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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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关于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他用“四清”与“四不清”（经济、政治、组织、思想）的矛盾来代替毛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论官职大小，党内或党外，不论男女，只要犯了“四不清”就都可能被罢官。　
由于这样的方案，打击的范围不得不大大扩大。在农村干部中，小私利确实存在——例如把集体财产中的一点点作为私用。如果这样的行动就使他们成为坏人，那么几乎全部农村干部，除极少数例外，都得打倒。例如：假使有什么东西掉在地里（篮子、麻包或一截绳子），一个干部拿回家去，自己用了，他算不算一个贪污者呢？如果这都叫做严重贪污的话，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不得了！　
像这种行为只能归为小偷小摸一类。工厂干部也并不见得不干这类事。举例说吧，有人用工厂信纸写私人的信。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人们不能都很清楚地区分公私。甚至到了共产主义，还会有许多形式的斗争。所以问题不在于“四清”或“四不清”，而在于你走哪条路。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后十条。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园大队搞扎根经验。她完全执行刘少奇的指示，并且未经中共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国到处做报告。　
韩丁：怎样了解更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　
周：为了比较，你在去长弓村前，应该到别处走走。你不想去桃园大队吗？我自己没到过那儿。但如果有机会，我倒想去看看。　
刘少奇以自己夫人在那儿的经验为基础，在一个公开集会上说，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今天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已过时了。他就这样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会议。我亲耳听到他说这种荒谬的话。以后我去彭真那儿，告诉他：“这些话不能在人民之中传播，必须从他的讲话中删掉。”因此，（刘少奇的讲话）最后以一个修改本公布了。　
但王光美的未经修改的讲话却在各地传开了。录了音并且在全国广播了。我没听过录音带，不知道她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我知道关于报告的一些情况。那个桃园大队经验现在正在受批判。整个方法是主观的，不靠事实来检验，也没有调查。　
刘少奇把共产党和政府的干部看成是没有一个好的，全是一团糟，他打击一大片。当他或他的工作组去一个村子“蹲点”时，他们搞所谓的“扎根串连”这种神秘化的工作。在掌权十五年后，他们还做什么秘密工作呢？这样会带来什么好处？“扎根串连，秘密调查”——这一切都是和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刘少奇从不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作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落实。他把它变成一场干部之间“四清”和“四不清”之争。他们是贪污，还是没有贪污？还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毛主席曾强调说，走资派在党内），或好人坏人之间的斗争？由此看来，他一点也不要阶级路线。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完全和阶级斗争、两条路践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根据刘少奇的这种方法，可以撤换成批的干部并使另一批新的掌权。可把社教运动带到针对掌权者的无原则斗争中去。这就为通向资本主义复辟开了路。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座的一位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在刘的路线下工作，干样样事情都得根据一个人是否喜欢别人。一个人掌了权，别人就送礼给他，请他吃饭。　
周：当毛主席开始发起社教运动时，就是为了深入进行阶级斗争，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并为文化革命作准备。但刘少奇插手进来，改变了运动的形式，为资本主义复辟开了道。　
你如果去桃园调查，你应当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问，把情况摸清楚。大寨、长弓和桃园这三个村子是三个集中点。大寨走的是毛主席指示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干扰之下，桃园走过资本主义道路。我不知道今天长弓的情况怎样。长弓一度走到十字路口。在你写的《翻身》一书中，你反映了那儿的一些挫折。据我所知，长弓还有问题，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你可以比较一下。　
韩丁：文革的大方向是反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对吗？　
周：是的。沙石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它本来是一块不毛之地，除了石头以外，什么也没有。如今沙石峪人民在那儿耕作的泥土都是从别处运来的。我到那儿两三次。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年中，沙石峪起了很大的变化。那儿的前党支部书记是农民出身，曾经做过乞丐，逃荒到了那儿。他领导人民开山造田。从土改起，通过社会主义合作社，到公社建立止，他在生产斗争的各个时期都领导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虽然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当领导，但由于胜利使他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被腐蚀而停留在某个阶段。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整个沙石峪就只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大学。这是一种特殊待遇，而这两个孩子的行动也表现出了他们是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其中一个快要毕业了。她加入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回家保她那掌权的父亲。这使人们非常不满。大队队员起来造反，反对他的领导，我们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群众还反映了这样的意见。当这个村子开始盖房子时，规定每家造两套。这个大队长已有了两套，但他又给自己多造两套。一九六六年五月，当我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那儿去时，我发现了这个情况。我奇怪大队长的房子怎么会比别人的大出两倍。在紧接而来的热潮中，人们揭发了这件事，指责他们的大队长砍了村里的树替自己盖房子。　
人们指责他这两件事是十分严肃的。大家把他从办公室轰出来，撒了他的党书记的职位。这是正确的。人们又进一步要把他清除出党，但这必须得到遵化县委的同意。六六年冬到六七年间，我第二次去遵化县时，听说他们还未决定他的党籍问题。在他的案件仍在考虑期间，他像大队别的社员一样劳动，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然后在一批二斗三改造的运动中和在整党运动时期，他们决定保留他的党籍。最近我听说，人们决定恢复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因为他曾经砍了村里的树去为自己盖房子——也就是说，他会为了私利滥用公共财产——那四套房屋已被没收作为公用。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你如果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你就应当在那儿住上几天，设法了解整个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像这样的事件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在士地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最早实行的、已做好大量工作的地方，领导仍有时不免会犯错误。由此可见，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民主集中制掌握不好，如果人民不适当地监督领导人，如果不是真正走群众路线，特权就会兴起，那么一个党书记，就会变成土皇帝或地头蛇。他可以欺骗群众，要大家不顾私利，但他自己却成为一个官僚主义者，而且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萌芽”。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将它进行到底。而且还不能只进行一次。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只见到一次，但这儿的这些年轻人（指着韩倞和弗莱德　？　埃恩斯特）可能再见到另一次。他们将有权参加。　
在资本主义围堵我们时，由于中国这样大，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一次运动中得到解决的。最近，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说：“阿尔巴尼亚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而且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内，阶级斗争不会停止。接受这种想法的人已经有相当多了。在中国，要几亿人民明白这个理论需要时间、教育和实践。　
韩丁：人们是否需要在实践中获得考验呢？　
周：是的。人人都必须受到考验。　
就拿河北南部丁陆谷大队吕玉兰的事来说吧。她十五岁就当上了大队青年团书记。十八岁入党并当上她所属大队的党支书。二十岁被选为劳动模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组织不相信劳动模范，并认为他们大都是假的。由于当时学校暂时停课，许多红卫兵就到她大队去煽动。他们贴出了大字报：“打倒吕玉兰”。　
当时我们让他们（红卫兵）自由活动。他们想管什么，就管什么，这有它好的一面，因为它暴露了别有用心的人，它暴露了“五　？　一六”份子。当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有一个“五　？　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死硬的“五　？　一六”核心份子人数不多，但这些人确实当了“五　？　一六”的头头。坏份子变成坏头头。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跟着谁，所以当时城里的学生和当地的青年召集了许多批判会反对吕玉兰。她通过了道道关口。但她站得稳，后来被选为党支书。她参加了九大，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河北省委代表大会选了她当副书记。她现在只有二十八岁。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候补委员纪登奎，是河南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实际是保守派）反对他的斗争有一百多次。他们打他，还叫他“坐飞机”。但他经受了考验。他不是走资派。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所以在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是年轻的委员之一。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没有经过这样的冲击。　
在座的一个美国人：为什么极左派对外交问题这么注意，是不是为了针对你？　
周：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的“五　？　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　
但表面上，“五　？　一六”反对我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　
说实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不受到冲击。　
韩丁：他们怎样攻击你？　
周：人民大会堂是红卫兵未闯进过的少数建筑物之一。当然我们常请他们进来开会，我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强行进入过。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我们举行一个批判陈毅的大会。我也到会。据说那天有人打算把我抓起来。不过，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传闻。　
当时，第一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宋远利主持会议。现在查明，他是一个“五　？　一六”份子。我坐在他的右边。他左边坐着谢富治副总理。离我稍远一点是“六一六”（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头头刘令凯，他曾号召打倒陈毅。我同意出席这个会（这样可使这个会合法化），但这个会只限于批评陈毅，而不是打倒他。因为刘令凯曾公开宣称要打倒陈毅，刘应当是没有发言甚至到会的机会的。　
所以当我一见到刘令凯也在，我就问宋远利，是谁让他进来的，他为什么在台上。“他在台上呆着会好些”，宋说：“那杨他就不敢捣乱了。”　
但这些学生们自食其言。会议刚开始，就从二楼前座放下一块大标语布，上面写道：“打倒陈毅”。如果要在这一大群人面前表示抗议，就应当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沉默，所以我决定不出声。　
就在那时，他们通知我，刘令凯要发言。我对宋远利说：“你如果让他讲话，我就离开会场。”听到这样，他答应不让刘发言。但他在这问题上又一次失信了。当我出去休息一会儿时，刘令凯上了讲坛，讲了话。　
谢富治当时也在台上，他对这很不高兴。他找到了我。在我们二人都出了大会堂时，某些武斗份子立即跳上舞台袭击陈毅。但我们的警卫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当学生们跳上台打陈毅时，警卫员们围上来保护他。学生们漫骂，但警卫员说：“你们不能带走陈毅。毛主席下令保护他。”因此，没人敢抓他。　
韩丁：陈毅的事件已解决了吗？　
周：今年（一九七一年）五一劳动节时，当陈毅来到天安门城楼上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部门感到十分惊讶。陈毅病了。他是从医院直接来天安门的。他被新选为中央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不但中央情报局未及时得知，而且蒋介石的情报局也未及时得知。他们的运气都不好。当蒋介石得知陈毅在天安门上时，他大骂他的情报局笨蛋。　
韩丁：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内，你出了什么事？　
周：据说造反派的武斗份子要捉我——但我不太相信这项传说。假如他们不敢抓陈毅，他们怎么敢抓我呢？这可能是过分夸张的胡说八道而已。在这样一个公开场合，在这个时间，他们是不敢动手的。天黑后，周围没人时，这才是他们选择干他们的罪恶勾当的时候。这样的事件在外文出版社内出现过。几个好同志被谋杀了。所有这一切，直到去年才被发现和揭发。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许多好同志受到蒙蔽。他们分不清好坏。坏人利用最革命的口号。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毛泽东思想。他们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例如：他们抓住我有一次曾谈起蒋介石时说的话。当时是一九二四年，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而我是政治部主任。在那种情况下，我怎能不说几句他的好话呢？但他们要我书面骂他。当时我们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　
另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重庆自己的报纸《新华日报》上写过：“我们支持蒋介石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今天把这句话拿来，对年轻的红卫兵们来说似乎很可怕。他们问：“怎么能支持蒋介石呢？”　
从一九四五年到今天，才过了短短的二十六年，但我们的青年，因为他们不懂历史，有时就会被人愚弄和蒙蔽。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以及有关政策的斗争去教育人民。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451）　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周恩来同志的悼词　

周恩来　
1972。01。11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致悼词，全文如下：　
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同志在病假期中，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陈毅同志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历任师长、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理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地悼念陈毅同志，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完成国际国内新的战斗任务，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陈毅同志安息吧！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一日）　452）　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批林整风会议文件：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速记草稿，未经本人审阅）　
1972。05。21　
我们这次会议人数是三百一十二人，比去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九十九人扩大了。鉴于去年那个会议的人数比较少了一些，因此传达也就不很广。地方还好，中央的比如军事系统，中央文件发了六十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就扣住了，只发了七份。所以当时批陈整风的传达，在军事系统，军委直属的，就非常窄狭。去年七月被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方打招呼。犯错误就是要自己引以为戒，就要逢人便讲嘛，这才能够自己得到教训，得到警惕，人家可以监督，人家也可以引以为训嘛。这是主席对于历来犯路线错误的教导嘛。但是，当时黄永胜他们就不是这个态度。　
这一次我们这个会议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风了。九后二中全会以后，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干部，还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个错误的严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是如此。《我的一点意见》，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陈伯达这个骗子，由于主席的教导使相信他的人、上当的人觉悟了，警惕起来了。使跟他搞阴谋的人就不要搞了嘛。所以，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陈整风。整个精神，从文件上你们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九月十三把这个问题真相揭穿了，头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陈，不象高饶联盟那样。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刘少奇以后就是他挂帅来反对主席了。他是搞阴谋的，但是阴谋逐步要暴露，最后灭亡。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所以，这次开的会议就定名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也不要再说林陈反党集团了，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这场斗争，从二中全会以来分成两个段落，是贯串主席一条红线来指导这个运动的。因此人数我们就提议扩大，主席批准了。　
这一次批林整风会议，首先要学文件。文件相当多，要把它归一下类。政治局原来讨论了，昨天又请示了主席，刚才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大概初步定为这样的一些文件，正式的会议文件，有六种。　
文件之一，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一共十二件。《我的一点意见》，主席和斯诺的谈话，以及主席去年八、九月巡视南方各地，跟各地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三个是全文，其他是批件。比如说主席对中联部关于跟荷兰党内的人谈话的批示；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对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的批示；对华北会议的批示；对去年计划会议的批示等等，这些都可以在会议文件之二大本里找到。这个只印批示，不印原来的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去查就行了。但是为的要贯串起来学习主席思想，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如何教育大家，对林彪这些人如何教育，都可以从文件之一中看出来。　
文件之二，就是刚才说的，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有主席批示的、中央发的有关文件都印在一起了。这里头有的是要查的了，比如刚才说的主席的八个批示，从文件之二里头就可以找到报告的原文。同时，也有跟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联系起来学的，如材料之一，材料之二，在那个大本子里也有。从九届二中全会到九月十三日编为第一本；九月十三日以后到现在编为第二本，分为两个段落。　
另外有一个单页电报，是批评新疆关于新疆日报擅自登出林彪大福照片等严重错误的。这样性质的错误，不仅新疆有，浙江也有，比如这回安徽报告上检查也有。恐怕别的省这回讨论，你们回去自己检查也可能有。在去年九月十三日以后，我们只说以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有林彪的话就不要勾掉了。但是还继续登林彪的照片，还不断地引林彪的语录，一直到十月、十一月，吹捧林彪的话在报告上还有，这就是错误的了。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把这件也印出来，大家再看一看。这都是发过了的，但是不见得到会同志都看过。这是文件之二。　
文件之三，这是这回学习的重点之一，就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原来已经发了材料之一、材料之二；现在发材料之三。这个作为送审稿，还不作最后稿。主席在上面批了：“同意印发，征求意见。”就是到会的三百一十二位同志都可以直接提意见，同时也可以拿这些材料深入地批判，深入地揭发。如果在批判和揭发当中，还有新的、好的材料，更有分量的材料，还可以补充进来。会后我们再进一步修改，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各地去，层层下达。　
文件之四，就是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及陈伯达反革命历史的罪证。这个里头，也比过去的东西多了一些。就是他的国民党老反共分子证据确凿，托派证据确凿，被捕叛变自首成了特务，这也是证据确凿。他整个思想是从国民党右派一直到托派、修正主义分子。主席昨天还说了一件事，就是文字上我们应该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说这个形容词，修正主义还有革命修正主义吗？当然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