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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遇进行时 作者:方刚-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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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生物性格，人在情感与性欲选择上，同样具有这种不断尝试“新鲜”事物的生物学基础。对这种生物学基础进行规范，是“文明”的要求，他符合人类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关键的问题是，这种规范界定在怎样的位置。在不伤害他人利益下的个人自由选择，是人本社会一条公认的社会理想与道德规范，同样适用于两性关系。这便又引发出另一个更争论不休的问题：什么算做伤害？外遇倒底伤害了什么？不同文化，不同道德与伦理规范下，对“伤害”的理解是不同的。
对外遇的区别对待
当我们使用“通奸”一词来谈论外遇的时候，便意味着赞同这样一个观点：所有的外遇几乎伤害了所有的一切。当我们使用“外遇”来谈论外遇的时候，我们具备了不同外遇区分对待并区分评判的可能。
在社会的的价值体系内，外遇构成的伤害，首当其冲地便是伤害了配偶。法律中一度存在的“通奸罪”，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来确立的。但是，这条法律在中国早已经被废止了。近年，有人感叹外遇之风盛行，一再提出刑法中恢复通奸罪的动议，但一再被否决。持反对意见人士一个最重要的主张便是：从法理上讲，外遇不存在伤害的客体。而被确认为犯罪的行为必须有一个受此种行为伤害的客体。如果说外遇伤害了配偶，那么则需要首先制定一条法律：一个人某一器官专有使用权只属于其配偶。基于中国法律确认的婚姻关系不是奴隶主与奴隶的人身从属关系，这样的立法显然不可能出现。
也正基于上述尴尬处境，对不同外遇个案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再是用同一顶帽子打压，便成为可能与必须。
外遇伤害了配偶的感情，一直是一个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观点。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配偶一方有外遇时，另一方痛苦的眼泪。这在女性身上尤为明显，也正因此，为我们后面的思考留下了余地。我们不难发现，外遇令配偶痛苦根源在于：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在感情或肉体上背叛了自己。而“背叛”是一种私有观念的产物，只有当认为配偶的感情或肉体是自己的私人财产时，才会因这种“背叛”感到伤痛。嫉妒亦是很重要的原因，而嫉妒同样出于占有欲，是人类的一种低级情感。
八十年代末中国围绕着“第三者”与“第二者”的争论，是关于外遇观念一次重要的革命。在那次争论中，明确地提出了配偶不一定是“第二者”，外遇对象也不一定“是第三者”的观点。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人们不再轻易地对外遇一律痛骂，而开始做具体问题分析了。这其实是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理想的胜利，说明我们超越了对一个声音唯命是从的时代。
外遇还被认为伤害了社会道德与伦理。八十年代外遇现象在中国出现之始，这种指责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之的。但是，近20年间，中国社会的道德与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的变化，表现在对外遇的态度上，也开始区分不同“原因”造成的外遇，有些给以道德谴责，有些则给予同情甚至肯定了。
上述变化对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外遇本身，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不得不承认道德与伦理是一种变化的规范，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改变而改变。换言之，道德与伦理是人为的，而非自然产生的，是定理，而非公理。那些尊重人、造福人的道德与伦理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而那些蔑视人、伤害人的道德与伦理最终是会被历史改良的，也是我们有理由反抗的。
外遇还被人指责为破坏了一夫一妻制。人类两性关系史告诉我们婚姻制度是不同生产条件下的产物，是为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服务的，并且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期，我们由工业文明向计算机急速转轨。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与人际关系将更明显地呈现出计算机时代的种种特征，而这些特征也许现在还远非我们现在可以想象清楚的。
当外遇成为一种“潮流”之际，它被指责为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赖希则告诉我们，性被作为一种罪恶压抑的文化下，社会才是最不稳定的。
女人在外遇中与男人的最大区别
当我们就外遇中女性与男性最大的区别进行讨论时，便会立即想到，男人更多地到外遇中寻找性，女人在外遇关系中寻找往往是情。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男女双方在外遇中其它方面的诸多不同表现。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谈论的是在绝大多数女人身上出现的规律性特点，而我们对个体重视在其后的个案评点中显现出来。
一个女人红杏出墙，最常见的理由便是夫妻感情不好。即使她对自己的丈夫原本很满意，在一段外遇开始之后也会立即多少找出些感情方面的借口。因为我们的文化对女人因性“出墙”深恶痛绝，而基于感情的外遇已经被社会所同情、理解和接纳。
女人重情轻性，男人重性轻情，是社会习惯的看法，而很少考虑这其实是由男权文化造就的。女人重情轻性使得男人能够更好地控制他们的妻子，使他们外出狩猎的时候具有安全感，对自己继承人的血统较少怀疑。女人惧怕谈性欲求，即使在外遇关系中也是一样。性生活中女人易受伤害性，女人情感的敏锐性，也都是女人更多因情而介入外遇的基础，而本质上是男权千万年培育的结果。
女人在外遇中远较男性更多负疚感，许多男人可以做到轻松自如，女人却只有极少数能够达到这种境地。这完全是因为传统观念的内化在女人的身上远较男人严重，因为传统社会是男人的社会，传统社会的观念是男人用来奴役女人的，男人自己是不需要这些观念的，当女人被三从四德进行着教唆的时候，男人们却在三妻四妾。所以，外遇中女人的精神炼狱实质是由道德束缚造成的，是道德与伦理的毒害。
一个女人可能会说：我不是因为观念的束缚才有负疚感，我面对的是自己的心。这其实正说明了观念内化的顽固，旧道德与旧伦理即使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打破了，但它们早已内化于我们的内心深处，成为我们自己信奉的准则，想抛掉便难了。
也正因为观念内化的严重和重情轻性的心理，女人在外遇中多居被动地位。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她很难像男人那样平静地接受婚姻与外遇共存的关系，她的内心斗争一直持续着，出路只有两条：或者中止外遇，或者是中止婚姻。也正因为内心的冲突，一直处于外遇困境中的女人会做出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的极端行为，而男人很少会出此下策。
女人更多成为外遇关系中的“受害者”，我们这个男权社会对女人格外苛刻。
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下，总存在主流意识的背叛者。在九十年代末，由于西方现代观念的引入，特别是女权主义意识更多进入中国，外遇女性中打破旧有模式，呈现出精神状态与生存状态的人士越来越多了。对于女人的解放来说，这都是极具积极意义的。而男性其实也远非都是猎艳动物，他们在外遇中的心态同样复杂，我们的读者读者将从下面个案中有所了解。
外遇在未来社会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不谈历史，我们便不知道如何处理今天；如果我们不谈论未来，我们同样不知道如何对待今天。
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从产生那天便以通奸和嫖娼为补充。”换言之，绝对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外遇在今天的普遍盛行更预示着这种婚姻缺席的失败。
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认为一夫一妻专偶婚制的理想将彻底破产，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可以预料的未来人类社会中，它仍将一直是最主流的选择。不同于既往社会之处在于，可能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外遇将成为选择之一，它破坏了一夫一妻制所要求的配偶双方绝对忠诚的关系。它是人类对自由进行追求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多种选择的存在，而不再是一种模式的强权统治。
因为外遇还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社会的观念相斥，这将更鼓励婚姻形式以外的两性关系的存在，如同居，如试婚。但这些均将无法代替外遇，因为人除了渴望自由之外，还渴望安全感、归宿感，婚姻生活所能带来的安定、平静，以及相濡以沫的温情、儿孙绕膝的晚景，将一直诱惑着人们走入婚姻，也便为外遇提供背景。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对个人意识的尊重将越来越多，主流社会的道德与伦理正在趋向更多地以个人利益为评判标准。私生活变得与道德逐渐剥离，外遇所受到的指责将越来越少，除非与其它道德问题联系到一起。克林顿绯闻曝光后的命运走向，不是取决于他是否与莱温斯基有染，而是取决于他是否说慌，是否于预了司法。
婚姻的旧有矛盾无法解决，个人的自由又在加大，社会干预越来越弱，这一切都注定了未来社会的外遇将更加普遍。但是，它可能不会再成为一个被人们关注和探讨的问题，正如人们不探讨“看电视现象”一样。
这其实是每一个社会学者和著作家的幸运与不幸。幸运是因为他们关注的问题是所处时代的问题，这问题可以因他们的关注而进入另一种状态，为千万人带来新生活的可能；不幸也同样因为他们关注的问题是所处时代的问题，所以他们再多的努力都将淹灭于历史的长河中。
人类正是这样走到今天的。我们都是通向理想社会的铺路石子。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不能放弃真理，至少不能说谎——如果我们还不能尽情地阐述我们的全部个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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