挥的,和他熟,陈再道这些人他都熟。王力后来也要去,说他们小萝卜头留下来干啥!富治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要去'。你说他支持地派,可是他带的人都是天派的,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支持一派的,都插手了。” 
1970。11。20 :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 516 '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附: 
毛主席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革命学生要团结,要联合,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 516 。” 
“ 516 问题不能一风吹。” 
1971。2。28 林副主席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 516 ,一个也不能漏掉。” 444) 周恩来对贺龙专案组请示报告的批示 

周恩来 
1970。12。03 
“东兴同志,这全部是公开文件,请你考虑是否需全部调阅。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消。现专案组既又重新提出查此人,可否先告专案组将邓小平以三反罪行、招降纳叛线索写一报告来,以便拟此查阅。周恩来。” 
附一 
贺龙专案组的报告 
康生、永胜、法宪、叶群同志: 
关于邓小平的三反罪行,招降纳叛等问题,经过调查,我们已掌握了不少材料和线索,但其中有些问题的核实和查证,还需要查阅一些档案材料。为此,我们拟到中央档案馆、中办机要室等单位查阅有关材料,并对必要的部分拍照取证。 
是否妥当,请批示。 
附:申请查档目录表。 
贺龙专案组 
1970 年 11 月 28 日 
附二: 
吴法宪对贺龙专案组报告的批示: 
可否查这些档案,呈请总理、汪东兴同志批示。 
1970。11。30 
445) 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

(概要) 
1970。12。19 ;中发[ 1970 ] 77 号 
1970 年 12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华北到会的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北京军区政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九人,北京卫戍区到会的有吴德、吴忠等三人。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 12 月 19 日,周恩来将 18 日开会所议给毛泽东、林彪写了请示报告。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 月 22 日,华北会议召开,揭发批判陈伯达,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 446) 周恩来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讲话 

周恩来 
1970。12。28 
〖时间: 1970 年 12 月 28 日凌晨 1…4 时〗 
总理:孙正专案组的报告,要罪状定实,不定实就不行,不落实就不行。 
(汇报:杜南交代孙正组织“五·一六”是 1967 年 7 月 23 日晚上八点左右……。陆纯祥等三人交代是五月,但情节一样。) 
总理:时间不是主要的,主要看情节。“五·一六”主要是性质,反革命性质。“五·一六”、“六·一六”时间是次要的,不然永远跟着孙正、杜南牵着鼻子走。 
先念:谈到杜南搞档案资料,收集中央材料……。 
总理:这一段要批,到 7。23 才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实际还早, 1966 年 8 月就开始了。许多事,历史要联系起来看。传单看过没有?孙正批了报销,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表面上对钱信忠,我们警惕了这件事。 
总理:交事实不要打叉叉,不要注解。打叉叉有一个不打,就含糊其意,增加自己捆起手脚来,谈他的原话。 
总理:任鸿来何时死的?去年 10 月来,今年二月自杀,搞专案的问题,总是一种麻痹,一种搞神秘化。 
总理:……叫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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