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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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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由北京飞往深圳。
刚刚参加完电视连续剧《武则天》的开机典礼，又去深圳举办“晓庆”牌化妆品及我其他产品的新闻发布会。
飞机正在使你毫无感觉地以每小时九百八十公里的速度飞行。
我坐在最前面。无阻挡地眺望窗外，一片阳光灿烂。骤然间，一种异样的感觉升腾，升腾，弥漫我的全身：我不再是一个电影明星了；至少不单单是，不纯粹是一个电影明星了。
在刚刚结束的钓鱼台国宾馆里举办的《武则天》开机典礼上，几年来又一次仅仅以电影演员形象出现大众面前的我，已有了几分的不自在。坐在一大群中央领导人中间，前面有制片人、导演，后面有摄影师、化装师……又回到不用自己首当其冲、左右张罗的环境里，这种感觉使我轻松然而却又陌生。
九年来，我完成了不同领域两种截然不同角色的蜕变：洗去铅华，薄施粉黛，成为一个生意人；从艺术创作集体烘托的包装中挣脱出来，成了颇具规模的企业领导者、决策者。
圆桌会议厅被缭绕购烟雾所包围，置身于清一色男人世界的生意场中，自己是那样的柔弱、渺小而年轻。时常担心自己坐不稳椅子或是没有足够洪亮的嗓音谈判的同时，又惊讶地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着过去想也从未想过的庞大事业！
生命对于我们来这样地偶然：这一个爷爷和那一个奶奶在一个特定的瞬间相爱才会有你爸爸；那一位姥姥和这一位姥爷在另一个特定的时刻在一起才会有你妈妈；而要你妈妈和你爸爸相结合，恰恰是时候才会有你。况且，不知有多少生命得不到出生！
感受着天地涅槃的伟大，沐浴在生命的浩森之中，我秉行着新的座右铭——想做就去做。
我是一个幸运者。至少在这一点上可以这样讲。在过去，抱着近乎感激的心情我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十好几年的青春奋斗，成功，焦虑，恐惧，充斥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空间，直到一天惊回首，已过去了三十多个岁月。想想自己的年华去了哪里？最灿烂的二十岁到三十岁干了些什么？想不出来。模糊中觉得大概都是在纷乱的拍摄现场，黑暗而憋闷的摄影棚录音棚里消磨掉了。剩下的是什么？是那空洞、抽象，看起来光芒四射实质却残酷冷漠的四个字：“电影明星”。
从小到大，冥冥之中总是有一种力量在指挥我、指点我。也许是一种特殊的直觉吧。
每到一个关键时刻，每到一个三岔路口，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走哪条路，有一双无形的手推我去一个地方。
而这些路和这些地方最终都引导我走向一个又一个的成功。虽然有些路在当时泥泞难行，使我濒临绝境，可最后都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并还得到意外收获。
这些感觉使我心里存在着一把无形的尺子：用尺子一量我就能预知到自己是否适合作这件事并且是否成功。通过这把尺子的事做起来虽然艰难但是感觉舒服并且得心应手，不通过这把尺子的事根本就不做并且毫无兴趣。所以，我无为而治。我做我喜欢做的有兴趣的事，并且努力把它做好；我完成了从强迫自己到逐渐不强迫自己再到绝不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的全部过程。
一直以来，我认为电影演员只是一种生涯而不是一桩事业。虽然我热爱电影为它付出了最光彩的年华并且得到巨大的回报。我得了六次电影“百花奖”、“金鸡奖”，还有所有官选民选最佳女演员第一名；无论是我写的书我做的事我唱的歌我拍的电影还是我谈的恋爱我打的官司，都热闹非凡并且轰动一时；据说有人为了见我一面肯出一百万美元，还有人为了看我一眼付出宝贵的生命，有人为了和我说一句话被人群挤踩得血肉横飞，虽然我觉得这一眼未免太昂贵，并且认为牺牲生命血肉横飞实在罪孽，可信程度也大打折扣，可是我想演什么角色就能演什么角色，想找到最好的合作者就能有最好的合作者，从而心想事成游戈在艺术的自由王国，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也许是物极必反吧？烦恼和恐惧一直在我胸中，并且逐渐成为主流。
几年以前？至少在十年之前，有一个声音就在不停地告诉我：“够了！足够了！去做新的事！到时候了！……”这种声音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频繁，以至于时常把我从梦中唤醒。
做新的事？做什么事？茫然。
每个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做新的事是我从来的需求：学音乐够了就去拍电影，拍电影够了就去写书，写书后又录磁带唱歌，不满足再去做制片人，再不然出国办影展，开演唱会，和香港合拍了再与台湾合拍，演了正剧演喜剧，演完喜剧再演武打片，女皇演过了，垃圾婆演过了，温柔的、性感的、年轻的、年老的都演过了，剩下的只有演神经病、老处女了。
这几类角色又如何能充实我突然之间觉得漫长的一生？新的事？还有什么？
还在较早的时候，刚刚把《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拍完，我来到《芙蓉镇》剧组。
由于马不停蹄的拍摄而感到身心疲惫的我简直不能掩饰对电影的厌倦，我时常对周围摄制组朋友志得意满地多次重复说：“不想拍了。这部戏以后我不想再拍电影了。无敌最寂寞。”当我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地大概说了八次，还是九次？十次？突然有人对我说：“你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你还早得很。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这是姜文。当时他只有二十二岁。
犹如在背后击一猛掌，我从此开始了与姜文激烈而长久的辩论以至争吵。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捕捉反面信息就是我的特长。
我们无数次在拍摄现场为了“话剧好，还是电影好”闹得不可开交无法继续拍摄。导演谢晋及全组成员只有停下来等我们吵完平心静气以后才能再开始工作。
可是我确实不想拍了。真的不想拍了。面对众多的剧本及导演热忱的邀请我兴味索然。电影对喜新厌旧的我来说已经毫无新鲜感也没有刺激性。我不想做同一件事做那么久。拍电影的时间太长了，我的个性不允许我再往下做。如同再美味的东西吃多了也会腻一样，电影这道佳肴我是“吃伤了胃口”了。
我讨厌电影明星的一切：访问、拍照，参加各种会议，应酬。我开始不见记者，同他们吵架，从不参加三个人以上的集会或活动，只要看见有摄影机或是照相机对着我便条件反射神经质地大喊：“不！”
而同时我贫穷。徒有显赫的声名却不具备哪怕是起码的物质生活。我没有房子住，也没有“拜客衫”，还有那么多的官司及数不清的麻烦：偷税啦，离婚啦，和记者吵架啦，打观众啦，桃色新闻啦”……一切都随着电影明星这个头衔成几何级数地膨胀，而我的工资却不能增多。我可怜的每个月五十元人民币的报酬和我一起同强大的社会作长期、持久、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荒唐可笑的螳臂挡车。（接下页）
当巨大的社会车轮风驰电掣般开过并轻而易举淹没了我声嘶力竭的呐喊之后，我突然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了深深的沮丧。去你妈的电影明星。真他妈的没劲透了。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十几年的青春换来这一大堆的乱七八糟。我不是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观众吗？要是每个观众给我寄一分钱，不，哪怕是一半的观众每人给我一分钱，再不，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哪怕是八分之一八十分之一八百分之一的观众每人给我一分钱，那是什么成色？肯定是另一番景象。
可是没有人给我寄钱。没有任何人给过我一分钱。只有个别的观众寄钱给我替他买书什么的，我一看钱不够还得倒贴，就根本没收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我在愤怒与悲哀之中翻滚、挣扎。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
然后我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我当然不愿意灭亡。终于有一天我爆发了。一爆发之下我去了法国。远离了电影明星。此一去整整九个月。
九个月之后我回到了北京。洗净铅华，摇身一变，我成了一个商人。一切对我来说已是别有洞天，换了人间了。
虽然我参加拍摄电视连续剧《风华绝代》，可一切对我已有了新的意义。我面临着另一种挑战，生命的第二次冲刺，我进入崭新的人生。
在数不清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得相当多的问题是：“做生意和做演员有什么不同？能否为我们谈谈你做生意的甘苦？”
“甘苦”？几年来的生死沉浮，怎“甘苦”二字了得？而做生意与做演员有那么多的截然不同，无异于在几年之内拔苗助长地上了十几所大学。
普天下的报纸如雪片般飞来，再次掀起“刘晓庆现象”的狂潮：“刘晓庆在××市购地二百亩，建一座明星城”，“刘晓庆在××市投资××亿，修建豪华区”，“刘晓庆在××市……”，‘晓庆’牌系列化妆品席卷京城……”，“‘晓庆’牌饮料……”，“‘晓庆’牌美容加湿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在此之后的新闻则是：“刘晓庆哪有这么多钱？”于是报界、新闻界又抛开我这个当事人，围绕我的钱包开展讨论，众说纷纭。
找我支持、捐款、赞助的信件堆积如山。仿佛我这里每天都会从天上洒下“钱雨”，而恰恰是掉到我这个小小的地方。
许多人都断定我挖到了金矿，理直气壮地到公司来要钱，我不在或是给不了就臭骂我一顿，就像这里是他家的银行。
办任何事，买任何东西，只要看见我公司的名片，就狮子张大嘴劈头盖脸咬一口，根本置报纸上认为我其实没有什么钱的言论于不顾，取他们所需。借钱的、找我投资的络绎不绝，每天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形形色色各类人等使公司职员应接不暇，忙乱不堪。
公司成员一再增多，经营范围总是在扩大，仍然跟不上社会的需要。
我又重新陷入舆论的重重包围之中。无论我自己本人的意愿如何，人们就是要关心你，管管你。虽然我当了老板目的是退隐幕后，可大家还是当你在前台，仍然把你作为假想对象指手划脚议论一个溜够。
这当中最多的问题则是：“你如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每个人都想发财。每个人都想了解并且借鉴别人的生财之道。
问得多了，自然就又开始烦了。索性横下一条心，还是自己把自己拎出来得了。这就是我最早想写本书的起源。
囫囵地把从明星——生意人的过程回忆一遍，路途中竟充满了惊险，于是我最初在心里把这本书的名字定为《我的六次危机》。当然模糊中觉得可能不止六次危机，因为是草草想来大约重大危机是这么多。其实脑海里觉得这本书的标题应该是《我的×次危机》，而最后的定稿只有看写出多少次危机再填空填上了。
整天走马灯似地来回忙碌、写书的事也就一再搁置下来。直到一天深圳有一位叫王星的先生来访，讲到即将在深圳的一次文稿拍卖：
王：我们想在深圳举行一次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我：文稿竞价？搞得成吗？
王：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提高文化的地位，从而使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我们想搞一次文稿拍卖。希望你能参与、支持这一个活动。
我：哦。那肯定我的书价格最高喽！（笑）
王：（笑）所以我们想得到你的一本书。
我：我没有书。只有一个标题。给你们一个标题吧。可以吗？
王：标题也可以。什么标题？
我：“我的六次危机”。（突发奇想）不，“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我拿出纸来，在纸上写下“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我：（又一想）不对，富翁是男的，应该是：“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婆”。
王：“富婆”太老了，叫“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吧。
我：（开心地大笑）好啊！“富姐”不好念，叫“姐儿”吧。
大家开怀大笑，我叉掉“富翁”的“翁”字，写上“姐儿”。于是就成了今天这本书的副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
事过之后，我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在我的潜意识里，这个文稿拍卖的新生事物恐怕是搞不成的，尤其是在深圳——人们称为“文化沙漠”的地方。中间，王星曾几次与我联络，大约是两三次吧，要求我写什么委托书之类，我匆匆写了之后传真过去，也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几个月后，突然一天翻阅报纸，看到一个大字标题：“刘晓庆的《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拍卖了十七万”。十七万！和我几年前牵扯到的一个偷税官司数字一样。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又听到消息说变成了五十万、八十万，又过了一个月，组委会请我去了深圳。
在深圳，又一声拍卖的槌声敲落，我的书拍卖了一百零八万。说是我的书，准确地说其实只是一个标题，因为我还只字未写。
就像是鸭子上了架，这下子非写不可了。
铺开纸张，坐在桌前。脑海中奔腾汹涌，一时间难以平息。和写《我的路》时一片空白相比，十年来增加了太多的内容。想起那会儿小小年纪居然感叹“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实在是幼稚可笑得很。无病呻吟得很。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岁月倥偬，转眼间我从一个小女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人。我拥有了一切：金钱、声名、地位、成功、美貌、健康，同时我还拥有温馨的家庭、理想的爱情。
可这是怎么回事？就像月亮，表面看上去皎洁、光明，高挂在天上，而在月球的背面，凹凸不平，坑坑洼洼，充满了凄清和悲凉。
记得一九九一年初，香港卫星电视中文台为我拍摄了一个《中国影后刘晓庆特辑》，并且安排了我与台湾记者越洋对话。其中有一个记者问我：“你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我回答说：“成为一个电影演员。”记者又问：“那么你认为最不幸、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成为一个电影明星。”
究竟是什么时候我成了电影明星？哪一天？哪一时？我记不清了。我是明星吗？
事实摆在面前：这么多炫目的光环，这么多的污泥浊水、重重苦难。哦，电影是一门多么残酷的事业啊！
我承认，我曾经有过十分飘飘然的时刻，在我的少女时代。当我拍完了第一部电影《南海长城》，人们一见我便叫我“甜女”的时候，在我拍了《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一出门满大街人叫“刘晓庆”的时候，当第一次看到人们蜂拥而至，只是为了得到我的签名的时候，当我的照片第一次登上中国最有权威的电影杂志《大众电影》封面的时候，云里雾里的感觉遍布我的全身。
时常看任何电影杂志，观赏任何歌舞表演，或是坐在放映间里，我都为自己是一个电影演员，从事电影这个艺术王冠上的明珠这一事业而感到无比自豪。“无比自豪”这四个字的深刻含义也是在那些时刻才真正深切领会到的。哦，当时的我是多么陶醉而怡然自得啊。
我想，每一个成功者都经历过我当时的过程。
从影近二十年，看到银河星空无数璀璨的明星殒落，有些只划过一道闪电便瞬息即逝，才为我当时所处的环境而后背直出冷汗。
失败的考验固然严峻，经得起成功考验的人更少。能够从跌倒处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再继续前进的比经得起成功的概率要高，甚至高得多。
年纪轻轻由于过早成功，背上了包袱或是被社会定了型或是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或是很难再超越以前或是觉得已经足够而“范进中举”的大有人在。从一定意义上说，成功是对成功者的一种扼杀。
尤其在电影行业，绝大部分成功者在成功之前都是不能随自己的心愿选择剧本的。有一个拍片机会已十分难得，根本不能也不敢提出异议。也许第一部戏的角色并不是他（或她）的所长，只是勉为其难而已。稀里糊涂地努着劲拍完了第一部戏，凑巧由于导、摄、美等各方面配搭十分出色在精致的包装下得到了成功，于是各种赞赏、各种荣誉便迅雷不及掩耳地滚滚而来。刚开始还怀疑自己是否真如大家所赞誉的那样高与天齐，可日子久了，时间长了，泡在一大堆逢迎动人的词藻当中，就成了“三人威虎”的故事了。
知道“三人成虎”的故事吗？
某甲从街上跑来，告诉某乙说大街上有一只老虎。某乙大笑，根本不信。又跑过来某丙，告诉某乙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并且色泽斑斓。某乙将信将疑。又跑过来某丁，说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张牙舞爪要吃人。某乙大惊失色，扔下背包行囊屁滚尿流地逃走了。
三人尚且就能成虎，那么百人呢？千人呢？上万人上百万人呢？岂不是飞沙走石、山走路水倒流？
那些成功者都是涉世之初，还不具备辨别能力当然也没有抵抗力，于是自己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一个伟人了。甚至比大家认为的还要出色，还要不得了，也就把第一部也许不是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当成了自己的所长，背上了成功的包袱。他（她）们不敢超越自己，不能否定过去，深怕砸锅，唯恐失败，只有接二连三地重复，直到观众狠狠地将他《她》抛弃。而实际上，可能他们真正的才华还没有发挥，真正成功的时刻还未来到便彻底完蛋了。
还有的成功者，侥幸在一部戏里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于是社会及电影界便蜂拥而上，抢先将他（她）定了型，只允许他（她）演同一类角色，不认可他（她）的创新，于是也将一些真正的天才扼杀。
一九八零年，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开始在全国颁发选票。
当时的中国电影与现在的形势截然不同。
在那时，电影是中国老百姓唯一的一项文娱活动。没有电视，没有卡拉OK，没有舞会，没有生意从而也没有钱赚，在此之前甚至都没有电影，“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电影整整停止了十年。
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新一代的电影演员，我们都来自四面八方，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专业表演训练，纯属“在野党”。可是电影，作为艺术王冠上的明珠在中国独霸天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一代的电影人，在当时实实在在地拥有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观众。
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看电影、不喜欢电影，我们的作品占据了中国老百姓相当部分的时间，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对他们人生的一个时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届“百花奖”评选活动的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在此之前，“百花奖”只举行过两届，“文化大革命”停止十年之后，第一次恢复“百花奖”的活动，而“金鸡奖”还没有诞生，作为中国电影唯一当然也就最有权威的电影奖评选覆盖了中国大地每一个角落。
印有选票的那一期《大众电影》被抢购一空，《大众电影》编辑部专门重印了几次也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专门就他们手中仅有的几张，甚至是一张大众电影“百花奖”选票展开几天到一周的讨论，第三届“百花奖”评选成了举国上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而我当时拍完了《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并且已在电影圈及全国范围内放映过了。
根据“百花奖”规定，凡是本年度在国内公映过的影片都具备评选的资格。这么说，我有三部影片，也就是有三个角色可以参加竞争了。
有消息说，我是本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热门人选。而我的几部影片从各方面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众口一词，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收发室，每天观众给我的信件、邮包堆积如山，我不得不用麻袋去装。天天到北影来找我签名的、找我要照片的、向我表示崇拜的、爱慕我的、想跟我谈恋爱的、抱着被子蚊帐来跟我结婚的等等，络绎不绝，使传达室的大爷烦躁不堪。
而我只要在北影厂区内行走，处处都看得到以汪洋厂长为首爱才如命的北影人给我的春风般的笑脸，他们不管跟我熟不熟是否跟我见过面，都会停下来对我说；“你演得很好。”“你将来前途无可限量。”
我自己本身呢，正是处在腾云驾雾的时刻。虽然我还未调到北影，我与丈夫的家庭关系不算和睦。
可想而知，我对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怀着极大的憧憬及向往，并且在内心深处，下意识地存着捕风捉影的希望。
电影真是残酷的事业2
我天天向《大众电影》的一位摄影师——我认她为我的内线，打听选票的情况，我得知她们为拆选票，编辑部的员工加班加点，熬更守夜，辛苦备尝。
她告诉我，我的选票与另一位演员不相上下，编辑部的人都说我们俩之间谁没有得奖都怪可惜的。我提议她选十张票作抽样调查，拜托她第二天将结果告诉我。
第二天等不及我打了电话给她，她告诉我已抽样过了，在这十张当中我的选票要多一张，我欣慰了一些。在煎熬之中又过了几天再打电话给她，她兴高采烈地告诉说我的得票遥遥领先。
那时，我已结了婚。我和丈夫住在平安里的一个又黑、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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